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19年5月15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
　　尊敬的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在这个草木生长的美好季节，来自亚洲47个国家和五大洲的各方嘉宾，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聚一堂，共襄盛举。首先，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召开，表示诚挚的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
　　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洲及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亚洲是人类最早的定居地之一，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亚洲地大物博、山河秀美，在世界三分之一的陆地上居住着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47个国家、1000多个民族星罗棋布。从公元前数千年起，生活在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恒河、黄河-长江等流域的人们，开始耕耘灌溉、铸器造皿、建设家园。一代又一代亚洲先民历经岁月洗礼，把生产生活实践镌刻成悠久历史、积淀成深厚文明。广袤富饶的平原，碧波荡漾的水乡，辽阔壮美的草原，浩瀚无垠的沙漠，奔腾不息的江海，巍峨挺拔的山脉，承载和滋润了多彩的亚洲文明。
　　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亚洲人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诗经》、《论语》、《塔木德》、《一千零一夜》、《梨俱吠陀》、《源氏物语》等名篇经典，楔形文字、地图、玻璃、阿拉伯数字、造纸术、印刷术等发明创造，长城、麦加大清真寺、泰姬陵、吴哥窟等恢宏建筑……都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各种文明在这片土地上交相辉映，谱写了亚洲文明发展史诗。
　　亚洲先人们早就开始了文明交流互鉴。丝绸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等古老商路，助推丝绸、茶叶、陶瓷、香料、绘画雕塑等风靡亚洲各国，记录着亚洲先人们交往交流、互通有无的文明对话。现在，“一带一路”、“两廊一圈”、“欧亚经济联盟”等拓展了文明交流互鉴的途径，各国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领域的合作蓬勃开展，亚洲文明也在自身内部及同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
　　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人类文明因亚洲而更加绚烂多姿。从宗教到哲学、从道德到法律、从文学到绘画、从戏剧到音乐、从城市到乡村，亚洲形成了覆盖广泛的世俗礼仪、写下了传承千年的不朽巨著、留下了精湛深邃的艺术瑰宝、形成了种类多样的制度成果，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文明选择。
　　回顾历史、展望世界，我们应该增强文明自信，在先辈们铸就的光辉成就的基础上，坚持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亚洲各国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有着相似的历史境遇、相同的梦想追求。面向未来，我们应该把握大势、顺应潮流，努力把亚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和平安宁的亚洲。维护和平是每个国家都应该肩负起来的责任。没有和平，冲突不断甚至战火纷飞，经济增长、民生改善、社会稳定、人民往来等都会沦为空谈。亚洲各国人民希望远离恐惧，实现安居乐业、普遍安全，希望各国互尊互信、和睦相处，广泛开展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往活动，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和平时光。
　　——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共同繁荣的亚洲。经济发展是文明存续的有力支撑，繁荣富强是国家进步的重要基石。亚洲一些民众特别是妇女儿童正忍受着贫困、饥饿、疾病的折磨，这样的局面必须改变。亚洲各国人民希望远离贫困、富足安康，希望各国合力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共同消除一些国家民众依然面临的贫穷落后，共同为孩子们创造衣食无忧的生活，让幸福和欢乐走进每一个家庭。
　　——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开放融通的亚洲。亚洲近几十年快速发展，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就是敞开大门，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如果各国重新回到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孤岛，人类文明就将因老死不相往来而丧失生机活力。亚洲各国人民希望远离封闭、融会通达，希望各国秉持开放精神，推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为此，我愿提出4点主张。
　　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我访问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最吸引我的就是韵味不同的文明，如中亚的古城撒马尔罕、埃及的卢克索神庙、新加坡的圣淘沙、泰国的曼谷玉佛寺、希腊的雅典卫城等。中国愿同各国开展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为更好传承文明提供必要支撑。
　　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文明之美集中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等经典著作和文学、音乐、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之中。现在，大量外国优秀文化产品进入中国，许多中国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中国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为展示和传播文明之美打造交流互鉴平台。
　　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
　　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这些年来，中国同各国一道，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领域搭建了众多合作平台，开辟了广泛合作渠道。中国愿同各国加强青少年、民间团体、地方、媒体等各界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创新合作模式，推动各种形式的合作走深走实，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件。
　　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文明永续发展，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世界文明历史揭示了一个规律：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我们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激发人们创新创造活力，最直接的方法莫过于走入不同文明，发现别人的优长，启发自己的思维。2018年，中国国内居民出境超过1.6亿人次，入境游客超过1.4亿人次，这是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力量。中国愿同各国实施亚洲旅游促进计划，为促进亚洲经济发展、增进亚洲人民友谊贡献更大力量。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华文明是亚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天文历法、哲学思想、民本理念等在世界上影响深远，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这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议题广泛、内容丰富，希望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提出真知灼见，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最后，预祝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私人社论

