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意识形态

美国人的来源
美国原住民是印第安人，美国前期白人主要来源于英国清教徒，后来移民了大量白人殖民者，然后又从非洲贩卖黑奴过来。

美国人的文化传统
美国的传统文化是印第安文化，通过移民带来了英国文化，通过奴役黑人带来了非洲文化。
美国文化的特色是原生的印第安文化不断衰落，英国移民带来了撒克逊文化，奴役的黑人带来了非洲文化。。

美国人的宗教思想
美国的主流宗教是基督信教。基督新教，来源于宗教革命。
公元16世纪末到17世纪，英国清教徒发起了一场来势猛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宣布脱离国教天主教，另立教会，主张清除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的残余影响。但是，在17世纪中叶时，英国保皇议会通过了《信奉国教法》，清教徒开始遭到政府和教会势力的残酷迫害，逮捕、酷刑，宗教审判，每时每刻都在威胁着清教徒。被逼无奈，他们只得迁往荷兰避难。但是，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在荷兰，清教徒不仅没能逃脱宗教迫害，而且饱受战争带来的痛苦和折磨。更令他们难以忍受的是，远在异国他乡，孩子们受不到英国式的教育，对故土的感情一天一天地淡薄下去。为了彻底逃脱宗教迫害的魔爪，为下一代保留住祖国的语言和传统，他们再一次想到大迁徙。
天下虽大，何处是这群天涯沦落人的归宿呢？想来想去，他们把目光投向了美洲。100多年前发现的这块“新大陆”，地域辽阔，物产富饶，而且有很多地方还是没有国王。没有议会、没有刽子手、未开发的处女地。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他们才能轻轻松松地生活，自由自在地信奉、传播自己所喜欢的宗教，开拓出一块属于清教徒的人间乐园。
1620年9月，“五月花号”轮船载着102名清教徒及其家属离开英国驶向北美大陆，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航行，在马萨诸塞族的普利茅斯登陆上岸，从此定居下来。

