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8团越南战殇

总结资料：
第50军战前从重庆开赴前线，最强的149师(原二野18军52师)开战后由13军指挥从云南攻入越境，148师在广西边境驻守，牵制越军一个主力师使其无法东援高平，150师则按兵不动，担任战役预备队。3月5日以后，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出境的部队陆续回撤，沿边各地群众纷纷搭起凯旋门欢迎英雄归来，这情景让没出境的部队感到脸上无光。于是该军一再请示，坚决要求让部队走出国门，到实战环境锻炼。广州军区前指觉得战事已近尾声，估计再无硬仗可打，遂同意150师出境掩护友军撤退。50军数名副军职领导组成指挥组率150师出征。
客观地说，上级的这一决定无可厚非，让没怎么打过实战的部队锻炼一下，哪怕是打扫战场，也有助于部队积累经验，养成敢打敢拼的作风。但150师确实是仓促上阵：苦练多年的老兵大多已在战前被抽调到其他参战部队，补充来的新兵入伍仅数月，仍是满脸稚气，大部分连排级军官是刚刚提拔的，有的刚刚调来，还来不及认识本连战士，有的连队竟无一套完整的战区地图，有的士兵出发时穿着塑料凉鞋(应该是适合山地作战的高腰防刺防滑解放鞋)。尽管如此，全师官兵仍士气高昂，求战心切。
浮躁轻敌往往与厄运同行。3月11日中午，在越南高平市以南40余公里的班英附近，150师448团突然遭遇从河内赶来参战的越军精锐部队，云雾萦绕的群山中顿时枪炮齐鸣。双方稍一过招，高下立分：越军熟悉地形，富有山地丛林作战经验，指挥官判断准确，部队行动坚决果断，战至12日下午，448团前指及二营的退路已被切断，四周要点大多被越军抢占。
危急关头，448团请求全团收拢后边打边撤，师部同意，但50军驻该师指挥组部署失误，只派1、8连走小路增援二营，结果这两个连被越军缠上后也无法脱身。因山地环境的影响，被围部队只能断断续续地与上级和友军进行无线联络，失败的惶恐逐渐在人们心头弥漫。在最终失去联络前，448团团部不负责任地作出了各单位分散突围的决定，最后，该团前指、二营、一营1连、三营8连等部陆续被越军分割包围，共失散542人，丢失各种枪支407枝，其中200多人先后被俘，包括团参谋长、二营教导员以及十多名连排长。最可耻的是，8连负责干部冯增敏、李和平带领连队集体投降。
事发当天，广西前线司令员许世友在南宁市郊青山地下指挥所观赏香港武打片，权当大战扫尾阶段的稍微放松。当一名机要参谋送来448团被击溃、数百人失踪的急电时，许司令顿时脸色铁青!

总结资料：
为避免影响士气，我方没有通报448团200多人被俘一事。越方却把这些战俘押到外国记者面前大肆拍照报道，其中最着名的一张照片是一名越南女民兵手持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押解他们的情景。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也很快编排了一个名为“向亲属报平安”的特别节目，每晚安排两、三名我方战俘讲话，自报姓名、籍贯、部队番号、职务以及被俘后所受优待等等，以图瓦解我军官兵意志。当时我军的连级单位才有一台收音机，部队也严格执行了严禁收听敌台的命令，但在社会上，这样的广播仍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我方归来的238名官兵经过医院体检治疗后，全部送到位于南宁市郊吴墟机场的“学习班”。在这里，他们接受组织安排的教育和审查，每个人都详细讲述了自己被俘的经过以及被越方羁押期间的表现，同时映证他人的相关行为。
半年之后，审查工作全部结束。238人中，大部分士兵继续留在原部队直至服役期满，数名有变节行为的被判刑。对军官的处理要严厉得多，全部清理出部队，大多数人带着有历史污点的人事档案转业回原籍，不少人受到了开除军籍、党籍或干籍的处分，数人被判刑。150师448团8连原负责干部冯增敏、李和平均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关于50军的问题，第一副总参谋长杨勇亲临该军总结。之后，当时50军驻150师指挥组的成员，一名副军长被撤职，一名副政委被党内警告，另一名副军长被撤职降级。1985年，50军撤销番号，150师不复存在。

原150师448团付培德副参谋长在军事法庭上的陈述：
（此人后来被开除党籍、军籍、干籍，在某县一个中学当勤杂工）


我于六一年九月入伍后，曾在任原陆军五十军一五〇师四四八团副参谋长、团党委、军党委委员时，于七九年三月对越作战的回撤战斗中，在师首长的直接指导下，由于少数上级领导的错误指挥，使全团受到了惨重损失。
其错误在于，首先是我团在师首长的直接指挥下，违背了上级的命令，改变了我团的行动路线及方向；其次师当先头营前进受阻遭敌侧击时，全团被阻在一个半山腰上，整天时间既不前，又不退；第三是在不明敌情、地形、我情的情况下又采取仓促的错误行动。当时我的任务是带七连指挥一营掩护大部队沿公路撤退，而在他们的错乱指挥下，当天令我离开七连去一营高地，但到了黄昏时团指令我去团指挥所，当我到时，团政委李兆碧指着地图给我下达命令，让我带八连去攻占左侧大山，后又加一连。在当时敌情、地形、我情均不清，既无战斗组织准备的时间，更无战斗保障，在整个夜间行动中不准我们作任何的行动标志，且与我中断联络，当我带一、八连遇敌后，八连被打散，一连不知去向，与我完全失去联系，八连失散人员后被重围。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激战了七昼夜，人已疲惫不堪，连野草树皮都吞不下，解不出小便，连吃小便都没有，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力气，为了保证能有人活着出去回到祖国，把情况带回去。出于此情况，由八连连长刘兴武把附近的几个人找到一起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作最后打算：一是坚持到底等待救援，直到最后一口气；二是保证有人能活着出去回到祖国，把情况带回。鉴于此，三月十八日决定由当时尚有一点力气的四排排长带2名战士下山，为最后突围创造条件，其任务是：一要摸清敌情，搞水上山，为最后突围创造条件；二是此举不成，一旦被敌抓住，不许投降，不准暴露山上情况，设法调开敌人，寻机逃跑，争取活着回国。可此次行动失败了。时至三月十九日上午敌向我实施了毁灭性打击，在敌直接炮火的打击下有人负伤，所剩数人被打散，不知何时这些人员分别落入敌手。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我和3营通讯员分别于四时左右落入敌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当了俘虏。可我无任何目的与动机，无任何的组织与指挥，更无任何的叛离意思，这就是事实，是真实的事实。

付培德副参谋长军事法庭陈述：

1979年3月5日，华国锋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从越南全部撤军。448团于3月6日从广西宁明集结地向越进发，按团编序列为二营、三营、一营的梯次于下午五点到集结地出发。因三营准时到达集结地，则三营变为第一梯队先头营向越开进。在师侦查科李参谋的随同下与我同乘第一辆汽车引导部队向越进发，七日晨到达越南高坪扣顿，部队全部下车就地待命。不久关副军长到了该地后，由团李兆碧政委传达了上级赋予我团的任务：二营到朗登担任阻击，一、三营和449、450团于朗登西北担任搜索任务，令我团于当日赶到打沙、那豫地区。在还没有到达该地区，就在那豫以东的吞片地区时部队停止前进，沿公路西侧山地露营。按团党委决定，胡庆忠副团长和龙德昶副政委带二营为团的主攻营，王廉智副政委和我带三营为助攻营。可在八日晨李政委令我带七连，胡副团长带四连担任前卫，在前面交替掩护前进，同时交代了沿途都是友军。

当时，我在现场指着地形，给所到的七个连队的连长下达了作战任务：四连为正面进攻；七连为右翼进攻，占右侧大山，保障正面进攻；五连为左侧穿插，断敌退路；六连、九连为预备队；三炮连在战斗打响前三分钟，向对面山上实施火力集袭。战斗打响的时间为12点。
任务下达完毕，我对胡副团长说：你向团指报告，同时汇报我阵地区内敌情，我到前面指挥。
在四连迅速夺取第一高地的同时，七连已经攻占了右侧大山，阻挡了敌人的反扑。我在一号高地上亲临指挥，随四连向敌发起猛烈进攻，在夺取二号高地的战斗中，因四连副连长牺牲，三炮连的炮弹已打光，前进受阻，二营长向我报告，用预备队上。此时我见五连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我决心用预备队向二号高地攻击。正待下达命令，二营长说：团长命令停止进攻，就地构筑工事组织防御。此后我回到三营指挥位置，待次日九号，在团指的组织指挥下，夺取了二号高地。
此次战斗，我担任右侧进攻的指挥，同时指挥团炮连，对敌实施火力集袭，准确的摧毁了敌的暗炮阵地。七连在右翼进攻中，进攻迅速，越过公路，快接近一个村庄时，发现了敌情，村里有敌人活动，宾副营长向我报告：怎么办？我即令他将其全部消灭。就在此刻，正面进攻的部队（4连）正迅速的向后撤，宾副营长又报告：他们都撤了我们怎么办？鉴于此情，七连这时不得不放弃进攻的机会，随之向后撤。九日的行动是在夺取二号高地后，向朗登方向发起进攻，为什么还离预定的位置很遥远而中途返回，且又无统一的指挥？八日黄昏，团指令我到指挥所汇报前面的敌情，我向师李师长、魏副政委、团长、政委汇报了敌人的主要兵力在左侧大山后，团里决定向朗登方向进攻。九日的行动是朗登方向，为什么中途撤回，且整个行动又无统一的指挥？

十日，令我到团指，李政委直接对我说，师长叫我带师侦察连插到敌纵深去，其任务是什么均未作任何交待。天黑前，我同师侦察连一起到了七连高地，随后，师侦察科丁科长来到我处，叫我在七连高地指挥，不与他们前往。这次的意图是什么，我的任务是什么，与侦察连是什么关系？我一点都不明白！在夜间行动中，师侦察连又中途返回，这又是什么原因？
十一日，二营高地出现敌情，团李政委令我到二营高地负责指挥。待黄昏时，返回三营指挥所，王廉智副政委对我说，团里命令，我带七连指挥一营于十二日晨七时前撤离阵地，掩护大部队沿公路撤回。
十二日晨七点半，二营阵地尚未撤完，待全部撤出阵地后，我带七连离开阵地，到公路上。此时发现，对面原二营高地上到处都是乱扔的东西，同时整个部队压在公路上不动，不知是啥原因，又无法联系，怎么办？必须弄清楚是什么情况，我方能行动。在我给七连长李福荣交待注意控制阵地、严密监视敌情后，我到前面去了解情况。可到前面一看，部队不是沿公路走，而是向左侧山上走，我上山后，遇着高立华参谋长，问他是什么情况，他说不知道。再往前走时，见到了团李政委，他说：你到前面来干什么？赶快到一营去。我到了一营指挥所，和郑信友营长在一起，郑对我说：他们沿公路都走了好几公里，又叫返回，现在情况是啥？我说：我也不知道。就这样，我们毫不知情的待在高地上。下午，李绍文团长等几人到一营高地，勘察地形，选炮阵地，什么也没说，不一会儿就走了。

到了黄昏，是团指令我去指挥所，约八点左右到达指挥所，沿途见机关的人员挤在半山腰上，情绪低沉，有的说这次完了，要死在山沟里了。我对他们说：你们怕什么！我不是上来了吗？到团指，李政委指着地图给我下达任务，他说二营前进受阻，被敌侧的火力压在了一个山沟里，要我带一个连去攻占左侧大山。
我当即提出对敌情、地形、我情均不了解，没有把握。他说：你带哪个连？我说：我要七连。他说：七连下不来，现在只有八连。八连去过山脚，了解情况，干脆一连也给你，攻占后由一连控制大山，你带八连到朗庄，和胡副团长带四连去四七五高地。你到了朗庄后，指挥一连到朗庄，一连到朗庄后随部队行动。在确定谁跟我时，当时曾本恭股长说他跟我去，李不同意，最后叫陈鹏跟我，同时带三名侦察兵。我说夜间行动，为便于指挥，要求部队作标记，贾副师长不同意。如何与团联系？我提出用电台暗号。贾副师长强调说：8：30时必须行动，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次穿插要小群多路。
快到出发时间了，我尚不知八连和一连在哪里。当去往八连阵地时，八连长来了。我一边走一边询问情况，一边交待任务。一连的任务由一营长交待。到了八连，因无时间向全连动员，我抓紧时间向骨干做了任务交待，其具体任务由八连落实。到出发时间，一连赶到。我问一连长李和平任务明确没有，他说明确了。我对他说：你连随八连行动，占领右侧大山后由你连控制，上山时你前面由八连一个排，我随八连到朗庄后，你再指挥到朗庄。并规定了各种联络信号。我叫他给我一个排跟我走，他说给二排。说完他说：你叫八连走得啰。我们就此开始行动。
整个部队在密林里摸索下山。到了左侧大山脚，我令重机枪掩护，一连从正面向大山攻击。此时一连长到达我身边，我又叫他给我一个排，由我亲自指挥，随八连迂回穿插到敌侧后。他说二排马上就到。
一连开始向大山行动后，我八连边走边等一连二排。约过半小时，不见后面有任何动静。在行进中，遇见八连卫生员罗国政，向八连长报告副指导员牺牲了，叫人去抬。我令八连长把副指导员抬下来，叫二排归建。部队继续前进，同时在行进的路上设了一个调整哨，叫他等二排，等到便一同前往赶连队。前卫排到了一个山垭口时遇敌，副连长王立新带着一排跑了。一排长史福林只身一人来到连长处，报告了前面的情况，连长随即下令架炮，就地构筑工事。我令连长赶快与一排联络，派人把一排追回来，部队必须强行通过。我当即询问了一排长前面的情况，他说敌人有暗火力点，过不去。我下令组织爆破，叫一排长带爆破组上，把敌暗火力点炸掉。不久，三营通讯员收到一连步话机呼叫说，上山后找不到连长。我叫他赶快找到连长，向我报告，我们很快会向他们靠拢。此后便再也听不见一连的任何信号。此刻八连二排也没有归建，一排又不知去向。我当时对周围的几个骨干说：现在大家一定要听指挥，团结战斗，战胜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现在团里已经通过了，我们必须强行通过。陈鹏接话道：团里肯定没有通过，还在山上。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说：肯定没有通过，还在山上，我们只有上山。指导员李铁桥说：看来天快亮了，过是过不去，只有上山。随后不久，只听八连长一声令下：我掩护上山。当时约有30人，不约而同地往山上爬。
在爬山的途中，遇着八连长，我叫他给一排长说，叫他带人控制山头。部队爬到半山腰时，天已大亮，为了不暴露目标，停止了爬山行动，就地隐蔽。趁此不断的向团里联络，由于敌台的多次出现，联络十分困难，同时又不断的向周围搜寻失散的部队，希望能听见他们的声音。大约在上午十点后，收到了团里的信号，立即向团里报告了我处的情况：一连不知去向，八连二排随一连去了，八连一排遇敌后跑了不知去向，我已完全失去战斗力，现在十分困难，要求夜间行动。

团里同意夜间行动，令我于十四日赶到脊惆。因我赶到脊惆很困难，再次向团里要求，询问我右翼是否有部队，以便向他们靠拢。团里对此没有任何答复，从此中断联络。
上山后，由于有部分战士咳嗽，可能引起敌方怀疑，曾一度从对面山上向我周围射击，之后不见有行动。当收到团里指示后，我向陈鹏交待，叫他抓紧时间熟悉地形、沿途路线，准备夜间行动带路，同时。我叫他告诉八连长做好夜间行动的准备。近一天的时间，没有发现周围有失散人员的任何动静，实在是叫人失望。下午，八连长来到我处，我给他说了团里的指示，叫他做好夜间行动的准备，他说，一排长带着几个骨干跑了，我说现在不管他，待回去后再说。
天刚黑，我们就开始向山顶爬，因当时连长说山下敌人增加了布防，只能从山上走，故决定爬山，从另一方向走。爬山的速度很慢，快晚上十二点还没爬上山顶，于是我催大家往前赶，上到山顶时，发现大家停下不动，有的坐着睡觉，八连长在岩边接干粮袋。他说没有下山的路，用干粮袋连在一起往下吊。干粮袋不够，我顺着岩边找着一棵树，我说顺着树往下滑。这时仍不见陈鹏跟上来，在我上到山顶时，发现他坐着睡觉不走，批评了他：他的任务是带路，不但没带路，反而坐着睡觉不动。
在岩边，我对连长说：叫大家跟上，我先下。边下边问，后面的人跟上没有。开始时，有回答跟上了。在往下行的时候，我不断向后传口令，加快速度跟上。八连长在我后面跟着。快到山脚，发现很多草丛地，连长说：我们就在这里等他们。这时只有三人跟上，八连长和他的通讯员及三炮连战士刘晓彪。我的警卫员费心才不知什么时候没跟上，我的物品都在他那里。因大家都渴了，就分头找水，找了一阵没找着。八连长说：走，不等他们了。我说：不行，这么多人都还没有下来，不能扔下他们，向他们发信号联络。话刚说完，就听见陈鹏在山上呼喊：七号，七号，七号！同时刘晓彪从上面下来，向八连长报告：糟了！敌人把我们包围了！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见无数人影在晃动。此刻是走，还是等大家？走，只有四人，而后面的是大多数。前面敌人阻住了去路。当时，我毫不犹豫向大家靠拢，准备战斗，走不了，也要把敌人拖住，为大部队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就这样，我们失去了前进的机会。
不久，天大亮了，敌人开始搜山，将要遇到我们的隐蔽位置时，不知谁向敌人打了一枪，敌发现了情况，就往山下走。我们于是便被困在了半山腰上。

