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社会主义政体的创建者。

列宁是苏联的主要缔造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现实国情充分结合起来，形成了列宁主义，领导俄国民众推翻了腐朽黑暗的沙俄政府。
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在经历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相比之下，此时的沙皇俄国仍然处于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之下。由于列强之间利益纷争不断，俄国人民也长期饱受战乱之苦。“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之后，沙俄国内的社会矛盾已经相当尖锐。二十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俄国国内反对沙皇统治的呼声达到顶点，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了反对封建统政权的斗争。
在这样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领袖列宁回到俄国，他认为推翻沙皇的时机已经到来。公元1917年11月7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随着起义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主炮轰鸣，著名的“十月革命”爆发。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中，沙皇政权被推翻，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政权得以建立，苏维埃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由于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已久，俄国政权在成立之初就面临着巨大挑战。国内，“白军”动乱不断；国外，西方列强对新生政权实施经济封锁与军事干预。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列宁果断采取措施镇压国内动乱，全国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同时舍弃大量利益以求媾和，及时从一战的泥潭之中抽身，为苏维埃政权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随着局势逐渐趋于稳定，列宁开始着手恢复经济与生产，废除曾经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充分考虑俄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制定著名的“新经济政策”，使得俄国经济快速增长，实力明显增强。1922年12月30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此，苏联登上了历史舞台。
虽然国家实力不断发展壮大，然而革命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列宁作为西方国家的头号大敌，许多势力都欲将他除之而后快，列宁的革命生涯因此也是险象环生。他早年曾受到暗杀并在体内留下子弹，而因操劳而变差的身体状况，则使列宁在医生进行手术取出弹片时不幸中风，这一年是1922年。列宁第一次中风后，身体右侧部分瘫痪，列宁开始不断减少政务活动，等到苏联正式成立时，列宁已经发生第二次中风，彻底停止了一切政务活动。
从此，列宁的身体每况愈下。1924年1月21日，列宁与世长辞，终年53岁。

　　现代社会完全建筑在地主资本家阶级极少数人对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剥削上面。这种社会是奴隶占有者的社会，因为一生为资本做工的“自由”工人“有权”支配的仅仅是生产利润的奴隶赖以活命、从而使资本主义奴役制得以存在和延续的那一点生活资料。

　　对工人的经济压迫，必然会引起和产生对群众的各种政治压迫和社会屈辱，使他们在精神生活方面变得粗俗和愚昧。工人固然可以多少争得一点政治自由来为自身的经济解放而斗争，但是，在资本的政权未被推翻以前，任何自由都不会使他们摆脱贫困、失业和压迫。宗教是一生为他人干活而又深受穷困和孤独之苦的人民群众所普遍遭受的种种精神压迫之一。被剥削阶级由于没有力量同剥削者进行斗争，必然会产生对死后的幸福生活的憧憬，正如野蛮人由于没有力量同大自然搏斗而产生对上帝、魔鬼、奇迹等的信仰一样。对于辛劳一生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向他们廉价出售进入天国享福的门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坏了自己做人的形象，不再要求多少过一点人样的生活。

　　但是，奴隶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奴役地位，并且站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他就有一半已经不再是奴隶了。现代的觉悟工人，受到了大工厂工业的教育和城市生活的启发，轻蔑地抛弃了宗教偏见，把天堂生活让给僧侣和资产阶级伪善者去享受，为自己去争取人间的美好生活。现代无产阶级正在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社会主义吸引科学来驱散宗教的迷雾，把工人团结起来为美好的人间生活作真正的斗争，从而使他们摆脱对死后生活的迷信。

