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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体制和三权分立体制
私人社论
级别: 侠客
只看楼主 更多操作 楼主  发表于: 2018-04-16
中央集权制度（centralization of authority）是一种国家政权的制度，让国家职权统一于中央政府，削弱地方政府力量为标志的政治制度。

世界范围内中央集权的代表是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兴起于公元前356年的商鞅变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就着手健全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此后，这种政治体制在中国延续了下来。

中央集权处理的是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君主专制必然实行中央集权，但中央集权不一定要实行君主专制。君主专制主义的核心是终身和世袭，随着社会的发展，君主专制必然被淘汰，而中央集权将继续存在。

中国的中央集权思想来自于东周时代，当时周天子对于分封的诸侯国已经无能为力，面对这样的局面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建立了以郡县制度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度。

战国时代，中国已经脱离了血缘部落制度，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农业生产不仅可以自给自足，也能让国家养活职业的军队，国家需要集中统一管理，从而形成了“家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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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侠客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8-04-20
三权分立制度（checks and balances）是一种国家政权的制度，国家的三权分立指：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相对独立，达到权力的相互制约。

世界范围内三权分立的代表是美国。三权分立兴起于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并在雅典推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 --- 公元前322年）提出了著名的政体三要素论， 系统地把国家的政权划分为议事权、行政权和审判权， 并认为国家管理中心是以三权是否调和为重点。

罗马共和时代，三权分立的思想随着罗马军团的扩张推行于西方世界。罗马执政官马略的军事改革，形成军队的职业化，控制职业化军队的军事指挥官逐渐改变罗马共和制度为罗马帝制。罗马帝国统治制度里面，包括以后西方的国王统治制度里面，也包含一些三权分立的条款。

三权分立思想产生于古希腊的城邦体系。这些城邦小国由无数延续于血缘关系的部落组成，地形地貌不适合发展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小国国王不能养活职业军队，也没有实力征服其他小国，从而形成了“公民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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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侠客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8-04-20
叩问中国文明史

　　西方也总有一种或明或暗的根本性困惑：在中国古老的文明传统中，究竟潜藏着什么样的发展基因，什么样的落后基因？
　　文作者： 孙皓晖
　　不同的文明目光，对其他文明的观察与评估，往往是有很大差异的。
　　美国学者约翰-托兰曾经在他的《日本帝国的衰亡》中，具体描述了日本文明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并给予了自己的评判。他是这样说的：
　　“与西方人黑白分明的思想方法不同，日本人的界限比较模糊。在国际关系中，日本人讲究的是政策，而不是原则。日本人的逻辑，就像日本人用的包袱布，可大可小，随机应变。不需要时，还可以叠起来装在口袋里。日本人是不可理解的矛盾：既讲礼貌，又野蛮；既忠诚老实，又诡计多端；既勇敢，又懦弱；既勤劳，又懒惰——统统同时存在。对日本人来说，这没有什么不正常。日本人认为，一个人的矛盾越多，他便越深奥，自我斗争越尖锐，他的生活便越正常。日本人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他们在铁砧上打铁是蹲着的，使用锯子、刨子是拉而不是推，盖房子先盖屋顶，开锁钥匙向左拧。日本人做一切事情都是相反的。话倒着说，书报倒着念，文章倒着写。人家坐椅子，他坐地板。鱼虾生吃。讲完一个人的悲剧后，就放声大笑。穿新衣服掉进泥塘，爬起来面带笑容。有话不明说，而是说反话。讨论问题拐弯抹角。在家里以过分的礼节款待你，在火车上却粗暴地又推又搡。杀了人，还要向仆人道歉，说把他屋子弄乱了。”
　　相反，19世纪的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对欧洲文明与美国文明，也作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评价。他这样说：
　　“现在称西洋各国为文明国家，不过是在目前这个时代说的。如果认真加以分析，它们的缺陷还非常多。例如，战争是世界上最大的灾难，西洋各国却专门从事战争；盗窃杀人是社会罪恶，西洋各国的盗窃案杀人案却层出不穷；此外，西洋各国(在政治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相互攻讦而吵嚷不休；至于外交上耍手段玩弄权术，更是无所不为假如千百年后，人类的智德已经高度发达，再回顾西洋各国的情况，将会为其野蛮而叹息。”
　　由此可见，文明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方文明。
　　对不同文明的各自评价，为什么差异如此之大？人类文明的标尺，为什么会如此不同？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的冲突。我们不能说，人类的冲突总是基于文明的差异而发生的。但 是，我们可以确定地说，人类每次大冲突的背后，都埋藏着文明差异的根基。有许多冲突，文明的差异甚至成为直接的诱发因素，或者根本性的原因。
　　古典时代，文明差异直接引起冲突的现象尤其普遍。
　　中国春秋时代，周边游牧族群不断入侵华夏腹心地带，爆发了大规模的基于文明冲突的长期战争。战国与秦帝国时代，北方匈奴与诸胡严重地侵犯华夏，再次爆发长期的文明大冲突。此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宋元明清时期，这种不同民族的文明冲突，在中国及其周边大地上，一直没有终止过。
　　在中国之外的世界环境中，马其顿民族对古希腊的征服，罗马帝国对埃及的远征，古印度佛国的突然灭亡，古巴比伦帝国的突然灭亡，罗马帝国的解体星散，十字军东征的宗教战争，等等，也无不因为各民族文明形态的巨大差异而生发出来。
　　历史的逻辑是：越是相互处于闭塞状态，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便越是激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文明的交流融合大大加深，直接基于文明差异而引发的大规模冲突虽然没有终止，但显然呈现出大为减少的趋势。文明的差异，文明的多元化发展，在世界各民族的共处中越来越被接受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

