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事件回顾

大家好。我叫爱德华•斯诺登。一个多月前，我有家人，还有堪比天堂的家乡，我过着非常舒适的日子。我还有能力在未经任何授权的情况下，随时搜索、截取和阅读你们任何人的通信信息。这是改变人们命运的能力。

    这也是对法律的严重触犯。我国宪法的第4和第5项修正案、《世界人权宣言》的第12条以及无数的法规和条约都禁止这种大规模的、无孔不入的监视系统。尽管美国宪法规定这些计划为非法，但我国政府辩称，秘密法庭的裁决已经以某种方式使这种非法行为合法化了。这种裁决完全腐蚀了公正最基本的含义———公正必须在众人面前得到彰显。不能靠秘密的法律让不道德的事情变成道德的。

    我信奉1945年在纽伦堡宣布的原则：“每个人都承担着国际义务，它们超越了对国家义务的服从。因此，每个公民都有义务违反国内法律，以阻止危害和平和人类的罪行发生。”

    因此，我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且开始了一场纠正这种不道德行为的运动。我并非为了中饱私囊。我也不是为了兜售美国的机密。我没有与任何外国政府合作以确保自身安全。相反，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公众，这样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讨论影响我们每个人的事情，而且我要向世界讨一个公道。

    把影响我们所有人的间谍活动公之于众是我出于道义的选择，这个选择代价高昂，但这是我该做的事情，我无怨无悔。

    从那时以来，美国政府和情报机构一直试图拿我“杀一儆百”，以此警告所有可能像我一样打算一吐为快的人。因为我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行为，我现在被剥夺了国籍，而且被四处追捕。美国政府把我列入禁飞名单。它要求香港在其法律框架外将我遣返，这是对《国际法》的“不推回”原则的直接违反。它还扬言制裁愿意维护我的人权和联合国庇护制度的国家。它甚至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举动，为了搜索一名政治难民命令军事盟友禁止一位拉美总统的飞机入境。这种危险的升级举动威胁的不仅是拉美的尊严，而且是所有人、所有国家所共有的基本权利，所有人都有权免受迫害，有权寻求并获得政治避难。

    然而，即使面对这种历来罕见的咄咄逼人的态度，世界各地的国家还是(向我)提供了支持和政治避难。我在此宣布，正式接受所有提供给我的支持和政治避难，以及未来其他所有可能的此类提议。

Hello. My name is Ed Snowden. A little over one month ago, I had family, a home in paradise, and I lived in great comfort. I also had the capability without any warrant to search for, seize, and read your communications. Anyone's communications at any time. That is the power to change people's fates.
It is also a serious violation of the law. The 4th and 5th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of my country, Article 12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numerous statutes and treaties forbid such systems of massive, pervasive surveillance. While the US Constitution marks these programs as illegal, my government argues that secret court rulings, which the world is not permitted to see, somehow legitimize an illegal affair. These rulings simply corrupt the most basic notion of justice – that i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 The immoral cannot be made moral through the use of secret law.
I believe in the principle declared at Nuremberg in 1945: "Individuals have international duties which transcend the national obligations of obedience. Therefore individual citizens have the duty to violate domestic laws to prevent crimes against peace and humanity from occurring."
Accordingly, I did what I believed right and began a campaign to correct this wrongdoing. I did not seek to enrich myself. I did not seek to sell US secrets. I did not partner with any foreign government to guarantee my safety. Instead, I took what I knew to the public, so what affects all of us can be discussed by all of us in the light of day, and I asked the world for justice.
That moral decision to tell the public about spying that affects all of us has been costly, but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I have no regrets.
Since that time, the government and intelligence servi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ve attempted to make an example of me, a warning to all others who might speak out as I have. I have been made stateless and hounded for my act of political expression.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has placed me on no-fly lists. It demanded Hong Kong return me outside of the framework of its laws, in direct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 – the Law of Nations. It has threatened with sanctions countries who would stand up for my human rights and the UN asylum system. It has even taken the unprecedented step of ordering military allies to ground a Latin American president's plane in search for a political refugee. These dangerous escalations represent a threat not just to the dignity of Latin America, but to the basic rights shared by every person, every nation, to live free from persecution, and to seek and enjoy asylum.
Yet even in the face of this historically disproportionate aggression,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offered support and asylum. These nations, including Russia, Venezuela, Bolivia, Nicaragua, and Ecuador have my gratitude and respect for being the first to stand against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carried out by the powerful rather than the powerless. By refusing to compromise their principles in the face of intimidation, they have earned the respect of the world. It is my intention to travel to each of these countries to extend my personal thanks to their people and leaders.
I announce today my formal acceptance of all offers of support or asylum I have been extended and all others that may be offered in the future. With, for example, the grant of asylum provided by Venezuela's President Maduro, my asylee status is now formal, and no state has a basis by which to limit or interfere with my right to enjoy that asylum. As we have seen, however, some governments in Wester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states have demonstrated a willingness to act outside the law, and this behavior persists today. This unlawful threat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me to travel to Latin America and enjoy the asylum granted there in accordance with our shared rights.
This willingness by powerful states to act extra-legally represents a threat to all of us, and must not be allowed to succeed. Accordingly, I ask for your assistance in requesting guarantees of safe passage from the relevant nations in securing my travel to Latin America, as well as requesting asylum in Russia until such time as these states accede to law and my legal travel is permitted. I will be submitting my request to Russia today, and hope it will be accepted favorabl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I will answer what I can.
Thank you.

