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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途中曾经建立的两个西藏“共和国”

级别: 风云使者
红军长征途中曾经建立的两个西藏“共和国”

长征途中,红军跨越从南方到北方的十几个省份,经过了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党中
央鼓励各族人民实现独立自治和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红四方面
军在藏族聚集区建立了两个藏族人民革命政权——格勒得沙共和国和波巴人民共和国,
为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实践基础。

  格勒得沙共和国: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宣言中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
国,“蒙古、西藏、新疆三部实行自治”的主张。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多民族聚
集的贵州地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以代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各族人
民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3月,在川陕苏区活动的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开始长
征。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6月,中共中央在
《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提出:“康藏的民众要结束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况,必须建立自
己的革命政权”,“这种政权是以广大劳动群众为基础”,但不拒绝一切真正反对帝国
主义国民党军阀的上层人士参加。由于中央红军在藏区停留的时间较短,因而在藏区建
立革命政权的主要工作是由红四方面军来完成的。

  在红四方面军的协助下,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茂县、理县、汶川等地建立了
工农苏维埃政府,绥靖县(今阿坝州金川县城)成立了回族苏维埃政府,小金、阿坝、
卓克基、瓦钵梁子区、周伞等地建立了藏族苏维埃政府。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建立了中共大金省委,省委驻绥靖城,以领导在大金川流
域建立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支援前线红军作战。在中共大金省委的具体组织下,1935年
11月8日,格勒得沙(嘉绒藏语译音,意藏族人民)共和国在绥靖县宣告成立。它接受
中共大金省委的直接领导,隶属于西北联邦政府,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
格勒得沙共和国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革命政权,也是党在民族地区成立
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政权,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制定、实施、发展和完善,
提供了宝贵经验。

  格勒得沙共和国统一领导松理茂赤区和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下设绥靖
、崇化、绰斯甲、懋功、抚边、丹巴、阿坝、卓克基、金汤、阿坝特区10个县级苏维埃
政府。各县下设区乡苏维埃政府,其主要负责人由选举产生或上级委派。共和国境内的
绥靖县城还建立了回民苏维埃政府,不属于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领导,隶属西北联邦政
府,其领导成员全为回民。

  在格勒得沙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同时,格勒得沙共和国最高行政领导机关——格勒得
沙中央革命政府也宣布成立,主席克基,副主席杨海山、孟兴发,顾问邹通富。中央政
府内设内务、粮食、宣传、妇女、土地、少共等部,其中内务部部长阿木参,妇女部长
李富德。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共大金省委领导下,根据西
北联邦政府的指示和各项政策,领导藏羌等各族人民,开展反对封建剥削制度、推翻国
民党军阀统治、实行民族自决、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为了更好地领导少数民族革命,中共大金省委决定成立格勒得沙革命党。省委在有
关决议中指出:“番人革命党是一种广泛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是少数民族中劳苦群众
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联合战线的具体形式”,并拟定了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在中共大
金省委的领导和帮助下,1935年12月,格勒得沙共和国组织藏族中“觉悟最先进、斗争
最坚决”、“能为格勒得沙革命党的纲领坚决奋斗,不顾牺牲一切的分子”,建立了格
勒得沙革命党。格勒得沙革命党设中央党部,党部设于绥靖县城,成员由格勒得沙革命
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全党的最高常设领导机关,净多?孟特尔为中央党部部长。
1936年1月1日,格勒得沙革命党颁布党章,规定“本党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
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唯一的领导者,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唯一的救星。本党为实现民族独
立、自由、平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取得胜利”。

  格勒得沙革命党是国际共运史上藏族人民革命的先驱,它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反动派,争取藏族人民的独立、解放为奋斗目标。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实际上已成为
格勒得沙共和国团结藏民和其他民族的纲领,对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对
红军武装力量的保存和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5年11月,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还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军,任命卡格尔
?江根为总司令,总部设于绥靖,除了有一个400多人的直属警卫营外,总部还指挥各县
格勒得沙革命政府所建立的一个营的队伍。格勒得沙革命军在接受中共金川省委、金川
军区、西北联邦政府领导和指挥的同时,还接受格勒得沙中央政府的领导。另外还建立
有番民骑兵连、回民支队等民族武装。

  1936年2月,中共大金省委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调整了政策,提出了“扩大
民族运动,提高格勒威信,巩固和发展格勒根据地,健全政府组织,一切政权归得沙政
府”的口号,大大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毛泽东说:“红军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民的粮食而欠的债”。

  为了满足阿坝地区各族人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格勒得沙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红军
的帮助下,立即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提出了“帮助回番民众谋解放、找生路”“取消
国民党军阀、汉官一切捐税租课”“分汉官发财人的土地、牲畜、茶叶、布匹给番人”
的口号,并宣布“土地归贫苦农民”,“由广大群众发动斗争来分配土地”。这些口号
很快得到藏、羌等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群众性的土地革命运动便在革命根据地迅速开
展起来。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大批工作组下乡调查土地
占有情况,登记和没收地主、官僚的土地,分给缺地和无地的农民耕种。

  革命政府开办国家商店、药店、土盐店、制币厂、军械厂、服装鞋袜厂等,积极组
织人力恢复发展生产,同时打击反动武装的骚扰破坏,稳定社会秩序。粮食生产是关系
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重要工作,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高度重视革命根据的经
济建设,狠抓粮食生产。革命政府发出了“加紧生产,供给革命战争”,“赶快生产玉
麦、黄豆、小豆以及各类蔬菜”,“不荒赤区一寸土地”等口号,动员群众勤生产,多
种粮食。为了防止反动地方武装对生产的骚扰和破坏,革命政府实行“武装保卫春耕”
,派出革命军清剿反动武装,保护农民耕种安全。

  共和国各级政府还积极收购各族群众的粮食,转交给红军。由于敌人封锁,粮食极
度紧张,各族群众纷纷将自己窖藏的粮食献给红军。在绝粮困境中,各族群众与红军生
死与共,共渡难关。据统计,在红军过阿坝地区的前后16个月中,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区
域内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猪等牲畜约20万头。毛泽东曾多
次赞扬阿坝羌藏人民的贡献,说长征时期在川西北地区“红军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
番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番民偿还这笔债”。

  红军留驻阿坝期间,把搞好各民族与红军之间的团结作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条
件之一。省委动员红军及机关单位采取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主张
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歧视;主张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和大汉族主义;主张信
教自由,保护各种寺庙等。同时,党还号召红军战士学藏语,要求红军战士尊重民族风
俗,提倡红军干部和少数民族妇女通婚。红军非常尊重民族风俗,每到一处,都大力宣
传红军的政策,同群众谈心,不许破坏藏族的经书、经堂,保护藏、回人民的寺庙,并
准许开展宗教活动。

  在党的培养下,一批少数民族干部迅速成长起来。马显文、克基、江根等藏、回青
年分别担任了西北联邦政府、格勒得沙政府、革命军团的领导职务。中共大金省委书记
邵式平带头与藏族姑娘杨秀英结婚,省委宣传部长、独立二师政委李中权与当地姑娘三
郎切木初结了婚。1936年4月,杨秀英随邵式平同红军一起开往炉霍、道孚。忽然,杨
秀英接到在金川的母亲病危的来信,便请假返回金川。照料完母亲的丧事后,红军已开
拔北上走了几天。杨秀英追赶部队已来不及,在国民党反动武装的“追剿”下,杨秀英
东躲西藏,流落他乡,与邵式平失散了。1962年,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来信,要杨
秀英到江西去。杨秀英担心干扰邵式平的正常生活而没有去,一个人安度晚年。

