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观天下 - 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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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发表于: 2012-05-30

1960年，柬埔寨共产党成立，后来称为“红色高棉”。
1975年，红色高棉夺取了政权。
执政后，领导人波尔布特为实现他理解中的共产主义，实行大屠杀，柬埔寨史无前例的悲剧开始了。政府对被推翻的王室成员、政府职员等全部处决；短期内将城市人口押送到农村，并在迁移过程中有计划地屠杀；“先群众，后党内”地进行内部大肃反、大清洗。红色高棉在3年多的执政期间屠杀了全国将近六之一人口，100多万人。大量柬埔寨人流亡海外，幸存下来的人对这场血腥运动刻骨铭心，他们纷纷拍片记录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便是关于此题材的记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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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沙发发表于: 2012-05-30

影片讲述的是柬埔寨红色高棉在1975-1979年间的有计划的大屠杀。当年一百七十多万的城里人在被赶到乡村以实现红色高棉农业乌托邦的梦想中因饥荒和屠杀丧失了生命。S-21是国安办公室二十一号营的代号，它的别名是“毒树丘” （Hill of the Poison Tree），在红色柬埔寨统治期间，这个拘留所，以各种残忍酷刑而恶名昭彰，如今原地建有一个屠杀纪念馆。

导演潘礼德（Rithy Panh，1979年坐了四年红色高棉的劳改营后逃出，时年15岁）用了三年时间，访问了位于金边（Phnom Penh）的Tuol Sleng监狱（简称S21，其时有17000多人在此折磨至死或简单地被杀死。现为大屠杀展览馆）的当年的犯人（他仅能找到的两位）和守卫，讲述当年令人发指的灭绝性的大屠杀情景，探讨大屠杀为何会发生。影片没有一个特别血腥的镜头，只是从几个幸存者、监狱看守人员嘴里，慢慢讲述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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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板凳发表于: 2012-05-30

说句实话，看本片需要很大的勇气，许多时候寒气逼人，恐惧和心痛无以复加。片中人物对于历史的追溯主要通过活着的亲历者，已经被清空的当年监狱，保存完好的口供、犯人名册、档案、犯人照片等一手材料和亲历者的讲述，对当年场景的搬演以及一位画家的油画作品来展示。

片中说770万人口，被屠杀了200万人。活下来的画家35岁时被抓，侥幸活命，拍摄时不到60岁，已经满头白发；杀人者当年还要年轻些，当时20岁出头，如今依然头发乌黑发亮。片中的杀人者和打手，有的感到很羞愧，有的很困惑，也有的找借口推托责任，但是黑白头发的对比上，不难看出，他们除了遗忘过去，减轻自己的痛苦以外，并没有多少心理负担。

画家说，当你们把我们像畜牲一样对待时，你们自己也就和畜牲一样了。红色高棉要消灭一切敌人，画家说，用“杀”还把我们当生物看，用“消灭”我们就成了灰尘。本片的深刻不仅在于还原了许多当时的细节，通过一种记录方式帮助活人医治无法治疗的创伤，更是让我们看到历史挟个人的状态。

面对这些，我们该如何反思呢。红色高棉的暴行已经完全背叛了它当初的信仰，与主义无关，只不过是借助着某种名义干最惨无人道的事情罢了。不同信仰的人，不同利益的人，如何在一个社会中和平共处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确还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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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地板发表于: 2012-05-30

解放全人类，至今是个伟大的理想，可是，倘若理想变成了狂热，那么死亡就成为结果，20世纪给我们太多的教训，从古拉格到S21，人类必须记忆，没有记忆就会重复历史，华东医院病榻上有位老者曾经也有一个关于历史铭记的提议，但是，估计他的愿望要带进坟墓了。见证者正在死去，历史也就灰飞烟灭！

在S21只有昔时看守的叙述和发黄的的档案将我们的视点从空无一人的原址带到历史的深处。狂热的口号依旧，狂热的理想还是滚烫，可是，当我们听闻他们的遭遇，我们不禁询问自己：是他们错了，还是理想错了？

到了红色高棉后期，屠杀政治犯成为了家常便饭，记录片在S21大屠杀纪念馆死难者的照片上停驻，无数当年死难者的照片无声控诉这种惨绝人寰的暴行，据史料记载：S-21杀戮场，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仅在这个中心一处，就处决了两万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S-21发掘出近九千具尸体。还有许多死人坑尚待挖掘。这些人死得极其恐怖，红色高棉为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许多陈列的头盖骨上，留有被斧头砍出的裂痕。