美国如何打造主流意识形态？

                                                作者：黄树东                                时间：2018-06-04

如何走出经济政治困局？如何进行经济政治的改革，让经济政治进入良性循环，避开特殊利益集团和党派利益的陷阱？如何调整战略？总之，如何准确把握政治经济现状，开出有持续疗效的药方？美国除了向盟友，向竞争对手，向低收入国家剪羊毛，搞美国优先以外，别无良策。当年罗斯福和西方在大萧条以后得以走出危机，是有理论创新的。而现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走入困局。面对中下层的反叛，建制派有正确的理论解释吗？没有。新自由主义，因为它代表了少数富有阶层的利益，而这个阶层控制着政治和意识形态，依然占有巨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美国精英对中下层民主的真实态度
中国的某些知识界和媒体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有太多的偏爱和过度的解读。他们热情地介入关于“民主”的意识形态争论。其实，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精英在国内推行的是一套“削减民主”的过程。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包括两个方面：经济上的财富集中，政治上的权力集中。作为意识形态的反映，7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两份宣言：一份是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的推动经济意识形态的宣言；另一份是1975年三边委员会的《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cy）。这份报告指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主面临危机。危机主要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西方或美国自身；危机的实质不是民主太少了，而是民主太多了。它明确指出，美国民主的危机是因为中下层享有太多的民主，“过度民主”（Excessof Democracy）是民主的最大问题。它提出的摆脱民主危机的方案是“削减民主”（Moderation of Democracy）。它指出，60—70年代的民权运动或西欧高涨的民主运动是民主的最大危机。它说，中下层高涨的政治热情导致了民主的危机；它说，那些原本对政治冷淡的阶层或群体，产生了政治热情，结成一种力量介入政治程序是可怕的。总之，它说，民主的正常有效运作，必须建立在广大中下层对政治的冷漠和疏远上面；广大中下层的民主权利导致民主的危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新自由主义主导的80年代以后，美国中下层政治热情的普遍下降。
关于“民主”的争论是一场虚假的争论，实质是地缘政治。如果我们把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宣言和经济宣言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发现下面这个基本线索：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削减中下层的政治权力；在经济上削减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读者可能要问，那么，这些权力转移到谁的手中去了呢？当然是极少数富有阶层。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国内推行的“削减民主”，同它在全世界公开推行的有天壤之别。一方面在国内压缩中下层民主权力，一方面在其他国家推动“民主”。美国对“民主”内外有别的现象，反映了美国精英对中下层“民主”的真实态度，也反映了“民主”这个意识形态成了地缘政治的工具的事实。那些追求“普世价值”的人们，那些以为美国精英阶层安排的制度有利于广大中下层的民主参与的人们，真需要认真读一读这两份文件，做一个清醒的思考者。那些以为“普世价值”可以帮助中国的人，更不能干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买卖；尤其不要把别人的地缘政治工具，当成一场民主的盛宴。2016年美国中下层根据自身困境而对美国建制的批判，为美国的这个国内战略提供了历史性的注释。关于对中下层的戒备，在美国可以一直追溯到开国那一代精英。在美国，许多中小学生都知道，美国不是“民主”国家，而是共和国（Repbulic）。
鲍威尔的报告来自美国“右边”的社会光谱，而《民主的危机》来自“左边”的政治光谱。提出《民主的危机》的三边委员会为美国提供过许多包括总统在内的高官，这就是它的影响力、执行力。这两份报告，一个要从经济上将财富集中到富有阶层手中，一个要从政治上将权力集中到富有阶层手中，从而左右合流。这两份报告是理解美国1980年以来政经走向的关键，是理解当今美国现状的关键。这种经济和政治结合，“右”和“左”两个政党联手，一起针对中下层的历史现象，值得那些善良的、希望中国照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人深思。
美国如何打造主流意识形态？
美国是如何推动这两份报告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呢？我曾在拙作《大国兴衰》中介绍过，今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美国如何打造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般历史，作为一个补充。
美国的统治集团对意识形态没有天真的幻想。美国占领意识形态高地，首先是正向激励机制，其中大致有三点。
1.美国精英阶层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非常简单，釜底抽薪，让不当言论发表者的生存都出现问题，把所有舞台拆掉，把聚光灯移走。没有听众，没有鲜花，没有掌声，让他们在寂静中享受言论自由。
2.利用庞大的经济社会政治资源，用大量的名誉地位和经济报酬去培养那些追随主流意识形态的人士，打造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高知名度团队。这些人都有许多桂冠、头衔和荣誉。精英阶层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酬劳意识形态的掘墓人，更不会让它变成许多人谋求利益的手段。他们出巨资支持大量的保守智库、研究机构、出版物和新闻媒体，推出许多含有意识形态、经济政治议程的“独立”的研究报告。
3.行业自律。以美国电影界为例，从迪士尼开始，在它的倡导下就形成了行业自律，提倡主流价值；非主流电影很难获得投资和票房；等等。行业自律也受到企业界的遵守和配合。比如当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有些大电视台的主持人因公开批评而失去工作，没有哪家私有企业再雇用他们。可能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很少有企业愿意开罪政府；另一方面，美国企业还是讲究“政治正确”的，他们有时候可能批评政府的某一项或几项政策，但是在根本制度和根本的意识形态上是不会对着干的。维护现行的制度和根本利益还是业界的主要考量。美国企业是没有推墙派的。
美国意识形态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严格坚持法治原则。比如，在20世纪初期，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非常有影响力，有的人还选进了国会（如维克托•伯杰）。在一战时期，由于社会主义政党反对美国参战（相当于在中国反对抗美援朝，反对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反对捍卫钓鱼岛和南海诸岛），当时的威尔逊总统，签署了《间谍法》，规定任何人，只要有意导致（其他人）对美国的不忠，不服从，反抗政府，逃避兵役等等，就会被判高达20年监禁。结果许多社会主义者被指控为“自愿的间谍”（即没有人雇用他们），代表德国的利益（一战德国是盟国的对立面），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利益，等等，被联邦检察官起诉而投入监狱。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位反战的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尤金•维克托•德布斯（Eugene V.Debs）在俄亥俄州坎顿一所监狱探望三位服刑的社会主义者，出来以后，在横对面的街道上发表不满的演讲。他被立即逮捕然后判刑。有人统计当时大约有300万人因此获罪（Zinn，1980:360）。同时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同盟军的工人运动也受到联邦政府的弹压，1920年，纽约州议会还驱逐了5名社会主义议员。从那以后，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陷入低潮，直到40年代。
美国是如何在大学实施学术自由的？大学应当鼓励和坚持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科学发展、技术创新的必需条件；良好的学术自由环境还是培养创新思考和创新人才的条件。限制学术自由就是限制科学和创新的发展。但是，学术自由不是没有限制和责任的。美国把学术自由严格地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每个大学都有教师手册，对这些有明确的规定。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来看一看美国大学教师协会2002年5月的一篇报告，题目是《大学教师和学校的学术自由》（Academy Freedom of Professorsand In stitutions）。我们先看教师个人的学术自由。该报告是这样表述的：
老师享有研究和发表研究成果的完全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受限于他们在其他教学责任上的合格表现；老师享有在课堂上讨论他们学科的自由，但是，他们必须避免在他们的授课中引入同他们学科无关的有争议的东西……只有当他们的言论与科目密切相关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的讲话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他们作为公民而发言和出版的时候……他们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加给他们特殊的责任。作为学者或教育官员必须牢记，公众会通过他们的言论来判断他们的职业和机构，所以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准确，都必须行使恰当的自我约束限制，都必须表现对其他人观点的尊重……
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定义，划出了明显的责任边界。可见一个老师如不合格地履行教师的所有职责，是不享有学术自由的，而且学术自由仅是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面的研究和出版的自由，不能超越这个边界；教师是不能在课堂上，超出自己的学科范围，引入那些挑起争论的宗教、社会、经济、政治或其他话题的，更不能在公共场所发表一些没有依据、无自我约束的言论。所以，“学术自由”不是完全没禁区的。你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老师，才有学术自由。你只在自己的学术领域才有学术自由；你不是研究近代历史的，你就不享有在课堂上大量发表关于近现代历史的挑起争议的看法的自由；你是研究经济的，就不享有在课堂上大量发表与经济无关的、关于宗教或政治的、挑起争议的看法的自由。在公共场所，你不享有故意利用不真实的材料来支撑你的观点的自由。这篇报告还指出，学术自由并不绝对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学术自由不能绝对，不能高于其他一切。关于大学机构的自治问题，报告指出，“正如教师个人的学术自由不是不受限制的，大学的学术自由也是有它的限制的。”所以，大学自治也不是无限制的，是有边界的。美国大学分公立和私立，而公立大学的教师是公共机构的雇员，所以他们的自由还要考量公共关切（Public Concern）的事项，不能干扰公共关切事项。