红色浪潮:各族群众踊跃参加红军

  在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的号召和动员下,出现了城乡各族儿女踊跃参加红
军的热潮。有兄弟同时参军的,有姐妹同时参军的,甚至还有全家一齐参军的。其中茂
县和金川参加红军者达1000余人,理县参军的有380人,其中藏族185人,羌族157人。
汶川县参加红军的达135人,小金县参军的达210人。马尔康党坝一带少年参军的就有72
人。仅茂县第一高小就有100多人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格勒得沙共和国境内各族
参军的人数共计在2000人以上。在巩固、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金川人民和红军并
肩战斗,为革命献身者逾千人。

  18岁的喇嘛桑吉悦希在这里参加了红军。1917年2月,桑吉悦希出生在四川省阿坝
州马尔康县党坝乡。这个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当
喇嘛,藏语叫“扎巴”。桑吉悦希有三个兄弟,他是老大,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
嘛。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来到阿坝。藏族同胞惊奇地发现,同国民党宣传的“灭族
灭教”、“共产共妻”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
想。渐渐地,藏民对红军的态度由恐惧转变为拥戴,他们纷纷找来,有的送茶水,有的
送鸡蛋,有的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桑吉悦希毅然报名参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批藏族战士中的一员。在参军的藏
族青年中,桑吉悦希懂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
食。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不久,他被调
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到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为他改名天宝。新中国成立
后,天宝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府主席。从八大到十六大,他连续九次参
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老党员在藏族同胞中绝无仅有。

  天宝回忆了刚参加红军时的情景:“那时我们革命积极性很高,打土豪、分田地,
把土司头人家多余的衣物分给穷人,东西多得很,皮袍、氆氇,还有绸缎等。穷人们分
到东西,更加热爱红军,青年们踊跃参加红军。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整个阿坝地区几乎
都被红军占领。各县、各乡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康北地区,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逐步被
敌军侵占。3月26日,红军撤离懋功县城。不久,放弃了抚边、两河口。到4月下旬,格
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范围缩小,仅存沿大金川一线的丹巴、崇化、绥靖、绰斯甲等
,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康北新建的波巴人民共和国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6年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内的机关
和革命武装随主力红军撤出,参加长征北上,格勒得沙共和国的历史宣告结束。但当地
各族人民一直坚持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终于迎来了最后的彻底解放。

  赞成“兴番灭蒋”的波巴人民共和国

  红四方面军到达康北地区后,为了策应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转移,迎接他们前来会
师,做好北上的战斗准备,便开始在康北建立革命根据地。1936年3月,在道孚筹建了
以邵式平为书记的中共川康省委,作为康北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康北期间,红四
方面军帮助藏族人民先后建立了泰宁、道孚、炉霍、甘孜、雅江、瞻化(今新龙)6个
县级波巴(藏语中的“藏族”之意)人民政府。

  在县级波巴政府成立后,建立统一的波巴政府的条件成熟了。1936年5月1日至5日
,在甘孜县城召开了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德格、甘孜、炉霍、道孚、泰宁、瞻化
、白玉、邓柯、石渠、同普、雅江、大小金川等共16个县的70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5
月5日,大会通过《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告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
立,隶属于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这次大会选举了中央政府的领导成员,多德任主
席,达吉、孔撒、格达任副主席,均为藏族,并颁布了中央政府的十条政纲。波巴人民
共和国是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藏族地方自治政府,其主席和副主席、政府机构
各部部长都是赞同“兴番灭蒋”的大土司、大头人等。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波巴人民
共和国的领导,党和红军派中共川康省委书记邵式平担任波巴人民政府党代表,刘绍文
担任顾问。

  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设在孔萨大楼,设有总务厅、军事部、民政部、农业
部、牧业部、司法部、宗教部、国家政治检察处等办事机构。政府组织大纲规定,波巴
政府由波巴全体人民推选代表组成,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贫富男女,宗教民族,都有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有监督政府与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还制定了中央、区、乡
、村寨的组织结构,规定了任期时间等事项。由于时间短促和条件限制,不少政府机构
和办事程序直到红军离开甘孜都没能按照组织大纲的规定建立起来。但它毕竟是在封闭
了几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下诞生的,是西康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一场惊天地、
泣鬼神的革命事业。

  甘孜县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被推选为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成为活佛参
与革命政权的第一人。格达活佛与朱德总司令9次促膝交谈,结为好友,传为佳话。格
达活佛为人简朴、公正,又喜欢帮助贫苦百姓,深受当地藏族群众的爱戴和崇拜。在朱
德的教诲和点拨下,格达开始向往革命,以其特殊的身份,不遗余力地宣传党和红军的
政策,使更多的人觉悟过来。他更以自己的威望和才能,动员和组织僧俗百姓为红军做
翻译、当向导、筹措粮草,拥护和支援红军。他还主动为红军排忧解难,把红军医院搬
进了自己的寺庙,亲自为红军伤病员疗伤。

  在党和红军的帮助下,波巴政府作为一个临时的民族自治政权,对红四方面军乃至
后来的红二方面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波巴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如何开展工作成为首要
问题。在邵式平的主持下,红军开办了藏族干部培训班,前后培训了100多名藏族青年
干部和积极分子。由于甘孜县是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所在地,具有在红四方面军党
委指导下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所以率先建立了中共甘孜县委和团县委,夏显章任县委
书记,杨波林任团县委书记。此外,还在孔萨、拖坝、白利、普玉隆、绒坝岔5个区、
乡建立了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等基层组织,发展了一些党团员。他们在实施波巴政府纲
领,完成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甘孜县率先建立起一支由70多名藏族青年组成的骑兵大队
,县波巴政府副主席达娃洛热任大队长。这支队伍担负起维持地方秩序、打击不法分子
的重任。他们巡视在城乡各地,是一支精明强悍的地方武装。在成立波巴人民共和国中
央政府的同时,还成立了藏民骑兵师。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红军的帮助下,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动
员和组织广大藏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对长征中的红军给予了巨大的支援
。共和国中央政府遵照红军制定的严格纪律,把为红军筹集粮食和物资作为工作重点,
派出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辞劳苦,早出晚归,挨家挨户宣传动员,虽然经常受到冷嘲热
讽或者坏人暗算,但他们毫不气馁,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支援红军,他们跋山涉水,
到远离县城100多公里的达通玛牧区,筹集到100多头牦牛和不少畜产品。在波巴政府的
动员下,藏族人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红军,仅丹巴县3个月内就支援红军
17万公斤粮食。尤其是波巴政府的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带头支援红军粮食,起了很好的
示范作用。仅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孔撒土司就捐粮9万公斤,甘孜寺及其属
下的7个寺庙捐粮9.5万公斤。

  据测算,红军在康北地区需粮食约450万斤。按当时康北人口计算,人均为红军提
供粮食约45~50公斤。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波巴政府帮助解决的。

  各级波巴政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接收和安置、保护红军伤病员。尤其是红二
、四方面军撤出康北藏区北上时,留下了相当数量的伤病员,仅甘孜、道孚、炉霍就达
3000人左右。朱德曾亲自找格达活佛谈话,希望他把波巴政府的事情办好,团结广大藏
族同胞,坚持斗争,照顾好红军伤病员,保存革命火种。在炉霍,徐向前亲自找县波巴
政府副主席益西多吉谈话,委托他保护好红军伤病员。在甘孜,仅波巴政府成员赵成武
家就收留了5名红军伤病员。另外,县波巴政府还安排每户可靠群众家庭负责照顾和保
护一名红军伤病员。在炉霍,县波巴政府为了安置和保护好1100余名红军伤病员,专门
召开各区乡波巴政府领导人大会,做出了4条决定:第一,凡愿回内地的红军伤病员,
波巴政府为他们准备好衣物口粮,一村转送一村,一县转送一县护送;第二,群众愿收
留红军的,要保证照顾好;第三,伤重的红军由各村集中供养,专人负责;第四,宣传
“收养红军是积德,伤害红军是造孽,残害红军要下地狱”,使留下的红军都得到妥善
安置。

  在波巴政府的动员和组织下,藏族同胞把红军伤病员当亲人,求医购药,精心护理
,节衣缩食,保证红军的治疗和生活。不少波巴政府成员和藏族群众为保护红军伤病员
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如此,到新中国成立时,继续生活在炉霍的红军伤病员还
有123人,甘孜县城及附近还有64人。

“红军,红军,今朝离去,何日再归?”