2019-05-16 08:31

「解局」中国挑头办这场大会，真不是心血来潮

刚举办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北京，又迎来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要聚焦经贸不同，这次对话大会的主题是“文明”，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些，不光是一次大会，还有很多体现不同文明特色的文物展览、美食节、文艺表演等等，给普通老百姓都提供了参与体验的机会。
不过，如果你把这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看做是吃吃喝喝、唱唱跳跳的国家“大趴体”，就有点想简单了。

一
上午的开幕式，习近平有一个主旨演讲，有句话点出了举办这次大会的背景：“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
人类面临共同挑战自不用说，但问题是怎么办？习近平说：“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就是给不同文明提供一个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的平台。
但为什么是中国挑这个头？
二
读过世界近代史的人都知道，西方国家因为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开始大举对外扩张，亚洲、非洲、美洲等很多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
要知道，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前都拥有辉煌的古代文明，但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这崩塌的不仅是大清帝国、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国家的城墙，还有数千年以来的这些民族引以为傲的文明信心。
之后的事我们都知道了，这些国家都开始了救亡图存和民族解放的历史。
所有这些从辉煌的古文明中跌落尘埃的国家和人民，无不遭受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在世界近现代史，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历史叙事中，西方文明代表着“先进”，而自己的文明代表着“落后”。要想跟上时代，必须勇敢地舍弃“落后”，奔向“先进”。
同时，在西方文明塑造的叙事模板中，非西方文明等同于野蛮、专制、独裁，而西方文明则是民主、自由、现代。
这种标签当然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它本身是站在征服者的立场上俯视其他非西方文明，带有征服者的傲慢。而其他非西方文明因为实力不济，也难以提出反驳，反而认同这种定性，逐渐失去了主体性。
这就是萨义德讲的“东方主义”。
在这些非西方文明中，亚洲文明的落差感更强。要知道在工业革命前，东方代表着文明和财富，几次航海大发现，启程的目标都是奔着东方而去，但就在百年间，天翻地覆。
三
好在文明是有记忆的，也是深入民族基因的。所以，一旦物质实力有所增长，这种文明的自觉意识就会冒出来。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是亚洲第一个用战争打败了一个西式大国（俄国）的东方国家。当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赢得日俄战争的时候，不少亚洲国家为之雀跃，因为这代表着东方世界对西方世界的一次胜利。
日本向西方学习制度的成功，也给了很多亚洲国家摆脱落后的信心。这其中就包括晚清的中国。不过，日本后来走上了西方帝国主义的道路，越陷越深，反而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
日本当时为自己的侵略“描金”，叫“大东亚共荣圈”，号召亚洲人民服从日本的统治，共同抵御欧美西方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打“亚洲”牌，可惜是歪门邪道。
二战后，日本开始从战后崛起，继而出现了“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这五个经济体在土地稀缺、自然资源匮乏的状态下，依靠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经济上的成功，促使了这些地方文化自信的复苏，很多人开始重新思考亚洲价值和亚洲文明。
当时有个争论：儒家文明到底能不能促进现代化？搁在以前，儒家文明是落后的，是前现代的，但这五个经济体恰好都是在儒家文明圈里。所以，当时很多亚洲学者、政治家，包括很多西方学者、政治家都在讨论经济增长背后的文化因素，为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增长到底是因为儒家文化的吃苦耐劳还是西方价值观的作用争论不休。
但好景不长，1997年亚洲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日本和“四小龙”经济遭受重创，有关亚洲价值、亚洲文明的讨论很快中断了。再加上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宣扬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很多人再次相信，只有西方文明才是亚洲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四
不过，正是在那个时候，一个国家因为进一步开放驶上了发展快车道，这就是中国。
中国的崛起完全不同于日本和“四小龙”。中国不仅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规模等极其庞大，这是日本在内的很多亚洲经济体所不能比拟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不曾完全西方化的文明大国。
虽然我们近现代以来一直在学习西方，但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学习西方就改变了自己的文明主体性。亚洲一些国家的文化被西方文明肢解得“支离破碎”，中国文明仍然具有整体性，而且还发展出了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最根本的不就是没有抛弃中华文明的底色嘛。
所以，中国的崛起——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给世界的震动是超级巨大的。中国的发展没有重复西方的路径，也很难说是西方文明在中国土地上的成功。也就是说，中国的崛起没有按照西方提供给很多落后国家的台本去演绎。
中国的大象进了瓷器店！这自然引发了西方的困惑，甚至恐慌。
要知道，西方文化是“一神教”基础上的使命性文化，它的使命是要全世界都接受西方文化、西方路径，全世界的经济体系都成为西方那样的市场经济，全世界的政治体制都成为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
“一神教”的思维是排他的，其他都是“异教徒”，这种思维主导下的文明观，必然会导向“文明冲突论”。
西方的紧张也是因为自身的不争气。
2008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暴露出西方国家经济秩序方面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过度消费，政府举债度日；美国滥用铸币权，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动摇；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不断增高，热钱到处流窜导致全球资产泡沫；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逐步侵蚀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等等。
政治上，片面强调“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导致民粹主义横行，竞选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高福利正是当代欧洲危机的根源。本意为互相制约平衡的多党制蜕变为否决型制度，“为反对而反对”，民众诉求变成互相攻讦的武器，却少有人能干成事等等。即使鼓吹“历史终结论”的学者福山，都在新书中开始反思西方的政治衰败。
当然，这不是说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治理的失败，但至少说明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出了大问题，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不是完美无缺的，更不是历史的终结。这一点上，很多西方学者、政治家都有批评反思，我们无需回避。
西方要走出困境，何尝不需要制度的反思和改革呢？可惜，我们看到除了到处“甩锅”、找“外国替罪羊”外，西方的政客鲜有政治家格局和改革家魄力。
其实，中国的崛起不是要取代西方，相反，为世界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发展路径。要知道，从人类产生以来，制度都是多元的，文明也是多元的，从来没有一个制度、一个文明可以一统天下。西方文明不行，中国文明也不可能。因为，这是历史的常态，也是历史的规律。
正像习近平今天讲的：
“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文/风清扬（侠客岛）