表明上这是决策者或政治的罪刑，可是，这种罪刑的共谋往往是大多数的人民！记住伏契克的那句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但你们要警惕啊！人类的许多错误和罪刑都是在理想的光环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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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发表于: 2012-05-30

波尔布特作为毛氏思想的的绝对崇拜者，正是在柬埔寨追随文化大革命的脚步，同时他还有全面的超越。对毛的指示，波尔布特身体力行。此后，仅仅几个月内，波氏的蓝图便已席卷全国各地。一场中国人民曾经经历过的血腥革命运动，在柬埔寨全国轰轰烈烈地兴起了。他取消工资，取消货币、取消商品、消灭城市、消灭家庭。按照两人的共同观点，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而城市是剥削阶级聚集的地方，因而他们对大城市抱着敌意。毛说“城市太大了不好”，这成了中国几十年的城市建设方针。波尔布特则更干脆，来个彻底消灭城市。柬埔寨首都金边有200多万人口，波尔布特一声令下，3天之内全部赶到农村。毛泽东对波尔布特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

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等人。毛泽东同波尔布特热烈握手，波尔布特则激动地表示：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毛泽东谈道：你们的作战、战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我不谈了。并指着邓小平说，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

在一个小时的会见中，毛泽东详细讲述了路线斗争问题，他说：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五十年犯了十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毛居然还说：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毛泽东的指点，波尔布特深表认同，他说：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我从年轻时起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有关人民战争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指导了我们全党。当波尔布特谈到我们注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时，毛泽东提醒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鸠摩罗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说：他们说得比我好。波尔布特高兴地接受，并表示要努力学习这些书，但也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是月23日和27日，周恩来也两次在医院会见波尔布特。

1976年1月5日，柬埔寨公布新宪法，将国家正式更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2日，柬埔寨国家元首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发表声明宣布退休。6日，柬首相宾努亲王率原政府成员辞职。柬共向西哈努克表示的，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保持王国正统形式的承诺已是过眼烟云。4月14日，民柬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农谢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成立了以乔森潘为主席的国家波尔布特于其他人的合影主席团和以波尔布特为总理的民柬新政府。柬埔寨历史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两天后，毛泽东即致电乔森潘和波尔布特等人，祝贺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节一周年，指出：中国人民非常高兴地看到，柬埔寨正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相信，柬埔寨人民在柬革命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事实上，波尔布特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赞许与鼓励下，推行了一条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为左倾的路线。波氏通过血腥的专政要在柬埔寨进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消灭富人，追求平均；消灭城市，迁出居民下乡务农；毁掉家具、电视、冰箱、汽车等等“奢侈”物品；以革命性的名称更改街名；解体家庭，成立男、女劳动队强制劳动；改造知识分子，如不能脱胎换骨，就从肉体上予以消灭……。这场被柬共领导人称为“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给柬埔寨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波尔布特在执政的短短3年8个月时间里，造成了柬埔寨非正常死亡200万人之多，人口骤减1/3，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创造了恐怖的世界纪录。

图片:99D4AF85-5646-4613-AD83-B1EC82C2AB7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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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5楼发表于: 2012-05-30

红高棉金边狱长杜赫在受审的第77天承认，在红高棉统治期间，负责看管的杜斯兰监狱（称S-21监狱）屠杀了约1万7000人。

他在特别法院受审的庭上说，前红高棉领袖波博曾运用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想，来推行极端社会改革，清剿柬埔寨各大城市。不过，杜赫说，红高棉政权的“政策比中国文革还要残忍得多”，因为他们把人民集中在集体农庄中奴役，并在夺权后立即展开大屠杀。

杜赫说，红高棉的政策是铲除所有持不同政见的敌人：“（红高棉的）政策是犯法的，他们展开大规模屠杀。”他指出，在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士和精英都被杀害后，全国各地只剩下“集体农民阶级和集体工人阶级”。

最后，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以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判处杜赫坐牢35年。这一刑期在扣除他被拘留的时间和其他技术考量之后，减少到19年。

控方、红高棉受害者及家属广泛批评杜赫的刑罚太轻，他们认为19年的刑期将使他可以从监狱里放出来。

图片:B2DC8271-DFE4-434D-88DA-C988389DEEC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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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楼发表于: 2012-05-30