美国在书写历史的时候，总是为英雄讳。在正史中看不到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是如何负面评论那些同英国作战的中下层的，看不到杰斐逊是奴隶主的记载。在历史评价中，短期的折中需要是几十年之争，历史书写权是千年之争。前者争夺的是权宜，后者争夺的是不朽，是所继承的事业的不朽，是自己事业的不朽。在塑造自己的历史传统方面，欧洲人和美国有相通之处。如果西方要客观，就必须奉东罗马帝国为正朔；如果西方要“尊重史实”，就必须把俄罗斯当成罗马文明的传人。西方人是高明的，为了不朽的千年大计，是不会去斤斤计较那些不利于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所谓客观的历史事实的。最广为传唱的历史是史诗；最能不朽的历史是神话。塑造一个民族的伟大历史和灵魂，不是纠缠历史细节的那些雕虫小技，而是叙述历史的那些宏大诗篇。美国早期的许多领导人都有许多这样那样的“错误”，比如杰斐逊过分强调州权，在某种程度上，内战时期南方邦联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杰斐逊的州权理论。而正统正面的历史，塑造着美国人的灵魂，为美国制度打下了长久的民心基础。民心是可以塑造的，而塑造民心的最好方法就是历史。历史就是由象征符号表达的。如果一个民族摧毁了这些象征符号，也就摧毁了历史，摧毁了民族的灵魂。
这些美国历史上产生巨大作用的意识形态“工程”，从立国开始，就打造出意识形态的“金”工程，为美国制度赢得了200多年的稳定。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打造出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70年代以前，美国的各种公开的意识形态还比较多，有的还非常有影响。但是，从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被新自由主义垄断。新自由主义唯我独尊，不是偶然的。从2016年的大选来看，这个意识形态受到左右两翼中下层的抛弃。
为什么意识形态是“存亡之地”？
美国精英阶层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打造证明了什么？在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会利用控制的经济资源去打造符合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态，让这个意识形态反映这种存在，推动这种存在；而不同的意识形态又可能会对这个经济关系起到推动或破坏的作用。美国精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实践是不是验证了马克思的论断？
美国不仅是一个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意识形态上的超级大国。当年同苏联不仅在军备上竞争，更是在意识形态上竞争。苏联的失败，始于意识形态竞争的自我矮化。苏联最后的领导人，主动放弃了意识形态，这是溃败的主要原因。苏联解体后，美国在国际上曾经垄断着话语权，即使在国力衰落的今天，依然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美国在这两个方面的超级大国地位是许多代人精心努力的结果。毛主席讲枪杆子、笔杆子，美国又何尝不是？美国在这方面的作为，值得好好研究，看看有没有值得借鉴的。那些抽象的价值，它可以要别人把它当饭吃，它自己可不会拿它来充饥。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就是掌握人心的话语权，就是掌握国家甚至其他国家未来道路的话语权，就是在国际上占领道德高地、左右国际舆论、合纵连横的话语权，就是裁决制度合理性的话语权。在国际上，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还是捍卫和寻求自己利益的行动权。在意识形态上无所作为，就如同在敌人入侵的时候无所作为一样。
记得王明阳讲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任何一个制度或国家，必须建立在人民的心中才能长治久安。这就是为什么卢梭认为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爱弥儿》，而中国从周公制礼开始就力图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图通过系统工程把国家制度建立在人们心中，建立在人们的行为规范中。美国成功的经验何尝不是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精英显然意识到，意识形态领域，如果体现国家制度的观念不去占领，那么否定国家制度的观念就会去占领。这就可以理解，一个强大的帝国，为什么不能容忍教师在课堂上发表超出自己学科范围的、引起争论的言论。是帝国太脆弱，容不下一张不受约束的讲台？不是。是因为它太重要。在意识形态上任别人起舞是非常危险的。放弃自己的话语权或在自己的话语权上软弱无力，那么别人的价值和话语体系就会变成你的尺度，就会变成裁决你的尺度，你的旗帜道路和制度就会越来越弱，最后被突破。结果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国家动荡，几十年建设成就毁于一旦。这样的例子太多。意识形态是根本利益，是核心利益，是发展利益，是国家的战略利益。在意识形态上要敢于亮剑，要旗帜鲜明，要有坚韧的定力。
为什么意识形态是“存亡之地”？其实马克思早就高瞻远瞩地告诫过我们：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有反作用。不要忽视意识形态对存在的反作用。对任何国家而言，如果你的意识形态都改变了，你的那条道路、那些经济政治制度还能存在多久呢？你那杆旗还能扛多久呢？
我们过去在国际竞争中很重视经济竞争，意识形态的竞争可能不是我们的重点。这种看法，可能要重温意识和存在关系的辩证法。我们不能放弃经济竞争，但是不能不坚定地坚持旗帜、道路和制度。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就是你的制度、道路和理论的话语权，就是你的生存方式的话语权。在这个方面，不可以“韬光养晦”。中华民族从1840年到1921年，到1949年，特别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探索出了一条复兴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体现在我们具体的制度和做法上面，也体现在意识形态、思想和道路上面。放在大历史里，这个话语权不能有半点含糊和软弱，否则，就迟早会出现颠覆性变化。现在这条道路和制度后面有一种无比坚强毫不动摇的意志和决心。这种决心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是全面复兴的保证。中国全面复兴的伟业呼唤我们成为意识形态的大国，成为反映历史的理论大国。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出路吗？新自由主义导致了财富的垄断、政治权力的垄断和意识形态的垄断。它提倡私有化，扩大贫富差距，反对必要的政府干预，成就了少数富有阶层高度集中财富和权力的愿望，却以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下层的急剧贫困化为代价。它无法揭示美国经济的深层危机。它只涉及个体的利润动机，却回避且无法回答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没有回答公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回答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国家政治制度和担纲集团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问题，没有回答消除贫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回答如何防止金融泡沫，实体经济空心化，如何处理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如何防止资本巨鳄极度收敛财富的问题。它把原教旨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乌托邦，没有回答如何防止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的问题，没有回答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稳定的关系，没有回答公平同民主的关系。我们曾经指出，公平是自由的基础，公平是民主的基础，公平是法治的基础，公平是言论自由的基础（参见拙作《中国，你要警惕》）。财富高度集中带来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广大中下层自由民主权利的丧失。这是美国中下层和2017年特朗普就职演讲提到的现实。在财富集中的情况下，如何防止政治权力被富有阶层垄断？新自由主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更没有回答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如何消除贫困，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西方那一套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陷入了僵局，更没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的方案。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过去几十年采取了西方提出的方案，今天依然在贫困中奋斗。出路在哪里？有没有不同的思路？有没有不同的选择？我们的时代需要不同的道路，我们的时代呼唤不同的方案，发展中国家在寻求不同的方案。
中国迎来了意识形态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一条不同道路和她的光辉成就展现在世界面前。具有5000年连绵不断文明和历史的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不断探索复兴的道路。从1949年起，经历了站起来和富起来两个承接相续的30年，现在已经进入了强起来的第三个30年。一个强盛富有的新中国，取代了软弱贫穷的旧中国。到2020年，我们将消除贫困，让每个人分享中国复兴的成就！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现在有多么的贫困，无论你居住在大山的哪一个褶皱，无论你的家乡曾经有多么贫瘠，无论你手上有多少厚茧，无论你的脸上印有多少风霜，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都会挽起你的手臂，14亿人手挽着手一起走出贫困，一起分享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成果！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4亿人口，将消除绝对贫困！这在世界历史上有过吗？没有。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吗？没有。这是多么伟大的成就！是几十年薪火相传，持续奋斗的结果。伴随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方案出现在大历史的视野里。中国给人类贡献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中国的意识形态必然走上世界舞台。
意识形态是千年工程。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小看意识形态的竞争，认为它改变不了什么。这是误解。意识形态的竞争改变的是人心，是人的价值选择，是现存制度和国家的人心基础和价值基础。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向背是天下得失的根本。民心不是静止的船舶，民心是流动的长河。民心需要争取，需要赢得，需要塑造，需要培育。意识形态战略就是话语权战略、民心战略。意识形态的竞争是成本最低的竞争，然而却是报酬最高的竞争。在所有的软实力中，意识形态是最强大的软实力，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孙子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识形态竞争更是如此。看看苏联、东欧，看看中东，看看为什么美国历来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竞争，千方百计把自己打造成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我们会认识得更加深刻。