14日，实施夜间突围，分两个组：八连长、四排长莫开富各带一个组向山口突围。在突围中，敌火力猛，封住了山口，无法接近，不少人受伤或牺牲。电台被打坏，报务员牺牲。我后面的人没有跟上来，我被敌火力压回。当我快到隐蔽位置时，八连指导员等人也在隐蔽处坐着不动了。以后的几次突围均不成功，一次比一次困难，人员大减，力量薄弱，无战斗力，被迫困在山上，等待救援。
从12日开始的夜间行动来看，我们过于仓促，无充分准备，无水无粮，加之自三月六日起，部队开进和连续战斗，战士们有些疲乏。由于是夜间行动，不少人将自己所带的重物统统扔掉，包括未经请示，扔掉的六〇炮及无坐力炮。在山穷水尽，断水断粮的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战斗，为大部队赢得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可我们在人员大减的情况下，有气无力，失水严重，无任何战斗力可言，环境恶化，情况危急，等待救援无任何音讯，形势逼人，怎么办！是等到最后一口气困死在山上，还是采取积极的办法，哪怕是有一个人能活着出去，也是胜利。鉴于此情，刘兴武把陈鹏、陈繁荣、莫开富、李铁桥找到一起，分析研究了当时的情况，分别谈了自己的想法：一是坚持到底等待救援；二是困死在此；三是寻机突围。大家认为寻机突围也可能有人能活着出去。陈鹏说：去人摸摸敌情。当即李铁桥说：就叫陈参谋去，他有条件能应付敌人。可陈不去，后决定由排长莫开富带两名战士去摸敌情。其任务是：在摸清敌情后，设法搞水上山；二是一旦被敌发现，要想尽一切办法逃出去，争取有人能活着回国；三是不幸被敌抓住，不准投降，不准暴露山上的情况。
谁知，18日下山后，有人向山上喊话，叫我们下去。当时我想，他们已暴露，借此把敌引上山来，给他们以脱身的机会，同时我们作最后的死拼。由一名战士回答他们，我们不下来，叫他们上山来。之后就再无音讯。我们警惕着坚持不动，随时准备死拼，仍继续困在山上。

19日上午，敌向我实施了毁灭性打击，想把我们全部炸死。随着敌人炮火的打击，有人受伤有人牺牲，幸存人员被打散。在我下方隐蔽的陈鹏向敌方喊话，不要打了，我们下来。不知何时，他们是怎样下山的，以后八连长走到我处直逼我说：他们已经下山了，我们也下。我随即回答：我不下，我就死在这里。当时我在想，如果不顺他们，很可能不明不白的死在那里，不如随之而去，跟大家一起继续战斗，不让任何人叛变投靠敌人。因此我必须为真理受辱而顽强的活着。只要生命在，就是胜利的希望。人心所望，完全失控，无力左右局势，这是客观事实，在客观所致的情况下，被迫无奈的于三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左右落入敌手。

落入敌手后，被绳索捆绑带到一个集中点。
不久待苏联军官出现后，我们手脚被捆绑着，用汽车押往另一个地方，经过几天的审讯后，又被手脚捆绑用汽车押往一个体育场。途中几次想跑，但都未能实现，大家都是有气无力，走路都是问题，无力与敌拼搏。到了体育场，我被关在一个小屋里，与大家隔开了，但我看见体育场关有数百人，心里很吃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关在这里？又见不少人为抢饭吃而挨打，心里很急。我想尽一切办法了解情况，我利用解便的机会与外面的骨干接触，发动骨干开展工作，发动大家团结起来，坚持战斗，在与大家接触的过程中，曾几次被敌人用皮鞭抽打。
几天后，我被放出来，与雷群荣等数人住在一起。我就抓紧时间开展党的工作，发动群众团结战斗，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不准向敌说实话，不准出卖同志，不准出卖党和国家军队的机密，坚持斗争，一人不留的争取活着回国。
在和大家一起被关押中，我积极的在做越狱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组织带领大家越狱。在曾关押美国战俘的集中营数天后，敌发现我在活动，一天下午，突然把二机连的一个排长和我从集中营押往到一个监狱，从此就开始了监狱的残酷斗争生活，在不见天日的牢房里受尽了摧残和折磨、审讯、拷打、威诱，敌人未得到任何的好处，从而使我更加坚强，更坚定我的立场，任何情况也动摇不了我对祖国、对党、对人民、对军队的忠贞。严守了党和国家、军队的秘密，掩护和保护了其他同志的安全。
在回国前的一个星期，敌人把我从监狱里放出来，我见到了一连的连长、指导员、副指导员。副指导员跟我说，连长、指导员不想回国。我问清了情况，分别对他们做了思想工作，在我等的帮助下，连长、指导员安全的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充分的证实了这也是战斗的胜利。

综上所述，五十军军事法院认定我犯“率部投降罪”是无根据的，与事实不符。根据我国《刑法》第十条的规定精神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法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而犯罪应是指中国公民叛变投敌，投奔敌方或者被捕、俘虏后投敌进行颠覆活动的行为。再根据《刑法》九十三条规定的策动投敌叛变罪是指“行为人本身投敌叛变或率领他人投敌叛变的行为。”而投敌叛变行为是指策动、勾引、收买或被俘后经不起考验屈膝投降，或基于反动思想而自动投敌叛变，行为人实施了出卖组织、同志进行***活动等方能认定为犯罪。是罪非罪的界限《刑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从犯罪的主观条件上看“率部投降罪”必须是直接的、故意的，其目的就是叛变**，带领部队投降敌人，同时进行***活动。
而我被俘是基于无奈，没有任何的动机与目的，指挥的失控是当时客观存在的事实，当了俘虏也完全是客观所致，不是主观所为。特别是在越南监狱及回国后的一系列现实表现中，都已证实我是一个忠于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人。在越集中营和监狱中的斗争，开展党的秘密活动，严守了党和国家、军队的纪律和机密，掩护和保护了其他同志。原团副政委龙德昶、二营营长雷群荣、五连连长谭安贵、八连连长刘兴武、排长靳波等均可作证。

战士回忆资料：
12日晚20时左右，团指命令团参谋长付培德带领1、8连及火力分队一部沿左侧山地去接应2营。付参谋长提出对敌情、地形、我情均不了解，没有把握。但团指坚持要求付参谋长执行命令。付参谋长很快带1、8连沿班英至那嘎小路左侧出发北上，1连在左，8连在右，互相策应前进，一路与小股越军多次发生战斗。13日凌晨，进至那嘎以北的一个山垭口时，1、8连遭遇越军阻击。8连副连长王立新带着前卫1排猛打猛冲，强行通过了山垭口。后边的1连和8连主力却被越军缠住，双方发生激战。因天色黑暗，敌情不明，加上1、8连行动仓促，缺粮少弹，付参谋长的指挥位置也与部队被分割，联系不上部队，结果1、8连在混战中被越军打散，营救2营的行动失利。

13日当天，在东侧清剿回撤的449团和450团发现了部分448团2营的失散人员。41军前指得报后，立即命令附近的部队返回营救。450团副团长带1个加强营前出那嘎方向搜寻，找到了部分被打散的448团2营官兵。然而因为惊恐和情况混乱，这些官兵对448团遇敌伏击的地点、兵力、路线等情况根本描述不清，营救部队一时难以措手。当时41军各部也已开始回撤，军前指命令走在最后的122师366团参加营救行动。366团出发不久，还未到达出事地域，又接到军区的命令而全部撤回。据说是军委考虑到448团2营被围地域较大且群山连绵，没有大部队回援难以起到营救效果。而中国已经对外宣布撤军回国，再派大部队与越军发生激烈战斗对国际形象不利。因此，否决了出动大部队回援448团2营的请求。

被围在朗庄北侧山上的448团2营余部直到14日早上才接到团指回复，说已有部队前来增援，2营必须在15日突围与增援部队会合，因为这是中国对外宣布的全线撤军的最后期限。临时指挥机关立即召集干部开会，决定于当晚突围。2营各部很快进行了准备，抛弃所有多余的装备和衣物，力求轻装突围。夜幕降临后，2营从东北方向下山突围。然而，经过3天多的战斗与饥疲煎熬，2营幸存官兵战斗意志已大减，根本提不起士气来。下山不久，越军就发现了2营的突围意图，开始进行堵截围剿。而临时指挥机关又没有明确的战斗部署与协同任务，导致部队很快放了羊。无奈之下，临时指挥机关只好命令各单位分散突围，冲出一个是一个。

就这样，失去了组织的2营官兵在莽莽群山中四散奔逃。有的抵抗到底，英勇牺牲；有的意志崩溃，束手就擒；有的散于深山，再无踪迹；有的忍饥耐渴，寻机北返。448团副政委龙德昶、2营营长雷群荣、5连连长谭安贵等干部在部队被打散后遭越军俘获，2营教导员唐秉元、2机连连长罗昌福、2机连副连长吴观龙等干部则失踪牺牲。

前往接应2营的1、8连也陷于悲惨的境地。在遭到越军的连续打击后，8连被打散，1连被隔断，形成各自为战。8连的王立新副连长带领1排冲在最前面，与后续部队失去联系，先后两次冲破越军阻击。13日中午，1排再次陷入越军合围。战斗中，越军指使8连叛逃投敌的司号员赵某某向王立新诱降，被他下令当场处决。当晚，王立新把自己的干粮全部分给了战友，自己持枪冲在最前面带领全排继续突围。14日凌晨，1排再次与越军遭遇，经过激烈战斗终被打散。王立新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与敌同归于尽，壮烈牺牲。全排指战员前仆后继，43人中只有2名重伤员被俘幸存，其他人员全部牺牲。后来这2名重伤员被俘回归，部队才知道了王立新的英雄事绩。王立新被追记一等功，这2名重伤员也荣立了二等功。

1、8连被打散后，8连建制较完整的约2个排和1连部分人员被越军围困在一个山头上。1连连长李和平与8连指导员冯增敏带队隐蔽躲藏了3天，没有等到援军，粮弹已尽，突围无望，彻底失去了斗志。于是召开党支委会，会议决定集体放下武器投降。经过与越军接洽，李和平、冯增敏带领被围人员集体投降。

付参谋长带领部分人员向山口突围，遭到越军阻击，大部伤亡，电台被打坏，报话员牺牲。辗转躲藏至18日，付参谋长与8连连长刘兴武、指导员等人被困在一个山头上，已无食无水，无力行动。在越军的不断喊话诱降下，付参谋长等人于19日下山投降。

陈定远回忆说：“由于部队是第一次参战，又因为天丰大岭地形复杂、情况不明，1个营的部队被打散了，整个分队与上级完全失去了联络。一直到当天晚上，分队还是没有消息，也联系不上。该师即将情况上报到军区指挥部。许世友将军接到报告后，气得两眼冒火，拍着桌子大声吼起来：“是谁那么大胆，敢擅自行动？我打了几十年的仗，从来没有丢过一个兵！”他命令，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部队找回来，一个兵也不准丢在国外。