我稻田里的兄弟
崔卫平

2003年面世的这部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将镜头对准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最大的审查中心“S21集中营”，其全称为“第21号保安监狱”。1975年到1979年时期，这里至少关押了14000~15000名囚犯（有人相信总数超过20000人），最后幸存的只有六七个人，称之为 “灭绝营”一点也不过分。

此地并不拥有高效率的现代杀人工具，能够将人整批地处死，如同纳粹集中营里的毒气室。在经受了不同阶段的酷刑逼迫之后，囚犯们被木棒、铁棒、铁锹、镐、弯刀这些最简单、最原始的工具杀死，它们原来主要是劳动工具，连一粒子弹的代价都不付。将这么多人一个一个从后脑勺敲死，或用镰刀割断喉咙，这真是一桩令人难以想象的浩瀚工程。囚犯中也有一些人因为饥饿、疾病或者抽血过度等而死亡。

活下来的人数如此之少，年轻的导演只找到了他们其中的两位。因此而带来了这部纪录片最大的特色在于，不是众多幸存者，而是当年的看守来到镜头面前，成为影片中主要“出镜者”。他们一共有八九位重返旧地（超过整个活下来的人数），来到如今已经成为大屠杀纪念馆的场所，对着镜头讲述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想法”。那些长眠于地下冤屈的人们不再开口，我们只能通过看守们的讲述，来想象和感受冤魂们痛苦的身影。

影片导演潘礼德1964年出生，11岁时与家人一起被投入集中营，15岁时逃出，经由泰国到了巴黎，考取巴黎高等电影学院，1989年拍出一部关于柬埔寨难民营的纪录片“Site　2”受到关注，此后拍过剧情片《稻田里的人们》、《战后的某个夜晚》。这部纪录片花了3年的时间得以完成，引起巨大反响。

一

不知道导演是如何说服这些人来到镜头面前的。他们看上去如此单纯，应该是刚刚从稻田里走出来，脸上挂着羞涩的微笑，身材单薄，穿着土制的衣服，肤色黝黑，个子不高，看起来仍然十分年轻，40多岁的年龄看起来只有30来岁，当年应该是十几岁的娃娃兵。任何人不能从他们的脸上读出他们的过去，若是放到人群中去，没有人会感觉到他们的不同，一点异常的动静都没有。

看看这一位吧，他叫Houy，窄额头宽脸膛，典型的当地人面孔。影片的开始描述了一段他的家庭生活。一个刚刚洗浴过的婴儿被放到他手中，应该是他的骨肉。他父母亲坐在地板上，母亲缓缓地说：“我的儿子从未举止无礼过，从未在家里侮辱老人。他们教导他，把他变成一个杀人的流氓。”母亲建议儿子去做一个仪式，超度那些死难的亡灵，从此不再见到他们，开始做一个崭新的人。Houy本人是这么说的：“如果是自己杀人，那是坏，但是坏是那些下达命令的人，他们手中有武器还有权力。在我心里，我害怕做坏事。”

与自己曾经“共事”同志们的见面，他们有一种老友重逢的腼腆和欢欣，各自欠着身，互相握手问候：“你老了”，“你还记得我”，“看着眼熟，想不起名字了”，“你再想一想”，“我们虽然都在这里，但是在不同的部门工作。别人以为我们是在一个整体里工作。”这位来自Takeo地区的男人看上去更年轻，他说当年他们一共200多个小孩子，被卡车运到某个地方，在进行了短暂的训练之后，就被送往不同的监狱充当“守卫”。

审讯通常分为三个阶段，由不同的小分队担任。第一阶段是“好心”，主要是施加政治压力，目的是使得犯人服软。如果拒绝回答，就被送到第二“热”小组的手中，“热”施加刑罚，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如果再不招供，那么便送到“咬”手中。一旦“咬”成员的木棒打下来，原来的旧伤口马上破裂，喷出鲜红的血，很少有人受得了。影片中的一位幸存者就在这种情况下，供出了64个他所认识的人，指称他们是“叛徒特务”。

为了逼真地再现当年的生活，影片让这些看守站在如今的空房子里，扮演起自己当年的角色。Houg要去一间牢房提审一个犯人，他在手心里记下这个犯人的号码。到监牢时，对守在门口“娃娃看守”说：“把13号给我带出来提审。”“娃娃看守”便走到屋里靠近窗口的地方，大声说：“13号，起来。”这位看起来仍十分年轻的看守一边说，一边做着手势：“我命令他站起来，把他的眼睛蒙上，从背后把手铐铐上，然后我把门再插上，把锁锁了又锁，我抓住他的胳膊，然后出去。”Houg站在门口等着，得到这个犯人之后，他“扭着他的胳膊，带他走”。