　　应当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句话通常是用来表示社会主义者对待宗教的态度的。但是，这句话的意义必须正确地说明，以免引起任何误解。就国家而言，我们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就我们自己的党而言，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应当同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同国家政权发生联系。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就是说，象通常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那样做一个无神论者。在公民中间，完全不允许因为宗教信仰而产生权利不一样的现象。在正式文件里应当根本取消关于公民某种信仰的任何记载。决不应当把国家的钱补贴给国家教会，决不应当把国家的钱补贴给教会团体和宗教团体，这些团体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会。只有彻底实现这些要求，才能结束以往那种可耻的、可诅咒的现象：教会农奴般地依赖于国家，而俄国公民又农奴般地依赖于国家教会；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的法律（这种法律至今还列在我国的刑法和刑事法规中）仍然存在，并且仍然有效，这种法律追究人是否有信仰，摧残人的良心，把官位和俸禄同布施某种国家教会劣质酒联系起来。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这就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现代国家和现代教会提出的要求。

　　俄国革命应当实现这个要求，这是政治自由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俄国革命在这方面有着特别有利的条件，因为警察农奴制的专制制度的令人作呕的官僚习气，甚至在僧侣中间也引起了不满、骚动和愤慨。不论俄国的正教僧侣多么闭塞无知，现在，俄国中世纪旧制度崩溃时的巨响也把他们惊醒了。连他们也要求自由，反对官僚习气和官僚专横，反对警察对“上帝的仆人”进行强制的搜查。我们社会主义者应当支持这种运动，使僧侣阶层中那些正直和诚实的人士的要求彻底实现，抓住他们关于自由的言论，要求他们坚决割断宗教和警察之间的任何联系。如果你们是诚意的，那你们就应当主张教会与国家、学校与教会完全分离，彻底地无条件地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如果你们不接受这些彻底的自由要求，那就说明你们仍旧是宗教裁判传统的俘虏，仍旧依赖于官位和俸禄，说明你们不相信你们的武器的精神力量，你们继续接受国家政权的贿赂。这样，全俄国的觉悟工人就要毫不留情地向你们宣战。

　　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觉悟的先进战士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我们要求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以便用纯粹的思想武器，而且仅仅是思想武器，用我们的书刊、我们的言论来跟宗教迷雾进行斗争。我们建立自己的组织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目的之一，也正是为了要同一切利用宗教愚弄工人的行为进行这样的斗争。对我们来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阶级的事情。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党纲中宣布我们是无神论者呢？我们为什么不禁止基督教徒和信奉上帝的人加入我们的党呢？

　　要答复这个问题，就应当说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宗教问题的提法上存在非常重要的差别。

　　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因此，要说明我们的党纲，就必须同时说明产生宗教迷雾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对无神论的宣传；出版有关的科学书刊（直到现在，这些书刊还遭到农奴制的专制政权的查禁）现在应当成为我们党的工作之一。我们现在必须遵从恩格斯有一次向德国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建议：翻译和大量发行18世纪的法国启蒙著作和无神论著作。

　　可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因此而“从理性出发”，离开阶级斗争去抽象地、唯心地来提宗教问题，——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派常常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如果认为，在一个以无休止的压迫和折磨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里，可以用纯粹说教的方法消除宗教偏见，那是愚蠢可笑的。如果忘记，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和反映，那就是受了资产阶级观点的束缚。如果无产阶级本身的反对资本主义黑暗势力的斗争没有启发无产阶级，那么任何书本、任何说教都是无济于事的。在我们看来，被压迫阶级为创立人间的天堂而进行的这种真正革命斗争的一致，要比无产者对虚幻的天堂的看法上的一致更为重要。

　　因此，我们在我们的党纲中没有宣布而且也不应当宣布我们的无神论。因此，我们没有禁止而且也不应当禁止那些还保存着某些旧偏见残余的无产者靠近我们党。我们永远要宣传科学的世界观，我们必须跟某些“基督教徒”的不彻底性进行斗争。但是这决不是说，应当把宗教问题提到它所不应有的首要地位，决不是说，为了反对那些很快就会失去任何政治意义、很快就会被经济发展进程本身抛到垃圾箱里去的次要的意见或呓语，而分散真正革命斗争的、经济斗争的和政治斗争的力量。