总结资料：
1979年自卫反击战前，150师由乙种师紧急扩编为甲种师，补入了大量当年入伍的新战士和由北方部队抽调的部分老兵，全师从6000多人急剧扩充到11000余人。因为新兵成分较多，各级干部大多没有战斗经验，大部分连排级军官还是刚刚提拔的，虽经过紧急的临战训练，部队的军事素质仍有待检验。其时150师的主官是师长刘同声、政委杨振道，下辖步兵448、449、450团和炮兵团。
2月21日起，150师由四川驻地沿川黔铁路开赴广西战区，经过近3000公里铁路输送和摩托化行军，于3月5日前分别进至宁明、明江及其他地域集结。在中国政府宣布撤军后，3月6日，150师（欠炮兵团）奉广州军区前指命令从水口关方向出境，归41军指挥在高平以西地区执行任务。为协调与友邻部队的关系和加强指挥，50军还派出了由关副军长、林副军长、侯副政委等人组成的驻师工作组随150师开进。
150师以448团为前卫，从水口关出境，沿3号公路经复和县城直奔高平。3月7日上午，448团进入高平。不久，驻师工作组的关副军长到达高平。经与41军前指协调，规定了150师的任务：448团沿3号B公路西进，经扣屯、纳嫩、吞片、那袍于当日进至打沙、朗登地区。以2营在朗登附近占领公路两侧有利地形组织防御，1、3营和449、450团在朗登以北地区担任搜索清剿任务。要求150师于7天时间内，在高平以西的波列、朗登、通农、玛班等约280余平方公里地域内完成清剿残敌、搜剿越军仓库物资、查找友军失散人员和烈士遗体的任务。这一片地区是东线作战第一阶段41军121师长途穿插经过之地，当时为抢时间强行通过而未对守敌进行清剿，因而沿线越军散兵众多，袭扰不断，严重影响中国军队的回撤安全。
150师448团原为成都军区的老部队，解放后曾参加过四川北部的甘孜、阿坝地区的剿匪作战。文革期间448团多年执行生产任务，军事训练严重不足。文革后448团全训时间较多，79战前紧急扩编为甲种步兵团，参战的干部、战士新，团级指挥员以下各级干部均没有打过仗。79之战时448团的主官是团长李绍文、政委李兆碧、副团长胡庆忠，副政委龙德昶、王廉智等，下辖3个步兵营和5个直属连，全团约2500余人。
在高平受领了进至打沙、朗登地区，组织防御并担负搜索清剿的任务后，448团以2营为前卫，3营随后，于3月7日沿3号B公路继续西进。当日18时，前锋进至高平以西的扁亚、纳嫩地区，后奉命停止前进，沿公路西侧山地宿营。
8日早晨，150师接到41军前指命令，抽调449团配属121师执行向纳隆地区的迂回进攻任务；448团、450团继续执行原组织防御和搜索清剿任务。
在随后的班英附近公路两侧战斗中，448团攻占了多个越军据守的高地，歼敌一部，表现不错；右翼的450团向北侧搜索清剿，歼灭了部分越军及收拢沿途失散的友军和烈士遗体；449团也较好地完成了配合121师向纳隆地区的迂回进攻任务。
3月10日晚，150师奉41军前指命令，停止向朗登方向的进攻，以3天时间由南向北清剿波列、班英、灵黄地域残敌，要求14日从平孟方向回撤入境。在选择回撤路线上，关副军长与刘同声师长发生了严重分歧。在与友邻部队121师接触时，刘师长了解到从班英、那嘎向北要过天丰岭，沿途地形复杂、石山众多、残敌出没，121师穿插时曾在这一地区吃过不少亏。而150师对这一地区的地形、敌情根本不了解，使用的又是法国人在30-40年代测绘的地图，相当粗糙，许多地方没有等高线，只是大致标明了山脊的走向。加上也没有熟悉这一地区的向导，全师经此处回撤风险太大。刘师长认为150师已基本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只要让部队顺原路返回，安全带回国就是胜利。而关副军长认为150师清剿残敌及搜剿越军仓库物资的任务都完成得不够，还是要走北路清剿回撤，去山里打一个穿插，争取更大战果。双方争得十分激烈，一直僵持不下，最后决定向军指挥所发电报请示。广州军区前指在了解了情况后，回电指示150师可以按原路回撤。这时出了一个乌龙，机要科的一名参谋在处理电报时竟然将广州军区前指的回电遗忘了，没有翻译就将其销毁。原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陈定远后来回忆说：“部队指挥员按照边回撤、边作战的思想，决定回撤路线时不是沿公路，而是走经过天丰大岭的山区沿小路回撤。当方案报到军区指挥部之后，军区首长经过认真研究认为，如果走那条路锻炼机会是很多，但是如果遇到伏击，就会影响按时回撤。但是由于军区批复他们的电报，机要部门没有及时迅速译出，部队没有接到，所以在没有得到上级同意的情况下，执照既定的方案行动了。”
就这样，在未接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关副军长以军驻师工作组的名义命令150师各部收拢回撤，先期在北侧执行清剿收容任务的450团继续向北清剿回撤，完成向纳隆地区迂回进攻任务的449团由班俊地区向北清剿回撤，最西侧的448团由班英地区向北清剿回撤。
接到回撤命令后，李绍文团长开始收拢部队，部署回撤任务。本来李团长主张全团捏在一起向北回撤，但军工作组要求448团分路回撤，以期能更多地搜剿越军的仓库物资。用关副军长的话说，要“搂草打兔子”。根据驻师工作组的意图，部署了448团的回撤路线：以副团长胡庆忠、副政委龙德昶组成团前指，带领团特务连侦察排、工兵2个班组成的尖兵分队和2营为第一梯队，单独沿班英西侧小路向北搜索前进，去山里再打一次穿插；团指率1营、3营在东侧走大路平行向北回撤。
谁也不会想到，就在150师调兵遣将之际，大错的第一步已经悄然迈出。
11日早晨，团前指率尖兵分队和2营沿班英西侧小路出发向北搜索回撤。接近中午时，晨雾已渐渐散去，2营进至班英以北约2公里的那嘎南侧。前方有一条百十来米长的水坝，右侧约5、6米高的坝下是一片略微起伏的稻田。最前边的侦察排尖兵班已通过水坝，距离那嘎村已只有50余米。突然，侧后方传来了急促的机枪射击声。在附近一座独立石山上出现了越军伏兵，居高临下用机枪猛烈扫射2营后续部队。因还有薄雾，越军不时发射曳光弹为机枪指示目标。后边的2营大部队正行进在水坝前后，突然遭遇袭击，猝不及防，当即发生严重伤亡。尖兵班发现有越军在村庄后面的山头活动，企图以火力夹击2营，当即展开兵力发起抢攻，冲过山脚下的稻田控制了山头。很快，尖兵分队其他各部也聚拢过来，就地组织防御监视敌人，等待团前指的命令。
袭击2营的这股越军兵力并不多，只有重机枪，没有炮火，也不敢下来冲击，显然没有实力吃掉2营。然而团前指成员却产生了惊慌失措的情绪，除了命令2营本队就地隐蔽防御，同时发电向团指报告遇袭的情况外，就是凑在一起研究地图，长时间无法判明越军的企图，向团指的报告也说不清楚。
团指正在指挥1、3营撤出阵地沿公路搜索回撤，接到2营遇袭的报告后，立即命令还未回撤的部队停止前进，先头出发已经走了几公里的1营也原路返回，同时向师指发电，请求将全团收拢后边打边撤。师指闻讯后，感到情况严重，同意了448团的请求，并打算根据情况调回449团和450团参加营救。然而，驻师指挥组不同意448团全团回援，认为2营自己可以打出去。448团团指见全团回援的请求被否，也搞不清2营遇袭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只好让1、3营沿公路组织防御，根据事态的发展再相机动作。
未能及时全团回援2营，又迈出了大错的第二步。
2营遇袭后，团前指命令部队抢占附近有利地形组织防御，同时发电请求上级指示。团指开始要求2营等待大部队回援，然后就没有了下文。团前指得知援军将要到来，放下了心，命令部队在原地长时间等待。在一下午的时间里，团前指还是未能搞清袭击2营的越军有多少兵力、火力配备情况如何、下一步的意图是什么。就是原地等待援军，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给了越军从容部署兵力抢占2营回撤道路上要点的有利战机。
大错的第三步已经迈出。
一直等到了11日夜里22时左右，师、团那边按兵不动，团前指才决定2营继续向北搜索回撤。侦察排仍然走在队伍最前面，团前指派出2名作训参谋拿着地图带路。全队行进方向是过那嘎村沿小路折向东北。经过一夜的行军，12日清晨，2营进至了朗庄南侧的一条狭窄的山谷里。这时，团前指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息，同时派出2个侦察班和2个工兵班占领一侧的山头，控制制高点执行警戒任务。团前指判断夜间行军比较安全，周围地形、敌情不明，不宜白天再贸然行军，以防遭到昨天的被袭，要等到天黑之后再继续前进。然而，2营的行踪早已被越军咬住了。就在2营休息等待的时间里，越军已悄然调来了更多地兵力，逐步对2营完成了包围部署。
应该说团前指的考虑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已经遭到越军袭击的情况下，孤军北进，重要的是不使敌人掌握己方的意图，应该快速前进，连续移动，甩掉敌人的纠缠。在地形、敌情不明之际停下来长时间休息，只能增加被敌人粘上来的危险。而且，即便是停下来休息，也应抢占附近的山头要点形成对外的多点防御，而不是把主力放在狭窄的山谷里。一旦发生战斗，部队展开相当困难，跑都跑不脱。从这两点上来看，团前指的指挥存在严重失误。
危险在一步步逼近2营。
中午时分，警戒部队发现有越军在山谷附近出现，似在侦察停留在谷底的2营主力动向。为了不暴露目标，警戒部队没有开枪射击。下午15时左右，山谷四周突然传来了猛烈的枪声。越军在抢占四周要点完成包围后，开始发起了攻击。
大错终于铸成。
越军的战前侦察搞得很准，第一轮攻击就以猛烈地火力分割2营。因为猝不及防，2营当即被压制在了山谷里，部队被打成数段，伤亡惨重。团前指也遭到了越军的集中火力打击，胡庆忠副团长中弹身亡，龙德昶副政委在混乱中不知去向，2营营长雷群荣、教导员唐秉元也被打散，部队已经失去了指挥。这一仗打得很窝囊，2营根本没有组织起像样的反击，而是徒然挨打，除了伤亡在谷底的人员外，其他官兵纷纷爬上两侧山脊以躲避越军的火力。经过2个多小时战斗，2营已成溃散状态，官兵们三五成群地四散隐蔽躲藏。越军没有贸然下来攻击，而是开始喊话：“中国军队弟兄们，放下武器吧，我们宽待俘虏！”
傍晚时分，2营余部陆陆续续零散着在山头上聚集起来，坚持度过了这一夜。13日天亮后，2营会拢了2、3百人，剩下的官职最高的是一个营副教导员。经过重新整顿，组成了临时指挥机关，集中排级以上干部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当时唯一的一部2瓦电台与团指联系不上，也无法确定遇袭地点在地图上的位置。13日下午，临时指挥机关决定全营向东北方向突围，竭力向友邻部队靠拢。因为遭遇袭击后部队士气大衰，组织不够坚强有力，也没有任何战斗部署或各连队的战术协同要求，大部队就乱哄哄地向山下走。经人提醒后，临时指挥机关也觉得这样走出去必败无疑，遂停止了突围行动，召集干部们重新开会研究。
到了傍晚时，2瓦电台终于和团指勾通了联系。得知2营的情况后，团指答复军、师两级首长正设法派部队前往支援，要2营剩下的人员安心等待新的行动命令。得到这个消息后，整个部队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临时指挥机关命令各连队组织好防御，等待上级的命令。
早在12日下午，团指就接到部队报告2营方向传来密集枪声，知道2营处境不妙，速报师指。师指再次请求448团全团回援，并调449团、450团返回接应。然而驻师指挥组还是不同意，要2营自己想办法突围。团指无奈，决定派出2个连队前往接应2营，以尽最后的努力。
12日晚20时左右，团指命令团参谋长付培德带领1、8连及火力分队一部沿左侧山地去接应2营。付参谋长提出对敌情、地形、我情均不了解，没有把握。但团指坚持要求付参谋长执行命令。付参谋长很快带1、8连沿班英至那嘎小路左侧出发北上，1连在左，8连在右，互相策应前进，一路与小股越军多次发生战斗。13日凌晨，进至那嘎以北的一个山垭口时，1、8连遭遇越军阻击。8连副连长王立新带着前卫1排猛打猛冲，强行通过了山垭口。后边的1连和8连主力却被越军缠住，双方发生激战。因天色黑暗，敌情不明，加上1、8连行动仓促，缺粮少弹，付参谋长的指挥位置也与部队被分割，联系不上部队，结果1、8连在混战中被越军打散，营救2营的行动失利。
13日当天，在东侧清剿回撤的449团和450团发现了部分448团2营的失散人员。41军前指得报后，立即命令附近的部队返回营救。450团副团长带1个加强营前出那嘎方向搜寻，找到了部分被打散的448团2营官兵。然而因为惊恐和情况混乱，这些官兵对448团遇敌伏击的地点、兵力、路线等情况根本描述不清，营救部队一时难以措手。当时41军各部也已开始回撤，军前指命令走在最后的122师366团参加营救行动。366团出发不久，还未到达出事地域，又接到军区的命令而全部撤回。据说是军委考虑到448团2营被围地域较大且群山连绵，没有大部队回援难以起到营救效果。而中国已经对外宣布撤军回国，再派大部队与越军发生激烈战斗对国际形象不利。因此，否决了出动大部队回援448团2营的请求。
被围在朗庄北侧山上的448团2营余部直到14日早上才接到团指回复，说已有部队前来增援，2营必须在15日突围与增援部队会合，因为这是中国对外宣布的全线撤军的最后期限。临时指挥机关立即召集干部开会，决定于当晚突围。2营各部很快进行了准备，抛弃所有多余的装备和衣物，力求轻装突围。夜幕降临后，2营从东北方向下山突围。然而，经过3天多的战斗与饥疲煎熬，2营幸存官兵战斗意志已大减，根本提不起士气来。下山不久，越军就发现了2营的突围意图，开始进行堵截围剿。而临时指挥机关又没有明确的战斗部署与协同任务，导致部队很快放了羊。无奈之下，临时指挥机关只好命令各单位分散突围，冲出一个是一个。
就这样，失去了组织的2营官兵在莽莽群山中四散奔逃。有的抵抗到底，英勇牺牲；有的意志崩溃，束手就擒；有的散于深山，再无踪迹；有的忍饥耐渴，寻机北返。。。。。。448团副政委龙德昶、2营营长雷群荣、5连连长谭安贵等干部在部队被打散后遭越军俘获，2营教导员唐秉元、2机连连长罗昌福、2机连副连长吴观龙等干部则失踪牺牲。
前往接应2营的1、8连也陷于悲惨的境地。在遭到越军的连续打击后，8连被打散，1连被隔断，形成各自为战。8连的王立新副连长带领1排冲在最前面，与后续部队失去联系，先后两次冲破越军阻击。13日中午，1排再次陷入越军合围。战斗中，越军指使8连叛逃投敌的司号员赵某某向王立新诱降，被他下令当场处决。当晚，王立新把自己的干粮全部分给了战友，自己持枪冲在最前面带领全排继续突围。14日凌晨，1排再次与越军遭遇，经过激烈战斗终被打散。王立新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与敌同归于尽，壮烈牺牲。全排指战员前仆后继，43人中只有2名重伤员被俘幸存，其他人员全部牺牲。后来这2名重伤员被俘回归，部队才知道了王立新的英雄事绩。王立新被追记一等功，这2名重伤员也荣立了二等功。
1、8连被打散后，8连建制较完整的约2个排和1连部分人员被越军围困在一个山头上。1连连长李和平与8连指导员冯增敏带队隐蔽躲藏了3天，没有等到援军，粮弹已尽，突围无望，彻底失去了斗志。于是召开支委会，决定集体放下武器投降。经过与越军接洽，李和平、冯增敏带领被围人员集体投降。
付参谋长带领部分人员向山口突围，遭到越军阻击，大部伤亡，电台被打坏，报话员牺牲。辗转躲藏至18日，付参谋长与8连连长刘兴武、指导员等人被困在一个山头上，已无食无水，无力行动。在越军的不断喊话诱降下，付参谋长等人于19日下山投降。
陈定远回忆说：“由于部队是第一次参战，又因为天丰大岭地形复杂、情况不明，1个营的部队被打散了，整个分队与上级完全失去了联络。一直到当天晚上，分队还是没有消息，也联系不上。该师即将情况上报到军区指挥部。许将军接到报告后，气得两眼冒火，拍着桌子大声吼起来：'是谁那么大胆，敢擅自行动？我打了几十年的仗，从来没有丢过一个兵！’他命令，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部队找回来，一个兵也不准丢在国外。”
然而，从3月14日至16日，150师虽多次参加上级组织的接应准备，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施接应，终于导致了前后7个连队被围失散的重大失利。在撤军令下，449团、450团继续清剿北上至安乐地区，448团团部和1、3营沿公路随121师后撤，过高平后转至安乐地区集结。因为448团一部被围，东线原定的3月15日全部撤军完毕又推迟了一天。最后的努力，就是用炮兵向448团2营遇袭的方向打昼夜照明弹，给失散人员指明收拢的方向。直到16日中午12时，150师才从平孟回撤入境。
448团被打散的官兵中，除伤亡与被俘者外，很多人三、五成群地分散突围，或被友邻部队收容，或历尽艰辛自行摸回了边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钢铁战士”肖家喜。
肖家喜是448团1营机枪连给养员。1营机枪连配属2营完成在班英的作战任务后，迅速转移。路上遇到了越军阻击，虽冲出包围，留在后面收容的指导员刘德智和6名后勤战士却因天黑林密于15日与部队失去联系。当时大部队都已后撤，7个人只有2支枪、7枚手榴弹和320发子弹，靠着一只指北针辗转循路前进。为不惊动越军，他们只能昼伏夜出，乘晚上行军。
23日凌晨，7人在一条公路附近与越军遭遇。肖家喜自告奋勇将敌人引开，跑向一片冻水田，以掩护战友脱离险境。在穿越水田的过程中，肖家喜被越军枪弹击中右臀部，忍痛钻进一个山洞中隐蔽。刘德智率领5名战士穿过公路后，在公路附近草丛中隐蔽了大半天也没有等到肖家喜，于是转移离开。
肖家喜在山洞中藏了2天，躲过了越军的几次搜山。等到外面没有了动静，他乘夜晚出来，朝着北斗星的方向走去。肖家喜不敢走大路，只能走小路，爬山坡，饿了吃野菜、野草和一点盐巴，渴了喝露水和稻田里的水。2天后，肖家喜伤势恶化，走不动了，就顽强向北爬行。伤痛和饥饿的折磨，使他一天晕倒四、五次，醒来后仍然继续向前爬行。在伤重饥疲，衣衫破烂的情况下，他还坚持携带一支56半自动步枪、5枚手榴弹和320发子弹，没有放弃一名革命军人的信念。
刘德智指导员和另外5名战士后来安全归队，非常挂念肖家喜。等了几天不见肖家喜归队，刘德智无奈中开始安排人整理肖家喜的“遗物”，并在支委会上讨论肖家喜战前递交的入党申请书，建议追认肖家喜为正式党员。
3月31 日下午18时，肖家喜终于爬回了祖国边境，遇到友军获救，很快被转往广西军区185医院，后又被送到昆明军区总医院治疗。1979年9月，肖家喜被中央军委授予“钢铁战士”荣誉称号。1980年，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看望了肖家喜，称赞他：“你虽然没成为战场杀敌立功的英雄，但是你凭着对祖国和人民的一片忠诚，在九天八夜的时间里，没有丢失自己的武器和弹药，爬回祖国，也是名副其实真正的英雄！”
战后有情报，袭击448团2营的是越军346师851团（也有说是从太原北上增援的越军314师一部），从开始的加强营级兵力逐步增加到团级规模，但没有重炮参战。越军发现2营后，突然开火，打了2营一个措手不及。此后又死死咬住2营，利用2营的失误不断调集兵力抢占要点形成包围，抓住时机四面围攻，一举将2营及此后来援的2个连击溃歼灭，堪称是打了一个漂亮仗。后来越方称这次战斗为“'北部边境战争’高平地区四次大捷之一” ，倒真不是吹嘘。越方还公布了一些照片，其中就有越南女民兵用枪押着一长串被俘中国军人的著名影像，堪为奇耻大辱！
据战后统计，448团那嘎、朗庄遇袭，共失散542人，丢失各种枪支407支。其中团副政委、参谋长、2营营长和部分连、排级干部在内被俘219人，其他320余人在战地阵亡或失踪。战后中越双方交换战俘，带队投降的付培德参谋长、李和平、冯增敏等人都被军事法庭判刑。
448团之败，最重要的原因是军驻师工作组指挥失误。驻师工作组对战场情况了解不充分，对师、团的情况并不很熟悉，却先是安排2营单独走小路回撤，后又否定全团回援，使加强指挥变成了包办代替，严重干扰了指挥关系；448团参战部队也轻敌麻痹，行军队形和组织防御时都犯了兵家大忌，遇到敌人突然袭击时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抵抗；遇到敌情时某些干部惊慌失措，组织涣散，极大地影响了士气；加上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薄弱，革命军人气节教育不够，导致出现大量人员集体投降现象；而缘于撤军回国的复杂因素，又使军、师未能组织部队进行有力回援。以上种种因素，终于造成了1979对越作战期间中国军队最大的一次损失。
更加令人感到悲怆的是，150师在这次对越作战中失踪的320余名官兵，尸骨无存，只能根据战后相关文件中“暂按牺牲军人处理”的通知精神，编入了阵亡烈士纪念册。在广西境内的10座对越作战烈士陵园中，没有他们的墓碑。为了国家利益，他们永远长眠在了越北的深山密林中，却少有人知。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吧！
战后不久，总参组织人对448团之败进行了长时间、高规模的调研和查处。杨勇副总长亲临50军总结，军驻师工作组的关副军长被撤职，降为正师级，侯副政委被党内警告，林副军长被降职。150师的师、团一级领导也进行了适当调整。这一战例后来还被作为加强指挥的反面典型而写入军内教材。责任最大的关副军长不能容忍处分决定里有“贪生怕死”一句话，晚年仍然四处申述。
150师这次出国作战历时11天，共毙敌444人，伤敌22人，俘敌1人。在448团之败前，全师也只战斗减员200余人，应该说前期表现还是不错的。然而，448团兵败那嘎，150师的所有战绩便一笔勾销，此后长期背上了兵败失利之名。

《兵败如山》
——2006年10月27日老鱼写于云南丽江

前言
1979兵败如山—对越作战成都军区原50军150师448团被围纪实。兵败如山这是我在79年对越作战中所经历的真实故事。我们班9人中有5人牺牲在那接连数日的伏击、突围和遭遇战斗中，其中1人被俘。安全回国的3人是：我、王宏和陈秀颖。其实，写出这段我人生中比较重要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因为毕竟是一段失败、一段令人沮丧的经历。不过我以为真实的东西永远是有价值的，在许多所谓高大全的越战故事和传奇里，我愿意写出这一段不让人振奋的述说，以还原部分可能被淹没的历史。


