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入侵威胁：台湾防务与美国亚洲战略》

前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说：“不可思议？仔细想一想，伊恩·伊斯顿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做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工作，通过使用解放军手册和出版物，这个2049年项目研究所的研究表明，中国准备进攻台湾，并恐吓或者阻截美国，这是一门学术性的工作。如果中国不愿意忽视这个结论，他们应该不再继续下去。做得好，伊斯顿先生。“


美国知名防务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Project 2049 Institute)于2017年10月出版的伊斯顿研究员的新著《中国大陆入侵威胁：台湾防务与美国的亚洲战略》(The Chinese Invasion Threat: Taiwan’s Defense and American Strategy in Asia)，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这篇论文的观点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上：台湾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利益，它的政治价值、经济实力和地缘战略与基本的美国价值观吻合，确保它成为美国亚太合作伙伴是一个高优先级的选择，台湾现状继续维持可以更好为美国利益服务。

2049计划研究所于2008年1月成立，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阿林顿，在华盛顿也有办事处。宣称其目标是为决策者到本世纪中叶(即2049年)塑造一个更加安全的亚洲提供指导，这也是本所取名的用意。该研究所力图通过前瞻性、区域性的安全政策研究填补公共政策领域的空白。通过跨学科研究方法对社会经济、治理、军事、环境、技术和政治走向等问题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以引导公众的认知并为政策辩论提供信息。还为对长期战略预测感兴趣的资助者提供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全体研究员致力于从事能够满足美国和亚洲伙伴国政策需求的研究。

该所的研究领域包括五个方面：即民主和治理，对市民社会的作用、选举和政治进程、法规、新成立的民主国家或政治转型国家的反腐败活动进行研究，评估民主政体巩固对安全的影响;同盟、联盟和伙伴关系(即地区同盟和权力均势)，预测老牌和新兴的地区同盟存在的风险和蕴含的机遇，分析资源和政治资本统筹如何改变地区权力均势;非传统安全(诸如恐怖主义、流行病、自然灾害、环境和能源安全问题的非传统威胁)，研究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地区影响、流行病控制、自然灾害以及越来越多地受到安全专家关注的环境和能源安全问题;中国研究，评估中国经济、社会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对亚太安全环境的影响以及邻国和美国如何管控中国崛起;亚洲和世界，对亚洲与域外国家和组织的互动进行考察，以便更好地理解未来全球发展的动态。

伊斯顿主要研究亚洲防务和安全问题，曾在海军分析中心做过两年中国问题分析员工作，2005-2010年在台北生活，在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担任翻译、也担任《防务新闻》亚洲分社社长。拥有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中国学硕士学位，曾在复旦大学学过汉语，拥有高级汉语证书，堪称中国通。曾给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日本国防学院和台湾国防大学做过讲座。

《中国大陆入侵威胁：台湾防务与美国的亚洲战略》的主要内容

一、背景
1995-1996年间的台湾海峡危机已经过去了20多年，美国高层决策者和战略家距离海峡两岸的导火索也是渐行渐远。他们的精力和关注重点都放到世界其它地区的事务上了，如应对恐怖主义袭击、全球经济衰退、网络渗透、核扩散及在世界各地蔓延的紧张局势。在华盛顿，习惯性的危机意识已经复苏，进行长远战略思考的空间在缩小。
这一现象的一个后果是美国对华及对台政策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制定的框架内，当时美国面临的外交政策挑战与今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政策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以适应当今的形势。亚洲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台湾海峡地区。
台湾已发展为一个繁荣兴盛的民主政体，在一个依然拥有很多复仇、威权政体的地区是善政良治和人权的灯塔。台湾的成功故事便是美国的成功故事。两个政府曾在二战和冷战期间肩并肩作战。最近，台湾为阿富汗的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最先回应全球人道主义危机的政府，从海地地震到非洲的埃博拉疫情、还是地区安全事务的密切伙伴。不幸的是，台湾在世界上的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所付出的努力未得到应有的承认。
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已成为美国近似匹敌的战略竞争对手。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军事力量，主要目标是要通过武力解决海峡两岸的主权争端，同时阻止或击败美国的力量投送能力。中国正在研发大量进攻性武器系统并将其投入战场，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太空拦截机、两栖攻击舰、隐形潜艇、网络和电子攻击平台。这些武器会削弱美国亚洲盟友对美国是否能够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确保其安全的信心。这一点反过来又会侵蚀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并滋生日益强烈的不稳定意识。从逻辑上讲，中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力建设会引发悲剧。
伊恩·伊斯顿(Ian Easton)是在2005年夏末到台北学习汉语后不久开始思考台湾面临的威胁问题，因为当时看到台湾每年一度的防空演习。伊斯顿认为防空演习是90年代台湾海峡导弹危机的遗产。他开始思考大陆对台湾的战争和入侵威胁是否存在。他想知道如果战争真的发生，会是什么样的战争，开始担心万一哪天汽笛是真的为战争而鸣?大陆是否对台湾构成事实上的威胁?伊斯顿在台湾呆了四年半。在此期间对大陆进攻台湾的担心时起时落。除了防空演习外，还有其它一些事件也提醒他思考台湾面临的威胁。2007年10月10日在台湾国庆日，台湾政府举行了阅兵。阅兵后不久就在2008年台湾地区总统选举前夕，弥漫着战争的恐惧。当时在台北的外籍人士聚居区，流传着一些谣言。称三支美国航母战斗群已秘密部署到太平洋以支持台湾的自由选举。伊斯顿本以为这一流言是假的。几年后，他才从朋友处得知这些传言或多或少是真的。伊斯顿在台湾期间参观了一些类似于要塞的地方，之后开始将台湾视为一个处于包围圈的岛。2009年伊斯顿开始在台湾一家软件公司做翻译，让他惊讶的是，公司总部在与上海或西安分部召开电话会议时根本不会提到任何有关政治紧张的事。但是他所在的部门经理明确表示如果北京进攻台湾，就会停发大陆员工的工资。通常认为台湾会在经济战中占相对优势。一退休的台湾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表示军队的网络作战部门制定了应急计划，能够在发生战争时使所有的通信瘫痪。大陆成千上万的城市工人会瞬间下岗，很多都是在台湾企业工作的中产阶级。伊斯顿对此感到不可思议，觉得这名官员一定是疯了，因为这听上去更像是经济自杀而不是军事战略。由此他认为台湾的安全不只是防空演习、军队阅兵、碉堡，除此之外还有着很重要的经济因素和人为因素，这是他在美国读研究生时无法从教科书上获得的认知。此外，伊斯顿认为地缘战略利益也很重要。
在伊斯顿看来，台湾海峡安全博弈中最有趣的要素包括：伊斯顿2010年回到美国在海军分析中心任职时与很多中国官员、将军打交道，主要目的是了解这些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在对大陆的官员总是不厌其烦地说明收复台湾是国家核心利益进行观察后，伊斯顿开始思考为什么台湾政府认为每年举行防空演习是明智的。他称在一次中美两国军方交流时，有过非常不愉快的经历，中国的将军非常无礼、粗鲁。他还说另一个同仁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因此伊斯顿认为在缺少共同价值观和善意的前提下，中美建立互信是不可能的。
2013年伊斯顿开始到2049计划研究所工作，作为一个访问学者到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做研究时曾有机会到日本的美军和日军基地参观，期间得知很多日本军官都担心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且对华盛顿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冻结对台湾的军售感到困惑。在他们看来，这只会让中国更大胆并鼓励他们在地区采取破坏稳定的行为，就像他们在东海对钓鱼岛所做的那样。伊斯顿称他所见到的很多人都认为海峡两岸的冲突不可能发生，但是很危险，都觉得有义务为最糟糕的情况做准备，尤其是因为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处于前沿位置。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未来中国大陆的突然袭击会比珍珠港事件和9•11事件合起来都严重。一些人甚至担心因台湾问题所引发的相对有限的冲突可能会迅速升级并失控，将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推向核战争边缘。美国一国防部官员表示台湾海峡是一个危险的战争陷阱，可能会让大量美国人丧生。这些经历使得伊斯顿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美中之间因台湾问题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如此令人不安，那为什么很少有这方面的论著问世?显然，自2008年后美日学者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学者对台湾失去了兴趣，认为这个岛最终会被并入大陆是必然的。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南海才是未来北京更加青睐的战场，而不是台湾海峡。在他们看来，海洋争端才是重要的问题，台湾不再重要。几乎所有人都想探究中国的海军扩张及解放军的使命而不是台湾问题。对此作者不能苟同，研究的越深入，越发觉得台湾才是解放军考虑的前沿和核心问题。中国可能会如何进攻台湾自在台北经历第一次防空演习后就一直是作者感兴趣的问题。

