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

文革期间，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对黑五类及其家族进行了大屠杀。

   譬如，在当局怂恿下，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杀死300多位“四类分子”，最年长者80岁，最年幼者竟是38天的婴儿。1967年，广西诞生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满门杀戮“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在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中，北京市第六中学的校舍变成审讯室，墙壁上就有用人血狂书“红色恐怖万岁！”整个中国因追究阶级出身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

当年横刀立马的大将军彭德怀

批斗陆定一

批斗彭真

批斗中央党校校长林枫

《解放军报》社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令

文革时期，敢骂刘少奇、彭德怀的不是好汉，敢批判毛泽东的才是真正的英雄。

当年《一份血写的报告》，署名是孙钧、苗家生、陈禹山三个人，但真正的执笔者、采访者是陈禹山。孙钧、苗家生其时是《光明日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陈禹山是《光明日报》记者部中写大稿的机动记者。 　　
　　１９７９年５月中旬，陈禹山得知张志新冤案平反，立即向记者部主任卢云汇报，经批准后，连夜乘火车前往沈阳采访。陈在初阅了张志新的基本材料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立即采访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和女儿曾林林，然后又到张蹲过的监狱，现场勘察张住过的"小号"（只能一个人坐、不能躺睡的特小牢笼）和被割断喉管的监狱刑讯室。在４天夜以继日地采访后，当晚陈流着热泪执笔写下了万字长篇通讯《一份血写的报告》，稿子写好，请孙钧拿去省委送审（当时任仲夷任省委书记，全力支持张志新冤案平反），通过后，第５天即坐火车赶回北京。考虑到今后辽宁站同志工作方便，陈禹山最后在稿件上把孙、苗二人名字署在了自己前面。文章发表后，孙、苗二人见署了自己名字在前，非常感动。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１日，我在深圳南山找到了陈禹山。 　　
　　年近６０岁的陈禹山，黑瘦而精悍，虽两鬓斑白，但眼镜后面眼神深沉。凝神沉默许久，陈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近２０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恳求他披露秘密，但他都一一坚决拒绝了。而今，在纪念"真理标准讨论２０周年"之日，在改革开放已进入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攻坚时刻，他觉得，到了全部披露张志新冤案秘密的时候了。 　　
　　几个小时的回忆，录音机记下了陈禹山保守了近２０年的张志新冤案秘密。 　　
　　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 　　
　　当年陈禹山在采访时发现，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有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 　　
　　第一个"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因为曾给校长提过意见，被校长串通学生诬告他强奸女学生，判处死刑。贾始终不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断喉管后再枪决，死时只有２０来岁。死后其家属在狱中拿回他的遗物，发现被子中缝有一张伸冤状，详细叙述了冤案经过与伸冤理由，"三中全会"后终于昭雪平反。 　　
　　张志新行刑前已被逼疯 　　
　　张志新开始和其他犯人合关在可以有地铺睡觉的普通牢房里，后来因为坚决不认罪，坚持认为不仅林彪、"四人帮"有罪，而且"毛主席也犯了左的错误"，于是在毛远新主持的辽宁省革委常委会上，由无期徒刑改为死刑。毛远新说：判了无期徒刑还这样嚣张，杀！于是张志新被改押在只能一人坐的"小号"里。经过多日的"小号"折磨，张终被逼疯：用窝窝头沾着月经血吃，在床上大小便。狱警上报此情，上面的回答是：装疯卖傻！  
正是这一指示，《一份血写的报告》见报时，抹去了直接表述割喉管的文字。但是文章发表后，许多读者打电话追问："把她按倒在地，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到底是什么意思。陈禹山和编辑部干事吴力田无法搪塞，只好如实告诉读者，是指割断了喉管。一位读者听后，在电话里哽噎说："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在谈到被害的刘和珍君的一位战友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的伤痕而被枪杀的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一声声义正辞严的追问，终于使陈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说明了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的细节，由此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割喉管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张案报道讨论在３个月后奉命停止，据信与此有关。

敬仰

冬夜来访的母亲

　　1978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的家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她就是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

　　王秋琳的到来，是因为苏双碧几天前（1978年11月15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评姚文元》。这是“文革”后第一篇为吴晗平反的文章。