  由于张国焘实行错误的南下政策,红四方面军损兵折将,不得不在康北根据地进行
人员补充。在波巴政府的号召下,康北各族人民踊跃参军,仅丹巴县的巴度乡就有270
余人参加红军。红三十军在道孚、炉霍、甘孜就扩大红军200名。波巴政府动员藏族青
壮年组成自卫军,然后一批又一批地将各级波巴政府指挥的自卫军等地方武装成建制地
转入红军队伍。另外,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时,波巴中央政府组织了100多人为红军
当向导、做翻译,使红军得以顺利翻过雪山,走过草地。

  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在《延安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在延安的
那些日子里,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个儿,一头卷发,行为比较异样,说话不大听得懂的
红军战士。通过翻译知道他是一个来自川西北的战士,现在延安一所学校读书识字。看
来他和这些多数战士相处得很融洽。”海伦?斯诺讲的这位红军战士,就是藏族红军战
士扎喜旺徐,他便是在康北根据地参加红军的。

  扎喜旺徐1913年6月25日出生在西康新龙县一个贫苦牧民家庭,从7岁开始,就给牧
主放羊,当长工,整整过了14年的娃子(农奴)生活,受尽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苦
。后来,他离开老家,到甘孜谋生。在甘孜城,一个偶然的机会,扎喜旺徐成为他们村
子的民族代表,参加了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谈到这件事时,扎喜旺徐总是风趣
地讲:“我是糊里糊涂地当上了‘民族代表’。”这是扎喜旺徐第一次同红军打交道。
红军官兵平等待人、和蔼可亲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消除了对红军的恐惧
心理,对红军产生了好感。中共川康省委书记邵式平了解到扎喜旺徐的身世后,就问他
想不想参加红军?扎喜旺徐爽快地回答说:“愿意。”

  后来,正是在扎喜旺徐的说服下,起初对红军抱有疑虑、藏了起来的格达活佛回到
了寺院,改变了对红军的态度。在红二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前夕,扎喜旺徐一个人就筹
集到粮食4.6万斤,后随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扎喜旺徐先后担任青海
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长、青海省副省长、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青海
省第四届政协主席、青海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青海省顾委副主任等职。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之后,陆续北上。7月1日
晚,格达活佛和朱德总司令话别,两人亲切交谈。临别前,朱德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写
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并将自己的八角军帽赠送给格达活佛,对他说:“
这顶帽子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军。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
”红军北上出发时,格达活佛动情地赋诗:“云雨出现在天空/红旗布满了大地/未见过
如此细雨/最后降遍大地/啊,红军,红军/今朝离去/何日再归/啊,红军,红军/藏族人
民的亲人/为了祖国的统一/你们历尽艰辛/愿佛主保佑你们/盼你们早日归回。”

  格达活佛牢记朱德总司令“红军一定要回来,藏族人民一定会翻身解放”的话,将
朱总司令的相片和一张红军保护喇嘛寺庙的布告放在白利寺释迦牟尼塑像中珍藏了14年
;他掩护和安置了红军在甘孜一带留下的200多名伤病员,使他们免遭国民党反动派杀
害。他十分关注红军北上后的情况,听到青海军阀马步芳等残杀许多红军的消息,便专
为牺牲的红军念经。红军走后,他十分牵挂,陆续写了40多首诗,抒发对红军的思念之
情。一个多月后,绝大部分伤病员得到恢复和好转,格达活佛便通过自己的关系,先后
将200多名红军战士从甘孜转移出来,护送他们重新走上了北上抗日的道路。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格达被推举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
副主席。当他接到去北京参加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时,心情异常兴奋,连夜告诉
妹妹依喜拉姆:“我很快就要去北京,去见朱总司令了。”1950年,全国政协第一届第
二次会议召开在即,毛泽东、朱德拟请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盛会。格达活佛听到这一消
息后说:“我很想到北京看看,可是,为了西藏的早日解放,我现在顾不上”,“等西
藏实现和平解放以后,我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6月2日,格达活佛致电朱德
转全国政协会议说:“谨以热忱祈祝大会成功。西藏地处边疆,首当国防要冲,百余年
即为帝国主义垂涎。当值全国即将全部解放,为建设国防,完成统一富强之新中国,则
西藏问题之解决实为当前刻不容缓之急务。窃意西藏解决应以和平为主。”并再次表示
,他愿去西藏劝和。许多领导同志和友人都为他此行的安全问题担心,格达活佛不畏艰
险,毅然前往。7月10日,格达活佛从白利寺出发,启程西去。8月,在昌都,格达活佛
不幸遭英国特务杀害。
级别: 风云使者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3-07-05
红军长征途中曾经建立的两个“共和国”  2007年05月08日08:15      
中国共产党新闻>>资料查询>>档案·记忆>>史海回眸

  长征途中,红军跨越从南方到北方的十几个省份,经过了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党中央鼓励各族人民实现独立自治和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红四方面军在藏族聚集区建立了两个藏族人民革命政权——格勒得沙共和国和波巴人民共和国,为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了实践基础。

  格勒得沙共和国: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宣言中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新疆三部实行自治”的主张。1935年1月,中央红军进入多民族聚集的贵州地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就以代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各族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3月,在川陕苏区活动的红四方面军发起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6月,中共中央在《告康藏西番民众书》中提出:“康藏的民众要结束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况,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这种政权是以广大劳动群众为基础”,但不拒绝一切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上层人士参加。由于中央红军在藏区停留的时间较短,因而在藏区建立革命政权的主要工作是由红四方面军来完成的。

  在红四方面军的协助下,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茂县、理县、汶川等地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府,绥靖县(今阿坝州金川县城)成立了回族苏维埃政府,小金、阿坝、卓克基、瓦钵梁子区、周伞等地建立了藏族苏维埃政府。

  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建立了中共大金省委,省委驻绥靖城,以领导在大金川流域建立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支援前线红军作战。在中共大金省委的具体组织下,1935年11月8日,格勒得沙(嘉绒藏语译音,意藏族人民)共和国在绥靖县宣告成立。它接受中共大金省委的直接领导,隶属于西北联邦政府,是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格勒得沙共和国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革命政权,也是党在民族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政权,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制定、实施、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

  格勒得沙共和国统一领导松理茂赤区和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下设绥靖、崇化、绰斯甲、懋功、抚边、丹巴、阿坝、卓克基、金汤、阿坝特区10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各县下设区乡苏维埃政府,其主要负责人由选举产生或上级委派。共和国境内的绥靖县城还建立了回民苏维埃政府,不属于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领导,隶属西北联邦政府,其领导成员全为回民。