• 1999年，斯诺登举家搬迁到马里兰州埃利科特市，在那里他在安妮·阿伦德尔社区学院学习电脑，以获得必要的学分用以获得高中文凭，但他没有完成课程其后他获得普通教育发展证书。
• 2004年5月7日，斯诺登自愿加入美国陆军，同时希望最终能参加特种部队。他说：“我要争取参加伊拉克战争，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我有责任，帮助人们摆脱压迫”，但仅仅几个月后，他在训练事故中，折断了他的双腿，而在9月28日被除役。后来他曾在国家安全局设置于马里兰大学的一处隐蔽设施担任警卫。在此之后，他又在中央情报局担任与信息技术安全有关的职务。
• 200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其派驻瑞士日内瓦负责维持电脑网络安全，并给予其外交身份掩护。
• 2009年，离开中央情报局，前往一家美国驻日美军基地中的国家安全局设施，为一家私营承包商工作。
• 2013年某月某日，斯诺登与他的女友住在夏威夷欧胡岛维帕（Waipahu）。此时，他已在国防承包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工作了不到三个月，职务是在夏威夷的一处国家安全局设施内担任系统管理员。他约有$200,000美元的年薪，与女友一起过着舒适的生活。但他愿意牺牲这一切，因为对美国政府的秘密监控工程感到良心不安。尽管如此，在6月10日他被以“违反公司道德和企业政策”解雇后，他的雇主对这种说法存疑。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优先采访了斯诺登，并报道了斯诺登的爆料。他后来写道：“有可能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使用的是按比例分配的数字，或者可能斯诺登谈到的是他在戴尔公司时的上一份国家安全局工作的薪水。”《卫报》形容斯诺登对隐私的价值怀有强烈的热情；他的笔记本电脑上附有支持互联网自由组织的标签，包括电子前哨基金会和Tor。尽管他说自己曾“相信奥巴马的保证”，但还是在2008年大选中将选票投“给了第三党”。政治献金记录显示他为荣·保罗的初选进行过捐赠。