这应该是当年每天发生无数遍的简单事实，平淡无奇。然而正是无数这些平淡无奇的细节，构成了那场大悲剧的一个小的部分，积累起那个在民族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幕。实际上，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恐怖事情，与人们眼下经历的所有事情一样，同样也是发生在日常时间、日常光线之下，是一点点添加进来，危机是一点点加深加重的。其中并不是每个细节都那么可怖。日常时间的节奏将事件分成不同单元，它们平均地分配在不同的时段，人们在经历它们的时候，是逐步接受和承受的。

事情的可怕正是在这里。所有这些单元，它们如何加在一起？当它们加在一起时，将通往何方？如何获得整体的意义？这是那些看起来普通的执行者们不知道的。他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是一个总机器当中的一个螺丝钉，这个长长行为的尽头是他们望不见的，他们只能做分配给他们的事情，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对于自己视野所及范围之外的事情，他们无法知道得更多，实际上也不会让他们知道得更多。他们是在“无知之幕”底下行动。

那些遭遇者也不知道，正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最终结果如何？就像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入金边这天，这座城市200万居民接到通知说，为了躲避美军轰炸，他们必须马上离开这座城市，许多人以为也许三天就可以回来。结果有几十万体弱多病者，在长达一个月的徒步跋涉中就地趴下，永远没有再站起来。

其余抵达“新农村”的人们，一下子退回到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原先“故事”的环节突然断裂，被导向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那个谁也没有谋面的更高的“讲述者”，他凭着没有见过任何人的面，并且正是因为没有见过任何人的面，不需要对这些人作出解释和负起责任，便随意地决定了所有这些人的命运。

无论如何，当Houy和他的同志们在空荡荡的屋子里演示自己当年的行为时，当他们大步跨到屋子中央，做出开门、关门、扭着胳膊带走某人的动作时，当他们对着不同的牢房，为了一点小事大声训斥时，观众会明显感到在他们的举止以及身材中，流露出无可救药的卑微，体现出某种猥琐。他们的脸上越是无辜，他们的胳膊和腿的举动看起来便越是下流。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无法令自己看起来更好一些，这是“工具”的特点，也是他们本人作为“工具”的代价。他们的确受人驱使，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接受了自己作为“工具”这个事实，同意维护那个吃人的系统。

这个系统叫做“安卡”，柬埔寨语“组织”的意思。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最初并不为人所知，他把自己弄得神秘兮兮的。一般人们只知道自己的国家由“安卡” 掌权。一切命令均是由“安卡”发布的。1977年波尔布特访问中国时，住在钓鱼台国宾馆里，还帮助园林工人们修剪花枝，以体现自己保持劳动的本色。他喜欢用“细菌”这个词，来代表所有那些不同于他立场的人们，对于“细菌”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

二

影片中的另一位幸存者是画家Heng　Nath。作为S21集中营的受害者，他再次来到当年的看守面前，与这些人构成面对面的质询。这种对质的局面，也是影片的基本结构。

一行简短的材料显示，画家当时35岁，1977年7月1日被捕，排号18，在他的备注中有一条：“保留使用”，这几行字使得他幸免于难。具体原因是他为这所集中营的头头Duch画像，将此人的面部画得如同少女般细腻光滑，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感到满意。其余画家则几天到一个月、两个月不等，陆续被杀害了。

画家已经两鬓斑白，眼睛里流露出悲哀忧伤。他单刀直入地问那些看守：“你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吗？”“这么野蛮的原因是什么？”看守们显然被问过这个问题，有他们自己现成的看法，但是在表达时不能不是支支吾吾的。Houy答道：“这件事……我觉得，就像发生意外的那些人一样……”他的意思是谁都是不得已。画家不依不饶：“就一句话，你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吗？”“如果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受害者，那么像我那样的犯人，他们算什么？”

有人说，死去的人们应该叫做“被判刑的受害者”。言下之意，他们本身则是“施加刑罚的受害者”，听上去只是名称不同。“如果不服从，我们就会死，没有人能够逃得了。”这位画家继续追问：“你们在这种地方工作的人，怎么能够对这样的苦难习以为常？”这是历史性的追问，任何在那种机构里呆过的人，都不得不经受这一问。每个人都有站在他“身后的力量”，这种力量会在恰当的时候，将他带到某个“质询的中心”面前。

