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志笃与“五四”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谌志笃被推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会长和天津各界联合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一次讲演中，为激励国人，谌志笃毅然断指写下“学生作事，纯本天良，不为势迫，不为利诱”，表示愿与北京爱国同学共同斗争的决心。6月初，在北京街头讲演、游行的学生被北洋军阀悍然逮捕的消息传来，天津学生联合会齐集学生冲破军警包围到省公署，要求省长接见。谌志笃作为学生代表与省长谈判。­
7月初，谌志笃代表“学联”邀请从日本归来的周翔宇（即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翔宇慨然应允。谌志笃即请谌小岑和同学黄爱协助翔宇办报。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号便问世，日销量万余份。­
8月初，北京、天津等学生代表两千多人，齐集北京，包围总统府、国会和国务院，要求严惩捕杀爱国人士的济南镇守使马良，遭到当局镇压。天津学生闻讯后，由周恩来与谌志笃率领学生五六百人赶赴北京，他们同各地代表一起，连日在总统府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在全国各地各界人士纷纷声援下，8月20日，被捕代表终于获释。­
9月16日，周恩来、邓颖超、谌志笃等20名热血青年齐集天津草厂庵学联办公室，发起成立了天津最早的学生革命团体“觉悟社”。不久，在《觉悟》杂志上公布了由周恩来起草、大家一致通过的《觉悟社宣言》，从此天津学生运动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0月10日“双十节”这天下午，四万多学生、市民和各界代表人士在南开操场举行天津历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谌志笃被推选为大会总指挥，周恩来、邓颖超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严正要求当局立即释放10月1日在京请愿被捕的32名各地学生代表，并进行盛大的示威游行。经过38天的狱内外斗争，迫使反动当局释放了全体代表。­
12月25日，直隶警察厅悍然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各界联合会和由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在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周恩来提议用数字代替各人姓名，周恩来代号伍豪，邓颖超代号逸豪，谌志笃代号武陵。­
在1922年初的“一·二九”血案中，周恩来等24名学生代表被捕，其余学生被打伤多人。谌志笃与邓颖超联络24名学联代表，背着铺盖来到警厅，要求代替被捕的24名代表坐牢。经过斗争，取得在警厅与被捕代表见面的机会，并迅速商定由谌志笃赴京聘请著名大律师刘崇佑为代表们辩护。刘大律师在法庭上仗义陈词，被捕代表全部被释。­
谌志笃在“五四”运动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用自己的热血写下了青年谌志笃光辉的一页。1970年他病逝于贵阳，享年75岁。

在织金的革命战争发展史中，出了不少与共和国伟人感情深厚的人物，谌志笃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谌志笃先生，号石僧，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生于织金城关大东门城墙脚。先生一身喜爱读书，参加了不少的社会活动，在谌氏家族中和社会上颇有名气。

民国二年（1913年），谌志笃在贵阳私立南明中学（现贵阳一中前身）读书。毕业后，于1916年考入天津工业专科学校机械科学习，后与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结识，并于1918年共同建立了进步的学生组织——“觉悟社”，学习马列主义，传播进步思想，谌志笃成为该组织的主要成员之一。1919年春，在北京、天津等各大城市掀起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前夕，谌志笃与周恩来同志等，因听到各列强袒护日本和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就以天津代表的身份，赴北京向段祺瑞政府请愿，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参加了北京学生的运动，谌志笃被选为京津“学生联合会”的主要负责人。五月四日清晨，与“北大学联”的其他负责人一起，带领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进行反对卖国政府，反对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约”，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青岛和胶州湾，誓死收回山东权利的宣传。事前，谌志笃还咬断自己右手食指，书写反帝爱国的标语口号，向家中写了“绝命书”，以表示自己的爱国决心。他们的革命口号是“内惩国贼，外抗强权”。继而又参与领导北京的大、中、小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火烧卖国贼曹汝霖的老窝“赵家楼”，使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很快发展成为轰轰烈烈的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920年秋，谌志笃先生在天津工业专科学校任教，不久转回贵州，在贵阳南明中学当学监（管理学生学习和生活纪律的老师），同时兼任理化教师。在此期间，谌志笃先生常以革命救国的思想教育学生，启发学生在学习上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鼓励学生为革命而勤奋学习。他还利用工作之余，兴建了贵州省的第一家化工皮革厂——“黔南化工皮革厂”。在此同时，他还主持创办了进步刊物《黔声报》，用以宣传进步思想和革命活动。当时北洋直、奉、皖各系军阀在英、美、日三个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互相争战，国力下滑，人民疾苦有增无减，因此，谌志笃先生还利用《黔声报》，揭露和尖锐地抨击各派军阀卖国压民的罪行，并大声疾呼，唤醒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卖国贼，才不会当亡国奴。1923年秋末冬初，谌志笃先生因遭到了北洋军阀和贵州各派军阀的迫害，气愤地辞掉了南明中学的学监职务。