美国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表现及启示

作者：李庆四                                时间：2017-10-15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会为追求自身安全而不懈努力。即使拥有全球军事强权并在各地驻军的美国，也追求更高安全甚至是过剩安全，其实是借机攫取额外的霸权利益。为给这一特别利益目标正名，美国高举意识形态大旗，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死抱冷战思维不放，无论是政治外交还是经济合作如投资审查等都反应过激并百般打压。比较而言，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却更宽容和开放。一方面美国强化意识形态安全，另一方面，毋庸讳言，中国正面临意识形态危机，其中的原因及影响令人深思。
一、美国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表现
冷战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给人类和平和合作提供了契机，冷战意识形态本应随之扫进历史垃圾堆。然而，以冷战胜利者自居的美国不仅没有顺应历史潮流，反而不断强化冷战意识形态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文化等方面看都是如此。
经济上，尽管美国一直强调贸易自由主义，希望产品进入他国市场，但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不断抬头，到特朗普任内已出现逆经济全球化之势。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旷日持久，中资企业在美国投资或兼并活动多被叫停，除了十多年前中海油兼并尤尼克的失败案例及近年华为进军美国遇阻的惨痛教训，还有协议达成不久的高铁项目也被终止，明显违背西方吹嘘的契约精神。其实有关油田业务多为海外区块，而非美方所谓接近军事区;拥有自我知识产权的华为和高铁对美国企业构成了竞争压力，这才是美方担心所在。即使是布什总统卸任前夕签署的对华绿色能源技术转让，奥巴马政府八年任期也没有兑现。自出现所谓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竞争以来，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可谓讳莫如深，生怕被夺去世界灯塔地位，更担心中资企业在美国发展挤压本土产业生存空间。
政治上看，冷战后一度认为历史终结了的美国自诩民主国家旗手，对“非民主”国家表现出莫名其妙的制度优越感，多年来美国与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关系的摩擦之一就是符号化的民主与专制之争。布什政府在亚洲组建围堵中国的所谓“民主联盟”，奥巴马政府为此则推动亚洲再平衡。然而现实却是另外一码事，正如2014年美国教育部网站因摘录毛泽东的话为每日警句而遭举报当天就被撤掉表明的那样，对政治正确高度敏感的美国迫使国人不敢越雷池一步。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名不见经传的特朗普之所以能过关斩将问鼎白宫，靠的就是口无遮拦的喷子劲头，犹如《皇帝的新装》里的孩子说出了人们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引发广泛共鸣和支持，而其暴露的则是美国人被“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逼疯的残酷现实。至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不见容于美国，甚至比对法西斯的防范还严苛，因为它发现只有共产党的强大动员能力才是难以克服的挑战。
文化意识形态上美国的攻势亦咄咄逼人。美国人无疑深谙思想理念渗透的强大威力，正如苏联解体原因之一就与和平演变渗透有关。近年来美国试图全力复制这一手法，承认通过各类非政府组织每年在中国花费巨资培养亲美势力，幻想着终有一天中国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前驻华大使洪博培说关键时刻可借助广大网民推翻中国政府，再次实现不战而胜。在发动攻势的同时，美国不忘加强防范。近来在美孔子学院的正常教学活动无故受限，是美国人担心受儒家思想文化侵蚀的表现。如果说当时美国签订协定是由于中国国力弱小而不被视为威胁，今天改变立场显然认为中国的实力已今非昔比。可见，无论中国是否接招，从政治到文化的意识形态竞争过程中，美国不会停止步步紧逼的招数。
美国学者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观点认为：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这既是美国现代战略经验的总结，又是对其未来一个时期全球战略特别是对华战略特点的预判，结合当前混乱的国内舆论看，无疑是值得中国高度警惕的。
二、美国为何强调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不仅涉及政权合法性而且是国家安全的思想灵魂，否则再强大的国力也可能轰然倒塌，这是苏联解体血的教训带给我们的启示。从冷战胜利中尝到甜头的美国由于以下原因，更重视国家安全中的意识形态作用。
一是作为年轻的移民国家，美国的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不同于自然形成的一般民族国家，两种“力”的缺乏是其作为民族国家一种先天不足的表现。如果强大的国力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之一，那么外部威胁同样是激发凝聚力的有效手段，比如寻找意识形态敌人。所以利用安全话题炒作外部威胁，激发民众爱国情绪，似已成为美国精英热衷的伎俩。事实上，冷战时期美国两党的一致共识就是党争让位于国家安全，这也是美国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苏联解体后不久就发出“为什么我们很快就会怀念冷战”惊人论调的缘故。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一方面为美国军工行业增加国防费用大开方便之门，继续打造强大军事力量，另一方面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企图捆绑中国发展的手脚。
二是从世界影响角度看，美国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安全。恐怖袭击对社会流动性强的美国产生重创，枪支泛滥更助长了无论输入型还是本土产恐怖分子的气焰，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反恐不仅成为布什政府凝聚民心的强心剂，甚至还捏造所谓“邪恶轴心”等“人类公敌”争夺世界道义制高点。金融危机后经济地位受挫、信誉扫地的美国试图重新制定贸易规则，重塑世界经济影响力，奥巴马政府声称决不能让中国制定规则。美国全面围堵并极力削弱中国的意识形态影响力，企图让中国自乱阵脚，对发展中国家失去吸引力，从而确保自己世界领导者的地位。
三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敲打和施压竞争对手，提高自身要价。中资企业在美并购屡屡遇阻，原因正在这里。美国国会经常组织有关问题的听证会，特别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扮演了极其难看的角色。这个半官方机构专门从经济安全角度给中国出难题，炒作所谓对美国的威胁来影响公众、企业和政府对华态度，为中资企业设置更高门槛。美国加强对中国国有企业和怀疑有政府背景的民营企业的防范、歧视，却允许其他国家如英国在一些业务上实施兼并，唯独中国就不行，显然是戴意识形态眼镜审视的结果。总之，国家安全借口在塑造舆论上确实是件百发百中的武器，表明美国精英善于揣摩和引导美国民众心理，使中美正常商业活动备受意识形态因素干扰。
以上方面表明，美国意识形态安全意识之强既有历史和民族形成等客观原因，也有政治精英不切实际地刻意追求绝对安全并打压对手等主观因素，而且后者的影响更大。美国谋求国家利益的这一手段，对东西方关系的危害不可忽视。
三、美国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要求高，不仅对自身安全环境产生影响，而且影响到许多其他国家，特别是对与之有着紧密经贸关系但越来越被视为竞争对手的中国影响很大。
从双边投资看，鉴于中国所持的开放立场，美资一直受到鼓励并享受优厚待遇，诱使不少国人想方设法以外籍身份“回国”投资。美资作为外来投资的前几名，在中国多领域占有相当份额，投资少有禁区，并且获利丰厚，像科技要求不高但消费需求庞大且利润不低的洗涤剂行业和备受争议的食用油压榨业都被美资直接间接控制。反过来，除了债市投资，中资在美投资和兼并一直都不顺利，障碍之一就是美国捕风捉影地炒作中国公司所谓窃取美国技术等与安全有关的话题。与过去的侵犯知识产权指责一样，这其实是它施加压力的惯用手法。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多次对北京喊话，莫名其妙地声称中国改革事关美国利益。美国既热衷于煽动中国经济进行私有化改革，又施压中国去产能，以便对竞争力强大的中国实体经济实施精确打击。
从政治文化上看，文化顺差已成美国对外贸易最大顺差，在全世界到处输出美国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麻痹发展中国家人民以掠夺经济利益的一剂毒药，是思想、精神和文化侵略无硝烟战争的代名词。长期以来美国在华的影响长驱直入，造成国内思想舆论极大混乱，“推墙党”的出现就是温水煮青蛙式文化侵入、思想混乱制造社会动荡的有力证据。多年来，中国大学课程里英语代替母语成为必修课，是世界大国中少有的本末倒置现象，一些所谓公知完全以美国的是非为标准，致使国人在文化方面少有防范外来入侵的意识。与擅于塑造高大完美英雄形象的美国意识形态输出的主角好莱坞相比，我们的文化艺术领域可谓泥沙俱下、美丑颠倒、敌友不分，一些电影和文学作品为赢得西方大奖毫无底线自我矮化和丑化，致使不少(也不只是)年轻人成为美国思想的奴隶。
从军事上看，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一直追求绝对军事优势，一再强化特别是亚太军事联盟，并保持世界最大军火出口国地位。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主权国家的公然侵略和干涉以及对华全面围堵表明，在国际政治上真理在导弹射程里的结论并没有过时。即使是强化与日韩菲澳印等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国也以所谓“民主联盟”的名义来进行，现在又成功推动萨德反导系统进入韩国，不断复活对中俄朝的冷战对立。美国还一直虚构中国网络安全威胁，但斯诺登丑闻表明，明明是垄断网络根服务器的美国在全球组织窃听对手的“五眼联盟”，甚至连盟友德国都不放过。
当今殖民地概念已不再是领土扩张，而是经济和文化殖民，单纯军事斗争没有出路。习-近-平说，“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安全观可谓一语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则首当其冲。
四、美国强化意识形态安全的启示
当前，中国在“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的准备”同时，必须运用一切手段保障国家战略安全，加大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领域斗争的力度与水平，扮演好应有与应尽的战略角色。
经济安全上，任何以为经济发展了，实力强大了，中国就不怒自威了，国家安全问题迎刃而解的想法，都是十足的幻想和妄想，何况如何防止财富被人掏空比如无硝烟的金融战更是严峻考验。奥巴马说不让中国制定贸易规则，一旦改变规则市场上竞争成功的企业就不战而败地出局;美国金融危机解决之道不是改革濒临破产的福利体系和停止军备竞赛的战争政策，而是通过金融剪羊毛向新兴国家转嫁危机;过去30几年大量优质国有资产已被美资等廉价收购;一些人赚着国人的钱，却到美国大方地捐款;还有令人难以启齿的贪官携带巨款逃亡美国事件频发，造成财富变相流失。如果处于全球金字塔顶端的美国被资本势力控制未必危害其国家安全，中国被控制的结果则必将受制于美国，因为资本的趋利性必将挣脱政府控制，最终依附于强权保护。做大的经济蛋糕若只是向外输送利益的聚宝盆，中国就无异于美国事实上的经济殖民地。所以，产权归谁掌握才重要。但国内总有人崇拜美国模式，极力推销经济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究其原因，主观上不希望丧失既得利益，客观上不无出卖国家利益之嫌疑。当前我们要警醒经济腐败的源头在于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是美国中情局“中国十诫”搞垮中国的突破口。
国人在政治文化安全上的麻痹轻敌思想严重，“崇美、恐美、媚美”的程度令人吃惊。不少人渴望融入“文明的”西方社会，以为这是个你我不分的世界;总说政府敌情意识太重，认为外部威胁多半是臆想的;既然中国只有自己才能打倒自己，只要自己做好了就不会有危险;对“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以为然，对“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产生“狼来了”的疲倦，终日幻想着“化敌为友”。一个自认低人一等的民族永远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长此以往，无异于自毁长城。
奉行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理念的中国深知，丛林法则横行的世界和平仍然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来保障，但核武笼罩的时代并不一定非要硝烟四起、枪林弹雨才叫战争。美军霸权虽不可怕，意识形态竞争却剑走偏锋，苏联解体就是无硝烟战争的典型案例：成为思想俘虏后，统治集团的所作所为只能是自我解构。国人对安全的理解还停留在有形的军事安全层面，对无硝烟战争的巨大破坏力不够警觉而产生盲目安全情绪。美国通过网络平台对中国实施意识形态舆论战，失控的网络管制可以使局势乱上加乱，而网络乱象症结在于外资渗透和控制。资本控制政治时代的言论自由，是资本恣意妄为的自由，最终目的是彻底控制国家。网络上的意识形态斗争虽作用于心理层面，但在群体性事件、社会暴戾情绪等物理空间的影响铺天盖地。近年来网络挑拨的警(军)民矛盾，成为社会动荡和国家安全威胁之一，而央视披露苹果手机后台控制信息安全的内幕，更暴露出中国信息安全的可怕隐忧。
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美国对中国早已采用具有极强隐蔽性和迷惑性的新战法即“文化精神摧毁战”，对民众的国家认同、民族自信进行潜移默化地消解，发动全面的文化意识形态攻势，并得到公知带路党的呼应。如扭曲的公知文化让人不仅不爱国，还不爱国得振振有词，当爱国者被称为狭隘民族主义“爱国贼”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打时，爱国居然成为被阴暗势力迫害的理由，其嚣张露骨令人发指;一些企业变相鼓励肆意质疑否定丑化民族英雄人物的恶行，抹黑朝鲜战争，诬蔑开国元勋，推倒毛泽东，而美化过去的侵略者和敌对势力;公知对所谓“军方鹰派”发表言论，气急败坏地诬蔑其为军人干政，而对美国军方屡见不鲜的好战言论充耳不闻;以加温热点事件诱导舆论走向，肆意挑起民众与党和政府的矛盾;这些都是对手想做却做不到的，公知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无异于“灭人之国”。“第五纵队”正与西方势力内外勾结、遥相呼应，系统全面地恶毒攻击毛泽东。只要“否定了毛泽东就否定了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共产党赖以执政的合法性必将轰然倒塌，从而达到摧毁人民精神家园、分化文化意识形态之目的。舆论阵地自己不占领，敌人一定会占领，身边不拿枪的敌人的威胁更危险。
毛泽东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今天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在失去武力战胜中国的信心时，转而诉诸意识形态攻势，从内部攻破堡垒成为优先选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实质是一场关系到人民政权的政治斗争。习-近-平主席曾多次联系国家政权的安危、社会应有的健康向上主旋律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等重大问题，深刻论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和平时期警钟必须长鸣，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必须加强。