一
山脚下的云雾依然没有散去的征候。
下山之后，道路通向一条长长的水坝。百十来米长的水坝左侧是一潭清水，右侧约5、6米高的坝下是一片略微起伏的稻田。在排长的命令下，我们全班继续用交替掩护的方式通过水坝。然后我们顺着大路绕过2个种满茶树的小山坡，那个依山而建的小村庄就清晰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二十余栋乡间民宅排列在一条大车道的两旁，干涸的路面上凸凹的车辙印变得十分坚硬。四处寂静无声，只有距村口不远处那两具腐烂尸体发出的臭味越来越浓烈。
全班停止了前进，大家细致地观察周围，不放过一丝可疑的征候。但是因为有雾，视线所及也就200米左右的范围，附近的山头被雾气笼罩着。
侯永升班长（藏族、四川南平县现九寨沟县人）示意全班仍按交替掩护的形式前进，于是9人组成的三个战斗小组，便依次向村庄抵近，在1个小组向前突进之际，另外2个小组就地担负掩护任务。1个团部配属给我们尖刀班的火力排就紧跟在我们后面，带着重机枪、无后坐力炮等重型步兵武器，他们的任务是如果我们尖刀班遇到敌情，他们就用猛烈的火力支援我们，并为后面的大部队赢得部署、展开的时间。大部队距我们尖刀班，大致一直保持着500米的距离。
尸体越来越近了，从破烂的服装上判断是两名越南军人的尸体，高度腐败的尸体已成黑色，地面的血迹犹如沥青一般粘稠，上面落满了苍蝇。只要我处于掩护任务之际，就用军帽掩住口鼻，以减弱那令人窒息的恶臭。
距离50米了，村庄里依然无丝毫动静，只有村口牛圈里的几头老牛在吃草时发出的声响。班长示意全班展开成散兵线接近村庄，大家起身端着枪，手指搭着扳机，全神贯注缓慢地走向村口。这时突然有一条狗从村庄里扑出来，对着我们狂吠不止，大家的心立即悬了起来。班长阮少文（云南大理人）举起微声冲锋枪，瞄着狗打了一枪，那狗受伤后哀鸣着向村里挣扎而去。
就在大家准备冲进村庄以便抢占地形先发制人时，身后突然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枪响，大家怔了一下，相互看一眼，当我“可能是后面部队里谁的枪械走火”这句话正要说出口时，一阵如风暴般的机枪声顷刻间响彻山谷，我们回头一看，正行进在水坝前后的大部队在毫无掩护的地形遭受到越军重火力的伏击，当时就有许多年轻战士在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献出了生命。这时候大家已经明白我们是遭到了伏击，而我们尖刀班是被越军故意放过。
激烈的枪声持续猛烈，我们跳进了路边无水的渠道里，举起武器向枪声响起的方向射击。但是大雾仍未散去，我们射击的精确性自然无法保证。大家就1个愿望，希望能吸引越军的部分火力。约几分钟过后，越军的火力就开始转向我们，子弹打在板结的土地上，崩起的拳头般大小的土块象下雨般朝我们头上砸来……
这是公元1979年3月11日接近中午的某个时刻，地点位于越南高平市往南40余公里的班英附近。当时我是陆军50军150师448步兵团特务连侦察班的战士，全团第一梯队（2营）尖刀班的一员。
许多年之后，我在广西旅行，在一处山野里突然闻到了一阵熟悉、沁人心脾的花香，我问当地老农打听这是什么花发出的香味？老农说这是柚子花的花香。我这时才终于知道，原来在战场上与尸体恶臭搅在一起的香味就是这柚子花的香味，那2种给人极度反差的混合味道让我终身难忘。
二
密集的子弹在我们头上嗖嗖的飞过，声响就像敲击绷直了铁丝。这时候我看见火力排的一名重机枪手在我身旁抱着机枪发呆，我大声问他：你在做什么？他回答说在找排长。我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头，叫他把机枪架在身后的1个缺口处，我告诉他村里没有我们的人，如果有人出来就朝他开火。他觉得我说得有理，就叫来扛支架的战士架好了机枪，向村口瞄准。我一看这哥们儿在紧张的空气里居然忘了拉枪机，我再次重拍他肩头：你子弹上膛啊！他如梦初醒：是、是的。他咔嚓一下拉上枪机。我当时感到要是越军从2个方向夹击我们，那就彻底玩儿完了。
越军的火力压得我们毫无还手之机，侯班长见状就命令大家顺着水渠转移到村旁的一间房屋后面。这时候云雾慢慢散去，周围的地形也渐渐明瞭，原来伏击的越军藏身在一处独立的小山上，那是一座典型的喀斯特山形，在山脚下，则是一片纵深达三、四百米的开阔稻田。因为距离较远，越军的阵地设置在薄雾中还是看不真切，照地形来看，应该是在山腰的自然溶洞里。只是能看到越军射出的用于指示目标的曳光弹，只要曳光弹射向何方，那几挺重机枪就会调转枪口朝目标点射击。
正在此时，我们看见有越军在村庄后面的山头活动，这一发现让我们惊出一身冷汗：如果越军占领村庄后的制高点，那我们就完全落入无险可守、腹背受敌的境地。班长当即下令全体轻装，准备投入抢占制高点的战斗。大家将身上携带的与战斗无直接关联的物品全部卸下，什么干粮、雨衣、攀登绳、潜望镜、伪装网、十字镐等丢了一地，当时都以为还有机会回到这里取走物品。我是在最后一刻，因为觉得部队发放的大头菜好吃，就顺手放了1个在裤兜里。随着班长的命令，全班三个小组依然按交替掩护战术，向村庄后面的山头发起冲击。
山脚下有一百余米的稻田，我们只有涉水从稻田里冲锋。当我们离开房屋的掩护，队伍就完全暴露于越军的射界之内。越军主力阵地的火力顿时朝我们这边倾泻过来。我们在稻田里艰难地向前奔跑，还举枪向山顶射击。一时间只觉得枪声四起，特别是从后方射来的子弹在我们周围呼啸着，在稻田里激起1个个水柱。也怪我平时看军事题材文学作品过多，对身体中弹后一阵发麻的描述过于熟悉，所以我在冲锋时还一在留意身体的某个部位是不是发麻了，如果是，那就是挂彩了。
我们终于越过那片稻田，进入梯田状的旱地。在一阵狂奔之后，正好轮到我们小组担任掩护，我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小组长陈秀颖（河南人）大声地叫我卧倒，注意隐蔽。我当时居然回答说：我不怕，打死算了。可见冲锋过程中体力和精神达到极限时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我们想拿下的那个山头呈浑圆状，高差不到一百米。在山顶处如果没有掩体支撑就很难形成防御阵地。正是因为我们迅速地接近了山头，并用火力钳制山顶上修筑掩体的几名越军，使他们无法在山头上立足。到最后那些个越军只有选择放弃，顺着山头反斜面的树丛撤离。就这样山头就落入我们的控制。
从这里往山下望去，那场面是何等的触目惊心。在我们经过的水坝上和附近的稻田里，殷殷红色在田野上漫延，1个个渐行渐远的灵魂……
随着枪声的渐渐减弱，大家才从刚才的惊恐中缓过神来。刚才四散的尖刀梯队重新集合在我们这个山头，并形成1个简单的防御阵地。这一群体有2个侦察班和2个工兵班，还有火力排的一些人。相互打听后才知道，我们这帮走在全团最前面的人群居然无一伤亡，大家心里一阵庆幸。午后的阳光里，同志们或坐或躺在山头上，等着看后面的大部队如何对敌展开攻势。也许还以为当时的局势不至于失控，在山顶的同志们的情绪很快就恢复正常。大家分食手里仅有的食物，聊上几句闲话。可是等了半天也没见大部队对越军阵地有什么样的攻击。由于那时候的通讯工具十分落后，我们很长时间没法与上级联系，也就不清楚自己接下去该作什么样准备。
三
记得那天有较厚的云层，太阳时隐时现，大家都感觉到丝丝寒意。想去山下取自己的物品，又怕有什么紧急情况需要应对。大约是下午3点左右，我们得到指示，立即从山的反斜面下山，胡副团长等前指首长在山脚下正协调部队，需要我们去加强警卫。本来象警卫首长的任务应该由警卫排来担任，但是在战场上警卫首长的任务经常由我们侦察班来完成。这其中有1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和平时期首长挑选警卫员通常是找那种比较乖巧、个头适中，勤快机灵的战士来担当，但是到了战场上首长还是很清楚警卫员的基本斤两，所以在危险的关头，我们侦察兵往往就担任警卫首长的重任。
在出国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所在的侦察2班就一直负责给团长做警卫，团长去视察各处阵地就是全班9人相随左右，寸步不离。就在前一天宣布回撤命令，我们侦察2班被任命为全团尖刀班时，全班战士流露出的情绪诸位心里肯定明白，但是军令如山，我们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
山头的布防交给了别的连队，我们侦察2班下山后就开始在一条通往不明区域的小路上设防，身后的小山坳就成为全团第一梯队的前方指挥所。这时同班的新战士饶正平被班长派去作潜伏哨，位置距我们有50多米。我们距胡副团长等首长比较近，只见副团长与几位团参谋围着地图在一起商量着什么，有1个细节我印象深刻，就是副团长在点香烟时连着两次香烟掉在地上。当然这不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当时的气氛确实让人觉得比较慌乱，在遭到这次突然的打击之后，部队连起码的应急方案都没有。
半个小时后，饶正平忽然慢慢地往回走来，大家正疑惑他为什么回来时，饶正平哭着说他不能1个人呆在那里，因为他感觉到害怕。班长见状也没说什么，就安排我们小组往前推进了几十米警戒。饶正平是四川仪陇县人，来自农村，长得眉清目秀，入伍前就是生产队的会计，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就是一件很牛的事情。他的这个举动本应受到大家的谴责，但是当时大家一声未吭，都表示出理解与同情，因为这任务放到谁的身上那恐惧都可能挥之不去，毕竟大家都没亲历过真正的战争。后来我这位战友还是牺牲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还有他的同乡陈俊波，与我很聊得来的一位同班战友、一位在县城里修钟表的小伙子，也献身于那场战争。每每我想起他们的面容，我真是欲哭无泪。
四周有好些队伍在调来调去，关于下1步的行动方案一会儿变来变去，大家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关键是所带的食物和御寒衣物都已丢弃，水壶里的水也所剩无几。随着太阳西斜，饥饿和寒冷一起向我们袭来。
夜幕降临，指挥所要搬到1个长满竹子的山头上去，我们班仍就在山腰上形成环形防御，负责警戒。那天夜里小风一直刮着，气温很低，我身上一件单衣实在有些难以支撑，我与组长陈秀颍相距不远，我忍不住叫他过来，我说身体太冷了，能不能我们背靠背地坐着，幸许会好过一些，陈秀颍也冷得不行，我们两人就这样背对背地坐在潮湿的地上，警惕地注视着山下。
好像是夜里10点左右（我当时带去部队的一块手表，战前被排长借去了，
理由是他更需要掌握时间，所以以下的时间概念都属于大致范围），我们班被集合起来，新的战斗任务是：仍然担任全团第一梯队尖刀班，引领部队连夜向北撤退。为了使部队在回撤途中不迷失方向，团里派两名作训参谋拿着地图带路。这时全团第一梯队的人员由2营和1营的非战斗人员（连队文书、司号员、通讯员等）及伤员队伍组成。胡副团长仍是前指挥长。
那天夜里天空晴朗，我们又开始了作为尖刀班的角色。队伍沿着1个峡谷缓缓而行，峡谷的谷底是一条河流。我们在前面一段一段的探路，走走停停。行进速度时快时慢。因为精神高度紧张，在寒冷的夜里我依然一身汗接一身汗。从那时候开始我水壶里的水已经告罄，我们有时就行进在河边，也没时间弯腰灌一壶河水。
队伍行进到1个岔路时，在前面带路的两名参谋对道路去向有些不确定，一时难做出明确的判断。当时也在前面带路的侦察3班班长张孟福，与我等也在私底下把现地地形与地图对照了一番，觉得应该走朝右面走。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我们当时使用的地图是三十年代由英、法等国军队调制的地图，在许多山区地域的等高线都是简略描绘。
经过参谋一阵商讨，决定向左方向行进，张孟福和我等觉得方向可能有问题，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我们没有胆量提出不同的看法，没人敢承担不可能承担的责任。于是队伍选择了左边一条路继续前进，在走了两个小时后，峡谷里的山道渐渐向南转去……
四
在遭受到第一次伏击的前一天下午，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太阳直勾勾地烤着大地。山野林地十分闷热。我与同班的几位战友在1个步兵连那里讨了一些粥，粥是用压缩饼干铁皮桶架在柴火上熬出来的。我们躲在树荫下就着榨菜吃得正香，忽然听到排长在叫我们集合。我们喝完粥匆匆来到公路上，排长告诉大家，立即将公路上散落的军用品集中起来，有用的收走，没用的就地烧毁。我们看看排长的神情，大致就明白部队将有大的动作。这时团长从远处山坡走上公路，他一边走一边吩咐几位参谋要如何清理公路，看得出团长心情十分轻松。于是我们侦察排的人就沿着公路开始将沿途拾到的弹药（炮弹、手榴弹、子弹、炸药等）、军需装备等物资集中起来，还能用的就送到有关连队，一些炮弹或炸药就按排长指示塞进横贯公路的涵洞里，一旦引爆后可以切断公路。
关于部队下1步的动向大家纷纷进行猜测，到了黄昏，我们就通过警卫排的战士得到准确消息，部队将于当晚停止全部进攻部署，明天将沿营地附近的一条小路向北回撤返回国内，行进中还将负责清剿沿线附近的残敌。
这时候大家的心情还比较复杂，一方面为自己还活着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对参战时间不算长、实战经历不够丰富还存有几多遗憾。整整一星期的时间，我们团在高平以南班英（地名）附近与越军几经交手，已经连续拿下了好几个由越军固守的山头，目前的位置已经是处于西线前线的最前沿。我们侦察班除为团长担任警卫之外，还进行过阵地外围潜伏、搜索可疑地域等战斗动作。大的麻烦还没碰着，但是吃不好、睡不着的问题已经把人折磨得够意思了，何况天天看着伤员、烈士被运往后方，那种刺激也让人神经老是处于紧绷状态。所以不管如何，能有机会安全回国，毕竟是一件让大家开心的事。记得那天夜里炊事班把好些像样的存货都拿出来做了，大家饱餐一顿。
半夜里，工兵班的人引爆了涵洞里的炸药，巨大的爆炸声回荡在山谷，升腾的火云瞬间照亮了半空。
那天晚上月亮很亮、很圆，就在我们躺在猫耳洞前裹着绒衣、雨衣准备入睡时，排长带着班长从连部开会回来，向我们宣布了由我们侦察2、3班担任全团尖刀班的命令，并把行进时间和路线作了交待。记得当时大家都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只是拿出地图，反复研究着。我当时就有几许悲壮的感觉，因为在越南北部的丛山密林里，担任大部队的尖刀班，牺牲的概率太大了。这天夜里我几乎没怎么睡觉，迷迷糊糊就到了天亮。当我们睁开眼时，却发现山林正被漫漫浓雾所围绕。这真叫邪行的，在过去一星期时间里天空就几乎没有云层出现过，一到我们回撤就遇上了这样的大雾天气！
我们2班被排长安排走在最前面。我想不因为别的理由，只是我们班有2个班长。本来班里有1个班长侯永升，是一位藏族兵。在临到开赴前线之前，连里由将炊事班的老班长阮少文安排到我们班当班长，当时真的不清楚部队建制里这个双班长制是不是合法的。令人悲痛的是，这两位班长后来都牺牲了（最初被宣布为失踪）。唯一的一支微声冲锋枪由阮班长拿着，记忆中阮班长的枪法还可以，饭菜也做得不错。
我们班由排长亲自指挥着，分3个小组交替掩护前进。我们绕过1个山垭之后，山路就朝着山脚下延伸，在穿过一片香蕉林后，我们就看见那条四周毫无遮挡的大水坝……
我们原以为这一次遭遇伏击只是一次意外，万万没想到这次失败却是我们陷于大劫的开始。
五
12日清晨，部队经过一夜的行军，来到一处狭窄的大峡谷里，行进的方向依然诡异地向着南方——与我们回国的方向南辕北辙。就在天快亮之际，副团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休息。同时命令我们侦察班2、3班和工兵两个班去占领一侧的山头，控制制高点。关于这个决定，我们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才知道团首长的本意：大部队平安前进了一整夜，那证明夜里的行军是比较安全的，在白天部队就干脆休息待命，等天黑之后再继续前进。但是，要让这样一支大型队伍在白天隐于山林谈何容易，所以部队的行踪很快就被越军发现，直到新的战斗打响。
我们接到占领制高点的命令后，排长就带着大家朝着陡峭的山坡攀援而行。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山头有多高，只是趁着黑夜，奋力地向上爬去。这一带山脉都属于典型喀斯特地貌，地势几乎都是直上直下，好在地表植被丰富，我们即可抓着植物攀登。天色渐渐放明，我们发现这又是1个大雾天气，浓雾里我们无法判断山势走向和高度，只有见高处就上。大致是中午11点，我们终于在1个可以俯视峡谷的小山头上形成1个防御阵地，大家利用石块修建了一些简易工事，就算基本完成制高点控制任务。
但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已经无法与团首长取得任何方式的联系，是停留、下撤或做点别的什么都没有人来传达新的命令。中午时分有1个短暂时间里大雾有些减弱，我们在山头就能看到山谷里的动静，我们清楚地看见有越军在侦察停留在谷底的队伍，我们中有战士要开枪射击越军，但被排长制止，理由是别暴露目标。
大雾又重新笼罩了山头，头上的树叶偶尔会掉下一滴露水。大家躺在潮湿的枯枝败叶里几乎无所事事，大家手里基本上也没有了食物和饮水，我裤兜里的那个大头菜疙瘩就是用指甲掰成蚕豆大小一块一块的给我们班的几位战友分食。在极度无聊的氛围里，我忍不住轻声哼起了一首原南斯拉夫电影《桥》里的插曲，刚哼哼出几句还没找着调子，就被排长一瞪眼给吓了回去。
山谷里间歇会有几声枪响打破沉闷的空气，但是谁在放枪，射向何处大家真的搞不明白。直到下午3点左右，一阵猛烈的枪声和炮声充满了云雾弥漫的峡谷，从动静上判断是双方大部队的直接搏杀。我们在山头上除了感觉到刺激紧张外，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排长坚决地要求大家坚守阵地。暴风般的枪炮声持续了约两个小时，才逐渐稀落下来，就在这时候，我们突然听到有人在喊：中国军队弟兄们，放下武器吧，我们宽待俘虏！最初的一刹那间，我们还以为是自己部队的人在向越军展开心里攻坚战，但是我们随后立即明白了这是越军在向我们喊话。随着越军类似这样的喊话断断续续，我心里顿时有1种极不真实的感觉，因为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所看过的小说或电影里，永远是我军向敌军喊话，而且喊话的内容也如此地相似。所以在遇到越军真实地向我军喊话劝降时，我几乎是强忍着才没笑出声来。只要越军一喊话，我方就会有一阵枪炮予以还击。我们虽然没有直接介入战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发觉得局势不妙。因为无法与团部取得联系，我们这些占领山头的队伍进入一种进退失据的境地，只好眼睁睁地等着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到达的新的指令。
就在天色渐暗、雾气越浓之际，我们发现有许多人在向山头上涌来，排长下令全体战士进入战斗状态。上山的人群渐渐近了，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自己人，但见涌上来的人群毫无组织状态，三三两两地从四处爬上来。排长向上来的人打听山下的情况，但几个人的回答却相互不能印证。这时一位步兵排的排长抗着一挺重机枪上来，他的回答让我们吓了一跳，那位排长说：山下的大部队死伤非常严重，越军的火力很强大，部队被堵在峡谷里，X连已经差不多了，X连被包了饺子，现在部队已没有人负责指挥。那排长说完，就带着自己的一帮人的队伍钻进大山的深处。随着消息来源的增多，山下的大致情形我们也算明了了。
天色转暗，还有一些军人陆陆续续零散着从山下爬上来，个个神情黯然。看着眼下这情形，一种慌乱的情绪开始在我们中间弥漫开来，接下去该如何行动，排长与几位班长的看法并不一致。排长觉得还需要等等再说，看有没有上级新的命令传达下来，并期望这一切不是真的。但是有班长却认为现在的局势已经失控，没有人会安排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还不如自己设法脱离险境。大家意见很难统一，排长就叫班长和党员战士到一边去开会。我当时连团员都不是，看着他们到树林里开会觉得他们都挺神圣的，坚信他们一定会拿出正确的方案来。我与王宏就坐在石头上背靠背的相互取暖，嘴里含着一丁点大头菜，让咸味慢慢释放。
过了一会儿，干部党员们开完会，排长向我们宣布了他们的决定：鉴于目前部队上级指挥已陷于瘫痪状态，我们侦察2、3班和2个工兵班一起（同属团特务连），组成1个独立团体自行寻求突围方式，行动与本团其他连队不发生联系。说完这个决定，排长就与几个班长去研究行动路线。我当时觉得把我们与大部队脱钩进行单独行动是一件很难理解的事情，但看到大部队已涣散到如此地步，而我们四个班还编制整齐、相互了解，而且武器也不错（37人中有20支折叠冲锋枪、1支微声冲锋枪、1挺班用机枪、14支步枪和排长的手枪，这在当时步兵团战士普遍还是拿步枪来说，这配备里就算火力很强了。），能自己解救自己何尝不是1个好的主意。
六
夜幕完全降临，几位侦察正副班长开始轮流带着我们朝设计好的路线，在原始森林里摸黑前进。毕竟大家都是特务连的人，平时的军事训练还算过硬，大家紧挨着无声息地在丛林中穿行。记得那天夜里的道路是如此的漫长，因为我们对前方的一切浑然不知，甚至连方向的对错也没把握，漆黑的夜里又无路可寻，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们在石头堆和灌木丛里几乎是爬行了一夜，在天快亮之际，队伍开始往山下移动，这时我们突然清楚地听到越军的说话声，在不远处的山头上还依稀见着几缕火光，前面传来口令：大家要绝对安静地通过这一段路程，因为我们不知道越军的布防情况和军力实情。队伍继续下行，但没走多远，队伍又停止了前进，前面传来的口令是原地休息待命。时间在煎熬中分分秒秒的度过，东方已露出一线晨曦。前方终于传来消息：我们的前方是一道无法攀援的万丈绝壁，没有攀登绳是不可能下到谷底的（我们的攀登绳已在轻装时丢弃）。于是后队变前队，大家又小心翼翼向山头方向爬行，回到山腰的位置。
见暂时无计可施，排长叫大家先睡一会，等天亮之后再作打算。经过一夜的行进我们本来就疲惫之极，一听见休息的指令就立即倒头便睡。不知过了多久，我们被一些声响所惊醒，睁眼一看天色已大亮。动静声是因为我们附近的树林里有许多同1个团的士兵在走动，他们相互打听自己所在连队的人在哪里，随着白天的来临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找寻自己失散的队伍，并重新集合到一起。排长出去找首长去了，我们就找认识的人询问昨天的战斗经过，但大家说得最多的是某连的某某负伤了、某某牺牲了，某某是哪儿入伍的与谁是老乡等。无聊之中我们在衣服、挎包的各个角落里搜寻，或者四处向战友讨要，把能找到的食物都吃了个干净，但大家水壶里的水却一滴都没有剩下，这已经是我们第二天没有喝到水了。
到了中午排长回来了，他说现在已经找到了部队的首长（官职最高的好像是1个营副教导员，还有2个团参谋也参与指挥决策事宜，胡副团长当时据信已经阵亡，团副政委不知去向），以后的行动依然要由团里目前的最高首长统一指挥调度，于是我们就跟着排长向1个方向走去，没走多远就看见更多的士兵聚集在一处较为开阔的空地上，好像有数百名之多吧。各连队的排级以上干部被集中起来开会，会议传出的信息为目前我们第一梯队与团指挥部无法取得联系（当时我们第一梯队仅保存着一部2瓦电台），我们必须重新集结起来自己展开突围行动。但是最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在经过前一天夜里错误的行军路线后，现在已无法确定自己在地图上的准确位置，所以部队的下一步行动方向也只能是大致的目标：简单顽强地向着北方——回国的方向。
关于一些会议细节我不得而知，到了下午，一直到下午会议才宣告结束。首长就站在高处大声地向周围的士兵发布会议决定：全体将士立即开始向山下某方向突围，大部队就在附近接应。首长的话音刚落，各连队领导就散开开始召集自己连队的人马准备向山下进发。不一会，山上所有的兵士就在首长的号令下，向山下出发。
那一刻出现的一幕我多年来一直记忆犹新：只见山上所有的军人在各连队领导的指令下向山下走去，全然没有任何战斗部署或各连队战术协同任务要求，大家行进速度快慢不一，行走方便的位置的人数密集，有的地方人数却稀稀拉拉，队伍里还有人喊着鼓舞人心的口号，满山遍野的军人就这样浩浩荡荡、毫无遮掩地朝山下方向一涌而下，士气倒是显得高昂，但那种混乱场面真叫人哭笑不得。好在还有人比较保持着清醒，立即向首长们指出这样的行动必败无疑，整个杂乱无章的队伍才停止了向山下的挺进，干部们又集合起来，开会。
负责通讯任务的人则全力调试电台，变换架设地点，想方设法与团部取得空中联系。到了傍晚，终于有好消息传来：我们与团指挥部联系上了，除团首长之外还有更高的上级首长关心着我们的处境，说正设法来支援我们，要我们安心等待新的行动命令。得到这个消息，整个部队情绪有些稳定，第一梯队的首长们则连夜重新研究分析现在的地形敌情，制定突围行动实施方案。而我们普通战士则在寒冷、饥饿和干渴中，度过了还算安稳的一夜。
七
3月14日那天早上，天空虽然仍有阴云飘动，但是地面的能见度却非常的高，特别是借着短暂阳光的出没，我们在山上能看到十几、二十公里外平原地区的景色。我们清楚地看到远方的部队正在朝北方回撤，一串串车队在公路上缓慢地行进，越方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建筑设施也被工兵们一一实施爆破摧毁。那距离应该算十分遥远了，但是耳闻目睹剧烈的爆炸声和升起的阵阵狼烟还是让人震撼不已。能看到自己的部队总算是一件令人感到宽慰的事情，我们也在四处的瞭望中大致明白了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位于一处与平原很接近的典型喀斯特地貌的群山里，越是接近平原，山势就越发险峻。
通过电台我们得知，上级已经派出友邻部队前来增援我们（本步兵师的另1个团，后来知道这个团在遇到简单的抵抗之后，就地停止了增援我们的步伐），而我们必须在15日突围与增援部队会合，因为这是我军全线撤军的最后期限。在反复讨论之后，首长们正式下达了突围任务：我们特务连的两个侦察班和两个工兵班与1营的非战斗人员一起（非战斗人员是指连队和营部的司号员、卫生员、文书和通讯员等），组成突围行动的第一梯队，而久经战斗考验的2营则是突围的第二梯队。突围时间定为当晚夜幕降临之后。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我们这个群体主要的首长都是2营的，而2营的建制还保持基本完整。
记得我们特务连的战友在听到这个安排后，都觉得让人无法相信，突围行动叫我们训练有素、火力强劲的侦察班打头阵可以说是天经地义，我们毫无怨言。但是把1营的非战斗人员与我们安排在一起就令人费解了，在第一波突围冲击时我们很可能要抽一部分战斗人员去掩护非战斗人员的前进，这样一来我们实际的战斗力就会削弱。只是在战场上是军令如山，很难有说理的机会，既然命令已下，那我们一切就听天由命吧。
那一天注定是我人生记忆里相当漫长的一天。时间仿佛是停止了，整个部队都在对夜幕降临的期盼中煎熬。在连日的饥饿、寒冷和缺水状况下，加上对突围行动成败的担忧，很多战士的精神状态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有人尝试喝自己的小便或舔湿润的树叶解渴；有人把不知名的草根塞进嘴里；很多人把配发的防毒面具拆卸开来（包括我自己），好奇地研究着防毒的原理，大家对于越军可能施放毒气攻击已经无所谓了；重型武器被拆散丢弃；个人所有与直接战斗无关的物品几乎全部毁弃；写遗书的人就更多了，写好后在战友中相互交换保存；一些伤势严重、不便于行走的伤员表示将不拖累战友们，自己将留在原地，与到来的越军同归于尽，气氛尤为悲壮……。侦察3班班长是个细心人，他担心还会遇到断壁悬崖，就找人收集绑腿、背包带等接在一起，形成一根二十来米的攀登绳，交给我由随身背着。
到了下午，山林里就几乎没有了任何大的动静，大家忍着饥饿干渴，随意躺在草丛或石板上，等待时间的流逝。间歇有人哼唱几句小调或争吵几声，但是很难搅动压抑的空气。