1926年，谌志笃被委任为四川重庆百货统捐局局长，后因遭到四川军阀的排挤而离职回家。1926年冬，周恩来同志任武汉革命政府的内政部副部长职务。谌志笃先生闻讯后，立即从贵州启程，辗转到达武汉，任周恩来同志副部长办公室上校秘书。直至武汉革命政府内的国民党汪精卫蒋介石发动了“七·一五”大屠杀，谌志笃先生才与周恩来同志分手回到贵州。

从武汉回贵州以后，谌志笃在家闲居到三十年代初期。三十年代，在贵州军阀王家烈与国民党新军阀顾祝同、吴忠信等相继主政贵州省长时，谌志笃先生曾先后任贵州省教育厅秘书、建设厅机要秘书、总工程师、市政工程处主任、度量衡鉴定所所长、国货陈列馆馆长等；并设计修建过贵州铜像台的喷水池，修建并参与开办了“金筑电影院”等。1937年，谌志笃先生又被贵州省政府委任当了一届炉山县县长。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节节退败，国势日非，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神州大地，从南到北，到处掀起了全国人民救国救民的战斗高潮，许多爱国人士，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都积极地行动起来，奔赴抗日前线，与日本法西斯作生死的战斗。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若不保，何以家为？”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驱使下，谌志笃先生于1938年，毅然安排自己心爱的独生女谌曼丽弃学从事抗日救国的革命宣传工作，参加了贵州的地下党省工委与国民党抗日派共同成立的“贵州省战地服务团”，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谌曼丽到达河南郑州后，带着父亲谌志笃先生写给周恩来、邓颖超两位同志的亲笔信。设法辗转去到了陕北，进入了中国人民的民主圣地延安，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谌曼丽生活在周恩来同志身边，成了一名坚强的革命者，成了周恩来、邓颖超两周志贴身的亲人，谌曼丽是邓颖超同志的干女儿。后进延安抗大，抗战后期，因窑洞倒塌而不幸牺牲，周恩来曾作祭文寄给谌志笃（谌曼丽的遗物于1960年周恩来、邓颖超视察贵州时交给谌志笃先生）。因此谌志笃更是想念周恩来。在家闲居期间，常以文字寄托对伟人周恩来的友情。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除夕作《陋园记》怀念周恩来。

谌志笃先生自炉山卸职回来以后，因见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黑暗腐败，不再出外当官，隐居于家中，洁身自好，日以诗酒为乐，直到四十年代中期。在此期间参与地方做过很多有益人民的事，如通过细致的设计测绘，给解放后“织普公路”的修建奠定基础；协助伪县长王佐用高薪聘请安顺文人顾庆来续修《平远州志》和《织金县志》。1949年又组织织金各阶层和广大人民群众，配合织金的地下党组织，敦促伪县长王佐，促使其早日向解放军投诚，派代表到黔西沙窝与人民解放军代表进行谈判，对织金的和平解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0年2月，参与织金解放大会。当年3月参加筹建县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大会。1950年底，接省令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继选为省政协委员。1971年卒于贵阳，终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