  在格勒得沙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同时,格勒得沙共和国最高行政领导机关——格勒得沙中央革命政府也宣布成立,主席克基,副主席杨海山、孟兴发,顾问邹通富。中央政府内设内务、粮食、宣传、妇女、土地、少共等部,其中内务部部长阿木参,妇女部长李富德。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共大金省委领导下,根据西北联邦政府的指示和各项政策,领导藏羌等各族人民,开展反对封建剥削制度、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实行民族自决、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为了更好地领导少数民族革命,中共大金省委决定成立格勒得沙革命党。省委在有关决议中指出:“番人革命党是一种广泛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是少数民族中劳苦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联合战线的具体形式”,并拟定了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在中共大金省委的领导和帮助下,1935年12月,格勒得沙共和国组织藏族中“觉悟最先进、斗争最坚决”、“能为格勒得沙革命党的纲领坚决奋斗,不顾牺牲一切的分子”,建立了格勒得沙革命党。格勒得沙革命党设中央党部,党部设于绥靖县城,成员由格勒得沙革命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全党的最高常设领导机关,净多?孟特尔为中央党部部长。1936年1月1日,格勒得沙革命党颁布党章,规定“本党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唯一的领导者,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唯一的救星。本党为实现民族独立、自由、平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取得胜利”。

  格勒得沙革命党是国际共运史上藏族人民革命的先驱,它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争取藏族人民的独立、解放为奋斗目标。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实际上已成为格勒得沙共和国团结藏民和其他民族的纲领,对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对红军武装力量的保存和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35年11月,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还组建了格勒得沙革命军,任命卡格尔?江根为总司令,总部设于绥靖,除了有一个400多人的直属警卫营外,总部还指挥各县格勒得沙革命政府所建立的一个营的队伍。格勒得沙革命军在接受中共金川省委、金川军区、西北联邦政府领导和指挥的同时,还接受格勒得沙中央政府的领导。另外还建立有番民骑兵连、回民支队等民族武装。

  1936年2月,中共大金省委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调整了政策,提出了“扩大民族运动,提高格勒威信,巩固和发展格勒根据地,健全政府组织,一切政权归得沙政府”的口号,大大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毛泽东说:“红军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民的粮食而欠的债”。

  为了满足阿坝地区各族人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格勒得沙共和国成立之后,在红军的帮助下,立即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提出了“帮助回番民众谋解放、找生路”“取消国民党军阀、汉官一切捐税租课”“分汉官发财人的土地、牲畜、茶叶、布匹给番人”的口号,并宣布“土地归贫苦农民”,“由广大群众发动斗争来分配土地”。这些口号很快得到藏、羌等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群众性的土地革命运动便在革命根据地迅速开展起来。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大批工作组下乡调查土地占有情况,登记和没收地主、官僚的土地,分给缺地和无地的农民耕种。

  革命政府开办国家商店、药店、土盐店、制币厂、军械厂、服装鞋袜厂等,积极组织人力恢复发展生产,同时打击反动武装的骚扰破坏,稳定社会秩序。粮食生产是关系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重要工作,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高度重视革命根据的经济建设,狠抓粮食生产。革命政府发出了“加紧生产,供给革命战争”,“赶快生产玉麦、黄豆、小豆以及各类蔬菜”,“不荒赤区一寸土地”等口号,动员群众勤生产,多种粮食。为了防止反动地方武装对生产的骚扰和破坏,革命政府实行“武装保卫春耕”,派出革命军清剿反动武装,保护农民耕种安全。

  共和国各级政府还积极收购各族群众的粮食,转交给红军。由于敌人封锁,粮食极度紧张,各族群众纷纷将自己窖藏的粮食献给红军。在绝粮困境中,各族群众与红军生死与共,共渡难关。据统计,在红军过阿坝地区的前后16个月中,格勒得沙革命政府区域内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猪等牲畜约20万头。毛泽东曾多次赞扬阿坝羌藏人民的贡献,说长征时期在川西北地区“红军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番民的粮食而欠的债,有一天,我们必须向番民偿还这笔债”。

  红军留驻阿坝期间,把搞好各民族与红军之间的团结作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条件之一。省委动员红军及机关单位采取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歧视;主张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和大汉族主义;主张信教自由,保护各种寺庙等。同时,党还号召红军战士学藏语,要求红军战士尊重民族风俗,提倡红军干部和少数民族妇女通婚。红军非常尊重民族风俗,每到一处,都大力宣传红军的政策,同群众谈心,不许破坏藏族的经书、经堂,保护藏、回人民的寺庙,并准许开展宗教活动。

  在党的培养下,一批少数民族干部迅速成长起来。马显文、克基、江根等藏、回青年分别担任了西北联邦政府、格勒得沙政府、革命军团的领导职务。中共大金省委书记邵式平带头与藏族姑娘杨秀英结婚,省委宣传部长、独立二师政委李中权与当地姑娘三郎切木初结了婚。1936年4月,杨秀英随邵式平同红军一起开往炉霍、道孚。忽然,杨秀英接到在金川的母亲病危的来信,便请假返回金川。照料完母亲的丧事后,红军已开拔北上走了几天。杨秀英追赶部队已来不及,在国民党反动武装的“追剿”下,杨秀英东躲西藏,流落他乡,与邵式平失散了。1962年,时任江西省省长的邵式平来信,要杨秀英到江西去。杨秀英担心干扰邵式平的正常生活而没有去,一个人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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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浪潮:各族群众踊跃参加红军

  在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革命政府的号召和动员下,出现了城乡各族儿女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潮。有兄弟同时参军的,有姐妹同时参军的,甚至还有全家一齐参军的。其中茂县和金川参加红军者达1000余人,理县参军的有380人,其中藏族185人,羌族157人。汶川县参加红军的达135人,小金县参军的达210人。马尔康党坝一带少年参军的就有72人。仅茂县第一高小就有100多人参加红军。据不完全统计,格勒得沙共和国境内各族参军的人数共计在2000人以上。在巩固、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金川人民和红军并肩战斗,为革命献身者逾千人。

  18岁的喇嘛桑吉悦希在这里参加了红军。1917年2月,桑吉悦希出生在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党坝乡。这个乡是藏族聚居区,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男孩都要送进寺院当喇嘛,藏语叫“扎巴”。桑吉悦希有三个兄弟,他是老大,很小的时候就进寺院当了喇嘛。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来到阿坝。藏族同胞惊奇地发现,同国民党宣传的“灭族灭教”、“共产共妻”恰恰相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打土豪,分田地,处处为穷人着想。渐渐地,藏民对红军的态度由恐惧转变为拥戴,他们纷纷找来,有的送茶水,有的送鸡蛋,有的强烈要求参加红军。

  桑吉悦希毅然报名参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批藏族战士中的一员。在参军的藏族青年中,桑吉悦希懂藏文,算是知识分子,因此被任命为副队长,专门为红军筹集粮食。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藏族党员。不久,他被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到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为他改名天宝。新中国成立后,天宝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和自治区政府主席。从八大到十六大,他连续九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的老党员在藏族同胞中绝无仅有。

  天宝回忆了刚参加红军时的情景:“那时我们革命积极性很高,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司头人家多余的衣物分给穷人,东西多得很,皮袍、氆氇,还有绸缎等。穷人们分到东西,更加热爱红军,青年们踊跃参加红军。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整个阿坝地区几乎都被红军占领。各县、各乡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康北地区,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逐步被敌军侵占。3月26日,红军撤离懋功县城。不久,放弃了抚边、两河口。到4月下旬,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范围缩小,仅存沿大金川一线的丹巴、崇化、绥靖、绰斯甲等,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康北新建的波巴人民共和国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6年7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陕甘,格勒得沙共和国革命根据地内的机关和革命武装随主力红军撤出,参加长征北上,格勒得沙共和国的历史宣告结束。但当地各族人民一直坚持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终于迎来了最后的彻底解放。

  赞成“兴番灭蒋”的波巴人民共和国

  红四方面军到达康北地区后,为了策应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转移,迎接他们前来会师,做好北上的战斗准备,便开始在康北建立革命根据地。1936年3月,在道孚筹建了以邵式平为书记的中共川康省委,作为康北地方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康北期间,红四方面军帮助藏族人民先后建立了泰宁、道孚、炉霍、甘孜、雅江、瞻化(今新龙)6个县级波巴(藏语中的“藏族”之意)人民政府。

