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战略走向

从美国对华战略辩论看中美关系的变化

齐皓
2015年12月09日

    从2015年年初开始，美国战略学界出现了一场关于是否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战略的讨论。引发这场讨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逐渐失效，因此美国应该改变现有接触战略，加强与亚太地区盟国和伙伴国家的关系，努力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地区影响力。[1]反对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美关系事关国际秩序的稳定和亚太地区的安全，中国尚无能力挑战美国的地区主导权，如果因为一些利益冲突的存在对中国采取不必要的敌视政策，美国的利益也会被损害。[2]在辩论展开的同时，美国总统大选刚刚拉开帷幕，这些辩论使得中美关系再次成为候选人热炒的议题，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后，美国国内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的声音不绝于耳。
    美国国内对华战略的辩论在中国也产生了相应的争论，即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大多数学者认为虽然美国国内再次出现了对华强硬的声音，但中美关系的主流是合作。即使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和困难，中美关系还是会按照原有路径和规律在曲折中继续发展。本文认为，在讨论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之前，有必要分析美国国内出现对华战略辩论的根源，原因在于这场辩论与以往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争论有所不同。在这之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争论，要么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要求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要么认为政府应该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而这次辩论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不同，一是这次辩论是关于中美关系的战略层面，涉及对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和对华战略的重新思考；二是在这次辩论中，一些长期持理性客观态度的学者都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表示担忧，认为中美关系已经接近相互疑虑超过希望的临界点。[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能否说明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回答这个问题有助于更加客观地看待中美关系的走向。
    美国对华战略辩论的背景
    要客观地理解美国国内对华战略辩论对中美关系的启示，首先要考察这次战略辩论的背景是什么，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对中美关系造成影响。
    第一，中美关系的发展规律发生变化。从过去几十年的历史来看，中美关系的发展存在一些规律，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总统大选前后的中美关系起伏。在历次总统大选之前，攻击在任政府的对华政策经常成为候选人辩论的重要议题。但在大选之后，无论哪个党派的总统执政，美国的对华政策都会逐渐趋于缓和，中美关系得到改善。这已经成为历年来，中美关系最为稳定的规律之一。但正如上文提到，此次美国对华战略辩论的主要问题与以往有根本区别，这说明中美关系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中美实力对比和中美关系发展规律的变化是其中的最主要因素。
    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是中美关系最明显的背景变化。2008年和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先后超越德国和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同一时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大幅上升。伴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学界和战略界关于中国的讨论也开始发生变化。与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中国威胁论”不同，美国国内开始讨论中国的崛起将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什么影响，中美能否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将如何处理与美国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在这个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发展规律开始发生变化。一个直观的例子就是在奥巴马执政前后，中美关系与以往不同，出现了高开低走的独特现象，他执政的前两年，中美关系因为美国对台军售和奥巴马接见达赖经历了大幅波动。并且从总体来看，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的波动频率超过了克林顿和小布什时期的中美关系。[4]这些现象说明中美关系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关于奥巴马执政后的中美关系走向，有评论认为奥巴马倾向于合作的个人性格“提升了中美双方对彼此不切实际的期待值”，当中美都认识到合作难以成行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中美关系下跌。这种观点可以解释中美关系在奥巴马执政初期表现出先上升再大幅下跌的特点，但是难以解释为什么奥巴马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的波动频率会远远超过克林顿和小布什时期的中美关系。
    第二，中美关系的议题重点和性质发生变化。本文认为导致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频繁波动的原因在于中美关系的议题重点正在发生转移，新的议题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而中美在这些新议题上的矛盾正是导致此次美国国内对华战略辩论的直接原因。影响中美关系的传统议题主要是台湾、西藏、人权和贸易问题。台湾、西藏和人权问题一直被视为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历届美国政府虽然应对措施有差异，但总体上都采取了小心谨慎的态度，防止在这些问题上的矛盾导致中美关系恶化。中美贸易逆差问题虽难以解决，但这个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十分有限，并且影响仅限于经贸领域。总的来看，这些问题具有明显的单向特征，即美国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可以选择不同的政策手段对中国的内政构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经贸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相互疑虑远远超过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希望在地区经贸合作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美国十分担心中国影响力的上升会影响美国在这一地区盟国的战略选择，[5]虽然美国没有在口头上抵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并且表示欢迎中国通过谈判加入TPP，但从美国的行为和两个贸易安排的功能来看，中美在亚太乃至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方面将形成不可避免的竞争态势。美国在中国建立亚投行的过程中不断向其盟国施压，阻止他们加入亚投行，在美国主导的TPP谈判过程中，奥巴马也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世界贸易规则，这也成为奥巴马在TPP谈判过程中凝聚其他国家共识的重要说辞。[6]