　　各地的反动资产阶级早就打算，而我国资产阶级现在也开始打算煽起宗教仇视，把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这方面来，使他们不去关心真正重要的和根本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是在革命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全俄无产阶级目前正在实际解决的问题。这种企图分散无产阶级力量的反动政策，今天主要表现为黑帮对犹太人的屠杀，明天也许有人会想出某些更巧妙的新花样。我们无论如何要沉着地、持久地、耐心地宣传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科学的世界观，以此来抗击这种反动的政策，决不要挑起无关紧要的意见分歧。

　　就国家而言，革命的无产阶级力求使宗教成为真正的私人事情。在将来已经肃清中世纪霉菌的政治制度中，无产阶级必将为消灭经济奴役，即消灭宗教对人类愚弄的真正根源而进行广泛的，公开的斗争。
（1905年12月3日）

　　 十月革命以后在俄国造成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新条件，使党的出版物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这个农奴制专制俄国时代的可悲的遗迹，正在开始消失。它还没有灭绝。还远远没有灭绝。我们首席大臣的伪善的政府还在胡作非为，以致《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还在“非法地”出版，但是，政府愚蠢地企图“禁止”它所无法阻止的事情，除了给政府带来耻辱、带来道义上新的打击以外，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当存在着非法报刊和合法报刊的区别的时候，党的报刊和非党报刊的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而又非常虚假，很不正常。一切非法的报刊都是党的报刊，它们由各个组织出版，由那些同党的实际工作者团体有某种联系的团体主办。一切合法的报刊都是非党的报刊(因为党派属性是不准许有的)，但又都“倾向”于这个或那个政党。畸形的联合、不正常的“同居”和虚假的掩饰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人没有成熟到具有党的观点，实际上还不是党的人，他们认识肤浅或者思想畏缩，另一些人想表达党的观点，出于无奈而吞吞吐吐，这两种情况混杂在一起了。
　　 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使俄国一切有生气的和新鲜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恶现象。但是无产阶级暂时为俄国只争得了一半的自由。
　　 革命还没有完成。沙皇制度已经没有力量战胜革命，而革命也还没有力量战胜沙皇制度。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候，到处都看得到公开的、诚实的、直率的、彻底的党性和秘密的、隐蔽的、“外交式的”、支吾搪塞的“合法性”之间的这种反常的结合。这种反常的结合也反映在我们的报纸上：不管古契柯夫先生如何嘲讽社会民主党的专横，说它禁止刊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温和报纸，但事实终究是事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仍然被摈斥在警察横行的专制俄国的大门之外。
　　 不管怎样，已经完成了一半的革命，迫使我们大家立即着手新的工作安排。出版物现在有十分之九可以成为，甚至可以“合法地”成为党的出版物。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德国俗语说：“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把写作事业比作螺丝钉，把生气勃勃的运动比作机器也是有缺陷的。也许，甚至会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比喻大叫大嚷，说这样就把自由的思想斗争、批评的自由、创作的自由等等贬低了、僵化了、“官僚主义化了”。实质上，这种叫嚷只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表现。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作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中写作事业这一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它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这一切决没有推翻那个在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看来是格格不入的和奇怪的原理，即写作事业无论如何必须成为同其它部分紧密联系着的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一部分。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成为党的机构，向党报告工作情况。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自然，我们不是说，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了的写作事业的这种改造，一下子就能完成。我们决不是宣传某种划一的体制或者宣传用几个决定来解决任务。不，在这个领域里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问题在于使我们全党，使俄国整个觉悟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都认识到这个新任务，明确地提出这个新任务，到处着手解决这个新任务。摆脱了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以后，我们不愿意而且也不会去当写作上的资产阶级买卖关系的俘虏。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我们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
　　 最后这一句话似乎是奇谈怪论或是对读者的嘲弄。怎么！也许某个热烈拥护自由的知识分子会叫喊起来。怎么！你们想使创作这样精致的个人事业服从于集体！你们想使工人们用多数票来解决科学、哲学、美学的问题！你们否认绝对个人的思想创作的绝对自由！
　　 安静些，先生们！第一，这里说的是党的出版物和它应受党的监督。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所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在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当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的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或者分手。党是自愿的联盟，假如它不清洗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它就不可避免地会瓦解，首先在思想上瓦解，然后在物质上瓦解。确定党的观点和反党观点的界限的，是党纲，是党的策略决议和党章，最后是国际社会民主党，各国的无产阶级自愿联盟的全部经验，无产阶级经常把某些不十分彻底的、不完全是纯粹马克思主义的、不十分正确的分子或流派吸收到自己党内来，但也经常地定期“清洗”自己的党。拥护资产阶级“批评自由”的先生们，在我们党内，也要这样做，因为现在我们的党立即会成为群众性的党，现在我们处在急剧向公开组织转变的时刻，现在必然有许多不彻底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也许甚至有某些基督教徒，也许甚至有某些神秘主义者会参加我们的党。我们有结实的胃，我们是坚如盘石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将消化这些不彻底的人。党内的思想自由和批评自由永远不会使我们忘记人们有结合成叫作党的自由团体的自由。
　　 第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摘掉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
　　 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
　　 动手干吧，同志们！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困难的然而是伟大的和容易收到成效的新任务：组织同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紧密而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广大的、多方面的、多种多样的写作事业。全部社会民主主义出版物都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一切报纸、杂志、出版社等等都应当立即着手改组工作，以便造成这样的局面，使它们都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完全参加到这些或那些党组织中去。只有这样，“社会民主主义的”出版物才会名副其实。只有这样，它才能尽到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它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内也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 (1905年11月13日〔26日〕)