Houy的回答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进入S21军部，他们对我进行灌输，S21是整个国家的核心和支柱，我们是国家的一只手，面对敌人，我们不能有任何的犹疑。”这个回答符合人们对他们的基本印象。这些人刚刚从农田里上来，腿上的泥巴还没有来得及除尽，当他们突然被赋予了一个神圣的使命，替这个国家清除敌人，这会让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自豪，带来那种决绝的冷酷表情。一个人本来意义稀薄的人，突然被充塞进无比崇高饱满的人生意义，这会让他觉得特别神气。

他们仍然习惯沿用“安卡”这个说法。另一位说：“安卡唤醒了我的革命意识，让我意识到对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阶级敌人的痛苦和愤怒。但我参加革命的真实原因，是1970年郎诺集团推翻了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号召他的兄弟姐妹们与游击队会合，共同解放自己的国家。”西哈努克是在北京发出的这个号召。1970年 3月18日，美国支持的柬埔寨右翼郎诺集团，乘西哈努克出国访问之际，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3月19日上午，西哈努克飞抵北京，3月23日向中外新闻界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发表了告高棉同胞书和声明。

1970年和1975年是两个不同的起点。最初这的确是被当做一场反美战争而动员起来的。然而到了1975年，轮到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他们继而将战争延续到了民族内部，危害最烈的是革命队伍内部，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着一条粗重的传统。事情在某个时刻起了变化。本来追求理想的人们，突然掉转过来，去追求和抓取最为现实的个人利益，但是却继续称自己从事的是全民的利益，或者劳动阶级的利益。

对于那些不同层次的个人来说，当他们一旦进入某种既定格局，他们就要变得适应这个格局本身，服从这个格局，被这个格局所引导，继而从这个格局里产生出新的东西，发展出新的面向和行为。本来也许的确没有个人权力要求的，后来就变得非常渴望，急于或乐于在小圈子里扮演一个权力角色，显得自己分量不同。到这个时候，仅仅用最初的单纯动机来说明则远远不够。源头上的东西经过一系列过渡，已经发展为别的东西，甚至相反的东西。

一个好的格局保留了人们得以上升和升华的空间，而一个坏的格局则把人性中最坏的一面调动出来，他们甚至显得比原先的那个格局还要坏。画家描述了他刚刚进 S21时的某些情境。当装运他们的卡车半夜里到达，囚犯们的双腿还处于麻木之中，他们听到了两个年轻士兵欢快的叫喊，“像狼看到食物一样”。囚犯们的眼睛很快被蒙上，一根绳子将每个人的手拴在一处，像牵牛一样牵着这许多人，而周围的卫兵“他们全都在笑”。笑他们的可怜，笑自己的杰作。无疑，半夜里的这种笑声，属于这些人的自作主张，不在“安卡”的计划列表之内。画家将这个牵牛般的场景和尸横遍地的场景，通过回忆又画了出来，令人震撼。

年轻的看守也被看守，也需要写检查。他们的检查这样写道：“党禁止打他们，我们却打了。党让施加一种压力，我们却施加了另外一种。（我们会）不针对政治历史进行审查，而是针对道德败坏、针对女人。”第一句“党禁止打他们”，显然不符合事实，这是写给党看的。影片有谈到他们在审查中遇到“困难”时，上级则指示要进一步施加压力。但是看守们的确承认了存在许多极为恶劣的、虐杀性自选动作。比如针对女囚犯的做法有，将她们带到远离人群的房间里去审问，趁机摸她们的身子或强奸她们，在审问中烧烂她们的屁股。这是男人不会遇到的。而这些人实际上是有可能采取另外一些相反方向上的行为，比如保护这些无辜的女性。对这些已经遭受屈辱迫害的人们，不要来施加他本人的屈辱和迫害。留出良心的空间，也留下日后正义的空间。

有人谈到一位有名有姓的女性：“nay　nan非常漂亮，我喜欢她，也可怜她。但她是敌人，爱上敌人是禁止的。我心里火一样地烧，性欲折磨着我。我非常恼怒不能碰她，不能与她做爱。这让我很生气，我充满了怨恨，于是就打敌人。”这个属于非常恶劣了。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真正动机在什么地方，但是他换了一个出口来释放，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的原意应该是彻底铲除这种“不健康”的现象，但是他最终收获的，仅仅是人性中最为肮脏、低劣的东西。

