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蒙山印象

乌蒙山的岁月静静的好，远离了历史，也远离了红尘。很多年以前，这里流放了一个少数民族，也归隐了一个少数民族，还遗留了一个少数民族。以这样的方式来到乌蒙山的少数民族，似乎刻意淡忘了记忆与叙事，让幽远的乌蒙山越发充满神秘感。
乌蒙山没有极高山峰，似乎缺乏鲜明的主题，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舒展，那全部景色都是主题。没有高海拔，就没有过分的艰难，没有低海拔，就与人潮汹涌拉开了距离。乌蒙山，在亦仙亦俗之间摇摆，找到了自己的合理和合适。

牛栏江边夏季野花。

李金花说：“我在他坟前，烧了纸钱，就是一小堆，烧了衣服就是一小堆，他人在里面，肯定也是一小堆。丈夫为国家卖了命，我们娘儿仨来看他，都还要贷款啊！”

王发坤的大儿子王远碧告诉记者，“和爸爸分别28年后，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那天，我妈在爸爸的墓前哭得死去活来，长跪不起，28年的委屈她向爸爸哭诉了两个多小时。”是啊，28年的孤独，28年的思念，28年的期待，想要说的话太多太多。

王发坤留下遗言，要求将自己的抚恤金作为还债费用，嘱咐妻子将自己的军大衣作为嫁妆交给以后再嫁的丈夫。这些情节，后来被著名作家李存葆战后写作《花环》时，将英雄的籍贯从不熟悉的贵州威宁县移植到了他所熟悉的沂蒙山老根据地，赋予了更加博大深厚的背景内涵，于是王发坤这“梁三喜”，感动了无穷的中国人。

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故事梗概：
某部九连是一支团结、友爱、训练有素的连队。一天，连长梁三喜接到了营部批准他回家探亲的报告。可是，由于新指导员赵蒙生即将到任，梁三喜只好推迟探亲日期。赵蒙生是军宣传处的摄影干事。梁三喜热情地接待了他。炮兵排长靳开来直率地向指导员介绍了自己的脾气。全连整队欢迎新指导员的到来。赵蒙生神色不安地致了答词，梁三喜对此有些莫明其妙。原来，赵蒙生是军队高级干部的儿子，在母亲吴爽和妻子柳岚的怂恿下，想来个曲线调动。梁三喜也经常掂念他的老母梁大娘和他的爱妻韩玉秀。妻子的来信勾起了他的美好回忆：妻子是那么通情达理，虽然已近分娩，却仍宽慰丈夫安心工作。其实，并不是连队公务拖累了梁三喜不能探亲，而是赵蒙生不称职的表现，使梁三喜放心不下九连。赵的行为还引起了靳开来等指战员的不满。

随着边境形势的紧张，赵蒙生与其母频繁活动要求调动。部队果然要开往前线，赵蒙生的调令也下来了。梁三喜一反往常的容忍态度，严厉地谴责了赵蒙生临阵脱逃的可耻行径。赵蒙生只好硬着头皮跟着部队开拔了。敌军残害我边民的罪行激起指战员们的义愤，大家都作出了为国捐躯的准备。赵蒙生却有些胆怯，其母甚至在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打电话给雷军长，要把她的儿子调回去。这一行为激怒了雷军长和广大指战员。赵蒙生羞辱难忍，他赌气地向连队战士们表示：是狗熊还是英雄战场上见。九连担任穿插任务，炮兵排长靳开来被提升为副连长，率领尖刀排在前开路。他们一路上跋山涉水，终于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并在拂晓发起攻击。

战斗中，司号员金小柱的腿被炸断了，将门之子“小北京”、副连长靳开来以及梁三喜等也相继为国捐躯。他们留下了什么？并不是豪言壮语，而是靳开来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小北京”的一篇《战争论》和梁三喜因父亲去世借战友钱的一张欠帐单。战斗结束后，烈士们受到了人们的怀念和嘉奖。“小北京”的父亲就是雷军长；梁三喜的亲属把抚恤金及卖猪的钱用来还债。这些人的崇高思想和行动使赵蒙生、吴爽深感愧疚。他们幡然醒悟，决心以实际行动重新赢得人们的信赖

我想看看《高山下的花环》

时光匆匆，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30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自卫反击战，早已简化为历史资料上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可王发坤昔日幸存下来的战友们，却一直在找寻几位烈士的遗属，希望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和关爱，以慰战友在天之灵。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115团的军人周光翔、吴北平、张三光、彭志杰等告诉记者，在1979年3月至4月，军旅作家李存葆在115团体验生活，被王发坤等几位烈士的事迹深深打动，最终根据拿到的一手材料，创作了《高山下的花环》。王发坤就是其主人翁梁三喜的主要原型之一。

当记者问及李金花这部曾经家喻户晓的电影时，她表示由于乡村信息闭塞，对此一无所知。李金花和两个儿子于去年通过贷款筹足路费，到云南屏边烈士陵园王发坤的墓前拜祭。儿子王远碧把墓碑上父亲的简历一字不落地抄在小本子里，随身携带。“这是我唯一能了解爸爸的途径。”