二、研究目的
伊斯顿撰写本书旨在了解中国大陆的意图和计划及冲突的驱动因素。通过对海峡两岸双方的战略、作战计划、军事能力进行分析，就两岸的平衡及其意涵做出整体判断。为更好地理解中国大陆战略、台湾防务及海峡两岸之间的平衡，伊斯顿大量运用了台湾的军事研究成果和解放军的内部资料。
伊斯顿认为努力理解对手的认知非常重要，因为认知对行动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我们所认识的客观现实。根据人民解放军的专业文献所披露的内容，军官的主要使命是为全面对台战争的爆发做准备。伊斯顿认为继续借助高压策略、拒绝将针对台湾的进攻性导弹撤走、加大军力投入都表明大陆领导人的目标是吞并台湾，而不是保持现状。威胁而不是和解，依然是大陆两岸政策的主要特征。
伊斯顿还披露，2013年末，台湾国防部公开声明大陆制定了一份2020年攻台计划。公布了北京在十八大上制定的一份秘密文件。在这次会议上，新一届领导承诺要完成2020计划，建设并部署综合性作战能力以便届时能够对台湾使用武力。
在伊斯顿看来，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给台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中国目前正在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主要目的是获得吞并或占领台湾的能力。中国军力的快速发展并不意味着战争即将临近或可能发生。共产党精英还是更希望台湾总统在压力和胁迫下签字放弃主权。但是，他们也在准备通过武力解决这一问题。
伊斯顿认为自苏联解体后，中国军力发展就一直受为未来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战争做准备的因素驱动。过去几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利益已经在扩大，但是这一使命的优先性并未发生变化。入侵台湾是解放军的核心使命。解放台湾的作战计划已经深入到人民解放军的集体记忆中。这一思想已深入到所有高层军官的心中，对他们的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规定了他们服役的目的和意义。对他们而言，政权利益而不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才是至关重要的，最高目标是要占领台湾，结束其事实上的独立国家地位。
当今中国军队几乎不可能全面入侵台湾并取得成功。任何理智的中共领导人也不会冒险。解放军战略家明白他们要实现这一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然而，我们能够从这一现实中看到一些让人不安的东西。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前进道路上的阻碍，会继续花大力气进行战略欺骗、情报搜集、心理战、联合训练、研发先进武器。
在伊斯顿看来，大陆和台湾之间的任何冲突几乎肯定都会牵涉到美国。美国在和平、繁荣、稳定的东亚拥有持久利益，崛起的中国将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严峻挑战。出于法律和道德原因，美国将不得不与台湾一道，即使这意味着会面临与世界第二大国发生战争的风险。除了是一个原则和信用问题外，美国支持台湾还有地缘战略原因。美国的战略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已经开始就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与美国展开长期、激烈的竞争。台湾是这一竞争的地理和政治核心。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尽管严重，但是与这一导火索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这一地区(太平洋的核心通道)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值得密切关注。海峡两岸的政治分歧至今仍然是太平洋地区的一个重要摩擦点。尽管过去20年双边贸易和投资在快速增长，但两个政府和平解决分歧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三、主要内容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三个主题：
(1)人民解放军内部书籍是如何描述占领台湾行动的，要开展这一行动需要具备哪些军事能力?这些书籍是如何描述对手的?台湾的优势和劣势分别是什么?
关于这一主题，伊斯顿在警告信号(Warning Signs)、大陆的作战计划(China’s War Plan)、作战计划中的问题(Planning Problems)三章中对上述问题做了回答。具体如下：关于解放军内部书籍对占领台湾行动的论述，作者重点提到一高度保密的文件《联合夺岛行动》(Joint Island Attack Campaign)，指出这一计划的目标是：快速占领台北并摧毁政府;占领其它大城市并清除残余守卫部队;占领整个台湾。要实现这些目标，该计划需要击败台湾军队在沿海的防御，在美国将充足的兵力部署到该地区之前迫使台湾投降。解放军出版的书籍表明大陆制定了补充应急计划以打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及联合部队，以阻止其帮助防御台湾。伊斯顿根据可看到的解放军内部文件，将解放军攻台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封锁和轰炸行动;第二个阶段是两栖登陆行动;第三个阶段是岛上作战行动。他认为这一行动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接力赛，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有任何闪失，否则会功亏一篑。解放军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队伍庞大、难以管理。大多数队员都是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应征士兵，且很多军官都不熟悉或彼此之间是竞争对手，还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是对台湾的地形不熟悉。相比之下，台湾军队的训练和装备都是世界一流的，可以随时决定什么时候加入这一比赛，彻底改变比赛规则。
解放军内部资料明确表示大陆专家认为台湾军队是一支专业化的部队，视其为能够进行顽强抵抗的危险对手。因此他们认为需要在一开始就发起集中进攻以封锁台湾军队。电子干扰、网络袭击和导弹袭击会切断台湾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大陆军方的内部资料特别强调要首先获得制空权，在削弱台湾的防空能力后，从海上发起进攻。为了限制台湾的货运能力，大陆军方比较重视布雷行动。为支持封锁，军方文件要求在台湾周边设立空中禁区。
(2)台湾的军事计划如何抵抗大陆的入侵?台湾军官觉得要执行防务计划需要必备哪些军事能力?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在美国的直接援助到达前他们能坚持多久?
台湾的“固安作战计划”旨在为作战行动提供一个综合性的蓝图、为抵抗大陆可能的入侵行动提供详细计划。该计划建立在对敌人的政治意图和军事能力基本假设基础上，重点是最糟糕的情形，及大陆全面入侵。自1949年开始，台湾的军事战略家就认为大陆发动两栖作战行动的可能性就是台湾面临的最大威胁。他们的基本假设是解放军利用海军舰船和民用船只力图使大约100万人在全面进攻中登岛。固安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说服大陆不要入侵台湾，如果制止失败会击败入侵。固安计划力图影响大陆对政治、经济及社会代价的计算，确保入侵台湾的代价过高以致中共领导人会慎重考虑。如果他们要不计代价发动入侵，制定了反入侵计划以便台湾能够将大陆拖入一场长期消耗战，推迟两栖进攻或占领直到大陆高级指挥要么在高压下崩溃，要么军队在经历惨重损失后撤退。
固安计划非常灵活且在持续更新。每当获得关于解放军的新情报、台军获得新的装备和能力、或者部队裁员或重组时，就会对这一计划进行更新。从演习和训练中获得的经验教训也会被用来修订反入侵计划。固安计划的设计用于三个目的：台湾军队能够为他们未来某一天可能会遭遇的三个最糟糕的情况做准备。第一种情况是：大陆入侵而美国的装甲部队从未出现;第二种情况是美国人到达战场太晚了而无济于事;第三种情况是美国人及时部署，但是被强大的解放军突袭击溃。这些情形看似不可能出现，但是对台湾却是灾难性的。因此制定了预警措施以避免过度依赖美国的超级军事能力和善意。
公开的资料显示台湾的作战计划可能有三个行动阶段，每一阶段都旨在反击解放军联合夺岛行动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动员和力量保存(Mobilization and Force Preservation),旨在为解放军的突袭做准备。会调动预备役部队加强岛内的防御，贵重的资产会掩埋。第二阶段联合封锁(Joint Interdiction)设想发动联合任务部队参战并且在大陆的两栖舰队发起进攻前对其进行捣毁。最后一个阶段本土防御(Homeland Defense)要求残存的台湾部队继续沿海岸作战驱逐入侵、保护本土。
此外，伊斯顿还通过分析大陆的出版物，得知解放军在计划做什么，哪个地方最容易被攻破;解放军害怕什么及其可以利用的弱点，对台湾提出了一些建议，具体如下：