不到美国不知道什么叫意识形态斗争

作者：青衫老祖  2015年5月27日

当今的世界谁最擅长也最迷恋意识形态斗争？是中国吗？不是。因为中国从未准备向其他国家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交往中也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寻求合作共赢的全方位平等外交；是俄罗斯吗？也不是。从总体看，俄罗斯的意识形态已经摆脱了前苏联的冷战思维以及输出革命的修正主义帝国心态，成为一个尊重多样化文明的国家。最擅长也最迷恋意识形态斗争的，其实就是到处宣扬普世价值、以思想多元化自居的美帝。
日前，我有幸又去了趟美利坚合众国，是继上次前往18年后再次登上这个自由世界的天堂的国土；同时也有机会倾听美国的一些著名智库人士关于世界和中美关系的看法。于是也终于搞明白了美国人为什么那么重视智库、推崇智库人物。他们可不仅仅是政府的参谋和咨询，更重要的，他们是先锋、是投枪——意识形态斗争的先锋与投枪！由于智库人士的非政府性以及“权威”性，智库人士在意识形态斗争方面的能量完全可以称之为“思想核弹”，在许多国家政府和精英面前，他们所向披靡，能够担当三个回合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美国著名智库人士、前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洋洋自得的称之为美国的无与伦比的软实力！
纵观美国的智库人士，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拥有深厚的政府背景，要么是在美国的重要政府部门比如白宫、五角大楼、国会山或国务院担任过重要职务，要么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担任过重要角色。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绝对忠诚，忠诚于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忠诚于建设美国的价值观帝国的全球战略。因此，他们也深受政府器重。政府在资金上大力扶持他们，在舆论上大力吹捧他们，把他们塑造为某个领域的理论泰斗、武林至尊，以便其牢牢掌握这一领域的话语权。在此基础上，鼓励他们周游列国，出席各类论坛，广泛传播其思想观念，影响他国政治议程。
他们实际就那么几个人，翻来覆去也就那么几句话。什么中国不能以大压小啊，不能放弃韬光养晦的正确路线啊，不能依靠武力改变现状啊，要按国际规则办事啊等等。然而就这么几句话，他们可以无休止的说上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些话在青衫老祖看来无一不是屁话，但是，在美国政府看来，却是施压中国的重型炮弹。美国政府要的就是这几句话。因此，尽管这几句话没几个字、也不需要用多少数据和事实论证其严谨，美国政府都是要出钱的。
美国自封为民主和自由的天堂，以思想多元自居。但是，美国的智库人士都是在美国修炼了多年的顽固保守人士。他们有三不说：一不说美国的制度不好；二不说美国的历史不好，三不说美国在海外制造了多少人道主义灾难。所有智库人士都是天然的“手电筒派”，强光只对准别人，绝不对准自己。因此，他们看起来都非常傲慢：错误都是别人的，美国总是正确的。即使出现了伊拉克这样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问题也不出在美国，而出在伊拉克的腐败无能。这哪里是思想多元呢？简直是意识形态暴政！
由此，我们还可以更彻底的理解为什么美国会花钱支持那么多NGO走出国门，以这基金、那基金的名义资助对象国的社科研究。理由很简单，美国是在对象国移植“智库经验”。通过移植，把对象国的所谓“文化精英”招安进美国的“智库群”，成为战斗力强大的“第五纵队”。
总之，关于美国的意识形态斗争，有三点结论需要谨记：一、在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领域，不存在多元问题，相反，是高度集中统一的；二，美国的智库制度实际就是意识形态斗争制度，是美国软实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三、美国在传播价值观、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方面不惜血本，不仅投资本国智库、而且收买他国“精英”，厉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法则。对此，有关国家不可不防！