私人社论

2019-05-16 15:22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黎良福受访时表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确实为各国提供了分享过去的发展经验和实现未来项目的资源的良好平台，值得支持。

受访学者分析，中国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强调合作和交流，并非如美国学者亨廷顿预测的那样，要联合其他亚洲国家一起与西方展开文明冲突。

中国昨天在北京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请来47个亚洲国家以及其他域外国家的政府官员和民间领域代表2000多人参会，借此奠定其在文明交流领域国际意见领袖的地位，拓展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这是继上个月底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后，中国又一场重大的主场外交。

参会的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黎良福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表示，亨廷顿在1993年预测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文明变得强大后，必然在未来与西方文明产生摩擦和冲突。

不过黎良福指出，中国在此次大会多次强调和平和包容，这不像是要与西方分庭抗礼的态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大会开幕式上表示，文明交流互鉴应该对等、平等，应该多元、多向，而不应该是强制或强迫的，也不应该是单一、单向的。

中国在19世纪的鸦片战争后被强行要求向西方开放。如今中国的国力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仍认为有时没有被西方平等对待，例如最近陷入僵局的中美贸易磋商。

习近平表示，文明交流应该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他以不指名方式，批评半个月前用文明和种族的角度来为中美博弈定性的美国国务院官员“愚蠢”。

“若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
他也认为，文明交流应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文明“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

他强调，文明交流不应该是强制、强迫的，也不应该是单一、单向的。“我们应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亚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

谈到他访问过具文明韵味的地方时，他把新加坡的圣淘沙，与中亚的古城撒马尔罕、埃及的卢克索神庙、泰国的曼谷玉佛寺、希腊的雅典卫城等并列。

他提出，中国愿与他国一同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中国也愿意加强青少年、民间团体、媒体等各界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

他认为，亚洲人期待和平、繁荣、开放的亚洲，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提供了一个促进各国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的新平台。

新加坡、希腊、柬埔寨等国的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也在开幕式发言并分享了对文明的想法。

黎良福受访时表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确实为各国提供了分享过去的发展经验和实现未来项目的资源的良好平台，值得支持。

不过他也指出，“亚洲文明”的概念还可进一步商榷。首先，亚洲文明不是一个既定或铁板一块的概念，不同亚洲国家的文化差异不小，未必都认同同属一个文明。另外，亚洲以外的国家也会有发展经验和资源可分享，把它们排除在这个新平台之外就可惜了。

（记者是《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

私人社论

2019-05-16 15:25

哈莉玛总统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分享说，除了通过对话和拥有同理心，新加坡也公平对待不同宗教，并致力于促进宗教之间的理解包容，立法遏制诋毁他人宗教的行为等，以维护本地多元种族及宗教社会和谐。

我国总统哈莉玛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由多元种族和宗教的人口组成，都面对围绕共同国家身份认同将国民团结起来的挑战，而进行对话和拥有同理心，是促进理解与信任和弥合社群之间差异的关键。

她也说，新加坡将宗教视为能强化社会的积极因素，但严格奉行世俗主义，公平对待所有不同信仰，各宗教之间也以互相宽容和接纳为基本美德。在新加坡，各群体都奉行各自的文化和宗教习俗，同时不得将自己的习俗或意愿强加于他人。

哈莉玛昨早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致辞时，阐述了上述观点。首次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旨在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哈莉玛在致辞中分享了新加坡多年来促进种族与宗教和谐的经验。

哈莉玛首先提到，全球各地出现越来越多社群之间不和谐、不信任、甚至分裂的情况，此时正应该就如何维持社会和谐与凝聚力交流看法。

“进行对话和拥有同理心，是促进相互理解信任和弥合不同社群之间差异的关键。”

哈莉玛以新加坡的国情为例说，新加坡人口虽以华人为主，但马来族、印度族和欧亚裔人口也相当可观。从地理位置看来，新加坡邻国的人口则以非华族居多，因此新加坡人无论是彼此之间或与本区域的邻国，都必须和谐共处。