首先，台湾发展反击能力似乎能够对解放军的规划产生极大影响。在战略和作战战场方面，联合封锁能力会产生极大影响。台湾应当扩大远程移动导弹、战机、火箭炮、无人机的库存并考虑在大陆附近部署生存能力最强的武器。
其次，在台湾海峡建筑、加强防御工事，尤其是金门、马祖和澎湖列岛，似乎能够成功地增加解放军作战计划的复杂程度。
第三，台湾的电子战能力非常重要，用来保护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监侦平台，同时对敌人进行干扰。
(3)对美国的亚洲战略有哪些影响?华盛顿的决策者如何使台湾强大并阻止中国大陆发动入侵?美国如何为该地区未来的和平与稳定做出更多的贡献?
伊斯顿认为中国大陆已明确表示主要的对外目标是在冲突中获得对台湾实施压倒性军事力量的能力，如果必要的话，要摧毁美国领导的联合部队。中国战略家将目标集中在台湾问题上，因为共产党精英缺少安全感。他们认为台湾政府对他们执政是一个严峻威胁。台湾是他们讨厌的对象，因为台湾是华人的自由灯塔。因此，解放军认为入侵台湾是其最重要的使命，正是这一设想的未来战争推动着中国的军力建设。但是，台湾不可能放弃来之不易的自由和民主，美国也不可能放弃台湾。美国的妥协只会让中国更加强硬。
展望未来，美国在亚洲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台湾可能会遭受入侵。伊斯顿认为所有领导人都应该考虑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将做什么?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美国能够阻止北京打破和平吗?
对美国战略家而言，思考是否要参战并赢得战争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思考对手是如何看待战争的，以便能够有效诱导或迫使对手远离战争，让战争不再有吸引力。因为这一问题不可能消失，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严峻，从长远竞争战略角度考虑至关重要。美国的外交政策在目标导向及可持续的情况下最有效。
美国在承认并接受中国是其主要战略对手及当今世界上最危险的动荡根源时是迟钝的。对亚洲采取的手段应当反映美中关系中的竞争性质很重要，包括政治、经济和防务。未来对华政策可能由三大支柱构成：从外部抵制中国的扩张，尤其是与台湾、日本、韩国及菲律宾的关系;从内部施压以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力并和平推进中国向民主化演变;在互惠基础上进行有目的的谈判。
华盛顿应当通过可持续的方式与北京在所有国际领域进行有效竞争以阻止中国的扩张，但是在亚太地区尤其要保持总体平衡。这一地区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保持有利的权力均势应当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将整个形势变成竞争对手之间的黑白选择是不明智的。要求所有人在两极化地区选边站会给美国的外交关系带来极大压力。相反，华盛顿的战略应当是利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帮助人们实现梦想，并在他们抵抗中国的压力时给予支持。
美国的政策应当旨在支持中国的政治变革过程，让北京向更加多元的政治制度转变。如果中国要和平演变为一个负责任的民主国家，在世界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共产党的权力必须要受到制度制衡的限制。中国的不妥协是因为美国的不作为。根源还是该政体的性质。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国领导人不得不将华盛顿视为敌人的事实方面，华盛顿是没有妥协余地的。只有他们的欺骗和战争故事才能提供基础，将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拒绝赋予中国人民自治权，在缺少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保持压迫制度。通过将美国视为削弱中国正当崛起的掠夺性的敌对势力，他们能够使百姓的苦难合理化并要求百姓做出不合理的牺牲。这反过来又会促进他们实现自身、家庭及政权的安全目标。美国领导人应当考虑他们是否在无意中帮助支持这一竞争性的制度并加强其发动侵略的能力。
美国必须要想办法明确说明中国不受欢迎的行为会引发代价，会极大地超过北京希望得到的好处。这对实施美国在亚洲的战略、继续保持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中国领导人必须意识到只有真正克制行为才能使得实现未来的和平与繁荣成为可能。华盛顿也会被建议继续进行军事现代化，包括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以向中国及地区盟友和伙伴表示美国下决心坚守和平、繁荣与自决的承诺，决不允许相对军事力量的下降。对于战争可能导致的后果的估计也必须非常不利于中国领导人以便他们看不到任何发起进攻的动机。提升台湾在美国战略中的作用可能会被证实为唯一最有效的手段，以显示决心和目的，减少潜在灾难性地区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对台湾提供强大支持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在将“一个中国”或台湾法理上独立的问题搁置一边时，华盛顿可能会声明其官方立场是：“台湾地位将通过和平手段决定。客观现实是台湾的民主政府是存在的，我们的政策是要尊重台湾，为台湾争取更多的国际空间。”在这样的框架下，美国政府可能会继续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逐渐改善华盛顿与台北之间的关系是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对抗的最可行的方式，同时推进美国的利益，确保台湾免受敌对势力占领。
在台湾海峡地区，政治和军事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几乎不可能分离。华盛顿在过去20年没能够认真思考对台政策导致出现以下一种情形：美国的防务人士无法向台湾朋友提供关于如何捍卫本土的建议。中华民国军官将毕生精力都用来研究并加强台湾的防务。相反，即使是那些五角大楼的官员，美国在台湾的研究所及太平洋司令部，非常清楚战术层面的军事形势，也不能明确地阐述关于冲突战略维度的想法。做任何政治军事分析都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有大量训练有素的军官进行双语宣传、侦察、散布假情报、屏蔽真相、改写历史。因此，对台湾防务问题的媒体报道对不能判断动机或者来源的美国读者来说是误导。
伊斯顿认为要真正理解海峡两岸关系中的战略平衡是非常困难的。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一个政治组织的武装派别，不是一支正常的职业化军队。缺少真正的盟友或伙伴，朝鲜不可能帮助中国入侵台湾。台湾面临的根本安全威胁是政治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
美国发现要长期保持有利于中国的均势比较困难，除非重新评估政策、开始将台湾纳入战略。台湾无力确保其安全除非能够从美国得到更多的支持。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取决于华盛顿和台北是否能够加强双边政治、经济、军事关系。用一点外交创意当然可以取得进展，同时保持正式但是非官方的关系。实现官方的政府与政府关系应当是长期目标。美国不在外交上承认一个民主、得力的伙伴国，在战略上是有缺陷的、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当然，理想经常与现实是有距离的。迫切需要以渐进的方式改变政策，以避免来自中国的突发的破坏稳定的对抗行动。
美国应当将重点放在能够反映客观现实的新倡议上，即台湾目前作为一个自由的主权国家而存在。自1979年以来，承认台湾在国际上政治合法性的最显著标志是美国对台军售。然而，自2006年以来，美国提出一个长期冻结军售的模式，出于遵从北京的意志。这一政策破坏了美国作为一个可靠的安全伙伴的信誉。也削弱了台湾与大陆的谈判处境。高端武器系统能否在战术层面扭转局势尚在讨论中且直到发生战争才会知道。然而，在战略层面，这些系统对加强台湾的防务非常重要。所产生的积极政治影响是显而易见、无可置疑的，会极大地加强台湾的信心和士气。
美台军事安全关系继续如此高度依赖，单纯军售是不明智的。总统和高层顾问应当定期与台湾领导人进行交流。应当邀请台湾参加一些活动，如国际海洋事件及关于领海争端的谈判。美国军事指挥官应当定期访问台湾。在危机中，这些人能够向白宫提供军事判断是必要的，这些判断建立在对当地地形了解的基础上。在台湾任职的美国高层国防官员应当是个将军，而不是上校，就像50年代到70年代那样。
其它表明支持台湾政府的行动也是可能的，且是更加密切的军事和安全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舰船互访、双边演习、军工企业合作应当得到优先考虑。台湾训练有素的军队应当被允许与美国军队一道开展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行动、反恐行动、网络行动。台湾在阿富汗重建、日本的核灾难、菲律宾的台风“海燕”及非洲的“埃博拉”疫情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以确保台湾未来的行动与美国军队的行动能够得到密切协调。