《中美今天的选择决定未来两国关系》


最近访问美国期间，我见到的每位学者都说，美国对华态度彻底改变了，并声称是府学、两党的共识。在美国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实现经济腾飞之后，中国没有接受美国的政治制度，美方对此感到失望。在与中国的经贸交往中，美方认为自己很“吃亏”，更担心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技术阶梯上的快速提升。美方还认为在军事上受到被中国“挤出”亚洲的威胁。
尽管美国对华态度在变，但向哪里转变呢，似乎没有人说得清楚。历史地看，美国是在应对一个个事项的处置过程中，经过试错和凝聚共识来完成大的战略调整。因而可以预期，美国进行任何调整也会需要一段时间。这也意味着，未来的最终结果将会受到两国相互作用的影响。
在斟酌下一步如何走之前，中国人首先要问：美国的指责是否公允？的确，中国并未随着经济增长而接受美国的政治制度。还记得，九十年代中期我参加了一个美国政府为发展中国家外交官组织的访谈项目，议题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期间我反复问这样一个问题：冷战后美国新的国际战略目标是什么？得到的明确回答是，在全球推行美国式的人权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之后的20多年美国确实这样做了，结果成本高昂，代价巨大。
美国在中国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但显然这不是美国唯一的“失败“，更不是最惨痛的。在见证了“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给一些国家带来的后果之后，美国应该庆幸，中国没有自废武功地走上错误的道路，既没陷入政治动荡，也没出现经济混乱，而是保持总体社会稳定，成功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为全球经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做出了贡献。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重建让美国耗费了大量财政资源，而中国的发展极大地惠及了美国的繁荣。
中国充分利用美欧推动的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经济发展蒸蒸日上。勤劳的中国人民有效地使用了国际资金、技术、经验和市场，促进了工业化进程。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人民生活水平取得巨大提升。
但必须记住两点：第一，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中国工人为这些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例如，入世之后，国内企业突然直接面对国际竞争，多数产业陷入困难，有的甚至难以为继，大量工人下岗。同时，中国大规模进行法律法规的清理修订工作。在短时间内，中央政府清理了2000多件，地方政府清理了19万多件，艰难地克服在管理上推进广泛再构建的困难。
第二，中国的发展同样惠及美国。牛津研究院估计，从中国进口的低价商品帮助普通美国家庭平均每年节省850美元。从2001年到2016 年，美国货物贸易对华出口增长500%，远高于同期对全球出口90%的增幅。万物联网时代的到来和中国快速增长的中高收入消费者群体的出现，将为美国公司提供更多机会。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更是世界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任何“脱钩”的尝试都必然给世界各国带来严重的损伤，包括对美国。
中国应如何回应？面对来自美国强硬但混乱的声音，我们需要保持淡定，重要的是聚焦自身发展，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中国没有对美采取更加对抗的态度。因为，中国对美政策是整体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维护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和合作的国际关系, 以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因此，中国有理由继续坚持“建设性合作”的政策。
中美关系的变局对中国也是又一次倒逼改革的机会。美方工商界提出来的市场准入等问题，许多正是中方需要通过改革着力解决的。事实上，中国政府正在进一步推进开放：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四月宣布的11项开发市场的具体承诺，迄已落实8项，涉及银行、证券、保险、评级、征信、支付等。政府也在下大力气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对中外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的改革者可以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动力，打破阻力、实现必要的改革成效。
但有一点必须清楚：中方绝不会屈服于关税霸凌。有些言论声称贸易战使中国经济“滑坡”，还有人认为可以期待中国屈服了。这只是一厢情愿。
中国经济正在去杠杆期间，本身就存在较多痛点，处于咬紧牙关砥砺前行的阶段，这也是为了维持未来的健康发展不得不做的。需要提的一句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正是为了参与解救美国所引发的金融风暴，才采取了较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贸易战或许会减缓必要的去杠杆进程。
抱怨和伤害对方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情况更糟。因此中国将坚持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更多国家在双方都关心的领域进行合作，包括应对气候变化、打击跨国犯罪、防治传染病和防止核扩散等方方面面。
因此，中国应继续与美方沟通。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美国的麻烦是美国自己的问题，需要美国人自己解决。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在分裂和转型压力之下面临严峻挑战，需要全面调整。但同时，中方有责任坚持对话，逐步澄清双方的一致点和分歧点，以拆解矛盾和解决问题、抑或管理难题的方式，渡过中美关系的险滩激流。
当然，那些一心寻求对抗的人或许不会对这个途径感兴趣。但是——让我借用一个俚语——如果有些人想追逐蝴蝶，其他人为什么要随之起舞呢？


(作者傅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本文摘编自作者2018年8月28-29日在亚洲协会等机构的演讲《中美今天的选择决定未来两国关系》，于9月10日发表在彭博社)

天赋人权


在西方思想史上，没有一种理论像天赋人权说那样同时具备了这样的特点：第一，深深打动了普通民众的心灵，第二，思想转化成了客观的政治法律制度，第三，理论本身又缺少历史的厚重和智力的纵深。

天赋人权说的现代起源可以追溯到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当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时候，人类对自我价值的认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每一个存在物都有自身的价值，同时都有自己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上帝赋予的，也不是国王赐予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换言之，它是一种基于人类本性的一种权利。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就是自然的权利。自然的权利到了中国，就变成了天赋权利，因为中国正统思想中没有西方意义上的“自然”的概念，只有文化、政治等意义上的“天”的概念。