5．消灭寄生物——国家

　　我们已经引用了马克思有关的言论，现在还应当补充几段。

　　马克思写道：“……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bricht——打碎〉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中世纪公社的复活。……是……许多小邦的联盟〈孟德斯鸠，吉伦特派[21]〉……是反对过分的中央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
　　……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
　　……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0—361页。——编者注］

　　“消灭国家政权”这个“寄生赘瘤”，“铲除”它，“破坏”它；“国家政权现在已被废弃”，——这就是马克思评价和分析公社的经验时在国家问题上使用的说法。
　　所有这些都是在将近半世纪以前写的，现在必须把这些话发掘出来，使广大群众能够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马克思观察了他经历的最后一次大革命之后作出的结论，恰巧在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时代到来的时候被人忘记了。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是骗人的东西。……”［注：同上，第361页。——编者注］

　　空想主义者致力于“发现”可以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政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考虑政治形式问题。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议会制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形式当作不可逾越的极限，对这个“典范”崇拜得五体投地，宣布摧毁这些形式的任何意图都是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失；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去发现这个未来的政治形式。他只是对法国历史作了精确的观察，对它进行了分析，得出了1851年所导致的结论：事情已到了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地步。
　　当无产阶级的群众革命运动已经爆发的时候，马克思就来研究这个运动究竟发现了什么样的形式，虽然这个运动遭到了挫折，虽然这个运动为期很短而且有显著的弱点。
　　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
　　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我们往下就会看到，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革命在另一个环境和另一种条件下继续着公社的事业，证实着马克思这种天才的历史的分析。

4．组织起民族的统一

　　“……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也应当由各个公社选举出来。
　　“……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象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
　　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站在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9—360页。——编者注］