她进一步回溯新加坡建国历史说，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联邦一部分时，新加坡的建国元勋为不分种族、语言或宗教，人人平等的原则而顽强奋斗；新加坡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并独立，就是因为双方无法解决这一根本问题。

在宗教课题方面，哈莉玛说，新加坡将宗教视为能强化社会的积极因素，但新加坡严格奉行世俗主义，公平对待不同宗教。新加坡也致力于促进宗教之间的理解包容，并立法遏制诋毁他人宗教的行为、宗教和政治的相互干涉。

在对外关系方面，哈莉玛说：“文化和语言上的共同点以及家族的联系，让新加坡人能与其他亚洲国家人民建立友好关系”。但她强调，新加坡是以国家身份与他国进行外交，而不是华族国家、马来族国家或印度族国家。

维持社会和谐方面新中可互相借鉴
哈莉玛昨天接受新加坡媒体访问时进一步阐述新中两国在维持社会和谐方面可互鉴之处。“中国是人口较同质化的大国，新加坡则是小国，但双方仍有可共同学习的事物。就如我听习近平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提到，所有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应对改变和多元性？”

她说：“我们总倾向认为应该着重于自己的国家，而世界会因此自动变得更好，但不一定是这样的。如今世界所有国家都紧密联通，想法与经验分享是重要的。”

私人社论

2019-05-16 15:33

环球时报社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功在千秋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亚洲47个国家以及域外其他国家共2000多名代表参加。这是继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之后,中国今年举办的又一场外交盛会。它还是亚洲国家第一次聚集起来展开跨文化交流,因此具有开创性的特殊意义。

一些西方舆论的反应,更凸显出当前举办文明对话大会的必要性。他们跳不出地缘政治的惯性思维,以为中国举办大会是在同西方“文明较量”。锤子的眼睛里只有钉子。正是这种思维,在现实层面造成了文明之间的隔阂摩擦,甚至冲突,使之成为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无论是谁站出来,为推动文明对话与交流做一些实事,都是功在千秋的大善。而这个文明对话大会,之所以首先诞生在亚洲,并由中国首倡举办,也并非偶然,有其值得一提的内在逻辑。

亚洲很大,拥有最多元的文明和宗教,也具备一定整体性。如果不同文明不同宗教在亚洲实现了包容互鉴、亲近相通,即意味着普世性的实验成功。亚洲国家的发展一直不平衡,但都有遭遇殖民侵略的历史记忆,都曾是冷战竞争的受害者,因此对“平等”和“独立”尤其在意,这也为不同文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共处提供了动力和基础。

在亚洲,中国是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同时也是反对霸权主义和文明对抗,提倡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文明互鉴的最强大力量。中国不仅这么说,更在这么做。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就是中国为此努力的一部分。加上“一带一路”峰会,世界政党大会等等,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探索,其伟大意义将在时间的冲刷下日益显露出来。

作为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源地,西方在国际政治架构中占据着天然的优势位置,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很多西方人因此产生了“优势位置依赖”,放不下“西方中心主义”。近年来非西方国家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亚洲的崛起,客观上削弱了西方的相对优势,也让这些西方人变得更为敏感狭隘,他们对其他文明的警惕、不信任和敌意不断加重,激活并强化了不同文明之间本就存在的大量分歧和矛盾,甚至引爆了一些血腥的冲突。

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拐点,这几乎是一目了然的现实图景。当中国正在不同文明之间修路建桥的时候,华盛顿正费尽心力筹款在边界垒起高墙;当中国还在更多领域扩大开放,美国却在科技、教育甚至社会科学交流上关上大门……需要说,这都是一些危险的倾向。今天的世界难以承受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出现一道巨大裂痕。西方文明能否在实践层面更多展现平等和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化未来向何处去。

理性的人,有远见的人,无论他来自欧美或其他地方,都会对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乐见其成。这是时代水到渠成留给亚洲的使命,中国愿和亚洲各国一起,蹚出一条新型共处之道。

私人社论

2019-05-17 05:39

爱尔兰媒体：将对华竞争视为文明冲突，愚蠢！
2019-05-16 环球时报

《爱尔兰观察家报》5月15日文章，原题：美国愚蠢地将对华竞争界定为一场文明冲突副题：特朗普政府一名高官近来暗示的美国当前对华策略具有危险的误导性，美中之争并非文明冲突近期于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安全论坛上，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把目前的美中冲突描述为“一场与一种真正不同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的战斗，且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战斗。”作为“一只试探性气球”，这种企图——显然旨在定义特朗普政府目前与中国的对峙——未能如愿“起飞”。

把正在缓缓展开的美中“冷战”界定为一场文明冲突，这种说法既不新鲜亦不准确。政治学者亨廷顿早在20多年前就提出文明冲突的概念。更糟糕的是，斯金纳的言论隐藏着涉及种族的弦外之音。与被其描述为“西方家庭一场内斗”的美苏竞争不同，斯金纳称美中之争代表着西方将首次面对一个非白种人的强大竞争对手。