  在县级波巴政府成立后,建立统一的波巴政府的条件成熟了。1936年5月1日至5日,在甘孜县城召开了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德格、甘孜、炉霍、道孚、泰宁、瞻化、白玉、邓柯、石渠、同普、雅江、大小金川等共16个县的700多名代表出席了大会。5月5日,大会通过《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告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隶属于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这次大会选举了中央政府的领导成员,多德任主席,达吉、孔撒、格达任副主席,均为藏族,并颁布了中央政府的十条政纲。波巴人民共和国是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藏族地方自治政府,其主席和副主席、政府机构各部部长都是赞同“兴番灭蒋”的大土司、大头人等。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波巴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党和红军派中共川康省委书记邵式平担任波巴人民政府党代表,刘绍文担任顾问。

  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设在孔萨大楼,设有总务厅、军事部、民政部、农业部、牧业部、司法部、宗教部、国家政治检察处等办事机构。政府组织大纲规定,波巴政府由波巴全体人民推选代表组成,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贫富男女,宗教民族,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有监督政府与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同时还制定了中央、区、乡、村寨的组织结构,规定了任期时间等事项。由于时间短促和条件限制,不少政府机构和办事程序直到红军离开甘孜都没能按照组织大纲的规定建立起来。但它毕竟是在封闭了几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下诞生的,是西康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事业。

  甘孜县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被推选为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成为活佛参与革命政权的第一人。格达活佛与朱德总司令9次促膝交谈,结为好友,传为佳话。格达活佛为人简朴、公正,又喜欢帮助贫苦百姓,深受当地藏族群众的爱戴和崇拜。在朱德的教诲和点拨下,格达开始向往革命,以其特殊的身份,不遗余力地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使更多的人觉悟过来。他更以自己的威望和才能,动员和组织僧俗百姓为红军做翻译、当向导、筹措粮草,拥护和支援红军。他还主动为红军排忧解难,把红军医院搬进了自己的寺庙,亲自为红军伤病员疗伤。

  在党和红军的帮助下,波巴政府作为一个临时的民族自治政权,对红四方面军乃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波巴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如何开展工作成为首要问题。在邵式平的主持下,红军开办了藏族干部培训班,前后培训了100多名藏族青年干部和积极分子。由于甘孜县是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所在地,具有在红四方面军党委指导下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所以率先建立了中共甘孜县委和团县委,夏显章任县委书记,杨波林任团县委书记。此外,还在孔萨、拖坝、白利、普玉隆、绒坝岔5个区、乡建立了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等基层组织,发展了一些党团员。他们在实施波巴政府纲领,完成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甘孜县率先建立起一支由70多名藏族青年组成的骑兵大队,县波巴政府副主席达娃洛热任大队长。这支队伍担负起维持地方秩序、打击不法分子的重任。他们巡视在城乡各地,是一支精明强悍的地方武装。在成立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同时,还成立了藏民骑兵师。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红军的帮助下,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动员和组织广大藏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对长征中的红军给予了巨大的支援。共和国中央政府遵照红军制定的严格纪律,把为红军筹集粮食和物资作为工作重点,派出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辞劳苦,早出晚归,挨家挨户宣传动员,虽然经常受到冷嘲热讽或者坏人暗算,但他们毫不气馁,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支援红军,他们跋山涉水,到远离县城100多公里的达通玛牧区,筹集到100多头牦牛和不少畜产品。在波巴政府的动员下,藏族人民宁愿自己挨饿,也要把粮食送给红军,仅丹巴县3个月内就支援红军17万公斤粮食。尤其是波巴政府的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带头支援红军粮食,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仅波巴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孔撒土司就捐粮9万公斤,甘孜寺及其属下的7个寺庙捐粮9.5万公斤。

  据测算,红军在康北地区需粮食约450万斤。按当时康北人口计算,人均为红军提供粮食约45~50公斤。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波巴政府帮助解决的。

  各级波巴政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接收和安置、保护红军伤病员。尤其是红二、四方面军撤出康北藏区北上时,留下了相当数量的伤病员,仅甘孜、道孚、炉霍就达3000人左右。朱德曾亲自找格达活佛谈话,希望他把波巴政府的事情办好,团结广大藏族同胞,坚持斗争,照顾好红军伤病员,保存革命火种。在炉霍,徐向前亲自找县波巴政府副主席益西多吉谈话,委托他保护好红军伤病员。在甘孜,仅波巴政府成员赵成武家就收留了5名红军伤病员。另外,县波巴政府还安排每户可靠群众家庭负责照顾和保护一名红军伤病员。在炉霍,县波巴政府为了安置和保护好1100余名红军伤病员,专门召开各区乡波巴政府领导人大会,做出了4条决定:第一,凡愿回内地的红军伤病员,波巴政府为他们准备好衣物口粮,一村转送一村,一县转送一县护送;第二,群众愿收留红军的,要保证照顾好;第三,伤重的红军由各村集中供养,专人负责;第四,宣传“收养红军是积德,伤害红军是造孽,残害红军要下地狱”,使留下的红军都得到妥善安置。

  在波巴政府的动员和组织下,藏族同胞把红军伤病员当亲人,求医购药,精心护理,节衣缩食,保证红军的治疗和生活。不少波巴政府成员和藏族群众为保护红军伤病员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因为如此,到新中国成立时,继续生活在炉霍的红军伤病员还有123人,甘孜县城及附近还有6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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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红军,今朝离去,何日再归?”

  由于张国焘实行错误的南下政策,红四方面军损兵折将,不得不在康北根据地进行人员补充。在波巴政府的号召下,康北各族人民踊跃参军,仅丹巴县的巴度乡就有270余人参加红军。红三十军在道孚、炉霍、甘孜就扩大红军200名。波巴政府动员藏族青壮年组成自卫军,然后一批又一批地将各级波巴政府指挥的自卫军等地方武装成建制地转入红军队伍。另外,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时,波巴中央政府组织了100多人为红军当向导、做翻译,使红军得以顺利翻过雪山,走过草地。

  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在《延安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在延安的那些日子里,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个儿,一头卷发,行为比较异样,说话不大听得懂的红军战士。通过翻译知道他是一个来自川西北的战士,现在延安一所学校读书识字。看来他和这些多数战士相处得很融洽。”海伦?斯诺讲的这位红军战士,就是藏族红军战士扎喜旺徐,他便是在康北根据地参加红军的。

  扎喜旺徐1913年6月25日出生在西康新龙县一个贫苦牧民家庭,从7岁开始,就给牧主放羊,当长工,整整过了14年的娃子(农奴)生活,受尽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之苦。后来,他离开老家,到甘孜谋生。在甘孜城,一个偶然的机会,扎喜旺徐成为他们村子的民族代表,参加了波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谈到这件事时,扎喜旺徐总是风趣地讲:“我是糊里糊涂地当上了‘民族代表’。”这是扎喜旺徐第一次同红军打交道。红军官兵平等待人、和蔼可亲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消除了对红军的恐惧心理,对红军产生了好感。中共川康省委书记邵式平了解到扎喜旺徐的身世后,就问他想不想参加红军?扎喜旺徐爽快地回答说:“愿意。”