　　叛徒伯恩施坦所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20]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是多么不理解，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多么不愿意理解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伯恩施坦正是在谈到马克思的上述这些话时写道：这个纲领“就其政治内容来说，在一切要点上都十分类似蒲鲁东主张的联邦制……尽管马克思和‘小资产者’蒲鲁东〈伯恩施坦把“小资产者”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内，想必他是表示讽刺〉之间有其他种种分歧，可是在这几点上，他们的思路是再接近不过的”。伯恩施坦接着又说：自然，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在增长，但是“民主的第一个任务是不是就象马克思和蒲鲁东所想象的那样是废除〈Auflösung——直译是解散、融解〉现代国家和完全改变〈Umwandlung——变革〉其组织（由各省或各州的会议选出代表组织全国会议，而各省或各州的会议则由各公社选出代表组成），从而使全国代表机关的整个旧形式完全消失，对此我是有怀疑的”。（伯恩施坦《前提》1899年德文版第134页和第136页）
　　把马克思关于“消灭国家政权——寄生物”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联邦制混为一谈，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机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想到，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同集中制对立的联邦制，而是要打碎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都存在的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机会主义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围、在充满市侩的庸俗习气和“改良主义的”停滞现象的环境中他所看到的东西，即只是“地方自治机关”！至于无产阶级革命，机会主义者连想都不会去想了。
　　这是很可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竟没有人同伯恩施坦进行过争论。许多人都曾驳斥过伯恩施坦，特别是俄国著作界的普列汉诺夫和欧洲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谈到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这一歪曲。
　　机会主义者根本不会革命地思考，根本不会思考革命，他们竟把“联邦制”强加在马克思头上，把他同无政府主义的始祖蒲鲁东混为一谈。而想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想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却对此默不作声！这就是考茨基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极端庸俗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的根源之一。关于这种庸俗的观点，我们以后还要讲到。
　　在上述的马克思关于公社经验的论述中根本没有一点联邦制的痕迹。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看不到的。而马克思和蒲鲁东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施坦认为相同的。
　　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两人都主张“打碎”现代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不管是蒲鲁东或巴枯宁）这一相同的地方，无论机会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都不愿意看见，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同蒲鲁东和巴枯宁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联邦制问题上（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了）。联邦制在原则上是从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论述中，丝毫也没有离开集中制。只有对国家充满市侩“迷信”的人们，才会把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按公社体制组织起来，把所有公社的行动统一起来去打击资本，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财产交给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吗？难道这不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吗？
　　伯恩施坦根本不会想到可能有自愿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可能使无产阶级的公社在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事业中自愿溶合在一起。伯恩施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
　　马克思似乎预料到会有人歪曲他的这些观点，所以特意着重指出，如果非难公社要破坏民族的统一、废除中央政权，那就是故意捏造。马克思特意使用“组织起民族的统一”这样的说法，以便提出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来同资产阶级的、军阀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对立。
　　但是……充耳不闻比聋子还糟。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正是充耳不闻消灭国家政权、铲除寄生物这样的话。

3．取消议会制

　　马克思写道：“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
　　……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注：同上，第358页和第360页。——编者注］