　　西方对中国文明的困惑
　　那么，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无侵犯、无冲突的安全环境了吗？各民族的文明，已经可以不受威胁、不受制约地自由发展了吗？事情，似乎并不那么乐观。种种动荡与冲突的后面，似乎总隐藏着一些深刻的历史因素。
　　西方诸多学者，力图从文明差异的角度去解析当代世界冲突。在当代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也总有不同的声音，力图从中国文明的角度去解释中国的事变与结局。对中国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西方也总有一种或明或暗的根本性困惑：在中国古老的文明传统中，究竟潜藏着什么样的发展基因，什么样的落后基因？它们将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1949年年末，美国势力退出中国后深感痛心，在全面检讨“究竟是谁失去了中国”的思潮中，美国国务院发表了长长的《对华关系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对美国与中国的历史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回顾与总结，企图找出问题的核心所在。
　　主编这一长篇文件的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就该白皮书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三千余年以来，中国人发展了他们自己高度的文化与文明，多半未受外来影响。甚至受武力征服之后，中国人还往往能在最后镇压并同化侵入者。因此，他们自然会自视为世界中心以及文明人的最高表现。在 19世纪中叶，这座中国的、孤立的、到那时为止一直不能通过的墙，被西方突破了。这些外来者带来一种进取性、独一无二的西方技术发展和一种以前的外国入侵者未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人同化，反而为中国人介绍了新观念。这些新观念，在刺激骚乱与不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国内已经达到了一种定局，纵令这是未尽职责的结果，但仍然已成定局。
　　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已经证明，当年的美国政府对中国文明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其结论是多么的背离事实。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美国人将中国文明的历史只归结为“三千余年以来”？为什么一种立足于中国文明根基的分析，其结论却如此经不起事实验证？
　　中国文明的奥秘究竟隐藏在哪里？