  后来,正是在扎喜旺徐的说服下,起初对红军抱有疑虑、藏了起来的格达活佛回到了寺院,改变了对红军的态度。在红二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前夕,扎喜旺徐一个人就筹集到粮食4.6万斤,后随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扎喜旺徐先后担任青海省第一届政协副主席、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长、青海省副省长、中共青海省委书记、青海省第四届政协主席、青海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青海省顾委副主任等职。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之后,陆续北上。7月1日晚,格达活佛和朱德总司令话别,两人亲切交谈。临别前,朱德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并将自己的八角军帽赠送给格达活佛,对他说:“这顶帽子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军。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红军北上出发时,格达活佛动情地赋诗:“云雨出现在天空/红旗布满了大地/未见过如此细雨/最后降遍大地/啊,红军,红军/今朝离去/何日再归/啊,红军,红军/藏族人民的亲人/为了祖国的统一/你们历尽艰辛/愿佛主保佑你们/盼你们早日归回。”

  格达活佛牢记朱德总司令“红军一定要回来,藏族人民一定会翻身解放”的话,将朱总司令的相片和一张红军保护喇嘛寺庙的布告放在白利寺释迦牟尼塑像中珍藏了14年;他掩护和安置了红军在甘孜一带留下的200多名伤病员,使他们免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十分关注红军北上后的情况,听到青海军阀马步芳等残杀许多红军的消息,便专为牺牲的红军念经。红军走后,他十分牵挂,陆续写了40多首诗,抒发对红军的思念之情。一个多月后,绝大部分伤病员得到恢复和好转,格达活佛便通过自己的关系,先后将200多名红军战士从甘孜转移出来,护送他们重新走上了北上抗日的道路。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格达被推举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当他接到去北京参加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时,心情异常兴奋,连夜告诉妹妹依喜拉姆:“我很快就要去北京,去见朱总司令了。”1950年,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召开在即,毛泽东、朱德拟请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盛会。格达活佛听到这一消息后说:“我很想到北京看看,可是,为了西藏的早日解放,我现在顾不上”,“等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以后,我再去北京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6月2日,格达活佛致电朱德转全国政协会议说:“谨以热忱祈祝大会成功。西藏地处边疆,首当国防要冲,百余年即为帝国主义垂涎。当值全国即将全部解放,为建设国防,完成统一富强之新中国,则西藏问题之解决实为当前刻不容缓之急务。窃意西藏解决应以和平为主。”并再次表示,他愿去西藏劝和。许多领导同志和友人都为他此行的安全问题担心,格达活佛不畏艰险,毅然前往。7月10日,格达活佛从白利寺出发,启程西去。8月,在昌都,格达活佛不幸遭英国特务杀害。

(《党史纵览》授权人民网独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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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新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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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格达活佛:红军朋友 藏族领袖
张永才  2011年08月16日14:34   来源:《中国民族报》


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内的塑像。 资料图片

甘孜白利寺。 资料图片



  1936年3月初,朱德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甘孜地区(今甘孜藏族自治州),决定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从此,一位身披红袍、手捻佛珠的活佛与红军结缘。这位活佛就是五世格达活佛。红军长征到甘孜,五世格达活佛深受感召,先后9次与朱德促膝交谈,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此,他逐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积极投入到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团结的楷模。

  五世格达活佛与红军结缘

  1936年3月,红军北上抗日经过四川甘孜藏族聚居区时,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勾结当地的反动喇嘛和土司头人,组织反动武装,企图阻挠红军北上,并对共产党和红军大肆进行造谣污蔑,严令群众不准卖粮给红军、不准给红军带路、不准给红军当通司(翻译),妄图置红军于绝境。所以当红军到达四川甘孜时,大部分群众都丢下牲畜等离开家园,隐藏到深山里去了,红军所到达的城镇、村寨,到处空空如也……

  当时正值高原的隆冬季节,但红军所有部队都严格按照朱德总司令的要求,没有住进藏族同胞家,也没有动他们留下的东西,而是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露宿在树底下或屋檐下。没有粮食,他们就到附近采蘑菇、挖野菜充饥。

  甘孜城附近有一座白利寺,住持是五世格达活佛。五世格达活佛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极富正义感,自己生活俭朴,却常常扶弱济困,时人称之为“普度众生”、“慈悲为本”的活佛。

  红军进驻甘孜后,五世格达活佛没有跑走,更没有组织护寺的铁棒喇嘛与红军为敌,而是深居简出,暗中观察红军的动向。经过一段时间的耳闻目睹,他感到红军并不像国民党和一些土司头人宣传的那样烧杀抢掠,他们不仅对群众秋毫无犯,而且还十分注重保护寺庙。由此,五世格达活佛对红军颇有好感,派喇嘛给红军送去了一些粮食。随后,他又亲自到山里召回村民,并动员他们尽力支援红军。五世格达活佛热忱帮助红军的事迹很快传到了红军总部,朱德特意带着总部机关人员到白利寺看望五世格达活佛。

  朱德和五世格达活佛9次畅谈

  在白利寺时,朱德9次与五世格达活佛亲切交谈。正是这一次次交谈,不仅让五世格达活佛进一步认识了红军,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以及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而且从此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1936年6月,藏族人民自己的政府——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在甘孜成立,五世格达活佛被选为副主席。从此,五世格达活佛更加自觉、积极地投身于支援红军的行动之中。由于五世格达活佛亲自出面做工作,在朱德的带领和藏族同胞的支持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即将到来的红二、六军团的战友们解决了御寒衣物。

  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在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上,朱德深情地说:“我们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靠的是藏族同胞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还要继续北上,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要跋涉茫茫的草地,但是只要有了藏族同胞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1936年7月1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临别前,朱德挥笔在红缎上为五世格达活佛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还将自己的八角军帽和一副望远镜赠送给五世格达活佛。而五世格达活佛送给红军总司令的则是一首诗歌:“崎岖的羊肠小道啊/你要放宽,让红军好走/愿救苦救难的巴武(巴武,系藏语中的英雄,指红军)/顺利到达目的地……彩云是红军的旗帜/山峰是红军的臂膀/红军啊/你给我留下金石的语言/愿佛祖保佑你/盼你早日回来。”朱德感动地向五世格达活佛许下诺言:“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

  营救红军迎难而上

  红军北上后,国民党和反动土司卷土重来,阴霾重新布满甘孜的天空。就在红军离开甘孜后的第二天,当地的反动喇嘛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持下,公开出来抓捕和屠杀博巴政府的组成人员及为红军办过事的积极分子。当时,还有208名红军留在甘孜治伤,同样也遭到了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反动势力的追杀,处境十分险恶。

  对于反动势力的残酷暴行,五世格达活佛感到十分震惊,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挺身而出,前往甘孜城阻止反动派的暴行。一方面,五世格达活佛组织群众和喇嘛巧妙地把红军伤病员掩蔽起来;另一方面,他靠着自己精湛的藏医术,踏遍雪山寻草药、挑灯夜战治病伤,很快使伤病员痊愈。之后,他又凭着自己在佛教界的声望和交情,把治愈后的红军分散安置在道孚、炉霍等县。

  五世格达活佛思念北上的朱德总司令和红军,除了竭尽全力收留保护红军伤病员外,还精心收藏好红军发布的各种文件、布告和博巴政府印章等。一位当年在五世格达活佛身边的人回忆说:“红军离开甘孜后,格达活佛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红军,他将红军留给他的一张军用地图挂在自己的宿舍里,时不时就会盯着地图发呆,他在挂念着长征途中的红军,计算着他们的行程。”五世格达活佛对红军、对共产党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他一直惦记着朱德总司令临别时对他说的话,他坚信,红军一定会回来!