四、启示
通读全书，透过字里行间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启示。首先，伊斯顿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美国和中国作为两个不同制度的国家，彼此间不可能建立互信，台湾始终是美国在亚洲的坚固盟友。这与美国建国以来就秉持价值观外交原则密切相关，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伊斯顿花了很多笔墨，不厌其烦地强调美国要致力于确保台湾的安全和繁荣，因为这是美国对外推广民主制度成功的样板。而且作者还进一步建议美国政府要逐渐推动中国的政治制度演变，这一切都与美国的立国基础——清教徒“拯救世界”的使命密不可分。
其次，从伊斯顿对台湾的立场及对美国政府的建议可以得知未来要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外部阻力依然不容小觑。我们需要加强对美国、台湾及日本等行为体战略意图、军事能力的研究，以准确把握美国、台湾的意图和打算，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最后，深入了解美国的战略文化非常重要，因为战略文化是美国制定对外政策和亚洲战略的基石，也是判断其战略意图及战略走向的重要依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知己知彼，未雨绸缪。

台湾问题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在1372年就拥有了琉球群岛的主权，接受琉球国王的朝贡。美国于19世纪50年代前后开始强行勘查琉球的煤矿资源，并且绕过清政府与琉球签约，视其为独立自主国家。1857年，美国驻华办Peter Parker在向美国国务院递交的报告中写到：“这个岛屿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不再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旦台湾在政治上，一如它在地理上一般与中国分离的时候，美国应立即占有台湾。”可见，美国对台湾觊觎已久。

1871年，中日条约签订，有类似结盟的条款，引起美国注意，美驻东京公使迪龙（Delong）认为“中日同盟对美而言是一大灾难”并积极部署设法使中日成仇并使日本与美国结盟，在亚洲为美国利益发言。驻厦门领事李善得为日本提出类似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东亚文明明月弯”的观念，鼓吹“日本为了整个亚洲未来的繁荣，向台湾用兵是应该的并且是必需的”。同时，挑拨日本利用“牡丹社事件”不宣而战，出兵攻占台湾，拉开了日本夺取台湾的序幕。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和其它爱国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日战争胜利后，美英与日签订“旧金山和约”，宣称日本放弃台湾，但没有说明其回归中国，成为现在台独分子“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源头。但是该合约里没有一个中国人签字，并且新中国当时就发表了不承认该条约的外交声明。1970年，美国宣布将联合国托管的琉球主权交于日本，同时将主权属于中国的钓鱼岛的行政权交于日本。从而在中日之间留下了钓鱼岛这个矛盾冲突的楔子。

抗日战争结束，两党本应继续携手，共肩振兴中华大业，惟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集团依仗美国的支持，置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于不顾，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人民内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迫进行了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由于当时的国民党集团倒行逆施，已为全国各族人民所唾弃，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员退据台湾。他们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态势下，美国政府基于它的所谓全球战略及维护本国利益的考虑，曾经不遗余力地出钱、出枪、出人，支持国民党集团打内战，阻挠中国人民革命的事业。然而，美国政府最终并未达到它自己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美国国务院1949年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艾奇逊在他的信中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的美国政府本来可以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拔出来，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并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武装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海峡两岸关系。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美国第七舰队侵入了台湾海峡，美国第十三航空队进驻了台湾。1954年12月，美国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将中国的台湾省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美国政府继续干预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造成了台湾海峡地区长期的紧张对峙局势，台湾问题自此亦成为中美两国间的重大争端。

为了缓和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探寻解决中美两国之间争端的途径，中国政府自50年代中期起，即开始与美国对话。1955年8月至1970年2月，中美两国共举行了136次大使级会谈，但在缓和与消除台湾海峡地区紧张局势这个关键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及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和新中国的壮大，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两国关系逐步出现解冻的形势。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1978年12月，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从台湾撤军。中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声明：“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联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自此，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

但遗憾的是，中美建交不过三个月，美国国会竟通过了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并经美国总统签署生效。这个《与台湾关系法》，以美国国内立法的形式，作出了许多违反中美建交公报和国际法原则的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权益，美国政府根据这个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干涉中国内政，阻挠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

为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中美两国政府通过谈判，于1982年8月17日达成协议，发表了有关中美关系的第三个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美国政府在公报中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中”然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不但没有认真执行公报的规定，而且不断发生违反公报的行为中1992年9月，美国政府甚至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型高性能战斗机中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台湾问题的解决增加了新的障碍和阻力。

由上可见，台湾问题直到现在还未得到解决，美国政府是有责任的。自70年代以来，美国朝野许多有识之士和友好人士，曾经为促使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的解决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上述三个联合公报就包含着他们的努力和贡献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十分赞赏中然而也不能不看到，美国确也有人至今仍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制造种种借口，施加种种影响，阻挠台湾问题的解决。



1949年后台湾问题主要演变

1949年以来台湾政1949年以来台湾政治的演变过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湾重建与强化专制统治。
l945年10月台湾回归祖国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贪污腐败，军警横行，加上当时粮食恐慌、物价飞涨、失业严重，引起了台湾人民的强烈不满。l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反对国民党政权、要求民主自治的运动。国民党当局以“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的罪名，进行了血腥的残酷镇压，计有数千人被杀、被捕，失踪、逃亡的不计其数。

二）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为应付新的国际形势及台湾社会的变化，开始向标榜实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过渡。
从70年代开始，台湾政局趋向动荡，国民党政权面临外挫内困的局面。从外部看，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驱逐了台湾当局的代表。之后，陆续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断交”。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同年9月，中国与日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台日“断交”。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日益陷于孤立。从内部看，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带动了阶级关系发生重大的变化，新兴的地方财团势力及由中小企业主、中高级企业管理人员、医师、律师、部分公教人员构成的中产阶级要求打破外省籍官僚长期垄断上层权力的局面，希望分享政治权力，省籍矛盾日渐突出。

三）80年代末以后，国民党政权迅速“本土化”，台湾当局标榜实行西方民主制度，推行制造“两个中国”的分裂政策。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随之李登辉执掌党政大权。李登辉在 1990年5月宣布开始“宪政改革”，对旧“法统”进行改造。从1990年至2000年，台湾当局进行了六次“修宪”，包括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总统”由台湾地区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冻结台湾“省长”、“省议会”选举，虚化“台湾省政府”功能；改变“国民大会”职能等等。台湾的政治格局、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台湾问题演变至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国际因素的作用尤为明显，其对台湾问题演变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还将持续下去. 自从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以后，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成为中华民族的迫切期望。1995年以来，李登辉的“台独”面目逐渐暴露于世人面前，力谋分裂中国：在两岸关系上，鼓吹“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岸分裂分治”，并以此作为处理两岸关系及对外关系的基点，阻挠两岸关系的发展，拖延统一进程；在国际上，则千方百计推行“务实外交”，鼓噪“参与联合国”，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并试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两岸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台湾问题呈现出新面目。 2000年，现任台湾“总统”陈水扁第一次登台，沿着李登辉的“台独”路线一路直走，拒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愿意回到“九二共识”立场上来。不仅如此，民进党当局还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的立场，一意孤行“去中国化”的政治路线，挑衅大陆!挑起两岸之间的紧张与对立，甚至提出与推行“公投”、“制宪”与“建国”的“激进台独时间表”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的对话及协商机制陷于停顿，使两岸关系陷于空前危机与紧张局面。台湾问题演变成为分裂与反分裂的问题，焦点是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以及“台湾独立”的斗争。2005年5月14日台湾“任务型国大”选举结束后，围绕“修宪”问题，陈水扁更是全力动员，以确保包括“公投制宪”内容在内的“修宪”方案得以通过。从而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制造阴影。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八项主张解决台湾问题，当前台海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迹象，但由于台独势力依旧猖獗以及其他国家的干涉，使得今天两岸关系更加复杂多变。 台湾问题发展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纯属中国内政问题的本质仍没有改变.