权利既然归根于人性，那么要获得天赋人权的内容就要回溯到人性。每个人的首要的任务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他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保卫自己，因此他有生命权利；每个人都是意志自由的个体，他可用自己的判断和理性去做自己愿意做的事，因此他有自由权利；每个人都具有理性以区别于动物，共同的理性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因此他有平等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占有自然的资源，以此来维持生理的存在，因此他有财产权利；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他不受制于他人的干涉和驱使，因此他有自治的权利；理性有着自我完善的本能，因此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此这般，人类便有了生命、自由、财产、平等、自治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另外一个方面，人也是脆弱的、胆怯的和无力的，他不能够仅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征服这个残酷的世界，因此他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联合。人与人之间的联合因为各自的天赋权利又处于冲突状态，即当我主张我的权利的时候，你也有同样的权利。人要求权利，于是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竞争；人要求安全，于是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猜忌；人要求名誉，于是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藐视。生活在竞争、猜忌和藐视的环境下，人又有什么幸福而言呢？

于是，17-18世纪的学者们设计出从天赋人权到社会契约的精巧制度：放弃人性中的某些权利，换得一个公共权力来保障自己最低限度的法律上的权利。这就是政治权力和法律权利的起源。拿洛克的比喻来说，那就是：在受狸猫和狐狸骚扰与被狮子吞噬之间，我们宁愿选择前者。

政治的权力和法律的约束是对天赋权利的一种威胁，但是它们是不可缺少的制约。通过社会契约创立了国家和政府，制定了法律，这意味着，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宣告。当政府和法律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时候，人民有权利废除旧的社会契约，创立新的保护人民天赋权利的政府和法律。

就是这样一种直白的理论，法国人写进了《人权宣言》，雅各宾派以此发动了法国大革命，美国人写进了《独立宣言》，潘恩在它的指引下奔波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间。随着西方文明的扩张和渗透，欧美的天赋人权说演变成了世界性的口号。当第三世界人民反对外来殖民主义和反对内在专制主义的时候，天赋人权说成了唤醒民主、自由意识的法宝。在中国清末民初的时候，天赋人权说有了古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震撼力，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思想领袖们或多或少地利用了这套理论。

20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今天重新冷静地审视这套理论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套理论实践效果的有限性和理论本身的脆弱性。从实践的角度看，天赋人权说取得胜利的地方，只有法国和美国，孟德斯鸠和卢梭的理想设计通过法国大革命断送了封建制建立了共和国；美国的杰弗逊把天赋人权写进了《独立宣言》，制宪会议虽在1787年的宪法中抛弃了人权内容，但人权法案自1791年开始以修正案的形式并入宪法。不过，在英国，霍布斯和洛克的理论与其说是事前的启蒙，还不如说是事后的总结。

19世纪的戴雪和20世纪的哈耶克在分析英格兰法治的时候，他们都认为英国的法治源于英国人的民族本性，而非启蒙学者的思想。德国人似乎从来都没有真正信仰过天赋人权，曾经受到过启蒙运动思想影响的普芬道夫和沃尔夫的理论，只是在普鲁士立法过程中留下些许印记，而那个受到萨维尼痛斥的蒂博特，却只在德国民法典创立过程中充当了失败者的角色。在广泛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天赋人权”仅仅停留在政治理想口号的层面。

从理论上看，自19世纪开始，天赋人权说就一直饱受抨击，因为这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乃凭空而生，并没有历史的和哲学的根源。边沁称之为“修辞上的胡闹”，黑格尔视为“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的积极狂热”，梅因称之为“纯粹理论的信条”，马克思则用历史唯物史观取代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称权利并非人生而有之，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决定了权利的范围和内容。

20世纪之后，涂尔干和狄骥以社会学批判了天赋人权说，认定这个学说只强调了个人的权利，而没有考虑到社会的合作。人类本性中既有“个人性”又有“社会性”、人们既要“分工”也要“同求”，也许，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服从义务比享受权利更加重要。

肯尼迪的法律政治学则揭示了天赋人权说内在的矛盾性，人们永远都在利己与利他、个人与社群之间无所适从，天赋人权说不能够给我们肯定和明确的价值判断。欧洲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则称，人类永远都在权力和训诫下挣扎，天赋的权利说不过是以文明的压迫代替了野蛮的压迫。

可以说，天赋人权理论所引起的争议与困惑，最为真实而细微地昭示了：具有必死性的人类在一个永恒的世界里寻求自身、社会之起源的努力。具体言之，当那些历史的尘烟随着时间流逝化为空无，当古代的宗教、礼仪等社会建制遭逢现代性的侵袭，当现代人突然如“被抛”般落入“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夹缝，人们如同尼采所说：像一艘没有航向的船，舵手面对的是无边无尽的海水，流动而毫无根基。人们抛却了“上帝”的佑护，但他们却无法逃脱柏拉图早已写下的断语：人之世界终究需要神的指引和安守。只是，在“祛魅”之后的世界，新的造神运动所造就的神乃是人本身。这是人类命运的吊诡，也是历史与理性的狡计，它让人绝望，因此让人希望。

天赋人权说是具有瑕疵的美感，一个20多岁的人会真诚地信仰天赋人权说，一个40多岁的人会对天赋人权感到很无奈，一个60多岁的人则只会把天赋人权说当作一个历史的片段。

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是一种概念，用以解释个人和政府之间的适当关系。社会契约主张：个人融入政治社会是透过一个相互同意的过程，当中，个人同意遵守共同的规则，并接受相应的义务，以保护自己和其他人不受暴力和其他种类的伤害。社会契约理论对催生主权在民这一政治理念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大多数社会契约理论的出发点，是对不存在任何政治秩序的人类生存条件作启发式的审视，通常称为“自然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行动只受他们个人的权力和良心所约束。从这个共同的起点，社会契约论者各以不同的方式证明，为什么一个理性的个人自愿放弃他自然的自由，获得政治秩序的好处。

托马斯·霍布斯（1651年）、洛克（1689年）和卢梭（1762年）是最著名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家。他们对政治权力的性质有不同的结论。霍布斯提倡君主专制，洛克提倡自然权利，卢梭提倡独裁共和。近代的思想家如罗尔斯亦重提社会契约概念，但其内容不尽相同。虽然社会契约的提出是为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但社会生物学家发现这概念对了解其他物种的社会，甚至种间的共生关系颇有帮助。

社会契约的历史
　　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柏拉图所写的著名对话表达了希腊版本的社会契约论。在对话中，苏格拉底拒绝从监狱中逃脱以避开死刑。他认为，尽管他有机会去其他地方，但他心甘情愿一生留在雅典，这表示他已经接受了社会契约，即当地的法律责任，就算他被不公正地定罪，他也不能违反这些法律。