• 2013年5月20日，前往香港。
• 2013年6月23日，滞留于俄罗斯莫斯科国际机场的过境区域。

奥巴马应赦免斯诺登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教授 史蒂芬•沃尔特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在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第二次就职演说中，他号召“我们人民”要坚持美国的个人自由与平等理想。当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秘密监控项目时，他就是在迎接这一挑战。正如这个国家的“国父们”一样，他也在反抗一个触手越来越长的政府的僭越行为。因此，奥巴马应撤销逮捕他的行动，赦免斯诺登。
斯诺登受到的指控包括盗窃政府财产以及未经许可传播机密信息。但是，他并没有把宝贵机密拱手送给外国政府，也没有为谋私利而出售机密——这跟已经定罪的奥尔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或乔纳森•波拉德(Jonathan Pollard)等间谍是不一样的。相反，他出于原则，放弃了高薪职位，将个人自由置于危险之中。
斯诺登的动机令人赞赏：他认为同胞们应该知道真相，他们的政府正在开展一个范围极广、缺乏监管并有可能违宪的秘密监控项目。他的看法没错。
正是由于斯诺登的行为，我们如今了解到，官方机构和私人承包商一直在收集大量有关普通美国人的信息，并且在对美国盟友开展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间谍活动。我们由此得知，在国安局正在做什么的问题上，高官要员们在国会上说了谎，这不得不令人怀疑国会的监督效率。通过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斯诺登提醒我们，那些以国家安全名义开展的秘密项目是极难控制的。
国安局的辩护者们声称，这些项目只针对可能造成威胁的人。他们坚称，那些可能会因数字记录获罪或导致尴尬的普通公民不必担心，因为政府官员没有足够理由以及司法批准是不会检查与他们有关的数据的。
这么想实在是幼稚！在“国家安全”的幌子下，政府官员可以利用这些巨大的数据宝库追踪任何人，质疑他们在做什么。这些被调查的人可能包括告密者、新闻调查记者甚至是在新闻网站上发表评论的普通公民。
只要存在一个秘密监控系统，这个系统被某些人出于私利滥用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就有一张“敌人名单”，还曾动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监听美国公民。而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则靠收集官员负面信息来保住自己的局长宝座。
对暴露的恐惧有可能会导致压制良性民主体制十分必要的异见和辩论。政府对官僚机构的许多行为都做了保密，选择性地公开信息，以左右舆论。因此，普通市民只有依靠记者、学者以及斯诺登这样有原则的个人，才能知道我们的“公仆”有什么事瞒着我们。但如果那些批评声由于私人生活可能被公开而受到胁迫，对当权者进行监督将会加倍困难，政策错误将无法得到纠正。
赦免斯诺登肯定会引发情报界的一片抗议之声，这些人希望通过对斯诺登的处理以儆效尤，以防未来再出现泄密者。但赦免斯诺登不太可能激发一批模仿者。有多少内部人士会因为斯诺登被赦免而愿意放弃他们的职位并冒失去自由的风险？就算少数人学斯诺登揭露政府的陋行，整个社会也会从中受益。
斯诺登在史书上的待遇很可能会比抓他的人好一些。也许有一天，他的名字会与其他勇敢的男女——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马克•费尔特(Mark Felt)、凯伦•丝克伍(Karen Silkwood)等等——并列，这些人有原则的反抗行为在今天广受人们敬佩。
讽刺的是，如果斯诺登被加入获得总统宽恕的人之列，他的“同伴”中却有很多不那么光彩。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赦免了理查德•尼克松，老布什(George H. W. Bush)赦免了那些导演了“伊朗门事件”的官员，而奥巴马已赦免了几个被定罪的贪污犯和毒贩。毫无疑问，斯诺登和这些恶人一样值得怜悯。赦免斯诺登还能够证明，奥巴马的口头承诺——向“我们人民”许下的承诺，致力于建设开放透明政府的承诺——并不是空话。

人民网莫斯科8月1日电（记者谢亚宏）维基解密网站1日在其首页刊登斯诺登获得俄罗斯避难身份的声明，其中引用斯诺登的话，感谢俄罗斯政府提供避难。
声明中引用了斯诺登在获得避难身份后的原话：“在过去八个星期我们看到奥巴马政府对于国际和国内法律毫无尊重，但最后法律还是获得了胜利。我对俄罗斯政府根据其国内法律和国际义务给予我避难身份表示感谢。”
此前据俄罗斯律师库切连那表示，斯诺登已经获得俄罗斯为期一年的临时避难，现已离开莫斯科机场中转区。