“当你把人带走的时候，你想到了什么？”画家追问。Houy答道：“这期间，每个在这里工作的人，不管多大年纪，都得服从安卡的命令。”画家凝重地说： “我不喜欢听这个‘服从安卡’的说法。如果每个人都只想着安卡，想着纪律，服从和执行命令，那么就是我们世界的末日，公正的末日。不再有理想，不再有人类良知。不再有人类与动物的区别。”

画家也谈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痛苦经历。当他被上电椅，却没有什么可说的，就只有胡编乱造。这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强迫人说谎的法律系统。为了得到暂时的缓解，人们必须撒谎。然而这种欺骗的第一个对象，按照画家的说法，所要过的第一关不是审查官，而是人们自己，即首先是欺骗自己。

审讯官在得到了一些“故事”和“词句”之后，就再也不把他们看作是人，而将他们丢弃。在缺乏食物、医疗的情况下，这些人逐渐失掉了人的形状。画家悲哀地说，这连“杀人”都算不上。如果是“杀人”，所杀的也是一些人，而这些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将“人”杀掉，其中还有“人”和“人性”的成分，知道自己的对象是谁，而如果仅仅是“灭绝”，那么就丧失人性，或只剩下人性的灰烬了。

三

很少有电影像这部影片令我无法呼吸，如此痛苦，而这篇文章拖的时间也特别长。这是一种无法承受的过去，无法承担的沉重历史。尽管在今天，当年的血腥野蛮残忍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它们仍然让人感到十分晦涩，难以理解，是因为彻底无法接受。

令人痛苦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这一代人，目睹了整个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时期。虽然隔着老远，但是诸如“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西哈努克亲王”“波尔布特”这些称呼，令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它们如同那些最初的语言一样，进入我们的耳朵，构成我们当年非常有限的世界的一部分。1970年我跟随父母下放到农村，毛XX发表针对支持柬埔寨的“5·20”声明，半夜里我敲开贫下中农的门，将他们的孩子从被窝里拎出来，把小伙伴们拉到一条新开的大河边去游行。那天的风很大，天很黑，我们呼喊的口号全被大风刮走了。

1975年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常举措，在他们看来正是吸收了中国的经验。1965年底至1966年初，波尔布特来中国，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传授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实际上，等到波尔布特自己能够去做时，则比“中国的同志”更加彻底。将城市居民全部迁到农村，是为了消灭城乡差别；更加极端的还有取消货币、取消商店、邮政和学校，禁止一切传统信仰，实行集体食堂制，所有的人不得在家分灶起火。

残酷清洗的对象不同时期重点不同：早期为郎诺政权旧人员、有产有业者、地主富农、一切专业人士（教师、医生），被认为是“亲越”“亲美”“亲西方”的人们，会说外语便是一种罪过，连戴眼镜的也不放过。知识分子若不能彻底改造过来，那就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当暴行针对一部分无辜的人们，那么势必扩展到一切人。后来逐渐演变为任何对新政策不满的人们，乃至自己党内军内的高级将士，那些劳苦功高的人们，一概被列为整肃对象，对他们残酷的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其他人。

所有这些，是对于当年中国许多荒唐做法的滑稽模仿，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像这部影片的开头那个兴修水利的镜头，人山人海，红旗飘飘，歌声阵阵，与我们当年所看的新闻记录片没有什么两样。哦，对于那些在逃亡途中死在稻田里的人们，那些在高音喇叭的掩盖下被木棒打昏后又被镰刀割死的兄弟，那些被残暴虐杀的姐妹，作为中国人，是要负起某些责任来的，至少要有一个负责的态度。面对这些冤魂也是面对我们自身。这就是我为什么称呼他们为“我稻田里的兄弟”，他们的姐妹也是我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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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楼发表于: 2012-05-30

1970年毛泽东与红色高棉三号领导人英萨利握手，后面微笑的就是波尔布特。

图片:728B1D7F-AD4C-4360-B17A-87877644987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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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楼发表于: 2012-05-30

1975年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部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

仅仅两天之后金边全城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

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涌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

成千上万的民居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

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200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摘自 MR．CHUM MEI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他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狱7位幸存者之一，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一死)。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涛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

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