　　一进门，王秋琳就直截了当地问苏双碧：“你在文章里说，凡是和《海瑞罢官》的案子有关的人都要平反。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那么，老百姓你们管不管？我的儿子是老百姓，也跟这个案子有关，是被枪杀的。他的事情你管不管？”面对这位母亲，苏双碧的回答脱口而出：“如果真是个错案，按照党‘有错必纠’的政策，当然应该平反。”这一句话，点燃了王秋琳心中的希望，苏双碧清楚地看到了她眼中闪出的亮光。

　　王秋琳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早已准备好的信，是写给苏双碧，同时转呈《光明日报》的。信很短，只有三四百字，大体上讲了这样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遇罗克在姚文元发表评判吴晗的文章以后，写了一篇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的文章。第二，遇罗克的《出身论》是批判反动“血统论”的。第三，遇罗克于1970年3月5日被枪毙，要求给予平反。

　　查找尘封的冤情

　　王秋琳来访的第二天下午4时，苏双碧骑车赶到了台基厂附近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个被尘封的墙角边，苏双碧看到了一大摞半人多高的材料，他数了数，一共24卷，这就是有关遇罗克的全部材料。虽然是粗略地一翻，但在苏双碧的脑子里就已形成了初步的印象，他认为这的确是一桩冤案，应当给予平反。但是，仅凭初步印象是不能作结论的。第二天，也就是王秋琳来访的第三天，苏双碧找到他的同事张义德、赵绍平，三个人一大早又来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个人围着乒乓球台，用了整整一天半的时间详细地查看了遇罗克的档案材料。把50多次审判记录一一翻阅之后，3个人都明白了事实的真相，也都感到了心情的沉重。他们看到，一个头脑清楚、才华横溢的青年，仅仅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冠以诸多严重的罪名，直至最后被夺去生命。他们还从材料中看出，逮捕遇罗克的主要原因就是《出身论》，但因为这毕竟只是个观点问题，构不成犯罪，于是遇罗克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纲”，直至成为“现行反革命”。在审判中，没有事实依据，全都是各种抽象的罪名，如“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等。然而，就是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束了一个优秀青年的生命。

　　还历史以真实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由此揭开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的序幕。文章刊出以后，很多人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是，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人却寥寥无几。是24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长达15000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1966年2月13日这篇长文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在《文汇报》的一角。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1966年底，遇罗克又因《出身论》一文，再次为当权者所不容。《出身论》针对的是社会上流布极广的封建血统论。遇罗克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他尖锐地指出，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用手抄出来的历史

　　了解了真实情况以后，苏双碧等人开始为遇罗克的平反工作做准备。他们一方面把已掌握的有关材料提供给北京市公安局，作为重审的证据；另一方面，苏双碧开始就这些材料着手为报纸撰写平反文章。

　　这期间，有关人员转来了一张胡耀邦写来的条子。条子的内容大致是：现在社会上正在搞张志新的问题，这种案子现在比较多，据说《光明日报》也在弄，有一个典型，建议这篇文章先不要上。胡耀邦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考虑。为此，苏双碧手中的稿子停了下来。而张天来已写了大通讯的第一稿。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很多人都在读遇罗克的文章，很多人传抄遇罗克的日记和诗，甚至在一些正式会议上，都有人公开朗诵遇罗克的诗文。遇罗克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勇士，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了解和崇敬。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据《炎黄春秋》第5期祝晓风、张洁宇文）

《请记住那些曾仰望星空的人》


1966年7月，遇罗克完成了《出身论》初稿，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身歧视曾长期成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依据阶级成分被实际划分为三六九等，影响其就业、升学、入党、入团、参军等几乎所有与个人前途攸关的机会。遇罗克曾尖锐地质疑：“‘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围绕出身问题，遇罗克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提出“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出身论》于1967年1月18日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原本印刷的三万份报纸在北京街头被抢售一空，不得不临时加印六万份。《出身论》在当时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为当时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论依据，在社会上引发了轰动。

遇罗克终因思考而获罪，并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青年诗人北岛目睹了北京工人体育场里万人欢呼下的最后审判，用诗记录下了自己的感受：

“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宣判遇罗克无罪。1980年9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划破夜幕的陨星》一文后，全国纷纷刊载关于遇罗克的文章。遇罗克并未获得烈士称号，归还给遇罗克父母的，是他被关押两年多期间学徒工的工资。

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的序言中，学者徐友渔把思想者分成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晦涩的理论，另一种人则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道出常识般的真理。遇罗克是后者的代表，捍卫的是常识，付出的是生命。

谨以此文，纪念遇罗克罹难4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