  1937年,国民党派往康藏的督导员马其武到甘孜巡视时,特地带上军统西昌站站长徐远举到白利寺“拜会”五世格达活佛,要五世格达活佛参加国民党,以此“挽回影响”,遭到五世格达活佛的严词拒绝。不久,国民党又派人来动员五世格达活佛担任西康省(中华民国曾设置的旧省名)参议员,同样遭到拒绝。

  为了摆脱国民党反动派的纠缠,五世格达活佛于1937年以朝佛为名到了西藏拉萨,而且一住就是10年,直到1947年才返回甘孜白利寺。

  献身统一大业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喜讯传到康北高原后,五世格达活佛兴奋异常,马上派代表穿过封锁线,绕道青海,赴京向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献旗致敬。

  1950年,中央发电,让五世格达活佛以特邀委员的身份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当时,西藏还没有解放,五世格达活佛主动要求进藏劝和。他在给中央的回信中说:“等西藏解放了我再来参加会议。”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还派专机给他空投了进藏所需物资。

  五世格达活佛走到西藏昌都地区时,通过一个英国人与拉萨方面联系,并给中央发了电报。不曾想,那个英国人是个特务。为了阻止五世格达活佛进藏劝和,英国特务毒死了他。

  五世格达活佛的死讯传来,众人十分悲痛。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王维舟等领导及8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了追悼会。朱德闻讯后,伤心之余,写下“红军朋友、藏族领袖”的挽联。

  为了纪念五世格达活佛,1993年,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府修建了“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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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2013-07-06
重解长征谜:格达活佛怎样成为红军的朋友(图) 2009年05月13日 13:46北京青年报

朱德和格达活佛

格达活佛与十八军干部在一起

亲眼目睹 彻夜长谈 拥护红军付行动 倾囊相助见真情 苦等15年 为西藏解放献身——

红军长征到达西康藏区时,结交了一位忠诚的上层朋友,那就是著名的格达活佛。以汉族为主体的红军在过去全无革命影响的藏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非常困难,却仍然能以民族平等、各族人民解放为号召影响当地群众乃至一些宗教人士。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康区寺院的大活佛成为亲密朋友并维系终生,便是一段被汉藏同胞久久传唱的民族团结之歌。

朱德的长谈让格达活佛受到了震撼

1936年春,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进入西康藏区,并在此停留休整。当时甘孜县的白利寺,有一位影响很大的格达活佛,名叫洛桑登真·扎巴他耶。他于1902年出生于甘孜县生康乡一户贫苦农奴家庭,7岁被认选为转世灵童迎到寺院,举行坐床大典,成为第五世格达活佛,主持当地的宗教中心白利寺。

格达活佛虔诚信佛,富有正义感,入佛门后仍关心国事民生。红军到来前夕,南京政府委派的蒙藏委员会委员、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诺那活佛进入当地“宣慰”,威胁利诱各地寺庙及土司、头人同国民党一起对抗红军。格达活佛起初听信诺那宣传共产党“灭教”的蛊惑,躲到藏民山中的寨子里不敢露面。

诺那活佛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援下,给炉霍最大的喇嘛寺———寿灵寺送去100支步枪和近万发子弹,组织1500名喇嘛紧闭山门与红军对抗。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部队包围该寺后,进行喊话宣传,力争和平解决。该寺的格聪活佛却命令开枪打死喊话的红军通司(翻译)。李先念见该寺顽固,故意撤围隐蔽,待寿灵寺喇嘛以为红军离去而放松警戒后,率红军夜袭寿灵寺,将多数喇嘛俘虏。

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马上通知:“寿宁(灵)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给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传我军对喇嘛政策。”红军对寺内经堂、经书、器物,均妥为保护,赢得喇嘛们和炉霍藏民的拥护。寿灵寺的喇嘛随之写信给其他寺院,劝他们放弃抵抗,使红军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甘孜地区。

红军到达甘孜白利寺后,得知在当地威信很高的格达活佛已躲藏起来,便派人去找,并宣传政策。格达了解到红军对寺庙秋毫无犯,立即带领随从回到寺院。他见到红军宁愿露宿草地也没有进驻寺院,深受感动,就此增加了对红军的信任和崇敬之情。朱德总司令和四方面军陈昌浩政委得知格达活佛返回后,便亲自前往白利寺看望,还互赠了礼品。

朱德同这位宗教界人士多次长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说明共产党救国救民和解放各族人民的宗旨,使格达活佛从心灵深处受到震撼。甘孜地区建立博巴苏维埃政府时,他不顾风险出任了副主席。朱德曾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题词:红军朋友藏人领袖。
级别: 风云使者
只看该作者 7楼 发表于: 2013-07-06
100名喇嘛出7000多斤粮 白利寺倾囊相助

格达活佛拥护红军,是出于内心的至诚。他同朱德等人交往后,很快找到了共同语言。

格达活佛当时表示:“我作为一个活佛,14岁就到拉萨三大寺学经。佛法的真谛是要救渡受苦受难的众生出苦海。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是为了劳苦大众求解放,让汉族同胞和藏族同胞都有好日子过。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为了广大的劳苦大众,这一点是一样的。”

康藏地区人口稀少,地瘠民贫,红四方面军4万多人的队伍在此活动几个月,二方面军1万多人也一度在此停留,粮食供应成为头号难题。

格达回寺后,马上派人召回躲藏在山上的群众,动员民众卖粮给红军。

他自己主持的白利寺仅有100名喇嘛,而仅据现存的两张收条计算,该寺两次支援红军粮食就达7000余斤,还有豌豆22石、马15匹、牦牛19头,真可谓倾囊相助。 1936年4月17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为了感谢白利寺僧众对红军的支援,专门下令在白利寺门口贴出布告:“查白利寺配合红军共同兴藏灭蒋,勋劳卓著。我军给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犯,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格达活佛除了组织支援红军外,还利用自己的关系给附近的土司头人写信,动员他们不要对抗红军,得到了灵雀寺、寿灵寺、甘孜寺三大喇嘛寺的响应。坚持与红军敌对的诺那活佛走投无路,逃到瞻化,当地土司头人不愿为他卖命,反戈一击将其交给红军。

被俘后的诺那也受到优待,表示愿与红军友好相处,后来他患伤寒去世时,红军又按藏族习惯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法事和葬礼。对此,格达活佛也深为感动,更认定红军是仁义之师。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孜北上,约2000名伤病员难以随军行动。格达活佛利用关系分散隐蔽留下的红军,自己还收留了其中的200多人,将他们安排在白利寺内和附近村寨中,亲自用藏药进行治疗。反动势力搜杀红军遗留人员时,格达活佛为伤病员都起了藏名。这些人伤好后,有些在他精心安排下就地安家,有些人被转移到内地。格达活佛所在之地,基本没有发生红军遗留伤病员遭残杀的事件,这在川康地区是少见的。

苦等15年盼到红军归 献身在西藏解放前夕

朱德离开甘孜前,特地同格达活佛告别,说用不了15年,红军一定回来。红军北上后,格达活佛曾写下数十首弦子词表示怀念。其中一首是──“红军走了,寨子空了,寨子空了不心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情感深切凝重的词句,表达了他对红军的思念。
级别: 风云使者
只看该作者 8楼 发表于: 2013-07-06
红军走后,“博巴”政府解体,西康反动政府开始迫害同共产党合作过的人,格达不得不一度避往拉萨。抗战期间,他仍派人到青海购买《八路军敌后抗战图》,关心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解放战争期间,格达有一次到印度,看到杂志上刊登的毛泽东、朱德的照片,立即将其买下带回供在屋中。1949年秋,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格达活佛无比兴奋,马上向周围的故旧宣传,说当年的红军很快就会回来,并要准备欢迎。

1950年春,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入甘孜,他马上动员当地僧俗民众支援部队解决粮食问题,并对前来看望的部队首长说:“如今刚刚快到15年,你们果然回来了,朱总司令真是神人!”当时中央授予他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政府副主席之职,朱德还邀请他到北京一叙。