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
       法国的加尔文教派──胡格诺派教徒，他们的工作被反对西班牙的低地国家作家和其后的英格兰天主教徒所转述（代表人物为莫尔奈的菲力浦）。其中，萨拉曼卡学校的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1548年至1617年），可被视为早期的社会契约理论家，曾通过理论化自然法则，试图限制君主专制的神圣权利。所有这些群体引发了一种概念，就是通过社会契约或合同的方式而成的民众主权，而所有这些主张的出发点是“自然状态”的原型，大意是政治的基础是每个人本质上不受任何政府摆布。然而，这些主张主要依靠在罗马法中找到的“社团理论”（corporatist theory），当中，"a populus"可以作为一个独特的法律实体存在。因此，这些主张认为，一群人可以加入政府，因为它有能力行使单一意志，并同欠缺主权权力的情况下以单一声音作决定；这种主张后来被霍布斯和其他契约论者所扬弃。

格劳秀斯（1625年）
　　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年4月10日—1645年8月28日）是荷兰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先驱，国际法学创始人。其名著《战争与和平的权利》（1625年）不仅是重要国际法著作，而且是西方资产阶级人权学说的基础自然法或自然权利理论的开创性著作。同时也是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其《海洋自由论》主张公海是可以自由航行，为当时新兴的海权国家如荷兰、英国提供了相关法律原则的基础，以突破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海洋贸易的垄断，并反对炮舰外交。
      在17世纪初，格劳秀斯提出个人的“自然权利”此一现代理念。格劳秀斯假设每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自然权利，并在面对宗教的多元化和自然科学的兴起时，以这种理念作为道德共识的基础。他试图为社会的道德形成提供一个简单的基础，即是一种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自然法则。他甚至在其《战争与和平的法律》中表示，即使我们承认没有神这种最邪恶的想法，这些法律将仍然有效。这个想法被认为是煽动性的，因为据此，如果他们所成立的政治社会丧失它最初成立的目的，即为了维护人们，那权力可以最终回到众人。换句话说，主权在民。格劳秀斯说，人是“sui juris”（在自己的管辖下）。人们有作为人的权利，但这些权利是因应人们所接受的道德而有界线的；每个人都必须接受，人们作为个体有权尽量保存自己。因此，我们应该避免相互伤害或干扰。任何违反这些权利的行为应当受到惩罚。

霍布斯的利维坦（1651年）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国政治学家、哲学家。英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奠基人，是近代第一个在自然法基础上系统发展了国家契约学说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在1651年所着的的《利维坦》 替之后所有的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奠定根基。 利维坦阐明了详细的契约论的第一个现代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根据霍布斯，个人在自然状态下的生活是“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和短暂的”，在这样的状态下，自身的利益、权利和契约的缺失使“社会性”或社会不可能出现。生命是“无法无天的”（anarchic）。在自然状态下的个人是非政治性和不具社会性的。这种自然状态之后，出现了社会契约。
　　当个人走到了一起，并割舍他们一些个人权利，使其他人也同样割舍这些权利，社会契约就会出现。这导致了社会的建立，并推而广之，国家和主权实体的建立，这是为了保护这些新的权利，规范社会互动。但由社会契约而来的国家制度，是无政府状态（无领导）。正如在自然状态下的个人，主权国家在自身的利益、权利和契约欠缺的情况下，国家根据自身利​​益行事，与其他国家竞争。就像在自然状态下，国家之间注定会发生冲突，因为有没有超过国家的主权并足够强大实行社会契约。事实上，霍布斯的著作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洛克的政府论（1689年）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8.29-1704.10.28）是英国“光荣革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及经济学家、经验主义的开创人，同时也是第一个全面阐述宪政民主思想的人，在哲学以及政治领域都有重要影响。洛克的社会契约的概念不同于霍布斯，仅核心概念相同，即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会自愿地走到一起，形成一个国家。洛克相信个人在自然状态下，会受道德的约束，在“自然法律”下，不伤害对方性命和财产，但他承认，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人们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将生活在恐惧之中。洛克认为，个人同意组成一个提供“中立的法官”的国家，以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尽管霍布斯主张近乎绝对权威的政府，但洛克主在他的政府论中主张根据法律，自由不可侵犯。洛克主张，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公民派到政府的代表，以行使其自我保存的权利。因此，政府是公正、客观的代理人，行使个人自我保存的权利，而不是每个人充当自己的法官、陪审团和刽子手，即在自然状态下的情况。美国独立宣言援引了洛克的社会契约概念，这种观点认为，政府的权力“经受统治者之同意取得应有之权力”（美国独立宣言）。对于杰斐逊和许多美国的开国元勋，洛克是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
　　让·雅克·卢梭 (1712年～1778年），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提出基于不受限制人民主权的社会契约论。虽然卢梭写道英国人是当时最自由的人，他并不赞同他们的代议政制。卢梭认为，只有人民在立法方面有直接权力而人民主权是不可分割，自由才有可能出现。但他也主张，人们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真正意愿”，直到一位伟大的领袖（下称“立法员”）出现，以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习俗（很可能是通过宗教），合适的社会才会出现。
　　卢梭的政治理论与在洛克和霍布斯不同。卢梭发展出“公共意志”的概念，公民不能通过利己主义而追求真正利益，而必须服从由公民集体行动而立下的法律。卢梭的名言：“强迫得自由”"be forced to be free"应如此理解：什么东西对整体是好的，应由个人和不可分割的人民主权来决定；那么如果个人以其普通的利己原则，不服从的领导，他将被迫听从他们，因他本身是集体的成员（如公民）。因此，由人民集体地作出的法律，并非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而是其表述。故执行法律，包括刑法，不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因为作为个人，作为一个公民，表示明确同意受到限制；如果他不尊重自己的意志已反映到公共意志中，他会受到限制。由于法律代表公民自由的限制，法律代表着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一种文明的力量，因此，卢梭认为，法律有助于陶冶他们的性格。

蒲鲁东的个人主义社会契约（1851年）
　　蒲鲁东 （1809年至1865年）是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 虽然卢梭的社会契约是基于人民主权而非个人主权，也有其他如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提倡的社会契约，涉及消极权利和受限制的国家。蒲鲁东所提倡的社会契约的概念，不涉及个人将主权移交给他人。据他所指，社会契约不是个人与国家之间，而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不胁迫或支配的契约，每一个人维护自己完全的主权。

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年）
　　约翰·罗尔斯（1921至2002年）提出了的契约概念秉承康德主义，在其正义论中，理性的人在一个假设的“原初状态”下，撇开其个人喜好和能力而在无知之幕中，会同意某些司法和法律组织的一般原则。这个想法也用于博弈论对公平概念的形成。

高塞尔的协议下的道德（1986年 ）
       大卫·高塞尔的“新霍布斯主义”理论认为，两个独立的和利己的个体之间合作，的确是可能的；特别是当它来理解道德和政治。他特别指出双方面临囚徒困境的挑战时合作的好处。他建议，如果双方都坚持原商定的安排和契约所述的道德，它们都将有一个最佳的结果。在他的社会契约模型，信任、理性和自身利益是使每一方诚实和不违规的所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