　　由于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占了统治地位，这个在1871年对议会制提出的精彩的批评，现在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之列。部长和职业议员们，现今的无产阶级叛徒和“专讲实利的”社会党人，把批评议会制完全让给无政府主义者去做，又根据这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宣布，对议会制的任何批评都是“无政府主义”！！难怪“先进的”议会制国家的无产阶级一看到谢德曼、大卫、列金、桑巴、列诺得尔、韩德逊、王德威尔得、斯陶宁格、布兰亭、比索拉蒂之流的“社会党人”就产生恶感，而日益同情无政府工团主义，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机会主义的同胞兄弟。
　　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象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把革命的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时髦的空谈或动听的词藻。马克思善于无情地屏弃无政府主义，鄙视它甚至不会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这个“畜圈”，特别是在显然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时候，但同时马克思又善于给议会制一种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批评。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但是，如果提出国家问题，如果把议会看作国家的一种机构，从无产阶级在这方面的任务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摆脱议会制的出路何在呢？怎样才可以不要议会制呢？
　　我们不得不一再指出，马克思从研究公社得出的教训竟被忘得这样干净，以致对议会制的批评，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或反动的批评，任何其他的批评都简直为现代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读作：现代的社会主义叛徒）所不知道了。
　　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
　　“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这正好击中了现代的议员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哈巴狗”的要害！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甚至在俄罗斯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在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真正的议会以前，议会制的所有这些弊病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带有腐朽的市侩习气的英雄们，如斯柯别列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竟把苏维埃糟蹋成最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议会，把它变成了清谈馆。在苏维埃里，“社会党人”部长先生们用空谈和决议来愚弄轻信的农民。在政府里，不断地更换角色，一方面为的是依次让更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尝尝高官厚禄的“甜头”，另一方面为的是“转移”人民的“视线”。而在官厅里，在司令部里，却在“干着”“国家”工作！
　　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19]不久以前在一篇社论中，用“大家”都以政治卖淫为业的“上流社会”中的人物的无比坦率的口吻自供说，甚至在“社会党人”（请原谅我用这个名词！）主管的各部中，整个官吏机构实际上还是旧的，还在按旧的方式行使职权，十分“自由地”暗中破坏革命的创举！即使没有这个自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政府的实际情况不也证明了这一点吗？这里值得注意的只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呆在官场里的切尔诺夫、鲁萨诺夫、晋季诺夫之流以及《人民事业报》的其他编辑先生，是这样的不知羞耻，竟满不在乎地在公众面前象谈小事情一样厚着脸皮说，在“他们的”各部中一切照旧！！革命民主的词句是用来愚弄乡下佬的，官吏的官厅的拖拉作风则是为了博得资本家的“欢心”，这就是“真诚”联合的实质。
　　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那些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代表机构仍然存在，然而议会制这种特殊的制度，这种立法和行政的分工，这种议员们享有的特权地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而没有议会制，我们却能够想象和应该想象，除非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是空谈，除非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愿望不是我们真正的和真诚的愿望，而是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象谢德曼、列金、桑巴、王德威尔得之流的那种骗取工人选票的“竞选”词句。
　　非常有教益的是：马克思在谈到既为公社需要、又为无产阶级民主需要的那种官吏的职能时，拿“任何一个工厂主”雇用的人员来作比喻，即拿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的普通资本主义企业来作比喻。
　　马克思没有丝毫的空想主义，就是说，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依据，竭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他向公社“学习”，就象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的经验学习而从来不对这些运动作学究式的“训诫”（象普列汉诺夫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或者象策列铁里说“阶级应当自己约束自己”）一样。
　　要一下子、普遍地、彻底地取消官吏，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取消任何官吏，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职能”，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无产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并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实际上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的人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立即开始、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的水平就完全能够胜任，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工人工资”就完全可以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时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端自然会导致任何官吏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职能和填制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19世纪70年代，有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邮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型。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是按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样式组成的一种经济。帝国主义逐渐把所有托拉斯都变为这种样式的组织。这里压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饥挨饿的“粗笨的”劳动者头上的仍然是那个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但是管理社会事务的机构在这里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推翻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铁拳粉碎这些剥削者的反抗，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们就会有一个除掉了“寄生物”而技术装备程度很高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经联合起来的工人自己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对所有这些人的工作如同对所有“国家”官吏的工作一样，付给工人的工资。这就是在对待一切托拉斯方面具体、实际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务，它使劳动者免除剥削，并考虑到了实际上已经由公社开始了的尝试（特别是在国家建设方面）。
　　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象邮政一样，做到在武装的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下使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如同所有公职人员一样，都领取不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才能取消议会制而保留代表机构，这样才能使劳动阶级的这些机构免除资产阶级的糟蹋。

2．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1847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十分抽象，确切些说，只是指出了任务，而没有指出解决任务的方法。以“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代替，以“争得民主”来代替，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回答。
　　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究竟怎样才能组织得同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主”这点相适应，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公社的经验（尽管经验很少）作了极仔细的分析。现在我们把该书中最重要的地方摘录下来：