相较于上个世纪末期，今天对“台独”斗争的国际环境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好的一方面是，以往，国际社会对“台独”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对台湾所谓的“民主奇迹”抱有幻想。美国甚至想把台湾建成东亚的“民主跳板”，“ 以台制华”甚嚣尘上。 然而现在。尤其是在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后，在台湾的“民主奇迹”被“3·19枪击案”击碎之后，国际社会逐渐认识到“台独”的危险性，“台独”成为破坏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变数。美国，欧盟等国家开始公开表示“不支持台独” 甚至“反对台独”美国还对连宋登访大陆给予了肯定。2005年6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在会见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时重申，“美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 ，这一立场十分明确，美方是说话算数的。”这无疑又是对“台独”分子的一个重大打击。近一时期，陈水扁当局不断采取挑衅行动，推动

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的公投、以台湾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等“台独”分裂活动，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与严厉谴责。但是，陈水扁为谋求一党之私、一己之利，不惜破坏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牺牲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毫无收敛之意。9月15日，陈水扁在民进党举行的游行集会上，继续大肆煽动“入联公投”、“申请入联”，再次鼓噪“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谎言。这次游行集会的情况表明，陈水扁当局鼓吹的“入联公投”、“申请入联”，没有得到广大台湾同胞的普遍响应，当前，大陆奉行维持现状和以美制台政策，虽然收到了一定成效，但不能收到治本之效。因为：一方面，树欲静而风不止，寄希望于台独分子会放慢步伐无异于与虎谋皮；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讲，台湾独立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尽管目前美国出于种种现实考虑采取了维持现状的战术决策，但在不解决道义上的正当性的情况下，维持现状的后果只能是台独势力座大。拖下去我们将无法对历史进行交待。

当前大陆破局的关键在于以民主反台独。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敏感的部分。也是中国核心国家利益。而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唯一超级大国，他在中国两岸都有巨大的利益，特别是随着中国大陆的快速发展，它在大陆利益急剧扩大。美国已经不愿意承受两岸战争对它的巨大破坏。如此重大的利益相关，也使得美国国内反华势力在逐步瓦解。主张对华对话，寻求共同利益者增多，这也是鲍威尔“和平统一论”和佐立克“利益相关者”论的群众基础。

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美国必然走向压制台独，同时，为了方便同中国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美国也不会一下子把台湾陈水扁捏死（美国只要动动手脚，台湾就能够民主地来一次番薯革命，革民进党的命）。 陈水扁会继续挑战这“一没有”，废统会进入议程，这是他必须硬干的。然后美国会利用泛蓝在台湾“立法会”阻止废统。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芝加哥大学，鼓吹“中国威胁论”。他是现实主义经典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作者（译者注：为表述方便，下面简称其为《大国》）。

[font=arial;]我的观点概而言之即，如果中国在未来三十年仍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像过去三十年那样的经济增长，那么它就会把财富转化为军事权势。正如美国主导西半球一样，中国也会试图在未来主导亚洲。当然这对中国来说或许是一个好的战略规划，但美国将竭尽所能牵制中国阻挠其实现这一意图，因而它在亚洲会促成一个包含美国与多数中国邻国的同盟以抵消之。这将会导致一场美中之间和美国同中国邻国之间的剧烈的安全竞赛。而安全竞赛往往是导致战争危险的经常因素。据这一观点推论，如果不遏制中国经济、降低其增速，那么这种必然性（安全竞赛导致战争）会越来越大（注：这也是米尔斯海默的一贯观点）。

毫无疑问，与中国打一场预防性战争没有任何价值，而更有吸引力的战略抉择则是尽其所能降低中国经济增长。只要中国经济增长趋缓，它就不会将其财富转化为军事权力进而成为潜在的亚洲霸主。我的意思是，今天使中国令人恐惧的原因在于其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正在成为一个难以置信的富裕国家之事实。我们害怕中国成为一个巨型的香港，如果其人均GNP接近于香港，则其必然会成为一个军事强权（注：米氏在《大国》一书的第十章专门预测了21世纪的大国政治，其结论中有一段表述就是——“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放大的香港式的大国，它的潜力很可能是美国的4倍，这样在东北亚，中国对美国就有决定性的军事优势……美国将难以阻止中国成为一个相匹敌的竞争者”）。因而问题在于，你能阻止其成长为一个巨型香港吗？我的一大愿望是中国经济在未来自行减缓，我认为它符合美国和中国邻国的利益。邻国们愿意看到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率以不同方式下滑。它的发生将使中国无法成为军事强权。

对于中国迅速的军力建设背后可能的霸权意图，米尔斯海默教授有如下明确观点：

我认为中国显然在走向复兴，中国人普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东海被日本控制的“尖阁列岛”或曰“钓鱼岛”应受到中国管辖；他们也认为中国将以与其目前不同的方式控制南中国海。当下中国人想做的是把美国的霸权力量推回本土，其第一步就是将美军驱离第一岛链，这将使中国对第一岛链与大陆之间的海域进行有效控制。进而如果他们把美军赶出第二岛链，他们就会控制西太平洋的绝大部分，即控制这些远离其海岸线的水域。

米尔斯海默关于美中冲突不可避免这一观点，深深扎根于其对华实行类似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的必要性的判断中，他指出：
我认为美国对付中国的最佳战略就是类似于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很多人为发动“预防性战争”或者实行“撤退”战略进行辩护，但在我看来如此选择显然愚蠢。美国不能单干，它与中国周边国家合作共同遏制其成为区域强权的做法才更有效。然而在我们遂行“遏制战略”的时候，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保证美中之间确实发生了严重的安全竞赛事实。有人就对我说：“老米，你主张遏制中国的论调，本质上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会导致美中的安全竞赛和战争危险。”确实如此，但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无法承受中国基于可能的不良意图而持续壮大、主导亚洲的事实。因此我们必须现在就遏制它，它确实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我认为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注：这种“悲剧”的内涵，即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权，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由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权，因此这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

不管希拉里所谓“返回亚洲”是不是“新瓶装旧酒”，我们需要回顾下面一个片段：在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执行的对华战略是“接触”而非“遏制”，因为当时中国足够虚弱以至于遏制它并无意义。我相信克林顿政府确实认为，对华接触更为奏效而遏制它是一个坏主意。但现在到了中国已然成为经济大国的关键节点，它行将拥有更多的军事能力、其民意也更加强大（注：米氏认为接触政策注定要失败，从内部看，无论中国实行民主并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还是成为专制和自给自足的国家，都无碍于它的行为表现，因为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一样在乎安全，况且霸权是任何国家确保自己生存的最高手段；从外部看，中国不断增加权力，其邻国和美国都不会袖手旁观，很可能通过均势联盟加以遏制，其结果是中国与其对手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常常环绕在它们头上。简而言之，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中势必成为对手——参见米氏《大国》第一章“导论”）。所以你所看到的是我们的对华战略正在从接触转向遏制，这是“返回亚洲”的题中之义。尽管希拉里嫁给了克林顿，在1990年代也一直主张对华接触政策，但她现在是“返回亚洲”思想的倡导者，她完全清楚这一套完全围绕“遏制”一词展开。当然，由于我们身处美国，行将发生的事实是我们要用自由主义话语来掩盖现实主义行动。即便我们着手对华遏制工程以及中国已经认识到我们试图遏制它，我们都要竭尽所能不要提到类似“遏制”的字眼。出于我们的利益、面对我们的公众，我们应当以更加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谈论相关话题，令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包装我们的现实主义外交（注：米氏清晰地看到，因为美国人不喜欢权力政治，所以他们常在公开场合以自由主义的口吻谈论外交政策，政治精英的言辞也涂上了浓重的乐观主义色和道德主义色彩，其学术界特别擅长提升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然而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法则。对此他直接引用了同为现实主义大师的卡尔对讲英语的民族的评价——“这种伪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思维中的特有怪癖”，是“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其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当美国出于权力考虑不得不采取与自由主义相冲突的行动方案时，由“圆滑医生”出面讲述与自由理想匹配的荒诞故事就成为了经常性选择。比如一战对德宣战，美国舆论开始把德国塑造为专制好战的形象，而为了在二战中与苏联合作，又在1941年前后展开大规模公关运动，把苏联描绘成最民主的国家，而斯大林也成为了“约瑟夫大叔”——参见米氏《大国》第一章“导论”）。