李金花说，这30年来曾有人劝她改嫁，但自己始终不能放下对丈夫的思念。“当年我就想，这辈子都是他的人了。大不了娘三个饿死，去跟他团聚。”李金花一家靠烈士抚恤精打细算地过着日子，她说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能在还走得动路的时候攒够路费，再到云南去看看丈夫，给他烧点纸钱和衣物。“还有,我想看看你说的那部电影——《高山下的花环》。” 牛拦江的支流。

化掉的红糖就像丈夫的鲜血

王发坤上前线的消息，李金花毫不知情，她还满心欢喜地等待着丈夫转业归来。“哪晓得等来的是他牺牲的消息。”1979年5月，一位战士翻山越岭出现在李金花家里，留下了王发坤被追认为烈士的证明书，以及部队、县民政局和县武装部送来的1000元抚恤金。李金花“相夫教子”的生活梦想，在这一天轰然倒塌。

“我怎么也不相信当家人就这样走了，不是说好要转业的吗？”李金花难以接受丈夫牺牲的现实，她固执地想，丈夫只是被越南军队俘虏了，很快就会被战友们救出，然后光荣转业回家，跟她和儿子过平凡日子。于是李金花每天带2个儿子坐在村口眺望，祈盼着丈夫突然就从土路的转角处大步走出。“我们连着望了1个多月，只见青山转，不见亲人归……”

3个月后，县邮政局通知李金花去领包裹。“那是他上战场前寄回家的10斤红糖啊！咋会这么晚才有通知。”李金花说她取到包裹时，红糖已化了不少，把装糖的口袋都染成暗红色，“就好像他在战场上流的鲜血，我一路哭喊着他的名字，把糖背回家。一点也舍不得吃。”

1980年的某日，部队把王发坤的遗物——一块手表寄到李金花手中，她终于彻底相信丈夫已经不在人世。李金花清楚地记得那天，自己去邻居家借钱买来肥皂，把表带里的泥土全部洗净，“这是他留下唯一的东西，也是我要一辈子保存好的宝贝。”

舍不得脱下军装的战士

1974年初，22岁的李金花经父母介绍，与28岁的同村军人王发坤结为夫妇。“我没文化，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他。可他却说我善良、贤惠，是个好妻子。”李金花说，结婚时王发坤已入伍6年多，他们打算好等王发坤满15年军龄就全家随军，让孩子以后继承父业，也做光荣的军人。

大儿子王远碧与小儿子王远昌分别在74年底和76年初出生，王发坤常年随部队在四川省内江市训练，李金花就自己在威宁老家抚养孩子，照顾老人。“我每天干农活时都在盼，盼可以早点带着孩子随军，或者丈夫早点转业，总之不用再两地分居了。”

李金花的愿望原本是可以提早实现的。据王发坤昔日战友周光翔回忆，王发坤1968年入伍，两年后提干，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115团二营机炮连副连长，1978年初就确定了转业，并已联系好地方工作。然而就在他即将脱下军装的时刻，中越边境风烟骤起，部队转入战备。组织向王发坤征求意见：“老王，现在要打仗，部队扩编需要大量军官，特别是炮兵干部缺乏。希望你能够放弃转业，留下来参加打仗。” 王发坤毫不犹豫表态：“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是参军多年的老兵，上战场义不容辞！”

“他是舍不得这身军装啊。”战友周光翔感慨道，当时就有不少与王发坤情况类似的战士从小家庭的角度考虑，没有赶赴前线。可王发坤坚持上了战场，并不幸在战争首日就被敌军的炮弹炸死牺牲。

“梦到他回来，就赶紧去村口望”

从威宁县城出发，汽车在破败不堪的乡村马路上重重地喘着气，时速只能维持在 15公里左右。大约8个小时后，记者终于到达了从县民政局查到的王发坤烈士的遗属地址——威宁县海拉乡新村村大坪子组。“你们是不是要找丈夫打仗死的那个？她家就在……”在村里，“丈夫打仗死了”已成为“李金花”的代名词。

一座没有围墙的土房，破旧不堪，能够和周围漂亮房子相比的，只有门前还没有脱落颜色的对联。57岁的李金花站在门口，瘦小、驼背、腰有点弯，一头白发轻轻挽起，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衣裳。她和气地把记者引进家门，抬来一张一坐就会塌坑的沙发椅，然后自己坐在小板凳上。

听记者提起丈夫“王发坤”的名字，李金花愣了一下，接着开始轻声地哭，儿子王远碧和媳妇就在一旁静静看着，很长时间没人有说话的欲望……

“现在偶尔还会梦到他，总以为他没死，天一亮就跑到村口坐着望。”在李金花心中，丈夫是个铁铮铮的男子汉，为家，能撑起重担，为国，能浴血杀敌。她说自己很难想象出战争的残酷，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就让年轻的生命变成了黄土堆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