希望这种所谓白种人与非白种人文明冲突的说法只是一时口误。那些故意兜售此类观念的人必须要知道，这不但有可能导致其中一方在经济或军事上被打败，而且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分崩离析。决策者如何界定美中冲突将产生长远影响，若美国想要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支持，就必须表明自己的政策是更高道德目标所驱动的。

很多评论人士将美中冲突视为一个守成大国与其最有可能的挑战者之间的争斗。如今两国似乎正陷入众所周知的“修昔底德陷阱”。然而，即便如今的美中冲突受到此类零和权力之争概念的驱使，也不应是华盛顿唯一的考量。鉴于气候变化导致人类文明正面临坍塌威胁，特朗普政府只关注美国利益的所作所为看起来是自私的，且对世界其他部分不负责任。现实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包括相当比例的美国人，都不愿意仅为维系美国的霸权而陷入另一场冷战。若美政府希望在抗衡中国实力和影响力方面获得国际支持，就必须找出更具说服力的理由，而非把这场冲突界定为一场种族之战。

美苏冷战冲突结束后，世界大多数国家曾欢迎或接受美国的霸权。不幸的是，如今那种状况已不复存在。特朗普政府公然推行“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其狭隘的政治目标引起其他国家的日益担忧。最近美中未能达成贸易协议暗示着，两国的冷战正升级到下一阶段。(这种局势下)美国政府最好摒弃文明冲突和种族之争这类言论。

(作者裴敏欣是美国知名国际问题学者，王会聪译)

私人社论

2019-05-19 02:40

从政治路径向文明路径的转换

目前，中美贸易冲突已经提升为文明之间的斗争，文明成为问题的核心，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声称要捍卫文明。对文明的界定又一次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焦点问题。问题有三个层面，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捍卫本土文明，在逻辑上是否可以成立？二是关于本土文明的界定，三是对本土文明之存在理由的论证。

中国的近代化经历了一个堪称政治主义的路径，最后以中央集权为指归。所谓政治主义是指将人类社会自然发生的人伦关系纳入到政治关系之中，一切以所谓近代国家为价值指归的思维方式。

五四运动的底色，就是源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全体主义式民族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将清代中叶以来的汉学传统，纳入到了近代国家的思维模式之中，造就了中国人之国家主义的思维空间，经过几代人的延传，催生了一个极权政治体系。

二战以后，这种思维方式获得了民族主义的合法性论证，旨在推动所谓国民的均一性。明治宪法虽也树立起了日本天皇绝对主义的政治典范，给亚洲带来了灾难，但隐私领域与宗教信仰还是得到了某种保障。而在近代中国，连这些基本的保障也遭到剥夺。

其实，政治主义的思维方式与行动样式皆来自近代日本，但五四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只是对日本表层的国民思想予以了认可与传播，并未对文化深层的立宪精神进行评价与摄取。日本不只是近代中国必须严正对抗的宿敌，也是重新铸造东亚文明的试验场。京都产业大学法学部教授植村和秀认为，平泉澄（1895年至1984年）与丸山真男（1914年至1996年）是日本式政治主义的倡导者。这两人的学术界限在于将日本的政治思想传统从东亚文明中区分出来。本来，汉字文明是一体的，硬要从整体的文明中划分出彼畛我域，不经意间，就进入了我族中心主义的思维圈。

五四新文化运动导入了一种体系论式的进步史观，为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做了准备。体系论式的进步史观本来也源于日本，而传入中国的过程又是以抗日救亡为号召。从西方冲击下守卫本土文明，也就是汉字文明，中日虽站在同一条战线，但双方的合法性论证是不同的。中国推行的是集权式郡县制，而日本则发展出了一种堪称分权式的郡县制。

五四以后成为主流的是体系式论证，而在日本，反而是天皇制获得了合法性，非体系式论证成为主流，将起源于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导入到世俗化的进程。同时代的反体系论者，诸如章太炎、章士釗等是从捍卫本土文明的伦理道德的立场来拒斥马克思主义的。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用以夷制夷的传统安全观来吸纳马克思主义，这就与信息革命中的全球化走向所寻求的安全观发生了冲突。也就是说，极权体制本身成了文明安全的障碍。目前，仍未停战的中美贸易战正是这种冲突的体现。当资本遇到了文明层面的安全挑战，就会出来捍卫价值。

对本土文明的界定，章太炎认为是语言文字、制度典章、人物事迹。这三点是汉字圈的不同载体所共有的。这是章太炎在《苏报》事件出狱后，赴日本任《民报》主编时所发表的讲演稿的主题。他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用国粹激动种姓。他讲的宗教是大乘佛教的精神，他讲的国粹则是汉文明的精髓。这两样东西与明治时代的所谓国粹学派的主张相通。