对于用经济接触来达成一个可行的对华和平战略，米尔斯海默视之为绝对反历史的思路：
尽管令很多人难以置信的是，陷入安全竞赛的国家仍然能保持经济上的贸易往来。但当你看到一战和二战前的欧洲，你会发现在英国和欧陆之间存在大量的经济相互依赖现象。所以我坚信，随着中国经济方面的崛起，中美之间以及中国同其周边之间的往来将会日益繁多。但我认为这些国家间的冲突不会消失。不要忘记，即使你拥有两次大战前那种高度密切的经济往来关系，你仍然陷入了战争之中。一战前，德国与其几乎所有的周边邻国都存在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德英、德法、德俄这些主要棋手之间尤为如此，但大战仍未避免。另外一个例子则是二战前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在两年之前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治下的苏联还是欧洲内部紧密的同盟。而实际上，1939年9月两国共同入侵了波兰并分而治之。纵然从1939年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经贸往来紧密，但并未阻止二战升级为莫斯科和柏林之间的主要战争。据实而论，有各式各样的故事讲述了德国如何入侵苏联，也有很多故事描述了满载德国货物的列车驶入苏联，而来自苏联的原材料和货物也经由列车运往德国。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仍未避免两者陷入战争。

因而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在相互依存论者看来，经济合作协议能够阻止中美战争的爆发，但在米尔斯海默的（逻辑）世界里，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因为政治权力和民族主义的重要性通常能够压倒经济：

我大致已经差不多说过一百次了，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但反对者通常以经济相互依赖为由加以驳斥，他们认为美中关系也好，中国与周边邻居关系也好，都与资本主义（发展取向）挂钩，每个人都在全球性的经济相互依赖中获益，没有人通过正常思维认为要发动战争，这意味着杀了能够下金蛋的鹅，所以经济相互依赖为和平造就了坚实基础（注：“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的逻辑链条在于“自由经济秩序—国家繁荣发展—满足现状—促进和平”，而相互厮杀则造成繁荣局面丧失，这等于是对财富的恩将仇报）。我认为这个思路是错误的。毫无疑问，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经济相互依赖可以维系向往和平所须的平衡，但在其他的政治重于经济的场合，它所谓和平基石的作用将大打折扣。持相互依存论者通常认为经济重于政治，难道就没有政治纷争足够尖锐以至于压倒经济考虑的情况吗？我在重申一遍，我承认他们举的很多例子是真实的，但在我看来更多的事实说明政治考虑是如此有力和紧张，以至于压倒经济诉求。且容我枚举如下。

关于台湾。中国明确表示不管什么形式的“台独”都意味着战争，即便他们清醒的认识到这将会对北京带来多大的经济负面效应，都将为维护统一而战。为什么？在政治视野中，维护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何等重要，他们不能容忍台湾宣布独立。另外一个例子是中日钓鱼岛争端，可以想象它将以两国在东海的一堆石头上进行射击竞赛（武力冲突）而告终。如果冲突损害两国经济繁荣又将如何？它会导致各种负面的经济后果。但在中日双方看来，该岛是各自的神圣领土，冲突逐渐升级甚至导致战争并非不可想象，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压倒了经济。

美国对外政策中一项持续已久的研判是核武器的存在能够保证亚洲和平。对此米尔斯海默教授则根本不予置信。他列举道，核武器的存在反而向更多的亚洲地缘关键节点的局部冲突敞开大门，比如朝鲜和钓鱼岛。

固然，拥有核武导致中美关系以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大规模传统战争告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清楚核武会使一些局面不会发生，但我认为中美关系演变为有限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比如台湾、朝鲜、钓鱼岛以及南海诸岛。许多有限冲突都将存在，而我认为核武器并不能阻止其爆发。所以核武在中美关系层面只能阻止类似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类的全面战争，而对有限冲突无能为力。对于冷战期间各自拥有数千件核武器时的美苏关系，我也持此观点。饶是拥核自重，美苏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常规军力，甚至都动过在欧洲心脏地带大打一场常规战争的心思。由于欧洲部署了核武器，无论是常规战争还是核大战，都难以想象。但尽管拥有强大的常规军力，各种突发事件都足以让我们在冷战中与苏联发生战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我们认为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后会进一步入侵中东或波斯湾。于是我们迅速调集兵力，很大程度上其目的就是抵御苏联可能发生的军事蠢动（注：米氏对核武器与战争关系的集中看法是——A、倘若单一大国获得核优势，它将成为霸主，这无疑意味着再无大国对手与之进行安全竞争，常规力量对均势不再产生影响；B、倘若两个或更多大国拥有确保自己生存的核报复能力，那么它们之间的安全竞争将会持续，地面力量仍然是军事力量的关键成分；C、毫无疑问，核武器的问世使国家在运用任何形式的军事力量攻击对手时，都更为小心谨慎——参见米氏《大国》第四章“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

对于中国和平崛起背后的儒家和平主义信条，米尔斯海默教授不以为然：
许多中国人相信中国本是儒家和平文化，（其壮大）并不会给亚洲带来麻烦，这被我称之为儒家和平主义论调，它强调中国在历史上并未对其邻国进行过侵略，其孔孟之道的行为模式具有防御性色彩，根本不具备进攻性，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是因为邻国受到外来者的侵略而被卷入战争。亦即，中国并不坏，坏人是那些挑起战争的敌人。这种观点很像“美国例外主义”，难道不是吗？美国就相信自己是天使而他国是魔鬼。我们倾向于以非黑即白的二元世界观来看待一切。儒家和平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会告诉你这样的故事：中国是白道英雄，余者是黑道恶人。但事实却是：如果你翻开中国历史，其行为与欧洲列强、美国、日本并无二致。只要有此能力，他们就会采取进攻性对外措施，他们没有采取那是因为其军事能力不足以支撑其进攻意图。有论点认为中国并未根据现实主义政治逻辑行事，反而在历史上是被害人而非加害者。这种说法与历史矛盾，中国人也是正常人。（注：米氏并不熟稔中国历史和“封贡体系”的运行规律，与其在这方面观点类似的还有美国学者江忆恩。诚然中国在实践上同样表现出了文化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双重性，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对外行为表现出进攻性战略偏好。据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一书，尽管中国古代帝国也必须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保证其生存发展，但它较之西方帝国更加相信文化的力量，因而在精神气质上不是侵略性的。中国史上的帝国扩张主要来自防御性战争带来的额外成果，如汉唐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胜利拓展了国族边疆，而在后来更大面积的扩张更是偶然所得，乃是继承了蒙古和大清帝国遗产，而这都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带来的结果。在美国史学界，以欧立德为代表的“新清史”学派就力主把清在“内陆边疆”的差序格局统治强行解释为“帝国主义”扩张，这为西方政客炒作少数民族省份独立、否定直接承袭自清朝的当今中国版图提供了“理论支撑”。因而必须明确的是，“帝制中国”和“帝国主义”完全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中国主流的儒释道思想都对侵略和战争不感兴趣，其引以为傲者多为其文化地位而非版图大小，作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通常才是描述帝国最重要的根据。另外，讲究“中庸”“变易”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二元论色彩明确的西方思想有着明显区别，那种非黑即白、“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国”相对立的基督教思想本与中国不类。使米尔斯海默对中国思想产生误读的原因，一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引发的“受害者/屈辱者情结”引发了“古今中西”的截然对立，二是中国自以为“中央王朝”的文化自尊/自豪感导致米氏误认为中国文化缺乏弹性，实际上“礼失而求诸野”“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都表明“化生”思想在中国的独特地位，并不能说中国就具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