    从中美在这些新问题领域的交锋来看，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国内出现质疑现有对华战略的声音。冷战结束以后，中美关系能够继续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美国认为可以通过接触战略，将中国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并且希望继续对中国的国内事务和对外政策施加有效影响，使中国的发展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在中国实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美国的对华战略目标并没有发生变化，依然希望在所有领域保持原有的战略优势。也就是说，美国没有根据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和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修正对华战略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考虑改变现有的对华战略。而中美关系的走向将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修正对华战略的目标，或者与中国在具体地区和领域实现新的力量平衡，[7]还是采取更加强硬的策略，在这个过程中，中美的政策互动也将影响美国的战略选择。
    新背景下如何认识中美关系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美关系在很多领域都表现出更多的竞争性质，为此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具有创造性的概念，并且在习近平主席访美之后，中方认为中美要继续努力推进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在这个总体原则的基础上，结合中美关系的新背景，如何客观地看待中美关系将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中美关系的历史能够预示多少未来。基于中美关系起伏的周期规律，以及对美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对中美关系影响的认识，中美两国一些学者建议从历史角度看待美国国内对华战略的争论，认为中美关系一直在经历各种问题，但仍在逆境中发展，仅仅凭借当前中美关系中的矛盾和摩擦不足以唱衰中美关系。[8]这种对中美关系谨慎乐观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中美两国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时，都会考虑到中美合作的重要性，众多积极因素的存在确实可以有效防止中美陷入全面对抗。但正如上文提到的，中美两国正在面临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问题，中美在这些问题上将表现出更多的竞争性，因此中美在应对一些传统问题时的方式有可能失效，中美必须共同寻找一种新的相处模式，有效缓解这些问题对中美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继续套用以往的思维模式和规律性认识，就无法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做出客观的认识，即虽然中美不会发生战争，也不会回到美苏冷战模式，但面临新问题的中美关系将呈现哪些可能的形态。
    第二，如何理解中国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在这方面，中美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中国认同在过去几十年中得益于现有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在经贸领域，中国的经济通过向西方国家大量出口得以快速发展。但随着国家间实力对比逐渐发生变化，现有国际体系的权利和义务分配愈加与国际政治的现实问题脱节，例如在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时，一些传统西方大国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或者仅靠少数几个西方大国，不能有效解决各种全球治理问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出现了G20。因此，有必要在现有的框架内调整国际体系的权利和义务分配，联合国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利份额再分配将是主要的改革途径。另外，在安全领域，美国一直坚持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和领土现状，但现状是中国的海洋领土主权在过去几十年受到不同程度的侵犯，如果维持这个现状，就意味着中国继续在领土主权方面做出妥协。这些现状从长远来看都是难以为继的。尽管中国领导人表示，不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另起炉灶，但不意味着中国会继续接受现有体系下不公平的权利分配和在一些领域保持现状以牺牲中国的重要利益。在现有国际秩序的框架内，有必要讨论如何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更加有效地维护中国的利益。
    第三，中美如何做到相互尊重。根据外交部发布的习近平主席访美中方成果清单，中美双方同意继续推进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对大国关系来说是一个美好的愿景，提出这一愿景说明中国不仅希望打破大国之间相互冲突对抗的逻辑，还试图构建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国关系，这表现出中国作为一个新型大国所怀有的远大目标和对国际社会的责任感。问题是如何实现中美之间的相互尊重，需要哪些前提条件。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一个明确的定义，即什么是相互尊重，它应该表现在哪些方面，然后可以具体研究实现在不同方面相互尊重的条件是什么，这是实现相互尊重的必经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将“相互尊重”与中美关系中的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才能够使这个概念更具可操作性。现阶段，中美在相互尊重这条原则的定义上存在很大分歧，主要原因就是双方对什么是相互尊重，要尊重什么没有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美国不敢接受“相互尊重”的说法。[9]要继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问题无法回避。
    第四，强调矛盾和竞争是否会导致中美关系倒退。根据上文的分析，随着中国实力的强大，中美在一些领域的竞争已经不可避免。有一种倾向认为，强调中美关系的竞争因素会损害中美关系大局，因此应该多强调两国之间的合作，这个问题涉及如何认识“新型大国关系”表述中的“合作共赢”。事实上，正如一些研究所揭示的，中美合作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共同利益的积极合作；二是基于相互冲突或竞争型利益的消极合作。[10]在一些全球治理领域，例如气候合作，核不扩散和反恐，在这些方面，中美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合作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并且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提升；网络空间和经贸机制的构建等中美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领域，中美确实需要更加坦诚的沟通。例如，如何有效地管控分歧，制定能够兼顾双方利益的规则，以及如何在扩展经济影响力方面实现良性竞争。这些问题在新的中美关系背景下更加重要，直接面对这些矛盾和竞争有助于中美实现新的谅解和共识。相反，回避矛盾和潜在的竞争会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埋下隐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来源：《人民网》）