　　苦难与复兴
　　文明历史对中国人的叩问，一直在延续。
　　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以他的巨著《中国科学和文明史》——1972年被冀朝铸先生题写书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证明了中国古典文明在全世界的领先地位。他说过，“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中国(古代)的这些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在李约瑟的研究之前，德国学者韦伯(Max Weber)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在宋代中国早已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工业革命却没有首先在中国发生？这就是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著名的“韦伯疑问”。
　　李约瑟将这个“韦伯疑问”具体归结为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国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其二，为什么到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不再领先于其他文明？这就是同样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问题一经提出，一直吸引着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寻求解答。经济学家、哲学史家、科学家等纷纷提出见解，一时蔚为大观。但是，我们始终不得要领，始终没有相对深刻明确的根基性的答案。
　　面对种种严酷的叩问，我们的解答在深重的苦难中延续了一百多年。
　　从 1840年开始，在人类高端文明的入口处，中国遭遇了巨大的历史冲击。几经亡国灭种的劫难，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终于开始了艰难的觉醒。自觉地，不自觉地，华夏族群开始了连绵不断的关于自身历史的反思。民族何以孱弱？国家何以贫穷？老路何以不能再走？新路究竟指向何方？中国何以落后贫弱？中国如何振兴图强？凡此种种关乎民族兴亡的根本性思索，都在救亡图存这一严酷背景下蓬蓬勃勃地出现了。
　　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对中国现实出路寻求突破的尝试。
　　于是，有了辛亥革命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政治设计。
　　于是，有了五四运动对中国历史传统的反思，有了打倒孔家店的宣战。
　　于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当我们这个民族终于获得独立，终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重建。在我们有可能借助于高端文明时代的科学思维方式对我们的文明史重新审视并给以总结的时候，一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与大劫难发生了。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文革”是中国当代史的一场噩梦。
　　基于最简单的政治原因，“文革”以“破四旧”的恶性方式，毁灭了大量的中国文明遗存；以“评法批儒”的粗暴方式，以极端化的偏狭理论，从服务政治需要出发清理文明历史遗产；对中国文明史作出了阶级斗争模式的简单化评判，对中国社会的历史意识造成了新的扭曲。同时，“文革”以疯狂的人治方式，以无法无天的大混乱，毁灭了中国文明体系中原本已经越来越淡薄的法治传统。
　　今天，当我们真正获得了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当我们试图真正的正本清源，对我们的文明史进行系统的反思性总结，从而为我们的文明传统寻求话语权时，我们蓦然发现，“文革”劫难已经给我们客观公正地评价中国文明史埋下了深远的祸根。曾经普遍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群体，基于对“文革”的反感，已经自觉地、不自觉地重新回归到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古老的历史意识中，将熟悉而陈腐的局部传统文化当做国宝国学，以某种难以言说的心态倍加推崇，并致力于向全世界广泛传播。
　　因为反对一个极端，我们跳到了另一个极端。
　　再一次，我们回到了曾经深陷其中的历史烟雾之中。
　　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智慧，并没有被历史的烟尘淹没。我们坚韧努力的脚步，体现着中华民族再生与复兴的伟大心愿。在生存生计成为最迫切问题的历史关头，我们民族以最大的智慧，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新价值理念，停止了无休止的论争，从纷杂的社会大折腾中摆脱出来，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变革图强的努力之中。这种伟大明澈的智慧，挽救了民族，挽救了国家。
　　中华民族在最艰难的历史时刻，开始了真正的复兴启航。
　　但是，被我们搁置的问题，却并没有因为搁置而消失。文明史的中国叩问，并没有因为种种延宕而减弱。相反，当我们的国家日渐富裕强大而面临新的文明跨越的历史关口时，这一历史叩问，变得更加突出了。
　　一个民族的发展要保持悠长的生命力，保持饱满的生命状态，就必须有坚实的文明根基。这种文明根基的坚实程度，不仅取决于文明传统的丰厚性，更取决于一个时代基于清醒的历史意识而确立的继承原则。我们可以因为最紧迫问题所必须的社会精神集中而暂时中止大规模的社会争论，诚如战国名士鲁仲连所言：“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获得必要的社会条件之后，对自身文明历史的认真探究依然是一个民族复兴必须的，甚至是基本条件性的历史环节。
　　是的，我们应该告别“不争论”的特殊时期了。
　　我们所需避免的，是不能将文明审视简单等同于某一实际目标。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文明历史的审视，不应该成为任何实际目标的手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文明历史的探究，本身有其伟大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为实现伟大的文明跨越，提供经得起考验的历史精神资源。这个目标，就是在世界民族之林确立我们民族的文明话语权。