美方遭质问：若中国把美使馆前路改为斯诺登路咋办？


在26日美国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就美众院一个委员会要把中国驻美使馆前一段路改名的做法，美联社记者马特·李当面质问美国务院女副发言人哈尔夫：如果中国把美国驻华使馆门口的路改名为“斯诺登路”，你们肿么办？
据报道，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24日表决通过，将在华盛顿把中国使馆前的一段路改名为“刘晓波路”，这样的话，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地址就将变成“刘晓波路1号”。有评论批评，刘晓波是受到依法审判并正在中国监狱里服刑的罪犯，美众院议员这种做法是恶作剧，在外交上相当“龌龊”。
美联社记者马特就此事与美国务院发言人哈尔夫在记者会上唇枪舌战，以下为记者会部分实录：
记者：你对重新命名那条街有什么看法？
发言人：恐怕让你失望了。我对街道重新命名一事没有看法。不过，对于那个人，我有些话说……
记者：哪个人，哪个？
发言人：他们想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的那个人，你想让我试着发音吗？你是想让我这么做吗？
记者：我是想这样做，我怀疑你是否想念出那个名字。
发言人：不不不，我只是不想念错了音。
记者：那好吧，那是……
发言人：他是刘晓波。
记者：哦。
发言人：那么……
记者：那么……
发言人：我的发音不总是那么好。
……
记者：所以你不准备就（众议院委员会）那个立法发表看法。
发言人：现在不会，不会的。
记者：（奥巴马）政府会（有立场）或者已经（有立场）了吗？
发言人：公开场合，我们现在没有。
记者：那……会有那一天当你们……
发言人：也许吧。
……
记者：事实上，（中国使馆前）那条街是联邦政府的。
发言人：恩……
记者：但是，你不想说你是否认为他（的名字）是否应该……是否合适……
发言人：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你说的对。
记者：其他地方的街呢？
发言人：我认为，就这条街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记者：听起来，你不支持（这样命名街道）。
发言人：我可没这么说，我完全没有这么说。
记者：那么，你是否质疑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的做法是否妥当呢？
发言人：我没这么说。我不质疑。我只是说，我不会发表看法。
……
记者：你知道美国驻北京使馆前的街道是属于谁的吗？
发言人：我不知道。
记者：那么你知道中国驻华盛顿使馆前的街道是属于谁的吗？
发言人：就像你说的，我认为，依据普遍报道，那是（美国）联邦政府的资产。
记者：如果拥有美国驻北京使馆前那条街的中国人作了同样的事情（改命名），你们会向中方提出反对吗？
发言人：我不想做这种假设。
记者：真的吗？如果中国方面决定，他们要把（美国驻华使馆）前的那条街命名为……“爱德华·斯诺登路”（笑声）……或者“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大道”（笑声）
【注：斯诺登为美国“棱镜门”事件主角，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是北美独立战争中一员名将，“叛变”至英国一方。】
发言人：这么聊天我真开心。
记者：或者其他的……
发言人：我确信，中国方面会考虑你的建议的。
……记者：我不觉得，你的这种不持立场的做法有助于你们与中方的外交。
发言人：我会考虑你的建议的，马特……（完）
小知识：谁是斯诺登
爱德华·斯诺登（EdwardSnowden）生于1983年，曾是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技术分析员，后供职于国防项目承包商BoozAllenHamilton。
2013年6月将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PRISM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披露给了《卫报》和《华盛顿邮报》，随即遭美国政府通缉，事发时人在香港，随后飞往俄罗斯。2013年6月21日，斯诺登通过《卫报》再次曝光英国“颞颥”秘密情报监视项目。2013年8月1日7时30分，斯诺登离开俄罗斯谢列梅捷沃机场前往莫斯科境内，并获得俄罗斯为期1年的临时避难申请。

他山之石

身在俄罗斯的斯诺登公布中国官员在国外存款达4.8万亿美元。约为30万亿人民币。按现金持有占总资产的三分之一算，贪官们的海外资产达100万亿。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国搞全民免费医保每年需要1600亿，贪官们的海外资产可以搞中国全民免费医保6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