正如对中国霸权意图的“顽固立场”一样，米尔斯海默也对美国的进攻性行为进行了尖锐批评。在他眼里，这为中国增强军事能力提供了借口：
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对内实行民主制度，对外是国际霸权，因而是“仁慈霸权”（benign hegemon），世界上的其他人也应如此看待。但其他国家并不这么看待美国，中国尤为如此。冷战结束后，美国进行了六场战争，分别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5年的波黑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以及由“9·11”事件引发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直到2011年我们又进行了利比亚战争，所以那些因民主制度而说明美国是和平国家的观点总会立刻遭到这些现实的反驳（注：米氏在的《大国》一书中明确指出，“民主和平论”并非指民主国家步入非民主国家好战，而是指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彼此发动战争）。毫不夸张地说美国一直在投入战争，我们毫不情愿放弃使用武力，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十分清楚这一点。因而，当中国看到美国“重返亚洲”的举动，它就会想起冷战结束以来美国运用武力的方式，就会想起中美关系史，想起从改革开放政策上溯到20世纪初美国在华“门户开放”攫取利益的一幕幕，想起朝鲜战争——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知道我们在1950-1953年并非和北朝鲜人作战，而是和中国人作战，我们在冷战中进行的主要战争并非和苏联人交手，而是和中国人。中国会记起这些，他们不会把美国视为“仁慈霸权”，而是正在将越来越多的力量集中于亚洲、煽动中国周边国家同盟反华的危险敌人。在北京看来，这是十分可怕的情况。

至于“中美不免一战”的论调，米尔斯海默认为它取决于中美在全球、在东海和南海竞争到什么程度：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中美竞争会展现出何种面貌？首先，我认为会是一场激烈的军备竞赛。中国将向防务领域投入更多资金以提高军事能力，而美国也将增加军事投入并将对亚洲投入较之以往更多的力量以遏制中国，这就会构成军备竞赛。中国试图战胜美国，反之亦然，这就构成了类似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行为模式。我认为东海和南海都容易酿成危机，而如果朝鲜半岛问题把中美卷入争执而引发危机，亦不足为奇。这将是非常严峻的局面。因此，除了军备竞赛之外，那些一直以来就存在的（地缘政治）危险很可能升级为战争。就容易引发中美战争的亚洲地缘问题而言，兹举例如下——
倘若因钓鱼岛或曰“尖阁列岛”问题导致中日关系破裂，美国必然站在日本一边，可以想象届时兵戎相见的情景，因为这是一场并未达到使用核武器地步的常规海战。它不像冷战时期美苏在中心战线上的冲突，一旦打起来就是使用核武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情况过于恐怖，也不大可能）。作为争夺东海上面几块礁石而引发的战争，其现实性无法排除。也可以想象北朝鲜突然崩溃以及南北朝鲜关系破裂把中美拉下水的情景，更可以想象台海军事冲突时美国协防台湾引发中美对抗的局面。

出于反对亚太地区迅速升级的紧张形势，米尔斯海默对中国近期出现的“战略失误”提供了如下严肃建议：
在我看来，中国做错的地方在于它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反应过度，结果就是它“恐吓”到了邻国和美国。中国人认为必须要在这些危机中留下标记，并使“哪里有中国哪里就有关于冲突和分歧的争论”更加明显。我了解这些，他们那富有进攻性的姿态（或者说本来就如此）吓到了人们，而这并不明智（注：米氏这种描述与中国外事机构发言人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和行动的评价极其相似，而这无异于“倒果为因”，拙译澳大利亚学者格雷格·奥斯汀文章《为什么中国的南海行动符合常理》一文有详细说明。在中国决策层和普通民众看来，是美国“重返亚太”引发中国的不安全感，进而强化了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部署和战略推进，而这种实力的应用又被美国视为打破地区平衡，于是便构成了典型的“安全困境”，即一国强化自身安全的行为造成他国的不安全）。现在不少人可能会说，过去许多国家对外推行霸权都以其自身败亡告终，德意志帝国如此，大日本帝国如此，纳粹德国如此，雅典亦如此。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试图步其后尘的国家回顾历史时都会对自己说——我们下一次会更加明智，我们会圆满实现理想，我们会像美国一样。以中国为例，中国人十分清楚德意志帝国、苏联都发生了什么，他们不想自取灭亡。所以中国人正在做的就是思考如何以灵活、缜密的手段使其力量收益最大化。所以我的观点是，鉴于“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国人会推行其地区霸权，会尝试把美国赶出亚洲而自己入主之，他们会更加灵活地趋近目标。至于成败利钝，那是另外一码事。

最后，米尔斯海默教授对美国孤立主义提出了强硬的反驳，这种植根于其大国政治理论的结论是：美国的撤退只能导致一个不受欢迎的中国得寸进尺（注: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视野里，绥靖是一个离奇而危险的战略，大国注定进犯他国，一个被绥靖的国家很可能把另一国的任何权力让与看作软弱的信号，从而索取其更多的让步，为自身争取更多权力）。
或有人认为倘若中国持续崛起，美国就应该撤退回夏威夷或大陆本土，我们应推行“孤立主义”战略。无论中国是否主导亚洲对美国来说都无所谓，它从美国这里得不到什么东西（即“美国身上也不会少块肉”之类，译者注）。这是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观点，想一想我们与中国和欧洲相距两条巨大的隔离带之远，中国横跨太平洋到加利福尼亚尚且需要6000英里，还没有两栖载具能够穿越太平洋抹平这一距离（注：米氏在《大国》中感慨，美国也许是历史上最安全的大国，主要是由于两个庞大的“护城河”——大西洋和太平洋——一直把它与世界其他大国分隔开来）。我们不仅有大洋阻隔，还有上千枚核弹头构成了终极威慑，更何况就实力而言我们才是西半球的主宰，所以美国是一个地缘上非常安全的国家。人们能得出的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结论是，即便中国主导亚洲，对美国来说也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我的看法与上述相反，此类观点无非就是“孤立主义”的翻版，如果说中国领导亚洲，成为区域霸权，它就可以像美国那样自由通行于世界。大多数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想想美国之所以能够足迹遍及造物主留下的哪怕是一点绿地，能够把触角伸到每一个人的事务中，就在于我们能畅行无阻，在西半球没有力量能够压制我们。倘若中国因成为潜在霸权而雄视天下，它的力量就能介入西半球，就会和诸如巴西、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发展关系，它就很可能像苏联在古巴驻军那样在巴西设立一个海军基地，不是吗？故而，美国对中国主导亚洲所惧怕者并非其入侵美国，而是它影响力打入西半球，同巴西、古巴、墨西哥之类的国家结成同盟关系，这对美国在西半球范围内的存在来说就是一个威胁。（注：米氏认为，大国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是成为地区霸主，并可能控制在陆地上与之毗邻或易于到达的另一地区，而取得地区霸权的国家，常常试图阻止其他地区的大国续写它们的辉煌，这一点与水域的阻遏力量密切相关。拙文《风起东北亚Ⅲ——何以封印？战略棋局下的朝核出路》开篇即指出，“全球海洋霸权的存在导致任何局部陆权大国整合区域的理想和努力都会遭到巨大破坏”。米氏《大国》第二章“无政府状态与权力竞争”就此道出了“离岸平衡”的精髓——地区霸主之所以试图阻遏其他地区出现有野心的霸主，是因为它们担心一个控制本地区的大国对手将是一个特别强大的敌人，后者能在前者的后院自行其是地制造麻烦。地区霸主宁愿其他地区至少出现两个大国，因为临近的地理位置迫使它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彼此身上，而不会关注远处的霸主。米氏推己及人，认为中国强大了也自然会像美国进入中国“后院”一般闯入西半球，动摇美国“后院”，这也是一直以来米氏的终极担心所在，或许可以为美国开始改善与古巴关系提供一个注解）