八
我是在重庆綦江县古剑公社入伍的，当时我属于上山下乡大潮中的一员（老家在重庆市区储奇门）。在农村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是我强烈要求参军的1个主因，渴望戎马生涯也是我们那一代男青年们的基本梦想，但那时候当兵可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我所在的生产队处于山高林密之地，粮食产量极低，但是种植药材却产量不错且价值高。我在一次出工时就给队员们说，咱生产队不如少种粮食多种药材，把卖药材的钱买回更多的粮食，这样肯定划算。不料这句话被一位好事者添油加醋传到了公社干部那里，这在当时就被上升了反对毛老人家的“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的条款上去了。所以在公社初审时就被公社领导们义正词严地刷下来，但是军方征兵代表丁学财（排级干部，安徽人）特别喜欢我。为啥，不就是我会办墙报、会识简谱、身体素质好、个高会打篮球什么的。他坚持在公社会议上把我列入预备名单（而且只是排在第3预备）。
我老爸是重庆的一名老记者，在政府各部门还是有些人脉，在老爸的努力下，我在县城郊区武装部的讨论会上有幸排入预备名单的第一。只要在县武装部这一关挤掉一名在正式名单上的人我就能自动替补上去。于是这个奇迹自然就出现了，在县武装部的会议上，一名正式名单上的人被与会者认定在生产队出工太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态度有问题而被刷下来，而我作为第一替补顺利上位。那位被刷掉的知青朋友的叔父是区武装部的头头，后来他占别的区的名额还是去了部队，而且不是参战部队。
这是应该是一次成功的开后门游戏。我报到的第一天，当踏入新兵报到处的食堂看到那1大锅可以随便糟蹋的大米饭时，心情的那个激动至今难以言表，绿皮在身的喜悦也让我好些天处于失眠状态。到了新兵连都还在等正式开训时，谁料到所在步兵团就接到上级命令宣布进入一级战备，我也因为到新兵连后与带队老兵常有摩擦、又拒不参加新兵连整理菜地的劳动而被特务连副连长相中，被挑进侦察排（看来要当侦察兵一定得先学会扯淡才行）。
我们没日没夜地投入军事训练，地形学、擒拿格斗、射击、战术等科目被翻来覆去的练习，伙食标准也由平时的0.48元/天大幅提升到0.86元/天，晚上则经常有关于战争的影片（记忆深刻的是美国影片《巴顿》，那时候还是作为内部电影观摩的）……忙碌之中，战争之神已经频频向我们招手。
九
天色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中渐渐暗下来，我们与1营的非战斗人员聚在了一起（加在一起也就五、六十人吧，1营的人员中有不少人手里根本没有武器，只好握个手榴弹什么的），干部们给我们再次明确了各自任务和联络方式等细节，还没等夜幕完全降临，我们突围第一梯队在众多战友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往山下摸去。谁知这次出发竟是我们与大部队的分离，第二梯队的首长没有给我们任何联络设备（连一部步话机都没有），所以当我们离开的那一刻，其实就与他们断掉了任何联系。
连续4日的饥饿和缺水，使我们的体能直线下降，如果没有事情做，我们躺在地上不愿挪动半步，嘴里干得连舌头都感觉被黏住了，但是一走动浑身还直淌虚汗。现在之所以还能继续参与突围行动一是因为军人服从命令的职责，再则恐怕就是人求生的本能在支撑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始森林里又是漆黑的世界，我们人与人紧挨着，小声地传递着前面传来的口令，按要求做好每1个动作，1步步往山下摸索着前进。按我们白天察看地形分析出的结论，如果我们沿着一条狭小的山谷向下到一定位置，然后翻过一道绝壁，就有可能到达地势相对平坦的地域，而这条线路越军十有八九不会设防，一旦我们进入开阔地带，越军占据有利地形易守难攻的优势就不复存在，那咱们即可真刀真枪地与他们干一回了，何况附近还有友邻部队的接应。
在夜里九点左右，我们来到一处岩壁面前。接近90度的岩壁有30多米高（高度是爬了才知道的），好在石灰岩的岩缝里还有小树和杂草滋生，可以作为攀登支点。不过要是处于白天、又无任何保护的情况下，要我们攀登这样的岩壁，那也许就没什么人敢一试身手了。黑夜中的视线不良将攀登的恐惧降到最低点，但那仍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攀登。对于有过攀登训练的侦察兵来说，这也许还好办一些，对于那些没经过类似训练的战士而言，就成为一次生死考验。
我在爬到接近一半高度时，右手抓住的一块石头突然松动，而我左手正试图找别的攀援点，就在我身体往后仰、石头就要脱落的一瞬间，我左手重新抓住原来位置的树根，将身体固定住了，身上的冒出的冷汗立即湿透了我的衣服。我大口地喘着粗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但是有的战士就没这么幸运，在爬到相当的高度时就滑落地面，那呻吟声在夜里从山谷底部传来，令人不寒而栗。但是我们心里都明白，这个时刻你无法获得别人的帮助，你也没额外的力量去帮助他人。
我并不清楚第一梯队里到底有多少人冒死爬到了岩壁的最高处，当我爬上去时已有数人在上面察看在反方向下行的路线。这是1个狭窄的山脊，大约有3、4米宽，但操蛋的是另一面还是一处绝壁！而且岩壁光滑无植物生长，高度估计超过40米，我们准备的那条攀登绳根本就够不着底！这个发现是那天晚上行动的1个转折点，大家全傻呆呆地坐在地上，班排长们也不知如何是好。我们的体能几乎到了极限，有相当多的战友到山脊上倒地便睡，对下1步行动的讨论连听的兴趣都没有。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侦察3班的班长张孟福，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一直坚持寻求突围路线，他与排长和其他几位还愿意参与讨论的班长一起分析了一下地形，觉得原路返回山谷再往下前进一段可能能有突破天险的机会。于是排长叫大家按原路返回山谷底，这个命令在那时已经有许多人不愿意执行了。我班的副班长钱进锡（山东人）就表示不愿意再返回山谷，他说已经困得不行，宁愿死在这里也不愿意再继续走了。我反复劝说他还是一起走吧，但是没有奏效，与副班长一样看法的还有好几位（印象里留在山脊上的有10名战友以上），那时排长的任何命令已经没有了效力，那一刻我们就与他们就这样永远分离直至阴阳相隔。副班长应该是山东淄博一带的人，记得他的口音里就是“肉”“油”不分，一如当时流行的一段相声。他是在参战前由山东某军派来支持我们部队的骨干来到我们侦察班的，军事技术非常过硬，但是在那一刻我们没能说服他及那些战友。在战后他们先是被列为失踪名单，后来就宣布为阵亡了。
我一直以为那是渴望生命的1种执着，与执行什么命令已经没太大的关系。我们那些还愿意去拼杀的人，硬是顺着攀登的来路，一脚一手地缓慢移动着，回到了谷底。
这是3月14日深夜的某个时刻，我从岩壁回到地面之后能见到的景象就是这支队伍已经彻底的被饥渴和疲惫瓦解了。没有组织形式，没有指挥员下达指令，也没有人愿意谈论或打听下1步的行动。在这条被植被覆盖的乱石沟里，大家四处散开或坐或躺，无声无息地呆着，似乎在静候死神的来临。
十
3班长张孟福这时候来找我，还一起叫上了我班的陈秀颖，张班长说，现在排长已经没有精力来指挥我们了，如果大家还想突出去只有自己想想办法。他说，现在就由我们三个人组成1个探路小组（我们并不是1个班的，只是平时还算相互了解），设法在附近探察一下，如果有路就叫大家跟着出去，如果没路可走那就是命运安排该死说不得了。张班长叫上我不为别的，那就是我入伍时的身份是重庆知青，而重庆知青的敢打好斗在四川是出了名的。
我心里其实还是恐惧死亡的步步临近，但是在老兵、老班长的鼓励下也愿意去作最后的努力。这里面还有1个背景，就是在之前入越后的一次执行战斗任务时，我也许被认为是1个怕死的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那天下午我们班接到1个命令，对大部队将经过的一段公路两侧的高地进行搜索，以防止越军偷袭。那天的太阳十分恶毒，加上四处死尸的臭味充斥，我出现了严重的中暑症状，头疼欲裂，每走1步都非常吃力，于是我就一直掉在后面没办法跟上大家的步伐，当搜索任务完成后，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更过分的是，他们居然大步地往营地回撤，根本不管我是否能跟上他们。结果是我1个人在无我军布防的公路上走了好久，我忍着剧烈的头部疼痛，还需要注意公路两旁甘蔗林里的异动，那感觉怎1个绝望了得。回到营地后副连长来看我，在问讯我的同时，用1种不信任的眼光打量我，表情流露出对我的疑惑没有丝毫掩饰。所以在之后的时间里，我基本上都是争着去执行一些比较危险的任务，希望能让战友改变对我的印象。
我们3人继续往山谷下面走了数百米，发现有一段岩壁还不是太高，而且植被丰富便于攀登，张班长就叫我第1个上前试着攀援。我向上攀登了十余米，发现有可能上去，张班长见状就叫陈秀颖去叫其他的战友跟过来。于是我就这样察看着地形，挑选适合攀登的路线前进，张班长就在下面跟着。体力的严重透支令我的攀登十分缓慢，因为山顶的情况不明朗，我们相互间也不敢大声说话联络。但我爬到一处可以休息的台阶状地形时，我不得不停下来歇息一会儿。过了十几分钟，我班的另一位战友爬到我身边，问还有路能继续上去吗？我说看上去还有希望。他就坐在我边上说，就怕是再次白忙。我再次往上攀登时叫他跟我一起走，他说要等等再走。他这一瞻前顾后的犹豫，最后就导致了自己被俘的结局。当我爬到距山顶还有3米左右的位置时，我停止了前进，努力地想靠听觉来发现山顶部有无异常情况。就在我迟疑之际，1营机枪连连长也爬上来（名字忘了），他问我上面情况如何？我回答说不是太清楚。这个猛连长就毫不犹豫的先于我爬上山顶，我一看他没事就跟着爬山去。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地形是1个缓坡，完全可以通过。
这时候天色逐渐明了，远山近崖轮廓渐显。令人不安的是附近还能听到越军的说话声。我试图用口哨声来传递到山顶的信息，但干裂的嘴唇根本无法吹出声来。我告诉连长，我们在此等他们出来，一直到天亮之前，连长同意了。接着上来的两人是工兵班的1个班长肖亚香（湖北人）和侦察３班的1个战士（四川仪陇人），两人上来之后就立即发现了不远处山脚下的香蕉树和挂着的香蕉。两人就说要去摘香蕉吃，我与连长都劝阻他们放弃这个念头，等大家上来后再作打算。这时又有人陆续上来，但是肖亚香与３班的那名战士坚决要下去摘取香蕉，两人说着就往山下走去。
如果你没有那5天没吃没喝的经历，你就很难相信此时他们可以置战友劝说和危险于不顾，宁愿冒着性命去摘那几只香蕉，那种对水和食物的渴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们可以奋不顾身。这要在平时，有一位连长发话说不让他们去，两人会乖乖地蹲在原处，但是此刻这些铁定的军人条例对极度饥渴者而言已经没有了任何约束。为此，两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让越军提前发现了我们的行动，让来不及登上山顶的战友的生存希望毁于一旦。
两人走到香蕉树前刚开始设法摘香蕉（那地方距我们约200米），就被附近设防的越军发现，密集的枪声顷刻打破清晨的宁静。我们见情况紧急，立即叫接近山头的战友迅速爬上来，我们这里也有人举起武器向越军阵地方向射击。我们只看见那两人被越军的火力压制在一处土沟里无法动弹，而且越军已经开始移动试图堵住我们的去路。我们已经上山顶的人只好冲下山去朝左边迅跑，顺着小路绕过1个小山头，努力与越军拉开距离。
现在来看，我们当时的举措也许是比较消极的，但那数天来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已经让几乎所有士兵的斗志荡样无存。说1个细节吧，就在我们拼命奔跑之际，突然发现小路上的水坑里有少许积水，大家可以立即停止步伐，蹲下弯腰，用嘴直接去喝水坑里的脏水，哪怕此刻被子弹命中。我就喝了几口那样的水，也许就是那些不知何时积在路面的脏水让我们坚持到了最后。
我们又转过1个山垭口，看见我们前面有几位越南百姓站在路边，他们顿时吓傻在那里，一动不动。后来见我们没有伤害他们的意思，几人转身就跑，其中2个中年男子还背着小孩，他们一边跑着，一边回头来看我们，他们那眼神里流露出的绝望与恐惧令人永生难忘。也就是这样的瞬间印记深深刻在我心里，让我在后来岁月的思考中感悟到了战争的某种罪恶。
十一
后面的枪声紧紧地追着我们，我们见右侧是一片原始森林，就立即冲了进去。我们在树丛与乱石中疾速穿行，衣服被挂得千孔百窗，四肢划痕累累，直到我们听不到越军的叫喊和枪声稀落下去，我们才停止了脚步。好一阵喘息后，我们才有精力清点一下一起跑出来的人：仅仅16人，侦察3班有6人，我们侦察2班3人，工兵班有4人和侦察排长1人，别的连队有2人，1机枪连连长和一位机枪手（是哪连队的给忘了），那机枪手居然一人扛着带弹夹的班用机枪，身上还带着2个装满子弹的机枪弹夹，这在平时是2个人的活儿，可见体力惊人。我们现存的火力配备为：冲锋枪9支、班用机枪2挺、步枪2支以及手枪2把。我们突围第一梯队的几十号人，就只有我们16人成功战胜天险突破越军的大包围圈。
一切又似乎变得有希望起来：我们人数少但行动会更灵活，火力也非常不错。大家静心分析了地形、敌情以及可能出现的变数，最后决定16人的指挥权交1机枪连连长负责，探路组由张孟福、我和陈秀颖3人组成，所有行动将在天黑以后进行，现在找1个可以形成简单防御的地方休息。
我们又往前走了约半个小时，选定一处山斜面的凹处作停留点，这里森林茂密、乱石林立，16人被分4组形成四个方向的防御。我、陈秀颖和王宏被分在靠上方的位置防御，那上方的地形是一处比较光滑的石头坡，如果有越军在上面被我们击中，身体就会滚到我们的掩体内。大家对地形进行简单改造后，就分组进行休息。
四周安静如斯，远近的鸟鸣简单清晰，偶尔有枪炮声传来也离我们很远。那时刻是如此的让人心情平和，特别是在经历了众多的磨难之后。我没有一丝的睡意，眼望着春天森林里满目的苍翠，想用过去在课堂里学的知识来分辨一下什么树种或植物分类。记得森林里有1种巨型藤蔓，主干直径有差不多30厘米，那大大小小的分支在森林错中复杂的蔓延。还有1种大树，树干需要3、4人合抱，直直挺立达40余米。到了下午3点左右，这样的安宁时光就被1个突如其来的越南军人打破……
我先是听到下面有人小声的说：注意！有人过来了！我们的神经立即绷了起来。我利用石头的缝隙往左边一看，只见1个穿着军装的越南人探头探脑、非常警惕地朝我们阵地摸索过来，距离在150米左右。在下面的战友见状轻轻地移动身体，形成1个夹击迎敌阵形，准备抓他个活的。
那越南军人渐渐走进我们，这时我们只有排长一人负责监视那人，其余的全部低头隐蔽。在他距我们3、4米远时，排长大喝一声“不许动！”附近的战友也起身用枪直指那越南军人。
排长又用越语补喊了一句：“空得动！”（不许动的意思），并用手势示意他走过来。那越南军人一脸惊恐，吓得张着嘴，他举起双手，向前走了几步，3班的张磊（四川绵阳人）和1个山东兵（名字忘却，后来得到三等功）一下子冲过去，把那越南军人按在地上，扒掉他的衣服，用绳索把他捆绑起来。由于我们中间没有人懂越语，也就无法从俘虏嘴里掏出什么军情来。此处省略N个字……
那越南军人身上并没有携带武器，唯一的钱包里有一些照片和少量钱币。也不知那连长当时如何想的，就把那越军的破旧军服穿在的自己身上，虽然后来连长又把自己的军服换了回来，但是在回国之后这个举动被上级知道后觉得有严重问题，连长被转业处理，去了四川什邡卷烟厂。其实我们都认为此举没什么了不起。
过了一会见没有别的动静，大家紧张的心态又放松下来，继续自己的休息。约1个小时之后，新的危机很快又出现了：这次仍然是1个越南军人，几乎是在刚才那同一位置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本来我们可以按前例依葫芦画瓢抓住他，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因为心理压力增加，排长这次还没等到那人完全靠近我们，在他距我们还有20余米之际，就起身大喊：“空得动！”其他几位战友也起身持枪对准了那人。这时候那人先是吃惊地往着我们，然后慢慢地举起双手，但是他突然伸手在裤兜里拿出1个东西，朝我们扔过来。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1个手榴弹，于是大家迅速卧倒。那越南军人扔过来的果然是一枚手榴弹，手榴弹爆炸之后，我们立即起身察看，那人已经拿出手枪，一边往后退一边朝我们开枪射击。这时我们数枪同时开火，把那人当场击毙。而我们这边有一位战友（山东兵，名字忘却）的面部和腿部被手榴弹炸伤，看上去还比较严重，当时就有战友为伤员进行包扎救治。