格达活佛看到解放军正在准备进军西藏,便表示自己应先到拉萨一次,利用过去的关系劝说上层人物接受中央和平解放的条件,然后再进北京。

尽管中央告知他此行有危险,他仍毅然前往,结果行至昌都时遭反动分子毒害而亡,未能实现与朱总司令再见面的最后愿望。格达活佛去世后,西南军政委员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他为藏族解放事业奋斗的事迹也一直受到人们的怀念。

点评 忠实朋友毕生奉献

格达活佛这样一个在宗教界有很大影响的藏族上层人士,在遇到红军后就毕生竭诚拥护解放事业,成为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为此还不惜献身。这一事迹的本身就说明,红军所代表的民族解放事业所具有的强大感召力。

格达活佛通过亲眼所见,坚信红军的道路也是自己获得彻底解放的道路。

他不仅帮助了当年的红军战胜艰难险阻,也为后来甘孜藏区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使长征留下的宝贵种子开出灿烂的花朵。
级别: 风云使者
只看该作者 9楼 发表于: 2013-07-06
震惊全国的格达活佛遇害案


王锡堂  

    

    1950年8月,著名藏族爱国活佛、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原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为谋求西藏早日解放而被英国间谍毒死,惨案震惊全国,军民为之愤怒,从而打响了昌都战役,迫使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进行谈判,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与朱德是兄弟相称的朋友

    1903年,格达活佛出生于四川甘孜县德西地村,其父亲是白利土司的一名“差巴”,即“支差的人”。在格达所在的德西地村附近,有座远近闻名的喇嘛教寺庙--白利寺。格达7岁那年,白利寺活佛“圆寂”,格达被选为活佛的转世灵童,并被接到寺院学习藏文。17岁后,格达又两次被派往拉萨学经,并朝见了达赖喇嘛。
    格达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他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对藏民族的压迫。在他的寺院里,经常有被保护和救济的藏族同胞。
    1936年4月,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在长征途中.,经过艰难跋涉,来到了甘孜。红军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给格达活佛和当地人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格达活佛动员群众,拿出粮草支援红军,还广泛动员藏族青年参加红军,投身革命。他还多次把朱德总司令迎进自己的经堂里,倾心交谈,从而与朱德结下了深厚情谊,两人以兄弟相称。
    此后,在红军的帮助下,这里成立了博巴(藏人)苏维埃政府,格达活佛被推选为副主席。7月初,红军离开甘孜继续北上,临别前,朱总司令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还将自己的八角军帽相赠,并允诺15年后再相逢。
    1949年新中国成立,格达活佛率先与原博巴革命政府时期的战友一起,派代表绕道青海、甘肃赴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献旗致敬。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格达活佛当选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时,他又当选为副主席并兼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席。

    不惧个人安危前往拉萨劝和

    当时,为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多次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谈判,但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一直置之不理。
    1950年元旦,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从莫斯科向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发出指示:“进军西藏,解放中国大陆上最后一片土地。”中央随即决定:任命西南军区18军军长张国华、军政委谭冠三率18军解放西藏。
    不久,18军先遣部队开始向西挺进,陈兵甘孜。为使西藏早日和平解放,格达活佛致电朱德总司令,要求亲自去拉萨促进和谈工作。
    朱德接到消息后,当即给格达活佛去信,对他的爱国行动大加赞许,同时告知,目前入藏安全尚无保证,请他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参加全国政办一届二次会议,并重叙旧谊。格达活佛则表示,为了西藏早一天祥和解放,他已下定决心去西藏劝和,等西藏众生安康之后,再到北京去见朱总司令。
    1950年7月初,鉴于西藏地方政府迟迟不愿派代表来京谈判和格达活佛的迫切愿望,中央人民政府电告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康省人民政府,同意格达活佛率劝和团启程赴藏。朱德特别指示:一定要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前往,如果出发后发现问题,应立即返回,不可勉强冒险。
    7月10日,格达活佛一行数人打着红旗,由甘孜启程赴藏,于24日到达昌都。次日,格达活佛前往西藏地方政府派驻昌都的“西藏边使府”会见拉鲁边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他宣扬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主张。
    为阻止格达活佛去拉萨,拉鲁找借口说:“你进藏之事,非同小可,我一定要请示西藏噶厦,昌都方面确实无权决定。”
    无奈之下,格达活佛只得在昌都等待。在这期间,格达活佛广泛接触僧俗人士,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此举惊动了西藏上层的分裂主义分子,他们又恨又怕,便把英国派来的间谍福特请了出来,要他出面接待格达活佛,伺机进行暗害。

    英国间谍毒杀格达活佛

    福特是英国皇军陆军中校,也是一名高级间谍。1949年春,他接受英国间谍组织派遣,前往西藏进行间谍活动。他以贸易代表身份为掩护,带着电台、枪支来到拉萨,受到亲英的西藏地方政府的热情接待。福特在拉萨自由往来,把从中获取的机密情报源源不断发送出去。
    1949年夏,国民党政权已是摇摇欲坠,西藏政权也日益不稳,为了挽救危局,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把福特请进布达拉宫进行密谈,于7月8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注:西藏地方政权将国民党驻藏机关的官员眷属和其他汉族人员200多人驱逐出西藏的事件),意在把西藏从祖国领土分裂出去。解放军陈兵甘孜后,福特为了获得重要情报,离开拉萨,来到昌都,得到了拉鲁边使的支持。
    格达活佛滞留昌都半月之久,心情十分焦急,想通过电报与西藏上层、友人进行联系,共促和谈。为此,他找到了昌都地方电台,谁知,这给福特带来了机会。
    1950年8月13日,福特以电台台长身份出面,十分殷勤地接待了格达活佛,陪同会见的还有拉鲁边使。接待之前,福特已接到新德里方面的密电,指示他借机挑起藏汉对立,引发武装冲突。福特想到了格达活佛,如果干掉此人,不就能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吗?经过缜密思索,福特决定采取阴招暗害格达活佛。福特事先准备好了一种美国制造的延缓性毒药,服后一周内见效。他亲手调制了3杯加奶的红茶,在其中一杯中下了毒,并将这杯有毒的红茶呈给格达活佛。
    格达活佛毫无提防地喝尽了这杯毒汁。当天午饭后,他发生间歇性头痛腹痛,只得暂住福特家。几天后,活佛“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但心中仍然念念不忘肩负的重任。他说:“我死也不悔,只求到拉萨见到达赖,使大军顺利进藏,西藏早日解放。”
    福特、拉鲁听罢此番话,心中更为恐惧,于8月21日借请医生前来“诊断开药”之机,再次给格达活佛服了毒药。次日上午,格达活佛中毒去世,年仅47岁。福特、拉鲁为推脱干系,清除罪证,很快焚尸灭迹,并将活佛随行人员押送到拉萨。

    昌都战役中凶手被擒

    格达活佛遇害,激起全国人民极大悲愤。毛泽东闻讯后,挥笔为格达活佛写下挽联:“为真理,身披袈裟入虎穴,纵出师未捷身先死,堪称高原完人;求解放,手擎巨桨渡金江,虽长使英雄泪满襟,终庆康藏新生。”
    格达活佛遇害的噩耗传来,18军将士更是群情激愤。8月22日,18军军部向所属部队发出准备进抵金沙江畔的作战命令。8月26日,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要求18军歼灭藏军,占领昌都。
    战斗从10月6日打响,至10月24日结束,历时19天。10月19日,古城昌都升起五星红旗,昌都宣布解放。昌都战役共计歼敌5700余人,包括活捉福特在内的英、印间谍特务4名。
    鉴于福特被捕后有悔改表现,对毒死格达活佛一罪供认不讳,并交代了一些西方国家在西藏归属问题上搞的秘密勾当,有立功表现。1954年12月8日,西南军区军法处依法宣布给予开释,并将其驱逐出境。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02期,摘自《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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