博弈

2019-05-26 21:13

美国终于认识到这些年对华战略走偏了

2018年3月11日

去年年底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相继出台，标志着经过美国新一轮对华战略评估，战略调整浮出水面。

中美关系已经历了多年“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的过程。直到2017年11月特朗普成功访华，标志着中美建设性关系仍在推进。但随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中就对中国以“战略竞争者”的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中俄意图通过削弱经济自由和公平、扩展军队以及控制信息和数据来压制社会和扩大他们影响力。”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更进一步提出：“中国作为战略对手，以掠夺式的经济活动胁迫其邻国，同时在南海实施岛礁军事化。”在短短几个月里，美国在对华态度上似乎判若两人。需要搞清楚为什么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作如此定位？这种定位意味着什么？

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实行接触战略，对华实行全面接触政策。中美之间经过一番折冲，于1997年确定为“中美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定位表明中美之间基本方向是建设性的、以合作为主的战略伙伴。

2001年小布什上台，新保守主义得势。他们习惯要找最大的威胁，一度认为很可能是中国，小布什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公开表示要武力协助台湾。但这个定位持续的时间并不长。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战略界很快把战略重点转移到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上来，同时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建立起多种对话机制，使中美关系中的问题始终处于可以管控的状态，使中美关系再次走向平稳。

其实，这种状态与美国所实行的接触战略（Engagement Strategy）有关。接触战略的基本认知是：美国是世界上唯一霸权。这种霸权地位不容挑战，维护美国的绝对优势和领导地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维护霸权的路径是在巩固与盟国关系的基础上与新型大国建立伙伴关系，使之纳入美国领导的世界体系。

以此为指导，美国实行对华全面接触，基于这样的假设：只要促使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就可能成为与世界和平相处的民主国家；只要把北京拉入国际体系，中国就可以通过接触而被“驯服”，接受美国的规则，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战略上，把中国当成朋友，就可能成为朋友，把中国当成威胁，就可能成为敌人；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与其担心中国强大，不如说更需要担心的是中国的衰弱。一个走向衰弱的中国可能会对地区与世界带来更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在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实力太过悬殊，即使中国想改变国际秩序，那也被认为是一个遥远而可控的挑战，并不值得担心。

另一方面，中美经贸关系也在迅速发展，成为双边重要的共同利益。正因为如此，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中美政府达成的联合声明是这样界定中美关系的：

“双方认为，21世纪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对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需求增强。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而努力。

双方认为，培育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在双方讨论中，中方表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双方重申致力于建设二十一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将采取切实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在这种定位下，中美之间虽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摩擦与问题不断，但美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总体是接受的，采取的是合作姿态。

然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终导致美国新一轮的对华战略评估。

2015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表了Robert D. Blackwill与Ashiley J.Tellis的报告《修改美国对华战略（Revising U.S. Grand Strategy Toward China）》。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对华应从支持与合作转变为压力与竞争。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的出台，则表明了这种观点已成为这轮战略评估的共识。