这一阵枪声很快改变了我们相对安全的处境，不一会儿我们四处就有越军行动的声音。我们全部都进入到战斗状态，打开枪机，抠出手榴弹拉环，紧盯各自负责防御的区域。这时我们远处有1个越军正着端枪朝我们靠近，工兵班的一位战士举枪一枪命中那人。又过了一会儿，我们能听到有炮弹从空中掠过的声音，那60迫击炮的声音我们太熟悉不过了。但是炮弹并没有落在我们的阵地，而是在附近几十米处爆炸了。炮弹爆炸之后，我们就听见有越南军人在吱吱呀呀地叫着什么，接着一发炮弹就离阵地更近了，我们马上明白那吱吱呀呀的叫声是有人在修正炮弹弹着点坐标。第4发炮弹就落在我们阵地内，炮弹爆炸后飞舞的弹片在空中发出金属般的呼啸，溅起的石块和树屑四处横飞。
炮弹就这样一发接着一发地伴着由远而近的呼啸落在我们阵地周围，前后越军共发射20余发炮弹，在炮弹落地的间歇，连长还不忘给大家鼓劲，他大声喊道：同志们，考验我们之际到了！大家不要被敌人所吓倒，一定要打退敌人的进攻！人在阵地在！记得连长的话语给我们极大的勇气，阵地上立刻充满了悲壮的气氛。
越军在炮击结束后，就试图向我们发起攻击，阵地的上方就响起了猛烈的机枪扫射，一时间我们头上被子弹扫落的树叶和枯枝像下雨般掉下来。我们还不时的对企图接近我们的越军进行还击。我当时就觉得这将是我人生的最后时刻，我问王宏，你最后怎么解决?王宏说他给自己留了一枚手榴弹，我当时还提醒他，还是两枚吧，可能保险一些。王宏问我的准备，我说留在最后的子弹将从我下巴处朝头顶射击。我当时还绝对真诚地对王宏说，我死了没什么，你一定得活下去。我说这话就是因为那时候王宏在家乡有1个女朋友，那个年代我们把爱情看得太重要了。
连长就位于我们的下方，在这个紧急的关头，我们看到他从钱包里拿出老婆的照片端详片刻（记忆中他老婆还十分漂亮），自言自语说了句：你自己好好的活吧。说完就撕毁了照片。在死神真正降临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的感受是所有的思绪一起涌上心头，你什么都在想，你什么也没想。往事如烟云般在脑海里飘来飘去，你无法停留在1个具体事件或人物上。我也想到自己的死会给家庭带来的伤痛，但转眼就告诉自己，到时候那将是什么样的场景，自己也无从知晓了。
在我们顽强的抵抗之下，越军无法突破我们的阵地防御，随着天色转暗，越军就慢慢停止了攻击。我们这时又发现了1个奇迹，越军的全部炮弹居然没有伤及我们16人中的任何一人！在炮火最猛之际，我们都采用钻石缝的策略，只要炮弹不掉在背上，就会平安无事。
阵地再次陷于出奇的宁静，我自己也在极度的疲惫中，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睡梦中我迷迷糊糊觉得有人在叫我，我睁眼一看，林中已漆黑一片。我当时给吓得，以为阵地上就剩我一人了。再细细一听，是位于下方的张孟福班长在叫我，我提起枪马上就顺着声音摸了下去。
十二
在两块大石头之间，我们16人都聚在了一起，漆黑的夜里我们彼此看不见对方，只是从相互语言的交流中感到彼此的位置。排长刚说了几句话就哭泣起来，他说因为自己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令大家如意，使我们错过了一些逃生的机会，他感觉对不起大家，希望在今晚的行动中有所表现让大家满意云云。大家都劝说排长不要这样说也不要这样想，最后排长说出了今晚的行动安排：出山的这一段的探路任务继续由3班长、我和陈秀颖3人担任，其余的分成几个组负责掩护或断后，出山之后由他排长带路。在这个时刻，连长坚决把指挥权交回到排长手里，因为16人的大部分班底毕竟是特务连的人，在关键时刻意见的协调、行动的统一显得尤为重要。
那个被越军手榴弹炸伤的战士自己本来已经决定不随我们走了，他觉得自己腿上的伤势很重，无法完成余下的回撤路程，怕拖了大家的后腿。战友们一再鼓励他站起来试试，他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发现还能走动几步，所以就改变主意打算跟我们一起回撤。3班长张孟福见我昨晚带路、和今天的表现都不错，在公开鼓励我一番后依然叫我第1个出发带路。
我当时真是有些骑虎难下的感觉，在3班长事先的一阵表扬下，我无法说出我对这样安排的不乐意，我当时不过是新兵1个，在场的班长、老兵多了去了，像这样的艰巨任务似乎还轮不上我去担任。但是我真的没有把这些说出口，因为我对16人目前的基本状态还是有所了解，事到如今，如果我们3人不去带这个路，恐怕就没有别人愿意出头干这个差事了。事情已过去28年，我现在在此决没有苛求别人的意思，因为随后的一些情况完全证实了我的见地。
我与大家分别握手后，第1个朝山下摸去，其他人跟在我后面约5米，靠听我发出的轻微响动判断方向前进。我们刚离开先前的位置，越军就有所察觉，于是机枪就在我们头顶扫射。但是我们很快就悟出1个经验：只要越军机枪一响，我们就加速前进，枪声一停，我们又几乎是屏气而行。那是什么样的身体移动啊，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越军的布防位置和与我们的距离，我们只得在静静地在乱石堆和灌木丛里匍匐前进，任何过分的声响都可能暴露我们的位置与行踪。就这样，我们整整爬了1个多小时，枪声才远远地留在了身后。
我的前面出现了一道往下的悬崖，黑暗里我没法看清悬崖有多深。我横着走了几步，发现有一颗靠着岩壁生长的树木。我打算靠着树木的支撑往下滑，双腿就往下伸去。那一刻我最担心的就是下面有越军埋伏，他们会抓住我的双腿把我拉下去，我几乎是随时要为幻想中的遭遇大声叫喊出来。我顺着树木下滑了近5米，双脚终于踏着地面，心里悬着的石头才算落地。四处观察了一下，发觉这里已经算离开了险峻的喀斯特地形，再往下就是丘陵地域，已没有多少树林，更多的是耕作的田地，在月光的照耀下地势也变得清楚起来。我呆在原地等着他们下来，但是等了好一会就是不见他们的影子。我吹了几声口哨联络他们，干裂的嘴唇只能发出细微的声音。我顿时着了慌，急忙顺着树木爬了上去，上去一看，他们全在悬崖边蹲着，我问，你们怎么不下来？他们说对下面的情况不清楚，说还听到有口哨声。我生气地说道，那是我在联络你们，如果你们不跟紧一些，我就不带这个路了。
大家随我下了岩壁，我当即给3班长说，我不带路了。因为事先3班长承诺过3人每人轮流带一段路的，3班长接着就开始在前面带路，我则退到队伍的10余人之后。走队伍后面的感觉真好，前后都有自己的人，安全感充满了身心。就在我们继续前进了约30分钟时，队伍突然停止了步伐，大家安静地原地坐下，这时前面传来的信息也不甚清楚，我当时觉得前面有这么多人，有什么问题也会解决的。
但是一等再等队伍都不见动静，我正纳闷，只见工兵班的1个战士（重庆合川人）骂骂咧咧地往后面走来，他说，有那么多的人在前面，为什么一定要叫他去探路？他就是不去。我问是咋回事？他说在前面的路旁发现了1个帐篷，不知道里面有没有越军，排长就挨个叫人去探察，但是就是没有人愿意去冒险，在叫到他之际两人争执起来，他才走到队伍的后面回避排长。
我一听这话就对大家的表现感到万分的失望，但是我也不想到前面去做点什么，心里想，有连长、排长和班长等人在，如何是好是他们需要面对的事。谁知到这时3班长来到后面叫我，我回答大家不去我也不会去。他说你先去看看吧。
我在3班长的劝说下，来到了队伍的前面，3班长就指着山下方100米左右的地方说：你看，就是那个帐篷。趁着依稀的月光，那帐篷就在我们将通过的小路旁边，路的两旁坡度比较大，如果离开小路另辟蹊径反而可能惊动对方而且前进的方向也不容易把握。我还是表示不愿意去探察帐篷，因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的处境似乎已经是生机初现，大家心里或多或少的都燃起了一丝希望，这时候再去以个人冒险博取大家的相对安全，怎么想都有些不愿意。这真是当时心里所想的大实话。
这一来大家就僵持在那里了，我们坐在路旁的暗处鸦雀无声，没人提出新的建议，更没人自告奋勇站出来说由他带队走第一。就这样沉默了估计有半个小时，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就给3班长说：像这样，我们3人一起往前走，人挨着人，如果遇到伏击要死就死在一起，别的人负责给我们掩护。3班长见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打破僵局，就答应了这个探路的方式，陈秀颍也表示同意。于是我们3人就紧挨着，举枪瞄准帐篷，慢慢地朝帐篷方向摸去。
写到这里我并没有责怪战友们的意思，我当时也不是有什么英雄气概在升华，只是自己太想活着回到祖国，哪怕有一丝机会也不愿放弃。何况没有这么多人在一起相互壮胆，我可能早就歇菜了。谁在那时候敢说“我不怕！”，那他也就是壮着胆说一句假话而已。这只是在那个特定环境里面对身临绝境的态度问题，选择就范或者竭尽全力一搏。
帐篷里并没有人。黑乎乎的帐篷里面有2个简易铺位，外面支着一口大铁锅，煮熟的米饭还剩了半锅，1个塑料加仑桶装着清水。我们先到的3位，在向后方示意安全之后，就轮着大口大口地喝桶里的水、用手抓起吃锅里的米饭塞进嘴里，根本不管是否被越军下毒。
十三
也许大家对一支队伍的士气低落、涣散到如此地步会惊讶不已，但是只要我们回头总结一下，看我们这支部队参战前的基本状态和准备过程，就会觉得有些东西本来就存在先天不足，在进攻战比较顺利之际（本团有的成功战例还进入军区战例选编教材），大家都不觉得自身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局势复杂、特别是我们在陷于前所未有的困境时，那些存在于方方面面的潜在隐患自然就显现出来。
从大的开始说吧，本团在参战之前属于丙级装备，人员不满员（约全员编制的一半，如我们特务连在之前只是警通连里的1个排）、武器装备不到位、不是全训部队（军事训练只占全年时间的一小部分，其余时间主要是在师农场种田或烧砖），何况当年军队里所谓政治挂帅风气甚盛，军事技能被放到次要位置。在进入战备后（达到甲级装备），部队急速扩充，大量的新兵涌入连队（包括我哈），山东某军支援过来的老兵又面临水土和人缘关系不服的问题（闹病、不团结等）。好些干部临时被提拔，但自身的军事指挥素质却并不一定能胜任新的职务，所以边训边学是指战员共同的过程。部队当时的许多条例也不符合战时的要求，例如在越纵深境内一次执行夜间警戒任务中，我觉得附近情况比较危险，就拉动枪机上膛子弹，当即遭到某连队首长的呵斥，说必须有“子弹上膛”的统一口令后才能进行这个动作，所以我不得不立即退出子弹，半分钟后当大家都觉得局面不妙时，我们再按统一口令推子弹上膛。战前训练虽然是没日没夜的，但是方式比较传统，真枪实战的氛围欠缺。鼓舞士气的方式单一，靠读报读文件、办墙报、学唱军旅歌曲等，光英雄主义的电影就看了一堆，没有对身处战场逆境时的精神、心理分析和准备。至于装备的落后，那应该是时代的局限。
好了，唠叨这些也是给我们这些人找个台阶，那种一败再败的败兵心态绝对不是短时间就能痊愈的。我文字的题目为兵败如山（有人热心地指出说少了1个“倒”字），我自己的意思就是指部队一旦出现大面积的心理溃败，那战场上颓势很难逆转一如撼山。
十四
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走走停停，暂时没有遇到另外的敌情，在接近平原地带时我们找到了一股清冽的山泉，大家尽情地把肚子灌了个水饱，精神头有所恢复。前面出现一条比较大的岔路，在向左或是向右的问题上排长、班长们的意见出现分歧，我们把地图拿出来比划好久，意见还是未能统一。3班长建议大家投票解决，在清点票数时我们惊讶的发现，少了1个人！不知去向的是工兵班的一位战士，我们分析可能是在前面路段的某个时候，队伍停下来观察地形时他睡着了。我们回忆这一路走来中间还有不少岔路，谁也不敢保证能原路返回找到他。于是就在场领导就作了1个决定，等他一刻钟。那一切就真是应了命运一说，就在我们等够一刻钟准备离开时，那小子居然一颠儿一颠儿的跑了过来，在经过每1个岔道时他都选择了我们走过的路！
在进入平原之后我们遇到1个村庄，村里有一座完好的吊桥，可以让我们通过那条约有60来米宽的河流。这是我们往北行进必须经过的1个要点，如果是在平时正常情况下，我们会考虑从村庄外泅渡过河，这样可能更安全些，但是饥饿和寒冷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冒险进入村庄，利用桥梁越过河流。那是一座用竹板、铁丝绑扎的钢索吊桥，连引桥部分约有120米长（宽1.5米，距离河面3-4米）。只要我们踏上吊桥，那动静足以惊动全村的老小，何况是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之下。
这次没人安排我走第1个，排长自己担任了第一排头兵的角色。我们还是用交替掩护方式通过吊桥，我大概是走的第四个吧，一踏上吊桥那桥面就晃动不止，稍不注意就有摔倒的可能，我们举着枪左右晃着几乎是小跑过桥。下桥之后因为面前有3条路，我们就蹲在离桥头不远的地上，准备摊开地图再判断一下前进的方位。就在此刻，一连串机枪子弹几乎是擦着我们的头皮扫射而过，大家完全是条件反射般地卧倒，一阵匍匐动作迅速离开桥头位置。我们心里很明白，这是越军负责桥头防御的那挺机枪在白天就锁定了射击标尺，到夜里只要有动静无需瞄准伸手扣动扳机就能用火力封锁桥头。哪知道我们过桥后因为全蹲下看地图，这一动作令我我们再次死里逃生。
过河之后，我们就看见了一条正规的公路，方向朝着北方，这时候我们终于知道了我们在地图的准确位置。虽然公路的许多设施已经被炸毁，但毕竟比山区小路走起来顺当，我们的行进速度大大加快。记得我们分成几个战斗组，相互保持一定距离，分别负责前进中左右和前后的警戒。接近天亮之际，我们在一树丛里休息，大家商量后决定，在天亮之前，我们在离公路几百米处寻找一民居隐蔽，如果有人接近就让进去灭掉，安静地坚持到夜晚再往北前进。
东方的曙光已经勾勒出远山的轮廓，就在我们正考虑是否还继续前进时，突然前面传来一声叫喊，我们16人立即就地滚出公路，找路边的什么地方隐蔽、朝前方举起了枪。但是我们又觉得刚才的叫喊声说的好像是中文，就叫排长说话与对方沟通。当对方再次问询我们是哪一部分的时，排长就一一如实回答，再一问对方，原来他们是41军的，就在此等待我们突围出来的人。
就这样经过一夜的艰难行军，我们16人终于回到真正的安全地带。这时已经是3月16日，据说全线部队为了让我们受围的部队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回撤，把整个撤军计划整整推迟了二十四个小时。而那些被堵在峡谷里战友，后来好几天里分几批自行突围回到祖国，最多的有40-50人，最少的就一个人。其余的不是被越军俘虏，就是抵抗到最后，永远地将年轻的躯体留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在中越交换俘虏时，本团有219名指战员在列。
十五
最后，让我一一列出本班牺牲战友的名字吧，在我脑海里他们永远是年轻的模样：
侯永升：班长，藏族，四川南平人（现属九寨沟县），77年兵，个头不高，专业军事技术一流，眼睛微微有些棕色。
阮少文：班长，民族不详，云南大理人，75年兵，处事稳重话不多，由炊事班长调入我班当班长，烟瘾比较大。
钱进锡：副班长，汉族，山东人入伍时间不详，以军事骨干的身份由友军支援而来，有北方人的豪爽，遇事谨慎。
陈俊波：战士，汉族，四川仪陇人，79年兵，当时就在县城开钟表修理店（那个年代就算是有钱人了），出于对部队生活的好奇，才放弃优越的条件来到部队，爱笑，性格直率。
饶正平：战士，民族不详（会讲客家话），四川仪陇人，79年兵，入伍前在生产队当会计，一看就知道他是属于村里的聪明人，喜欢看书。
还需要提及的就是那位被俘的战友，是一位四川人。他在中越交换战俘回国后，因为是78年的兵，没到服役年限，就回本团继续当兵（没回特务连），直到80年底裁军时办理退伍手续。十多年之后，我在北京的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了他家乡的一位写作的人，我刚提到这位战友，那人立即就说：我知道这人，是全县唯一的被俘者。我当时就感到1种莫名的恐惧。他当时回到团里后，我们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那个年代待人接物的局限），就一直没与他聊过什么。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去他老家找到他，听他述说我们16人离开之后他们后面战友中面临的处境、发生的故事。当然，如果他不愿意说也没什么，有生死之交的战友见见面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全文完）