甲午战争后，西方取向的民族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转变，梁启超受到美国启发，大肆提倡大民族主义，杨度更进一步取法日本刚刚开始抬头的大陆扩张政策，提倡金铁主义，太炎旨在唤起中国人的道德良知，举起了反满民族主义的旗子。

章太炎的反满民族主义旨在论证本土文明的存在理由。明治时代国粹学派的思想渊源，则是江户时代的汉学传统与流行于幕府后期的阳明学的精神。章太炎是将江户时代之汉学的政论与史论转换成了反满民族主义。这一转换的思想过程，也就是一个本土文明之存在理由的论证过程。此时，他已经在做中国与日本这两个汉字文明中的不同区域的对话与价值转换，他是将本土文明作为一个思想圈，来进行重建文明的建设性思考的。

今年不仅是造就了现代中国的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也是中共用武力镇压学运诉求的天安门事件30周年。台湾学者杨儒宾的《1949礼赞》赞扬了国民党主政台湾，推动了台湾的民主化运动。从1949年到1989年，中共完成了一个实现统一的故事；从1989年到今年的30年间，中国又从高速的经济发展走向美中贸易战争。

以天安门事件收场的早产的民主化运动，是以西方价值为标准，要在中国推行一种西方式的民主体制。而在台湾实现的民主体制，不完全是西方式的价值体系，高唱民主政治的所谓新儒家就立足于传统。事实证明，李光耀所提倡的亚洲价值观也与民主体制不相矛盾。中国必须从亚洲的整体性经验中寻找出路。

日本前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最近出版一部名为《日中失败的本质——新时代与中国的交往术》的新书，他认为，中日失败于彼此的定位。所谓彼此的定位，就包含一种走出一国中心主义，在相同文明背景下的彼此间的沟通与认可。相同的文明背景就如同棋盘，以往的中日对局，往往忘了是在共同的棋盘上进行这个事实。

我们需要的不是五四式的新文化运动，而是汉字文明内部的沟通与彼此认可。也就是从以往的一国中心的政治路径，走向民主体制之亚洲价值的文明路径。今后的10年当是实现中国革命理想，完成民主体制的冲顶期，政府要有决心，人民要有信心。

作者杨际开是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退休教师
现为日本目白大学客员研究员

私人社论

2019-05-21 22:57

比较中美文明论述
文/游润恬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远程“踢馆”，就在中国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半个月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抛出“中美文明斗争论”。中美对文明的论述，形成有意思的对比。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是中国今年另一场的主场外交。继基础建设、自由贸易、气候变化、国际维和等全球治理议题之后，文明是中国尝试借此拓展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新领域。

不同文明之间更多的对话无疑多多益善。但是如果有意识地混淆文明的概念，例如把文明差异当成解释本国政治行为的说辞，那对话可能造成反效果，非但促进不了共识或相互理解，反而还使分歧扩大得更绝对、更根本。

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在华盛顿的讲话，把中美在国际政治的博弈上升到中西文明和意识形态争斗的高度，还掀开政治正确的遮羞布，直言中国是美国面对的第一个“非白人”大国竞争对手，震惊华盛顿和北京的观察人士。

她的论述逻辑漏洞百出，但却折射出美国部分决策者的潜意识，或之前顾忌政治正确很少公开表述的对华态度，还为如何进行关于文明的讨论提供了反面教材。

拿文明做文章时常掉入的误区，是“文化决定论”，即夸大文明文化对国家决策和宿命的影响，忽略地缘政治、内政、经济利益等更现实因素的作用。

斯金纳认为，由于前苏联属于“西方的大家庭”，而中国来自不同于美国的文明，因此要与中国取得共识，比前苏联更难。

这个观点的逻辑漏洞，在于西方不把前苏联视为传统意义的西方文明，而中共信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本就源自于西方；反而是继承了中国文明许多元素的日本，如今在很多议题上与美国取得的共识比中国多。

如果以检视斯金纳文明论同样的严谨来检视中国的文明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把所有亚洲国家笼统地归纳为“亚洲文明”也是有问题的。例如，印度和中国同在亚洲，各自都有悠久文明，但两国数千年来不同程度地接受其他文明的影响；如今管理政治和经济的观念差别很大，没有因为同属“亚洲文明”而必然存在共识或有相同的发展规律。

另一个常见的论述是把亚洲的古老璀璨文明与亚洲“经济奇迹”联系起来。这恐怕也有文化决定论的影子，是过于简单、浪漫的逻辑跳跃，解释不了为什么一些有古老文明的亚洲国家依然未富起来。

斯金纳的文明冲突论述的另一个问题，是把文明的概念政治化，把“中华文明”与“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混为一谈。中华文明的载体，是中国人以及所有认同和传承中华文化的人，与美国博弈的主体则是中共和中国政府。

按同样的道理，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以及中国政府近年的大力推动，中华文化和中文对世界各地的人越来越具吸引力，但这并不意味所有欣赏中华文明或对中国文化有认同感的人，都必然支持中国的国内治理和外交立场。中国在海外推广中华文化时，引导对中国产生政治好感的动机如果太过明显，就很难促成软实力的形成。