　　理清中国前三千年文明史
　　这样一本书，正是在上述思想的催生下写出的。
　　这本书的原本真身，是一部大型文献纪录片的全部解说文字。惟其如此，它的语言才有一定的跳跃性与形象性，会给读者一定的阅读美感。可是，当这部纪录片写完之后，朋友们与我的共同感受却是，它更像一本书。作为纪录片的解说，它需要大大稀释，从而释放出从容舒缓的形象美感。
　　作为一部文明史著作，它却与学院化标准相去甚远。这本书既没有长长的注释，也没有开列庞大的参考书目，内文中的批量引号现象也极少。我所力图做到的，是将自己已经消化的知识与思想，简洁诚实地告诉人们，如此而已。强拉读者与自己一起走进书橱，是一件并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民族既往的原典著作，似乎从来都是这么简洁朴实的，使人有阅读快感的。
　　无论形式如何，它的思想阐发任务可以说是完成了。
　　故此，就让它以两者兼具的形式感，去与读者们拥抱吧。
　　这是一本力图理清中国前三千年文明史的书。
　　中国文明五千年，前三千年是我们的文明高原，文明圣土。在这三千年中，华夏族群历经了七大时代——五帝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帝国。在其中的每一个时代，我们的民族都曾经实现了一次巨大的文明跨越。历经七次大的历史跨越，我们的民族终于登上了中国古典文明高原的最高顶峰——秦帝国时代，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疆域的统一，成功地创造了中国文明的统一，给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奠定了永恒不朽的历史生存范式。
　　此后，自汉武帝时代开始，中国文明出现了千丈瀑布式的历史大落差，开始了两千余年地平线式的涌动发展。在后两千余年中，我们虽然也有过局部的文明突破与技术性质的社会发展，但是，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以社会制度为核心的文明形态的整体跨越。宋明之后的中国，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价值理念笼罩下，更是迅速地趋于僵化陈腐。以至于在清末，我们终于沦为几近僵尸的“古老肉”了。
　　中国文明的强大与不朽，不在变形的末端，而在雄厚的原生时代。
　　惟其如此，鸦片战争 160余年之后，在我们的民族面临新的文明跨越的历史转折时期，重读我们的文明历史，以新的价值理念寻求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在我们需要抬起头、直起腰的时候，重新解读中国前三千年实现文明连续跨越的历史奥秘，领悟那些隐藏在当时社会实践逻辑中的历史延长线的指向，对于我们这个从来没有在当代历史条件下整体反思自身文明，并在世界民族之林确立文明话语权的民族来说，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国家文明话语权的确立，是实现民族复兴与文明跨越的必备历史条件。
　　实现国家文明话语权，是中国民族的历史责任，更是中国人文学界的历史责任。
　　一面呈现历史，一面解析历史，是这本书的基本特征。诚实地说，这本书未必能承担上述重任。但是，它可以是精卫所衔的一枝微木，可以是试图填平沧海的一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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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侠客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8-04-20
韦伯疑问  李约瑟之谜