53360/56043部队卫生队【21名】声明：
我们偶然看到了一篇对参加中越自卫反击战的150师的作战评价，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不能说这篇文章有不实之处，更无证据认为这篇文章是对150师的污蔑和诋毁，但起码的我认为对150师的评价不全面，对150师绝大部分官兵不公平！
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我们是150师师医院的普通卫生兵，虽然不太清楚高层的内幕，但从我们身边听到的、看到的以及自己遇到的，我们认为150师的绝大部分官兵都是好样的。我们师的确是在宣布中越自卫反击战停战后开拔出去的，我们师医院随着大部队的几百辆车向着越南高平方向挺进，沿途战争带来的的血腥惨境至今我们都无法忘怀：公路在暴雨中被坦克压出的深深痕沟；路旁坑道里看到的是浑身稀泥湖满、只见白眼珠转的泥巴战士；分不清那间或看到的躺在路边的是越军还是老百姓的尸体；还有那稀疏的枪声和刺鼻的血腥味-----
我们的大部队向高平纵深挺进；我们穿越了高平省城，亲眼见证了炸毁高平市的首脑机关；我们是中越战场上最纵深的部队。在师医院驻地的猫耳洞，我们每天都接收着大批大批从阵地上转运下来的伤员和尸体；我们每天都要冒着枪林弹雨，在越军的炮火追击下往国内运送伤员；我们每天还要枪上膛的值班放哨，防范特工队的偷袭；我们每天还要上山伐树，躲避越军炮弹的轰炸；我们每天为我师前线战士们的战地捷报欢欣鼓舞；我们也为每天运下来的牺牲了的战友泣不成声。我们师医院是进入越南最纵深的野战医院；我们师医院的女兵是进入越南最多的团队；我们的女兵在越南是最亡命的女兵。在越南的七天，爱美的女兵没有洗过脸；娇气的女兵没有睡过觉（我们只能在猫耳洞里坐觉）；胆小的女兵白天接伤员、擦尸体，晚上还得站岗放哨。我们的战地表现让伤员们感动的痛哭；让师宣传队的男兵自愧不如；让中央慰问团多次采访报道。
我们师的某团确实是在部队的撤退中被打散了，创造了整个战役的战俘之最。我们师医院随大部队在撤退中已经走到国界又停了下来，抽调了一批人员随师长返回去等待和寻找被打散了的部队官兵。我们在边境等待的日子、等待的心情，没有亲临其境是无法去体会的。任何的战争都会有战俘，战俘中虽然有软骨头，更有硬汉子。鲜为人知的数十人战到最后集体跳悬崖，师副参谋长的2个儿子宁跳崖而不当俘虏双双殉职---------，不能只报道那些被俘的一面，更要记住和歌颂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因为我们在前线每天也听到了我们150师的战友们来至前线阵地的胜利捷报。军歌，军网，士兵，中越战争，军品，军婚，民歌，军旅文学，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军歌嘹亮，中国战友从越南前线回来后的那段日子，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位150师的官兵的内心都是沉甸甸的，思念着失散的战友；担心着战友们的生死；盼望着战友们早日归来。有人亲眼看到师副参谋长在2个儿子生死未扑的煎熬中老两口一夜白发满头；我亲自陪伴和目睹了中越战场上最大的战俘亲属那值于矛盾和摧残的心灵挣扎--------我们此时此刻无法表达那段日子带给无数人、无数家庭的灾难和深深的痛！
无论是指挥失误还是地图的误差还是军人本身的素质，过去的就让他过去，经验和教训、胜利和失败都是军人的无价之宝！
不管怎样，我们依然会为我们曾经是150师的兵感到自豪；为我们曾经参加过中越自卫反击战而感到骄傲！我们会永远记住在150师的那些日子；我们永远记住150师的战友们；我们永远缅怀将生命留在了南疆的烈士们！