　　起源于中世纪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在19世纪发展起来了。随着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对抗的发展，“国家政权也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公共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第二帝国把这种情况固定下来了。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正是”“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已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现在一切愿意以社会党自命的政党的纲领中都载有这个要求。但是它们的纲领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行径中看得最清楚，因为他们恰巧是在2月27日革命以后就已在实际上拒绝实现这个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359页。——编者注］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例子：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象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最干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人们把这一点看作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获得国教地位以后，把带有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的种种“幼稚的东西”“忘记了”一样。
　　降低国家高级官吏的薪金，看来“不过”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求。现代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爱·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资产阶级那种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同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行使国家职能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的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

　　马克思写道：“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1页。——编者注］

　　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人头地”（从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即变成富人，变成资产者，或者变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大多数农民是受政府压迫而渴望推翻这个政府、渴望有一个“廉价”政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实现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的分析

1．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2．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3．取消议会制
4．组织起民族的统一
5．消灭寄生物——国家

1．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告诫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会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92页。——编者注］但是，当1871年3月工人被迫进行决战的时候，当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极其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没有固执己见，学究式地非难运动“不合时宜”，象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诺夫那样：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1月曾写文章鼓励工人农民进行斗争，而在1905年12月以后却自由派式地大叫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16]。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为“冲天的”（他的用语）公社战士的英雄主义感到欢欣鼓舞，他还从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虽然它没有达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战士的革命经验作出的。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署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72年6月24日。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接着他们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注：同上，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内的话，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借用来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页。——编者注］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个教训加进《共产党宣言》，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个极其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而《共产党宣言》的读者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都不知道这个修改所包含的意思。我们在下面专论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详细说明。现在只须指出，对于我们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流行的庸俗的“理解”就是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
　　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1871年4月12日，即正当巴黎公社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黑体和着重号是马克思用的；原文是zerbre-chen〉，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709页）［注：同上，第33卷第206页。——编者注］（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书信至少有两种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种是由我编辑和作序［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编者注］的。）

　　“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这几个字，已经简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人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流行的即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公然歪曲了！
　　至于马克思提到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有关地方，我们在前面已经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证的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英国还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军阀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官僚的国家的典型。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当时在英国，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设想有可能而且确实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
　　现在，在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个限制已经不能成立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和官僚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制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打碎、破坏“现成的”（是1914—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出来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第二，马克思说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见解是值得特别注的意。“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国的普列权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愿意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司徒卢威信徒，也许会说马克思是“失言”。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非常贫乏的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20世纪的革命为例，那么无论葡萄牙革命[17]或土耳其革命[18]，当然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在这两次革命中都没有很积极地、独立地起来斗争，都没有明显地提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反之，1905—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象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时候得到的那些“辉煌”成绩，但无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惨遭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曾经独立奋起，给整个革命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社会来代替正被破坏的旧社会。
　　1871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大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真正把大多数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大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着力求为自己开辟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极严格地估计到了1871年欧洲大陆上多数国家中实际的阶级对比关系，但他丝毫没有忘记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他说得很多而且常常说）。另一方面，他又确认，“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起来，在他们面前提出了铲除“寄生物”、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的共同任务。
　　究竟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

3．1852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1907年，梅林把1852年3月5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摘要登在《新时代》杂志[14]上（第25年卷第2册第164页）。在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还是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对这些阶级作过经济的剖析。我新做的工作就是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333页。——编者注］

　　在这一段话里，马克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他的学说同先进的和最渊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践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918年8月即本书第1版刊行以后很久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市侩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和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见我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327页。——编者注］）。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符合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立场所作的上述评语，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领域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内，在这个领域的范围内，任何一个有知识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不把承认阶级斗争贯彻到最主要之点，贯彻到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贯彻到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其次，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

2．革命的总结

　　关于我们感到兴趣的国家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总结1848—1851年的革命时写道：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10]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日子〉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黑体是我们用的〉。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11]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和军事组织，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队伍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第一次法国革命发展了中央集权，“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职能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黑体和着重号是我们用的〉。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907年汉堡第4版第98—99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1—692页。——编者注］