最后谈一个斯金纳没有直接提，但被公认为美国经典论述的概念：美国例外论。

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特殊的国家起源塑造了民主、平等、自由经济等价值观。美国对维护这些价值观有使命感，有时甚至可能因此对其他国家产生优越感。

中国的文明自信、道路自信论述，带有些许美国例外论的味道。根据官方论述，中国经过了一段摸索和理论创新的过程后，得出现在令人自信的成功模式，拒绝被强加于西方价值观，拒绝西方以其标准来衡量中国在人权、自由、民主等领域的进步。

每个主权国家当然应该按符合本国国情的方式发展。只要对自身文明的肯定和认可，是经过坦诚的反思并经得多数国民的检验；只要不是以“我的文明就是这样、你别对我说三道四”来回应合理的批评，更多向世界各地介绍本国文明，促进相互理解和包容，实在是多多益善。

私人社论

2019-06-14 00:58

“文明冲突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郑永年

今天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开始担忧中国文明会威胁到西方文明。
不久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在华盛顿一论坛上谈到与中国的关系时称：“这是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她还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斯金纳的话引出了美国媒体和网民的批评，纷纷表示这是“种族主义”言论。很自然，她的话也遭到太平洋另一端的中国的反弹，因为其言论是专门针对中国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发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正式提出“文明冲突”理论。过后不久，美国就发生了“九一一”恐怖主义事件，恐怖主义事件似乎确认了亨廷顿理论的正确性和预见性，之后这一理论流传于各界，远超学术和政策研究界。不过，在学术界和政策界对此一直持有异议，批评意见并不少。很多学者认为其理论从经验上说站不住脚，而在实际政策中也是有害无益的。

按经验，历史上很多战争和冲突都是在同一个文明中进行的。例如欧洲大规模的冲突包括一战、二战，大都是欧洲文明内部的冲突。这些战争所带来的伤亡甚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些战争都是利益之争，或者阶级矛盾的体现。

同时，不同文明之间也不见得经常发生战争。东南亚是一个很好的的例子。东南亚集聚了基于不同文明之上的国家，例如缅甸、柬埔寨、泰国、老挝属于佛教文化；越南和新加坡主要是儒释道文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主要是伊斯兰文化；菲律宾和东帝汶则为天主教文化，但东南亚基本上没爆发过什么大的冲突。

建立在东南亚各国“共识政治”之上的亚细安在成立之后，在协调区域事务过程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反倒是属于同一个文明的欧洲近年来遇到包括英国脱欧公投在内的很多麻烦。东南亚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和欧洲同一文明之间的战争冲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人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国家之间的冲突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吗？

在东北亚，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战争也很难说是文明的冲突。这些国家同属一个文明。不过，亨廷顿把日本和中国分类成两个不同的文明，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拥有了民主制度，中国则没有。但这种随机的分类法更证明了亨廷顿理论的弱处。

不同文明之间发生过大规模冲突
不过，亨廷顿提出这一理论也不是简单的无病呻吟。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也的确发生过大规模的冲突，最著名的就是发生在1096年至1291年之间的九次十字军东征。亨廷顿所要探讨的也是一个学术问题，即分析战争的单元，即战争在哪些角色之间进行，是在不同的个人、组织、国家、社会、宗教、文明或者其他？从历史来看，战争发生在各个单元之间。

近代之前，战争往往发生在不同的宗教集团和帝国集团之间，也发生在比较地方化的不同政权之间。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战争就发生在各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集团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只不过是想把战争的单元，从民族国家重新拉回到基于宗教或文化的“文明”上去。

如果是这样，以“文明”为单元的分析也无可厚非。但亨廷顿必须说清楚，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并不会发生冲突，冲突的发生是因为“文明”被当作一个战争资源而动员起来；或者说，“文明”只是一种战争工具罢了。因此，十字军东征就是在罗马天主教教皇支持下，西欧封建领主和骑士对阿拉伯穆斯林所在的地中海东岸国家所发动的战争；近代欧洲的战争就是西方统治集团为了财富、地盘等利益，打着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大旗而进行的战争。即使是伊斯兰国所进行的战争中，宗教也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

但更为重要的是，亨廷顿实际上担心问题具有种族性质，他提出“文明冲突论”主要担忧西方文明内部的认同和凝聚问题。这在他稍后的另一部著作《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里看得一清二楚。在这本著作中，亨廷顿非常担心美国白人数量的减少，并把此视为是灾难。的确，随着非洲裔、西班牙裔、亚裔人口数量不断增多，美国本土的白人要成为少数了。因此他焦虑地问：我们是谁？他发现未来的危机可能不在国与国之间，而在一国之内的不同族裔、不同文化间，因此他的问题意识要求他自然把视野提高到了文明的角度。