浏览一下这一轮对华战略评估的文献可以看到，评估围绕着对华接触战略的失败所展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结论是令人沮丧的：“数十年来，美国的政策植根于这样的信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和融入战后国际秩序有助于实现中国的开放。然而，与我们的愿望相反，中国以牺牲他国主权为代价来扩大自己的势力。中国大量收集和利用数据，四处扩张它的威权网络，包括腐败和监视。中国正在建立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实力最强大、资金最充裕的军事力量。它的核武库不仅不断增长，而且呈现多样化趋势。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利用了美国的经济创新，包括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以经济同化、安全阻吓、国际规范塑造为主的接触战略没有能够“驯服”中国。在和平、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下，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能力都在不断向外拓展。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正在建设一个覆盖范围越来越大的跨地区基础设施网络和对外经贸网络。中国也正在努力建设一支世界级军队。在美国看来，这样的结果必然是逐步削弱和改变美国主导的国际经贸秩序、金融秩序、国际政治秩序、地区安全秩序，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国主导下建立起新的国际秩序。它表明“中国世纪”到来不可避免，这也意味着美国作为世界霸权的地位和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可能被改变。

因此，美国战略界认为中国已成为一个“修正”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新兴大国，要塑造一个在价值观和利益上都与美国背道而驰的世界。在美国主要威胁的名单上，还有“无赖国家”、恐怖主义组织的威胁，但美国突出地把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修正主义国家”，并把这种挑战上升为是“赞成专制与赞成自由民主的人之间的政治竞争”，从而把这种竞争赋予零和性质。在这样的认识下，美国对华战略的改变已不可避免。

美国战略界意识到，要像当年遏制苏联那样来阻止中国的经济发展、破坏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国际上孤立中国已难以做到。同时，美国还没有走出“战略萎缩期”，内外矛盾一大堆。因此，美国奉行的是“美国优先”的国家安全战略，优先提高战略能力，以保持在政治、经济、军事、技术方面的优势来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

按照这种战略，美国对华还是两手：不排斥在双边、地区、全球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同时通过竞争建立自己的绝对优势，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但重要的是，美国的战略意图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已经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找中国在贸易、投资、经济制度上的麻烦；要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的底线；要千方百计向排斥中国的孔子学院；要搞印太战略；要谋取在核态势上的绝对优势的原因。

对于这种转变有两点是重要的：1. 美国这种转变是战略性，而不只是具体政策上的。2. 在美国，是战略界凝聚的共识、界定的国家利益和威胁在推动着总统行政方向，而不是总统在主导着战略评估的方向。因此，如果只循着原来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来认识这种变化，对美国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就会吃大亏。另一方面，把中美关系的本质看清了，有助于我们的认识与处理。这是一场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要实现国际秩序的民主化、公正化，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迟早要过这个坎。

处理中美关系，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美国的实力仍是世界第一，作为全力维护自己霸权的老大帝国，是一只真老虎，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掉以轻心。另一方面，美国自身又有着其固有的、难以克服的弱点：在美国内部，不断加剧的社会分化、驴象相争的政党政治极大地削弱了其统合能力；定期的选举很容易使政客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选举上，聚焦于长期战略目标相对困难；美国的战线拉得很长，所界定的三大类威胁都牵动着其神经，也很容易被突发的事件牵着走；在对外政策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与盟国之间的利益高度分化，无法拧成一股绳来对付中国。

因此，只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我们完全能够依靠制度优势、文化优势、道路优势，按照中央所制订的战略目标不断前进。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周建明】

博弈

2019-05-27 01:55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
林宏宇

摘　要　冷战结束后, 亚太地区以其鲜明的特点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作为仅存的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 为了保证其战略目标的实现, 适时调整其亚太战略。无论是布什政府的 “扇形结构”, 还是克林顿政府的 “新太平洋共同体”,都是要确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主导权。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作为美国亚太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华政策也相应地发生一系列变化, “制裁接触”和 “全面接触”分别为其两个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影响了中美关系, 但是, 中美关系作为冷战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仍将继续向前发展。