根据麦迪森的估计，在公元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而且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DP总量仍占世界份额的32.4%。
多数学者认为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条件，中国早在14世纪的明朝初年就已几乎全部具备了。但是，工业革命毕竟没有在中国产生，于是在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迅速从领先于西方变为远远落后于西方。
工业革命为何没有首先发生在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此即韦伯提出的疑问。这个疑问被李约瑟归纳为如下的两难问题：为何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为何在现代中国不再领先？
对此，有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目前一种被广为接受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认为，中国技术创新的停滞缘自人地比例的失调，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使得中国达到了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由于儒家文化重视以男性为主的传宗接代伦理思想使得中国的家庭盛行早婚多育，人口的较快增长和膨胀使得人均耕地不断下降，劳动力越来越便宜，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随之减少，因而尽管14世纪中国已接近工业革命门槛，但“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了”。同时，人均剩余因为人均耕地下降而减少，也使得工业化所需的积累不足。相较之下，欧洲则由于人地比例合理，拥有未加利用的经济潜力，当知识积累足够冲破工业革命大门时，“节约劳动的需求仍然十分强烈”，且还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可供积累。
但是，上述假说的内部逻辑是有问题的，因为人口增长、人均耕地下降使得劳动力相对便宜和人均剩余减少，是以技术不变或进步极端缓慢这个解释变量自身为前提的，否则在技术不断创新、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前提下是难以出现的。进一步地，经验证据也并不支持这个假说，虽然在12世纪前确有许多节约劳动的农具发明，而后则寥寥无几，但是在14、15世纪和17世纪中叶人均土地拥有量显著高于11世纪，按这个假说，这些时候对劳动替代技术的需求应更强烈，人均剩余也应更高，尤其在1368年明朝开国后，天下太平，更应如此。可我们只看到人口的增长，而非节约劳动型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另外，即使在人地比例更不理想的20世纪初，劳动力资源依然并不宽裕，尤其在南方灌区，农户全年不息，因而“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了”的论断难于成立。而且14世纪后中国技术创新并未完全停滞，在14-20世纪初，仍有许多新发明出现。
既然14世纪后中国的技术创新并未完全停滞，为何与西方相比，仍大大落后了呢？关键的事实在于，14世纪后中国技术创新有所减缓，而西方在18世纪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创新则大大加快了，且一直保持了较快水平。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的看法在于技术发明方式的转变。
不管在前现代社会或是现代社会，技术发明的机制本质上都是依靠“试错和改错”。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而发现。到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首先转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的结果，到了19世纪以后，发明家的实验则更进一步转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
在工业革命前以工匠和农民的经验为主要来源的技术发明，是生产过程的副产品，而非发明者有意识的、具有经济动机的活动的结果，其创新主要依据经验对现有技术作小修正而产生（Musson，1972）。从概率的意义上，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各类发明者“试错和改错”的实践经验越多，技术发明和创新的速度越快，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Simon，1986）。中国的土地和其他地方的大河流域相比并不是最为肥沃的，但是，地形西高东低，太平洋季风带来的雨水集中在光热条件好的3～10月，使得中国的土地在适合的工具和技术条件下，能够种植可以供养人口数量较多的高产粮食作物（Temple，1986），因此，中国的人口总量自古以来一直远高于欧洲，这种人口数量使得中国在技术发明上具有优势。但是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停滞。
欧洲在前现代社会由于人口规模相对中国为小，工匠和农民的数量和相伴随的生产实践的经验也相对较少，因而在前现代社会的经验型技术创新中处于劣势。但是在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后，实验方法被广泛运用（Mathias，1972），“试错和改错”的次数不再局限于具体的生产实践，因而大大增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科学和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特别到19世纪中叶，科学已在技术发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Cameron，1989），使得技术发明遭遇到瓶颈时，能够经由基础科学研究的努力，增加对自然界的认识，打破技术发明的瓶颈，扩展新技术发明的空间，而使得技术创新的不断加速成为可能（Kuznets，1966）。
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的方式在西方逐渐转变为“为发明而发明”。这种有针对性的实验活动，代价较高，需要有成本效益的经济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商业利益的制度可能确有利于这种实验型的技术创新活动。但是，如果没有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使得技术发明在碰到瓶颈时可以利用科学来打破瓶颈，那么，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转为以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给西方带来的技术发明优势将会是一次性的，西欧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迎来一段时间的技术发明的速度加速以后也应该会像其他文明一样，技术发明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渐趋停滞。所以，真正使得中国从长期领先迅速转变为近代的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是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却在15、16世纪时发生在欧洲。
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官僚体系重农抑商，因而无法把工匠的技艺与学者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是中国未能自发产生科学革命的原因。钱文源等人则强调帝国的统一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不容异说，阻碍了现代科学理论方法的发展。可是，事实上中国重农抑商和正统意识形态对科学的阻碍并非那样绝对；而且在科学革命前夕的欧洲，政治环境并不比中国好（Monter，1985），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等科学革命先驱需要冒生命的危险，与顽固不化的经院哲学家以及强大的教会势力作斗争。我个人认为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不在于恶劣的政治环境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的阶段，不能发生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
唐朝（618-906）早期的科举考试，分别针对不同才能的人才，考以不同的科目，但很快考试的范围就缩小到以“进士”科为主（Miyazaki，1976）。随后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考试的内容被限定在四书五经为最基本读物的儒家学说范围内。这使得无数有天赋的人才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和掌握文字表述的能力，因而无暇顾及和科举无关的其他知识，包括数学和现实生活中的其他有用的技艺的学习。而且，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从地方官员到中央的各部尚书和宰相之间有众多的科层，那些有幸通过了科举考试而取得相应学位以及做官资格的人，必须在激烈的竞争中按儒家理想的规范来行事才能获得晋升，因此，也无暇进行其他知识的探索，中国明代科学家的人数因而少得可怜。
由于没有发生西方的科学和工业革命，在西方科技日新月异之后的短短百年时间，曾经拥有辉煌成就的中国，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使中国和西方国际地位的比较出现巨大的逆转。（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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