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本质是对中国几千年传统信仰的摧毁。文革这场浩劫,造成宗庙、祖牌位、家谱遭到毁灭,中国人的信仰危机终于爆发了,维系中国人亲情的只有三代以内的直系血缘关系。人类作为社会化的群居体,必须要拥有信仰,信仰是指导社会活动的核心价值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统一的信仰就会思想混乱,社会秩序就会动荡。
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而春节期间最为重要的信仰活动还是祭祀祖先,祖先崇拜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信仰。春节起源于远古时代的历法,一直是中国祭祀祖先的重大节日。以春节为重头戏,各家各户修谱续谱。正月初一早上,祠堂要跪拜祖先,仪式更为隆重。这种祖先崇拜,乃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一种重要机制。肉身的生命是短暂的,生命的消逝是令人恐惧的。如果死亡是一了百了,那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而不能感受到生命之意义的个体,必然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进而对他人的生命不负责任,对社会不负责任,社会秩序将因此而溃散。
中国人远古时代就完成了“神人合一”,始祖被敬仰成天帝神灵,祖先崇拜让必死的肉身获得了永恒性。祖先崇拜意味着人们相信,自己的生命是从遥远的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又将向着未来传承。这样,个体就突破了当下时间的局限,置于从过去到未来的永恒的时间之流中。个体生存因此而具有了意义:个体的肉身承载着家族的价值,这个环节的缺乏意味着家族价值传承的中断。因此,个体必善待自己的生命,让生命呈现出饱满的形态,这是祖先和子孙共同要求的。
因此,祖先崇拜具有重大的社会功能,曾子的一句话对此作了最好的概括:“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认真地对待丧礼、诚心地祭祀祖先,意味着个体清楚,自己乃是时间之流中的一个环节,乃是时间性共同体中的一员。由此,个体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而这一点乃是德行的前提。如果社会中每个人都能自我约束,自然会形成一种优良的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春节祭祀祖先的礼仪总是合族进行。平时分散的人们,借着祭祀共同的祖先的机会,聚集于一堂。在这样的社会性仪式中,人们会建立起某种秩序。共同的祖先也会缩小人们之间也许因世俗的物质纠纷而产生的精神距离,拉近情感。也就是说,祭祀的礼仪可以在人际空间上建立起某种关系。
由上述两点可以看出,祖先崇拜具有重要的文化社会功能。惜乎过去一个世纪,在启蒙观念和政治运动的冲击下,祖先崇拜似乎趋于淡化。这首先发生在城市,进而波及乡村。如果慎终追远乃是厚德之道,那么,祖先崇拜的淡化,当然就是薄德之途。当下社会秩序的紧张乃至冲突,与此大有干系。
有人会说,祖先崇拜趋于淡化的根源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此为似是而非之说。历史上,祖先崇拜最为浓烈的时代,也正是中国经济大规模商业化之后。而商业化最发达的地区,如明清时的徽州,正是祖先崇拜最盛的地区。今日江浙商业经济高度发达,祖先崇拜依然保存或者说恢复得相当完好。这一事实揭示,商业未必冲淡信仰,有时恰恰相反,祖先崇拜恰是人们对商业性社会人情淡薄、保持共同体意识而创生、维持的一种文化、社会机制。
因此,当代中国文化与社会重建的难题不在于外在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在于人们是否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尤其是社会中的精英是否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和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