简短集评：米尔斯海默关于“大国政治的悲剧”的论述，使得他如同预测“儒教和伊斯兰教合流对抗西方文明”的亨廷顿一样，一直是中国国关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倘若中美“安全困境”加剧、利益诉求冲突，毫无疑问二者的行为逻辑很容易导入“进攻性现实主义”里从而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但这并非必然。结构性现实主义理论普遍把国家视为“单一、理性”的“黑箱”性行为体，从而忽略各自内部的变化。但对于中美这等大国而言，则恰恰是国家的内部变化发展更能决定其兴衰，正如美联储加息并未实现美国实体经济复苏、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并未实现中国经济“探底”一样，在全球经济萎靡不振时期，大国精力更注重于国内还是境外，是经济领域的竞争还是政治和军事领域的较量，各国内部的博弈究竟如何，都在未定之数。在这种情况下，利益摩擦和军事竞争被视为“争夺霸权”则不乏夸大之嫌，作为守成国，美国自然认为中国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举措是挑衅之举，而中国则视之为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已经完成“国家建构”的美国，需要维持霸权来烘托“山巅之城”的神话、保障“通过世界才能说明自身”的“灯塔效应”，而正在处于“转型进行时”的中国则需要以大致实现在东亚地区的地位来捍卫国家利益和国家性质的合法性。美国一再风声鹤唳地强调“中国威胁”，甚至把中国传统“势力范围”从东亚“渲染”到了整个亚洲乃至亚欧大陆，这无疑忽视了俄罗斯和阿拉伯世界以及欧洲国家的影响，只能说明其霸权实质“牵一发动全身”的敏感性和狭隘性，而这恰恰是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所应极力避免的，“以天下观天下”（老子），才不失更大的气度和智慧。所谓“仁者无敌”（孟子），中国领导人和学者无须对米尔斯海默的论调如何挑战和反对，毕竟这是一种严密的逻辑推演，展示了一种可能。但这只是一种。“霸权”在中国思想里充其量只是一个客观结果，而体现“王道”和正义的发展模式更是我们安身立命的空间。

2003年10－11月，应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邀请，米尔斯海默教授生平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大陆。在为期两周的访问中，他先后同数以千计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展开对话和交流。通过面对面的接触，人们会发现米尔斯海默教授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鹰派”人物，而是一个在讲台上手舞足蹈的教师、在理论上固执己见的学者、在商店里为孩子购买玩具的父亲。当然，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无疑是美国利益。在他离开中国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生的余万里先生受《南方周末》之约同米尔斯海默教授就伊拉克局势、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篇访谈仅供读者参考。

余万里：教授，美国的军用直升机在伊拉克遭到袭击，又有美军士兵伤亡了……
米尔斯海默：是的。美国已经陷入了“伊拉克泥潭”。除了本地的抵抗力量之外，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众多恐怖分子也纷纷潜入伊拉克，把伊拉克变成打击美国的战场。美国在伊拉克遭遇了典型的游击战，就像当年的越南。我从西点毕业之后，曾在越南服役，根据我的战场经验，美国在短期内很难从这个泥潭中脱身。
余万里：您如何评价这场战争？
米尔斯海默：这是一场愚蠢的战争。布什政府还幻想通过军队在伊拉克，甚至在整个中东实现民主，这个想法更加愚不可及。布什政府过于迷信美国的军事力量，他们以为军事优势能够让美国在国际政治中保持行动的自由，副总统切尼说：美国在世界各地“像蝴蝶一样自由飞翔，像蜜蜂一样随意蜇人”。现在，蝴蝶的翅膀已经被牢牢地粘住，美国只能在泥潭里挣扎了。我在伊战前就反对这场战争，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者，除了亨利·基辛格，都反对这场战争。基辛格是惟一一个既支持越南战争，又支持伊拉克的现实主义者。
余万里：您刚才说现实主义者都反对伊拉克战争，但在布什政府内占据主导的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也信奉权力和实力，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米尔斯海默：在外交方面，现实主义同新保守主义的区别主要就一点。新保守主义相信美国只要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其他国家就会害怕、恐惧、举手投降。这就是所谓的“跟随强者”行为——只要美国显示武力之后，其他国家就会屈服，然后跳上美国的战车。他们以为美国打击伊拉克之后，伊朗、叙利亚、朝鲜就会害怕，就会放弃支持恐怖主义、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把萨达姆赶下台之后，阿拉法特也不得不屈服，巴以冲突就能一并得以解决。他们称之为“通过耶路撒冷的道路要经过巴格达”。现实主义者则会说：“不对，美国动用武力只会激发其他国家的反对和自我保护意识。”事实证明，美国在伊拉克遭到了越来越激烈的抵抗，巴以冲突愈演愈烈。俄罗斯、中国，甚至美国的传统盟国，法国和德国都强烈反对在伊拉克动武。伊朗和朝鲜可能会加快发展核武器的进程，更多的国家会希望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才能保护自己免受美国的威胁。
余万里：现实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军事威胁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抗和警惕，而不是屈服和投降。您认为其缘由何在？
米尔斯海默：民族主义，这是驱动当代国际政治的原动力。简单地说，民族主义就是区别“我们”与“他们”的认同感。比如说我是美国人，你是中国人，我们之间就存在着文化、价值观、宗教、制度等等方面的认同差异。你生长在中国，无论如何都不会把日本人当成自己的同胞。在伊拉克人民眼里，美国人就是“他们”、外国人、入侵者、占领者。在伊拉克和中东还必须考虑宗教的因素，伊斯兰教更加剧了这种认同的差异感。尽管我不同意把“文明”作为国际政治的分析主体，不过，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国际政治中宗教因素的分析还是很有启发的。
余万里：您认为伊拉克战胜会对美国的反恐战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米尔斯海默：本·拉丹和基地组织是国际政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现代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非国家行为体，联合国、跨国公司、NGO，但是任何政府都不喜欢不受自己控制的非国家行为体，恐怖主义也是其一。因此，恐怖主义在本质上是对主权国家权威的挑战，在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世界大多数主权国家都有共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时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但是，伊拉克战争不同，它错误地去针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布什政府把萨达姆同国际恐怖主义相勾结作为战争的一个理由，这原本在事实上就不成立。当美国把萨达姆政权推翻之后，却又在伊拉克造成了无政府的混乱，反而成为国际恐怖分子可以利用的机会。伊拉克原来不是恐怖主义的国家，现在真的变成了恐怖主义盛行的国家。布什政府实现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余万里：目前伊拉克局势会对美国外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米尔斯海默：很显然，伊拉克几乎吸引了布什政府高层的全部精力和注意力，这些人时时刻刻都在考虑如何脱身。伊拉克消耗了美国巨大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例如驻扎夏威夷的第21步兵师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预备队，即将被调往伊拉克。这种状况使美国没有足够精力把鼻子伸到别处。这对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个好消息。我觉得伊拉克周边的国家宁愿看到美国被钉在伊拉克，这样美国就不会在它们头上挥舞大棒。朝鲜也在利用这个机会……
余万里：谈到朝鲜，您对目前的核危机有何看法？
米尔斯海默：如果我给金正日出主意的话，我一定建议他加快核武器发展计划。等朝鲜真正拥有若干核武器之后，美国不仅不敢用武力威胁朝鲜，而且必然要被迫地同它谋求妥协和交易。实际上，美国对目前的朝鲜核问题已是无计可施，只能乞求中国的帮助。应该说，这是布什政府惟一明智的选择。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表现也确实令布什政府感到万分欣慰。美国被困在伊拉克泥潭里，布什政府现在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是在东亚出现新的危机和冲突。
余万里：您曾说过，中国会成为一个地区霸权国，并导致中美冲突。在访问中国之后，您对中美关系还坚持这样的看法吗？
米尔斯海默：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不带任何感情或意识形态的色彩，只是从理论的角度预测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如果你是中国领导人，你希望看到日本、俄罗斯、印度威胁中国吗？当然不希望。消除这种威胁的最好办法是让自己变得强大，以至于周围的国家更不敢向你挑战。这就是我对地区霸权国的定义。美国在西半球获得了这样的霸权，你们能设想加拿大、墨西哥或者巴西向美国发动攻击吗？不能。美国可以把鼻子伸到世界各地，干涉欧洲、亚洲、非洲的事务，因为它没有后顾之忧。中国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希望获得这样的实力和地位，而且中国具备获得这种实力和地位的条件。中国的财富增长很快，有人说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大吊车都树立在中国，我看一点都不夸张。我在长春参观了汽车厂，现代化的流水线上生产着豪华的奥迪A6轿车。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而且还在增加，这是成为地区霸权的有利条件。欧洲、俄罗斯和日本都不可能成为地区霸权，因为它们的人口出生率在下降。我的理论不能解释现在的中国和中美关系。但在几十年后，当拥有超过日本、俄罗斯几十倍的GDP之时，中国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不必担心周边国家会威胁自己的安全。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就会关心起西半球的局势和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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