　　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里，与《共产党宣言》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只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说法。在这里，问题提得具体了，并且作出了非常准确、明确、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个基本的东西，不仅被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卡·考茨基公然歪曲了（这点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历史作了一般的总结，使人们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它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马克思在1852年提出并加以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马克思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他以1848—1851伟大革命年代的历史经验作为依据。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
　　国家问题现在提得很具体：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国家机器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和面对着各被压迫阶级的独立行动，国家机器如何改变，如何演变？无产阶级在对待这个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是什么？
　　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最能表明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屡次谈到，这两种机构恰巧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工人的经验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种联系。工人阶级是根据亲身的体验来学习领会这种联系的，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很容易懂得并且很深刻地理解这种联系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无知地、轻率地否认这个道理，便是更轻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认而忘记作出相应的实际结论。
　　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是使这个社会分裂的内部矛盾所产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认为把国家看做寄生机体是无政府主义独具的特性。当然，这样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空前地玷污社会主义、竟把“保卫祖国”的概念应用于帝国主义战争来替这个战争辩护和粉饰的市侩，是大有好处的，然而这毕竟是无可置疑的歪曲。
　　经过从封建制度崩溃以来欧洲所发生的为数很多的各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官吏和军事机构逐渐发展、完备和巩固起来。还必须指出，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个机构，这个机构给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上层分子以比较舒适、安闲和荣耀的职位，使这些职位的占有者居于人民之上。看一看俄国在 　　1917年2月27日以后这半年中发生的情况吧：以前优先给予黑帮分子[12]的官吏位置，现已成为立宪民主党人[13]、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猎取的对象。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想进行任何认真的改革，力图把这些改革推迟“到立宪会议召集的时候”，而且又把立宪会议慢吞吞地推迟到战争结束再举行！至于瓜分战利品，攫取部长、副部长、总督等等职位，却没有延期，没有等待任何立宪会议！玩弄联合组阁的把戏，其实不过是全国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中瓜分和重新瓜分“战利品”的一种表现。各种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职位已经瓜分了，瓜分方面的“错误”也由几次重新瓜分纠正了，——这无疑就是1917年2月27日—8月27日这半年的总结，客观的总结。
　　但是在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拿俄国的例子来讲，就是在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间）“重新瓜分”官吏机构的次数愈多，各被压迫阶级，以无产阶级为首，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敌对性。因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包括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都必须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革命的无产阶级，巩固高压机构，也就是巩固原有的国家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而是破坏它、消灭它。
　　这样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事变的实际发展，根据1848—1851年的生动经验。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必须消灭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多么严格地以实际的历史经验为依据。那时在这个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1871年，历史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1852年，要以观察自然历史那样的精确性下断语，还只能说，无产阶级革命已面临“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务，即“摧毁”国家机器的任务。
　　这里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把马克思的经验、观察和结论加以推广，用到比1848—1851年这三年法国历史更广阔的范围上去是否正确呢？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重温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话，然后再来研究实际材料。

　　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第3版序言里写道：“……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1907年版第4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1—602页。 ——编者注］

　　最后一句评语已经过时了，因为从1871年起，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停顿了，虽然这种停顿（无论它会持续多久）丝毫不排除法国在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有可能成为使阶级斗争达到彻底的结局的典型国家。
　　现在我们来概括地看一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更缓慢地、更多样地、范围更广阔得多地进行着那同一个过程：一方面，无论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还是在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都逐渐形成“议会权力”；另一方面，在不改变资产阶级制度基础的情况下，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瓜分着和重新瓜分着官吏职位这种“战利品”，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斗争；最后，“行政权力”，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整个演变过程的共同特征。法国在1848—1851年这3年内迅速地、鲜明地、集中地显示出来的，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特有的那种发展过程。　　
　　特别是帝国主义，即银行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大垄断组织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还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国家，由于要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就大大强化了，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就空前膨胀起来了。
　　现在，全世界的历史无疑正在较之1852年广阔得无比的范围内，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破坏”国家机器。
　　至于无产阶级将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国家机器，关于这一点，巴黎公社提供了极有教益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