448团突围记（一）


时光如流水，日月似穿梭，弹指间三十二年过去了。然而时间的流水永远也冲不掉三十二年前那场“突围”留在我脑海中的记忆。枪林弹雨，炮火连天，尸横遍野，死里逃生......这些情景现在只能在书本或影视中见到，而于我来说则是亲身经历啊！1979年3月11日，在我团二营遭敌伏击、全团12日被越军包围后，我们经过4天4夜的艰辛跋涉和拼死突围，虽然被折磨得筋疲力尽、遍体鳞伤，但总算躲过了死亡与被俘的厄运，终于凭着顽强的毅力在3月16日回到了我们的祖国。
三十二年虽然过去了，但我一直在想，我们不仅要记住中国人的胜利，也要记住我们的失败；要记住我们的辉煌，也不要忘记我们的失落；要记住那些获得了荣誉的英雄，也不要忘记那些在战斗中就这样平平淡淡牺牲的官兵；还有那些被俘的将士和至今仍然失踪在越南的300多名战友，我认为他们也是英雄。那场战争，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很模糊，很久远了，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评价这场战争，但对我而言，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一段血与火洗礼后的重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加，许多在年青时不曾在意的往事，越来越断断续续地浮现出来，特别是那些终身难忘的、亲身经历过生与死的故事，更易激发当时的感慨，唤起更多的思考和追忆，于是便有了想写写回忆录的冲动。尽管我文笔笨拙，但我还是要将那场突围之战述诸纸笔，述诸后世，就算“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一、备战
1978年7月，我高中毕业后，知道越南在反华排华，把20多万华人华侨赶回了中国，中越关系十分紧张。但根本没有想到双方会交战。
1978年12月，我从家乡贵州省开阳县应征入伍，当时听说是进西藏汽车十六团。入伍后，我们在四川省德阳县黄许镇集中训练。在训练期间，我们经常见到有火车拖着大炮、坦克、军车等前往南方，也估计会与越南打仗。战友们也经常在一起议论，但接兵部队的干部都说不会的，你们枪都不会打，怎么会打仗呢。是的，谁也无法预料。
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们刚吃过晚饭，连队紧急结合，连长表情十分严肃地宣布，根据上级命令，我连一至六班因祖国需要，将调往其它部队，明天一早出发。顿时，气氛立刻紧张起来，话音刚落，大家就议论纷纷，要调走的都说：完了，这下要去打仗了，这一辈子就结束了。没有被点名的心中暗喜，可能真的能进西藏当汽车兵了。可是，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因我也在未点名之中）。大约一个星期后，连长又再次宣布，接上级命令，你们全部调往五十军一五零师四四八团执行新的战斗任务（我们开阳县一起入伍的308人只有60人进了西藏）。完了！我们当初想进藏当汽车兵的理想终于完蛋了！当天晚上，我们几个老乡聚在一起，都说不知怎么办？为什么我们当兵就遇到战争？而且参战者还是本人？我们从同一个地方入伍，在一起集训才一个多月，连全班集体像都还没有时间去照，就分到参战部队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被十几辆大卡车拉到一个比较边远的山沟里，因为接兵干部全是西藏部队的，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四四八团到底在哪里。下车一问，这是十三军一一七团（四川彭县），当问到他们这么大的营房怎么见不到几人时？留守士兵说他们已经出国打仗去了。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战争真的离我很近了，其结果简直不敢想像。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想过我们这代军人会遇上战争。随后，汽车调头把我们拉到目的地——四川省什邡县九里更（成都军区步兵学校所在地）。
车队在开进四四八团团部办公大楼前停下后，西藏接兵部队与四四八团相关人员立即办理了交接手续，然后就象交货物一样点个数，经对方核对人数无误后，接兵部队将车调头就消失在四川平原、、、、、、
由于我们在车上整整坐了一天，很疲倦，下车后一会儿就坐在背包上睡着了。就在此时，我看见站在我们队伍前面穿四个兜的几个干部有的在指指点点，有的在交头接耳，好象是在选兵？对！我马上打起精神，把那有神的目光立刻投向站在前面的干部。真的，我这招还真管用，否则，哪有我的今天，因为在我当时所在的新兵班12人中，其余11人大都按顺序分在步兵二营，作战时为主攻营。战斗中就有5人（王应文、尤光连、皮学健、鄢国友、葛建国）光荣牺牲、一人受伤。不到一分钟，我的名字被点中，而且是几百名新兵中的第二个。当我回答起立后，就有几个干部和老兵前来帮我拿背包，我们最先被选走的只有3人（钟仁富、张仕钢和我）。大约走了两三分钟路程就到了我们所在的连队——特务连。
到了连队后，连长、指导员马上就给我们3人做工作，说我们是特务连，在打仗时专门执行特殊任务……一听特务连！我当时感到既新鲜、自豪但又有些害怕。在指导员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后，我的心总算平静了下来。
第二天上午，我们3个新兵吃完早餐后就和连队一起到外进行强化训练。在途中，几声小喇叭突然响起：“前面发现敌情、准备战斗”！连长大声命令。这时，老兵们都各就各位。而我们3人，则站在那里东张西望，不知所措，因为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好不容易演习到了中午，连长又下达命令，说炊事班把饭煮好送到阵地来了，在途中遭“敌”伏击，叫我班派人前往营救。我和战友们一道，冒着“敌人”的炮火，终于把饭抬到了阵地，但此时也累得满头大汉，加上思想上矛盾，根本就没有食欲、吃不下饭。指导员见此情况后，怕我们开小差，于是又马上过来给我们做工作，叫我们安心部队。
在部队一边训练、一边待命期间，团部大院广播喇叭不断地播送着中央广播电台谴责越南政府侵扰我国边境，枪杀我边民和边防军人的消息；谴责越南侵占柬埔寨和迫害驱赶越南华人、华侨的消息；连队黑板报上“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宣传专栏，让我们当兵的对越南政府的忘恩负义行径非常气愤，各个摩拳擦掌，随时准备上战场。期间，我们每天晚上都要统一观看《钢铁战士》之类的战争影片，因为这是战前政治工作的需要。
时任副总理邓小平访美后，大约是1979年2月上旬的一天，我排一班某战友（首长警卫员）说，首长到军区开会去了。我们私下议论可能有所行动。果然，第二天团长、政委回来后，全团立即部署以最快速度作好一级战备。那天晚上，我们连队紧急集合，连长宣读了参战动员令。指导员立即要求我们把自己的物品分三类进行打包，即第一类是日常用品，随身带走；第二类是暂时不用的，但可能过段时间会用上的物品打包后写上自己所在的班排，集中存放，由部队后续运到；第三类是准备送回家的东西，必须用纸写好留言、清单（实为遗书）用包裹包好后存放于连队保管室，并在包裹上写上家庭地址和本人（姓名）家收。如我的裹包上写的通讯地址是：“贵州省开阳县城关区委李昌茂家收”（因我父亲当时任城关区副区长）。如果发生意外，连队就会按照地址将包裹寄（送）到你的家里。
战令宣布后，我回到自己的宿舍，心里总是很沉闷，无话可说，只好低着头继续整理我的物品。收拾完认为有用的东西，把不重要的东西就用火烧掉。
第二天上午，我抽空将不需要的60多元现金以及相片等物品寄包裹回家，并未给父母说明什么，但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他们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现在回想当时寄包裹纯属多余之举，给父母亲增添了不少忧愁。这一整天我是在一种不知所措的状况下度过的，脑子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自从宣读了参战动员令以后，我们整个连队突然比以前肃静多了，再也没看到往日的轻松气氛。我很清楚的记得，原来我们连队每天早晨爱打篮球的几个老兵也突然停止了，最后只有一个老兵在天天坚持，但从面部表情完全看得出来，他、已经不是过去的他了：打篮球一早上不说一句话，脸上没有一丝笑容，那篮球投到篮板上的声音也与往常完全不同。我们都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来有意分散精力、消除想法、面对战争。战争结束后，他当上了排长。那天晚上，我从外边回到营房看见同宿舍的战友们个个都在写《请战书》，由于我是共青团员，已向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所以我也和其他战友一样，马上从床单下拿出信笺纸趴在床上写了一份《请战书》，第二天上午就交给了我们的排长。
在部队开赴前线之前，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强化训练。其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减少战时的伤亡；二是等待上级命令。训练的科目主要有体能锻炼、战术应用、自救互救以及心理调节等。
1979年2月15日，我们不想等待、而又盼望等待的时间终于到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对越进行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全团在团部办公大楼前召开了动员大会，同时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还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随后，连队就开始正式投入战前各项准备工作，炊事班把自己饲养的大肥猪全部刹掉，官兵们每天象过年一样，餐餐大酒大肉，大家都象被判了死刑的犯人一样，从思想上作好了牺牲的准备。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战争，就无法想象他们的内心世界。这就是军人，真正的军人，不怕死的军人。
二、开进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正式打响。
2月25日，我们奉命开赴广西方向作战，归广西前线许世友指挥。26日下午2点，连队紧急集合的军号突然响起，各排清点完人数后以最快的速度统一从连队乘汽车出发，这次乘车和平时完全不同，因平时都在团部上车，是人等车；而这次是在连部、在营房门口，是车等人。据我所知，这并非上级统一安排，是接送我们的驾驶员自己的决定。不用问，他们的想法和大家一样，这一去不知有多少战友能活着回来，我们多加一脚油门总比你们身背几十斤重的装备到几百米外的团部乘车方便吧！是的，古往今来，无论任何一个国家，凝聚民心的最大影响力就是战争，战争会让所有的国人亲如一家。我们连是一个排乘一辆车。留守的战友也一同帮助我们搬运物资，并送我们登上汽车，直到一辆辆披满伪装的军用卡车从他们视线中消失，才流着十分难过的眼泪回到营房。我们很理解，留守战友的眼泪有两层含义；一是为不能亲自上前线杀敌立功而难过；二是知道送走的战友们不知有多少能活着回来，也许是最后一眼看见我们呀。人心同然，你说他们此时此刻的心不难过吗？这不是平时的训练演习、排电影，是直奔越南战场、与敌人真枪实弹的打仗呀。全团几十辆军用卡车在团部外面的公路上排成长龙后就静悄悄地向什邡火车站开去。进入火车站，我们就和汽车分别上同一辆火车。我们坐在前面的闷罐车厢里，汽车就开到火车的平板上。大约等了一个多小时，待汽车全部固定好后就出发。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我们的火车开始向南驶进……此时，我看见站台上有部分送行的亲人在哭着道别，车厢里的干部也含着泪水叮咛自已的孩子要听话(我们团部卫生院就有两夫妻一起上前线的，把小孩托付给自己的岳父母)。那场景实在让人难忘、令人心酸！
部队沿川黔铁路开进。随着火车加速的前行，大家在心理都隐约预感着即将面对的是什么，想到我们此行的真正意义，大家压抑着的心情像死一样的沉寂，默不作声，只有军列行驶的轮子与铁轨接触的“哐镗”声。在途中，火车开得很快，几乎没有停留过，如果停下了，我们就知道那肯定是到军供站下车吃饭了。
大家都知道，闷灌车厢里没有窗户，只有在约两米高的地方有两个透气的小窗口，如果想看外面的风景，唯一的只能挤到每节车箱中间的车门口，这自然就成了我们大家轮流“享受”的地方，特别是我们这些贵州兵，因为军列将从我们贵州经过，从北到南，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地方，只有在门口才能看到那曾经多次看到的美丽景色，如遵义、乌江、贵阳等。站名是多么的亲切啊！不知是否最后一次经过这些地方了。这一路上的山山水水，我们越看越想看……
在途中，我们听到第一波中国军队20多个陆军师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敌阵。越南为保存实力，急令精锐部队退避三舍，使留在最前线抵抗的地方武装、公安军和民兵伤亡惨重。
当我们部队路过广西金城江火车站、在军供站吃饭时，团参谋长在站台上给我们传达了最新战斗命令：同志们，攻打谅山的重要任务等待着我们，我们将与越南著名的三一六A师决一死战。战争气氛一下紧张起来。特别是到了南宁火车站后，战友们都下去吃饭了，我当时是在车上承担值班任务。几分钟后，一列拉满伤员的军列从前线疾驰而来，后面还挂了许多客车厢，刚好停在我们车旁。出于好奇，我走到车门口看了个够，他们有的头上包扎着纱布，有的用纱布掉着胳膊，有的正在晕睡……这时我的心在急剧的跳、大脑在不停的想，想什么？不得而之。我好奇地问车上的护士，她看见我是军人，而且是坐在开往前线的军列上，就毫无保密地回答我：“这车拉的是重伤员，不能与他们说话，你们去打仗时要小心点哈”。这类似亲切的话语，令我鼻子一酸，眼泪真的未经我同意就流了出来！
当我们部队全体官兵吃完早饭坐在车上快要起步的时候，大家都相互看着对方，谁也没有说话，就连一句平时普通得不能再普遍的再见二字都没有人说。全都用一只手在向对方挥手再见，那情景如同即将离别的一对恋人，真是依依不舍，都有不少想说而又没有说出的话。在我们的火车逐渐与他们远离之后，车厢里的战争气氛一下紧张起来，大家无话可说，之前看风景、一路谈笑风生的快乐就这样被伤员、列车带走了。
3月1日零晨4时许，我们终于到达了集结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宁明县。一下火车，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前来帮助我们搬运武器弹药的全是中年妇女，没有一个男人。初春的蒙蒙细雨使得气氛显得更加的悲壮，我感觉十分压抑，真想大喊一声：我不要战争！
下车后，我们简单整理了一下行装，又随着部队冒雨向前陡步开进。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一个靠公路边的小村庄——明江公社峙利大队(现在叫乡、村)。到了农户家后，连长首先要求，这里是前方，离越南很近，越南特工经常在这里活动，严禁单人外出，用水要到几百米外的水井中去担，必须3人一组。听连长这么一说，我们感到随时随地都会有敌情发生，根本不敢单独活动，大家都会严格执行。但上厕所，这是每人每天都必须去的，真是让人伤透脑筋，因为在广西宁明县农村，他们的厕所大都在离住房几百米外的鱼塘边、呆角楼上，晚上上厕所一个人是肯定不敢去的。
天亮之后，我们在明江飞机场（抗美援越专用）附近的农户家里临时住了下来，等待上级命令。
在明江公社峙利大队待命期间，我们除了帮助农户打扫环境卫生、就是听首长们的战前教育。我们班9人住在一个农户家里，他家有4口人，其中两个小孩，大的只有几岁，小的还不会走路。房子全部是用泥土和木头搭建起来的两层小楼。一楼是他们的厨房和库房，上几步楼梯就到二楼，我们就睡在他家库房。由于广西当时已经很热，里面又潮又湿，还有一股刺鼻的霉味道和猪屎味，因为他们的猪没有猪舍，环境卫生实在太差。白天我们根本不能入睡，因为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一组（3架）战斗机从头上飞来飞去执行巡逻任务。
三、进攻
3月4日下午17点，当我们听说明天中国要宣布撤军的消息后，不但高兴不起来，反而还有些失望。因为我们从内地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来到前线，不去打仗，面子上好象有点……
就在我们全连官兵正在议论撤军的时候，3月5日下午，我连突然接到上级命令，为了掩护大部队的撤退，我们将走出国门，到越南高平省配合友邻部队执行清剿任务队。于是，我们又赶快将小包袱等非作战物资集中统一存放。
出发前，连队为我们发放了用于中弹时自救的急救包、子弹、压缩饼干、3斤大米、食盐和净水片，自备了饮用水等。并统一换上了适合山地作战的高腰防刺解放鞋（有的叫它钢板鞋、重0.88公斤）。尽管如此，我们仍士气高昂，求战心切。
当我准备好要带到战场的其它东西后，就将司务长发给我的“伤病员临时供给卡”放在自己战士服的上衣荷包内扣好。在越南作战期间我从来没有打开过，直到回国后才把它拿出来当宝贝一样与各类纪念品保存起来。这是我从越南带回来的唯一的参战证明了，至今仍保存完好。别看这一张小小的纸卡片，上次去广西友谊关还代替了50元钱的门票哩。
3月6日上午九时，连队紧急集合的军号声突然响起，连长十分严肃地宣布命令：“同志们！我们即将开赴越南前线，我们为祖国流血牺牲的时候到了，祖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祖国看着我们杀敌立功，人民看着我们保卫家园！”连长的话使得刚刚才授予番号为53360部队80分队的官兵立刻即惊呆了！气氛异常的压抑、异常的凄凉，官兵们彷佛像雷击一样呆呆的站在农家院坝里，久久说不出话来。尽管我们在集训的时候，大家有很多的“苦算什么，死算什么，为了国家而死是无尚光荣的”的豪言壮语，但是此刻大家的心情仍然非常的压抑、非常的沉闷。但是，此时的官兵们已经明白了无法避免的残酷与不可改变的事实，心理逐渐归于平静。大家想“反正都是一死，与其悲悲戚戚的死，不如轰轰烈烈的死”，想到这些，大家坦然了。当全体官兵铿锵有力的“坚决完成任务，不负人民重托！坚决打击敌人，维护领土完整！”的回答声响彻村庄的时候，领导们禁不住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上午十时正，一辆辆军用卡车早已披满伪装停在明江飞机场旁的公路边，各排在清点人数后，按照命令统一登上了卡车，马不停蹄的奔向战场——越南。我团在一五零师先行越过边境线，官兵们穿着总后制发的七七式新式军装，与陆续班师回国的友军逆向前进，非常引人注目，也让我们倍感自豪。我们排开车的是一位个子很高清瘦帅气的老兵，在我的眼里给人一种成熟、稳重的感觉。他招呼着我们上车，车箱里顿时弥漫着战争的气息。我们的车队是从广西龙州县水口关出国的。出国后就强烈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到处都是被枪炮催毁的建筑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烂的气味，分不清是死人的还是死牲畜的，就象整个大气层都被污染了。看着汽军行驶的方向，个别胆小的新兵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的身子在微微颤抖着。说实话，上前线我们有两怕：一怕做俘虏；二怕受伤致残，但并不怕死。
   3月7日，我们在开赴越南的行军途中，我军的各式军车、坦克、装甲车随处可见。
在越南，战车颠簸得更厉害了，山路又湿又滑，天黑之后驾驶员们由于怕开大灯暴露目标，都以前车的尾灯当目标，跟着红尾灯跑。如果前车开下公路，后面的车也会跟着滚下山。老天保佑，那天夜里没有出事，我们排所乘的汽车只滑到沟里一次。
　　第二天上午，我们听说到达越南高平省会了，大家都好奇地站起来四处观望，整个高平省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房屋被我军炮弹击毁。
伴随着部队前进的路上，从路边遗留的迹象看到了战争那残酷的一面。尤其是我们的坦克，有些掉进了路边悬崖，有的被击毁在路边，还有的已被大火烧毁，余烟袅袅中，我看见路边有一个战友整个人体被烧得只剩下有水分的肚子部分未烧尽，其余的部位全认不出人形了……
3月8日早上，我们前进的道路被越军炸坏，军车无法行驶，官兵们只好步行开进，大约在上午十一点过，首长叫我们原地休息一会，叫炊事班把早饭煮来吃了之后再继续前进。谁也无法预料，大约才半个多小时，也许是上千人的行动惊动了敌人，零星的炮弹向我们飞来，炮火爆炸后的浓烟升得很高。大部分连队都还没有吃完早饭，而我们特务连更是一口饭也没来得及吃，因为炊事班还没有把饭煮好，团长立即命令全团前进，准备战斗。连长命令炊事班把饭抬走，送到战士身边。不用问，我们连命都保不住，哪有心思吃饭。也正是因为没有吃上那已到口边的早饭，我们连队司务长入党问题就成了无言的结局，直到我退伍时也未能解决。就这样，我们在越南整整呆了10天10夜，只有第二天吃了一餐大米饭，其余时间大都吃干粮（压缩饼干）。
下午三点过钟，我们在越南高平以南40余公里的班英南地区正面与敌人相遇，此时枪炮声雷鸣，战斗正式打响，首长命令我们讯速占领高地。就在这时，不知是胆怯还是真的中暑？和我一个战斗小组的冯中华（江苏无锡人）突然晕倒在地。的确，前天才牺牲的战友和军马占据了整个公路，前面打扫战场的部队正在进行，场面惨不忍睹。加之越南北方白天二、三十度的高温，人马尸体已开始腐烂，尸体散发出的腥臭味让人闻到就恶心呕吐，我们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于是，连长命令我班用4人帮他拿随身物品，4人把他抬走。我的妈呀，他怎么会是我们班的？我们抬着他还能打仗吗？嘴上虽然不敢讲，但内心的确是这样想的。
进入阵地后，我们团机关一边派人放哨、一边不顾疲劳挖工事（猫耳洞），修筑掩体。由于天气较热，大伙都把随身携带的水壶里的水喝干了，班长叫我背着全班9个水壶去找水。说真的，我当时很不想去，因为我这一去不一定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但作为军人，必须坚决执行命令。于是，我就背着全班9个水壶下山，往高平方向回走，去寻找水源。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仍未找到取水的地方。在途中，随时听到、见到敌人零星的炮弹从我们上空呼啸而过，大都不以为然。突然，几发迫击炮弹从林中擦肩而来，尽管是第一次亲历战场，但凭人的本能，估计炮弹离我很近，就在这要命的紧急时刻，我用闪电般的速度扑到公路后边的沟底。“轰隆……轰隆隆……”几发炮弹落到离我几米远的公路上面，炮弹爆炸后掀起的泥土纷纷落到了我的身上。随后，我不顾一切地往回跑，由于此时9个水壶全是空的，跑的时候水壶之间肯定会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无意中暴露了我军的目标，因而遭到了战友们的遣责。当我刚跑到团指挥部下面，敌人的枪炮就象长了眼睛一样，又猛烈地向我们打来。就在这时，前线一下子抬了20几个伤员和尸体下来，静静地放在我的旁边，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受伤和牺牲的战友。我回首望去一小时前都还活着的战友尸体，泪水禁不住地流了出来。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我终生不再把死放在心上。真正的男人就是这样，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兄弟在身边倒下，即使再胆小的人，也会红眼！于是，大家胸中只有一个念头：死活也要和越军拼到底，打！
就在我们隐蔽的同时，我无意间发现一块大石下在滴岩浆水，我本能地用水壶接上，大约接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接了两壶。
天渐渐黑了下来，身后的那座大山除了炮声以外，也渐渐的什么也看不见了，于是，我立即向山上走去，寻找我的连队。刚走到团指挥部，干部们正在制定天黑之前的冲锋作战计划，我也借此机会在此休息了一下，并认真听取团部的作战方案。
天快黑的时候，我在山顶上终于找到了我们连队。我至今记得特别清楚，当我见到排长后的第一句话就问：“排长（郑世彬、重庆人，现任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调研员），你捡到我枪没有？”他说：“枪！你几个小时都没回来，大家都以为你回不来了，已经上交连队了。敌人炮火这么利害，你还打什么水？”我说：“差一点被大炮炸了，好不容易打了两水壶。”排长说：“回来了就好，两壶水不到关键时刻任何人不能喝，快去挖猫耳洞，防止晚上敌人炮击。后来，就因此事，我回国后受到了连队的嘉奖。
在3月9日至10日的战斗中，我们团虽然牺牲了上百人，但仍然创造了不错的战绩。特别是在3月9日那天，二营五连在攻打班英南3号高地的战斗中，由于指挥果断，战术灵活，打得勇猛，仅27分钟就攻占了该高地极其被侧突出部，全歼守敌，并连续击退敌三次反扑，共毙敌54名，胜利的完成了战斗任务。战后，二排和一排分别记了集体二功和三等功，四排战士闵中友荣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其战斗经过是：9日18时35分，二排在我炮火掩护下，各班成疏开队形交替掩护从2号高地向3号高地跃进，仅8分钟就进至敌前沿，迅速占领了冲击出发阵地。18点45分我炮火开始延伸，猛烈地压制3号高地主峰，八二无后座力炮当即摧毁敌火力点3个，二排趁势发起冲击。这时掩体内的敌人乱作一团。冲在前面的六班长一面令机枪压制壕内残存之敌，一面组织部分同志向敌第一道战壕内投弹，并利用手榴弹的爆炸效果，一举突入敌第一道战壕。四班在冲击中发现敌火力点，班长立即令机枪掩护，采取侧翼迂回，当即消灭了敌两个火力点。继六班之后，四班突入敌第一道战壕。五班在歼灭了鞍部附近之敌后，迅速突入第一道战壕，并向北卷击。
当二排准备发起冲击时，连指挥部发现三排走错了方向，当即令一排利用有利地形，迅速前出，进入战斗。一班接近敌前沿时发现有4个敌人正在架机枪占领射击位置，班长迅速令二组、机枪组占领有利地形，先敌开火，将其全部击毙，缴获班用机枪一挺，冲锋枪2支。
   二排突入第一道战壕后，在向敌第二道战壕冲击时，敌炮火开始向我拦阻射击。六班长、五班长相继负伤，但他们仍坚持战斗。当快接近敌主阵地时，又遭敌重机枪火力压制，六班长令全班向敌战壕内投弹，但因坡陡未奏效。此时四班进展顺利，以进至六班左侧，该班机枪手徐孝泉见此情况，奋不顾身，由左侧向敌后运动，在距敌10米处，突然跃起，一个点射将敌击毙，保障了六班迅速前进。据此情况，二排长果断调整部署，令四班居高临下向南卷击敌人，六班向西开展进攻，五班原定方向不变，四班在五、六班配合下，首先突入敌主阵地，该班战士闵中友灵活利用地形，以手榴弹和抵近射击，在邻兵配合下连续消灭敌3个火力点，毙敌4名。五班、六班冲向山顶后，遭敌4号高地火力压制，副连长一面令五班压制敌火力，一面呼唤炮火。这时已攻占3号高地北侧突出部的一排一班，见二排被火力压制，班长主动用火力吸引4号高地敌火力，并指挥火箭筒手瞄准射击，3发3中，迅速摧毁敌火力点3个。四班随后从高地西部顶端向下实施攻击。于19时零2分二排在一排配合下，全歼了3号高地之敌，副连长令各班迅速加修工事，准备抗敌反扑。
   在3月10日的战斗中，我们贵州省开阳县冯三区的王定昌就牺牲在班英南以南的3号高地。如果他还活着，一定会获得“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因为他当时在我们一五零师四五零团三营九连任班爆破手（四五零团在出国作战期间一直与我团并肩战斗）。他们连队在攻打3号高地时，遭敌一座隐蔽的暗堡猛烈火力的封锁。我团受阻于开阔地带，二班、四班接连两次对暗堡爆破均未成功。于是，王定昌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连长，“我是共青团员，请准许我去！”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第一次将炸药包放入越军暗堡后被越军扔了出来；由于没有成功，他第二次用爆破筒也成功投入越军暗堡，但还是被越军扔了出来；此时，王定昌仍不心甘，又进行第三次进攻，但这次就没前两次那么容易了，王定昌还未跑到暗堡前，就被越军罪恶的子弹击中头部，倒在了越南的红土地上，再也没有站起来。此时，他年仅21岁。回国后团部给他追记三等功、追认为共产党员.

四、突围
3月11日中午，在越南高平以南的朗登地区，我团二营突然遭敌伏击。因为缺乏经验，各连警戒以及我们特务连尖刀班的侦察兵均未能提前发现越军，而是径直走过了越军的潜伏阵地，顿时，在云雾萦绕的群山之中枪炮齐鸣。导致身后的团前指及直属的几个连突然遭到越军集火射击，损失惨重。毫无疑问：越军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战，他们熟悉地形，并且具有较为丰富的山地丛林作战经验。
战至当日下午，我团前指及二营的退路已被切断，四周要点大多被越军抢占。危急关头，团指挥部请求全团收拢后边打边撤，师部同意，但军驻我师指挥组部署失误，只派一、八连走小路增援二营，结果这两个连被越军缠上后无法脱身。由于山地环境的影响，通讯不畅，被围部队只能断断续续地与上级和友军进行无线联络，请求增援，但由于设备落后，未能如愿，只好边打边等。
实际上，3月11日晚上这段时间最为关键，我团因为得知本师另外两个团即将前来增援而安下心来，越军却在准确判断敌情后抢占了我团回撤路上必经的大多数山头、隘口，同时调来了用于分割、突击、打援的兵力。
为了不让已经被越军包围的战友们活活被越军消灭，3月12日早上，全团准备前去营救，没走多远，前面开路的侦察兵刚走到一水库坝坎上又响起了激烈的枪声，敌军突然向我们开火，猛烈的炮火将我们团机关和走在前面的一营一分为二。我们立即停了下来，又与敌人展开战斗。战斗一直打到晚上，当天我们不知又牺牲了多少战友。此时道路已完全封锁，我们全团被包围了!
当天中午，我还见到了我的学生——鄢国友，因入伍前我在谷扬中学代课时教他们初二的语文。并再三叮嘱他要注意安全，脑筋要灵活，但后来还是未能回到祖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所有烈士陵园里，至今也没有找到他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