不难发现，在“文明冲突论”的背后，其实暗含着白人文明优越性的潜台词。白人民族的文明优于其他文明，代表着普世性；较之白人文明，其他文明是劣等的、野蛮的，应该被淘汰，而接受白人文明。这也是西方人们常说的“白种人的包袱”（White Man's Burden）的含义。

从理论渊源上看，“文明的冲突”可以追溯到近代西方产生的具有浓厚种族色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应用于人类社会，从19世纪开始风行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达尔文之前，有关社会进化和文化进化的理论在欧洲思想界也已经很常见。例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就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的思想家也认为，斗争是社会生活的天然特征。

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其他社会变革理论的区别在于，它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应用于社会研究之中。在达尔文那里，“进化”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具有道德概念，但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那里，“进化”变成了“进步”，进步变成了“优越”，演变成为一种道德概念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对西方的社会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种族优越和竞争思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直接的关联。在内部，这个理论被其拥护者用来论证社会的不平等，反对帮助穷人，主张不同民族的不平等性。在国际层面，这一理论是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论基础。

简单地说，在当时西方的环境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相信白色人种必须以文明教化全球的有色人种为己任。达尔文进化论基于基因分岔和自然选择理论进行了种族划分。基因分岔指的是一组物种彼此之间互相分离，从而各自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基因特征，这一理论适用于包括人类的所有生物。正是由于基因分岔，才有日后不同的人种和族群。

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看法是，北欧的日耳曼人是优等人种，因为他们在寒冷的气候中进化，迫使他们发展出高等生存技巧，在现今时代表现为热衷于扩张和冒险。相对于非洲的温暖气候，自然选择在寒冷的北部以更快的速度、更彻底地淘汰体格软弱和低智力的个体。

社会达尔文主义宣称，一个种族为了生存必须具备侵略性。白种人被看作是最伟大的人种，是因为他们具有优越感和征服欲。白人在有些地方征服了野蛮人，在另一些地方则干脆将他们灭绝，正如美国人在北美洲及英国人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所作所为。在欧洲内部，希特勒统治下德国，日耳曼民族优越论的种族主义横行，造成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从经验来说，西方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近代以来西方世界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也有直接的关联。无论是近代工业化还是政治的转型都是先发生在西方，然后向全世界各地延伸和传播。工业化造就了西方快速的经济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在政治上，近代形式的主权民族国家也首先产生在西方，之后的民主化也发生在西方。西方对这些成就的自傲感不言自明。

黑格尔曾宣称“历史的终结”，认为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可以拥有的最后（最好）一种国家形式，而福山则也宣称“历史的终结”，相信西方自由民族是人类社会可以拥有的最后（最好）一种政体形式。

西方所面临种族治理问题
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灾难是显然的。二战之后，随着非西方世界民族主义和反殖民地主义的兴起，这种学说有所收敛。之后，西方（尤其是美国）随着内部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更逐渐产生了“政治上正确”的观念，也就是对有些敏感的问题不作讨论，包括种族问题。

不过，很显然，讨论一个种族是否优越于另外一个种族属于“政治上不正确”，但不讨论并不意味着这个观念完全消失了。相反，这个观念深刻地存在于人们的潜意识里面，不断以不同形式改头换面地表达出来论证人们的行为。

奥巴马是美国的第一位黑人总统，当选之后，美国国内就美国所面临的治理问题就公开讨论，人们怀念从前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统治美国的“美好时光”，从一种角度表达对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的不满。特朗普在竞选总统过程和当选总统之后，从来毫不掩饰其对非裔、西班牙裔等美国少数种族的不满。他废除奥巴马的“医改”就具有非常的针对性。

在国际舞台上，二战以来尽管西方旧式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结束了，但美国（和西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向其他国家传播西方文明，即把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制度推广到非西方国家。美国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的人财物，但当地国家在接受了（无论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西方制度之后，不仅建立不起西方式秩序，反而沦落为无政府状态。且不说久远的，今天中东的乱局是美国在这个地区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的结果。尽管如此，美国还是乐此不疲。

美国也一直担心其他民族和文明的崛起，一些人忧虑白种人文明最终会被他们所视为的“劣等”民族文明所征服，甚至所取代。今天随着中国的崛起，他们开始担忧中国文明会威胁到西方文明。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也不难理解本文开始所引述的美国高官用“文明冲突论”来理解今天的中美关系的动机了。实际上，整个美国（西方）的中国政策话语都包含有“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因素，只不过用不同的概念来进行不同的包装罢了，例如民主对专制、自由对奴役等等。

从历史来看，每一个民族或文明的人们对自己的民族和文明感到自豪是人之常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不过，如果这里包含着种族优越或文明优越的潜台词，就会演变成文明原教旨主义，就会走向非理性的内外部行为，最终导致人类的悲剧。今天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希望历史不会简单重现。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查看完整版本: [--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 [-- top --]

Powered by phpwind v8.3 Code ©2003-2010 phpwind
Time 0.052810 second(s),query:2 Gzip disabled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