一
冷战结束后, 作为仅存的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为了适应变化的亚太形势, 保证其战略目标的实现, 适时调整了它的亚太战略。到目前为止, 美国政府对亚太战略的调整主要经历了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这两届政府的亚太战略虽有一定的连续性,但仍有各自的特点。1989 年 2 月, 布什入主白宫不久便首先出访亚太, 同时提出建立 “新太平洋伙伴关系”。1991 年贝克国务卿又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 全面阐述了建立一个以北美为基点, 包括日、韩、东盟、澳大利亚, 呈“扇形结构”的“太平洋共同体”之战略构想。布什政府亚太战略构想的核心是: 美国要在亚太地区建立一种 “扇形结构”的共同体, 以美国为基地, 向西辐射; 以美日同盟为轴心 ( 基轴) , 向北是美韩联盟, 向南是东盟, 再向南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以这几个联盟关系为扇骨, 以亚太经济合作 ( APEC)为扇面, 把共同体各国联在一起, 并逐步将这一结构推向中国、俄罗斯等国, 最终将这些国家纳入共同体内。1993 年, 以 “重振美国经济”为口号而当选总统的克林顿, 更加看重亚太地区。这年 7 月, 他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讲演时提到: “美国就业的一半靠贸易, 而美国贸易的40%又依靠亚太地区”; “太平洋地区能够成为并将成为我们美国人民的一个就业、收入、合作增长的庞大来源”。为此, 克林顿政府又在其前任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一个 “分享力量、分享繁荣和对民主价值共同承担义务”的“新太平洋共同体”。这种设想反映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长远战略目标, 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设想的要点是:第一, 积极参与和领导亚太经济, 争取建立更加开放的亚太经贸体系。随着美国与亚太经贸联系的日益密切, 克林顿政府发起了一场刺激美国出口的 “太平洋贸促运动”。1993 年 11 月亚太经合组织西雅图会议上,克林顿总统又进一步提出建立亚太经济共同体的建议, 想把亚太经合组织由协商性论坛组织发展成为地区多边贸易谈判机构, 进一步推动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亚太市场的机会, 并在其中居领导地位。第二, 继续保持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支持建立多边安全对话机制。在这点上, 克
林顿的想法与前总统布什无多大区别。但是,克林顿政府在亚太安全战略上重提“均势”概念, 认为世界多极化趋势在亚太地区表现的最为充分, 亚太地区云集了世界上好几个有影响的大国, 如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维持亚太的 “均势”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而美军在亚太的存在有益于维持亚太的 “均势”。换句话说, 美国要充当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 “平衡器”。第三, 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 继续向亚太地区输出美国的 “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克林顿在阐述他的 “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时, 反复强调要推进民主制度。他认为, 只有在亚太地区推行并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 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美国的安全和
经济利益。从这两届美国政府的亚太战略中, 我们可以看到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些特点:第一, 日益重视亚太事务。1989 年布什刚刚当选美国总统, 就首先出访亚太。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先出访太平洋后出访大西洋的现职总统。这充分表明美国对亚太地区的重视。克林顿上台后也高度评价了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他认为, 今天西欧虽然仍是美国同盟关系的中心, 但是美国关心的是经济问题, 美国的未来同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密切相关, 必须同这一地区加深关系。他接着指出, 当前美国对外贸易几乎占其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 预计到 90 年代末, 将有 1600 万个就业机会直接
源于出口。而亚太地区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并且潜力很大。克林顿在讲演时说道:“如果我们在那个市场上的份额增加 1% , 就会给美国经济增加 30 万个就业机会”。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也强调: “对美国的利益而言, 没有比亚太地区更为重要的地区了”。第二, 力保领导地位, 实现 “美国治下”的亚太。美国是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其综合实力虽相对下降, 但仍是世界头号强国, 因此它始终不放弃领导世界的梦想。布什在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多次提到:“我们面临着一个充满各种挑战和计划的新世界, 那就需要一种只有美国才能胜任的领导”; “我们是西方的领袖, 现在已成为世界的领袖。”冷战后美国政府的亚太战略也就是要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使亚太地区处于美国的领导和统治下。
第三, 强调意识形态作用, 推行其民主价值观念。无论是布什政府的 “扇形结构”,还是克林顿政府的 “新太平洋共同体”, 他们
都把意识形态的作用推到了一个新高度, 认为推行美国式的 “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念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支柱。第四, 防止出现 “地区霸国”, 提倡多边安全。美国之所以要在亚太保持军事前沿存在, 其 “理由”是防止出现影响美国利益的“地区霸国”。冷战后亚太地区缺乏共同的敌人, 各国有各国的危机感, 这种多样化的危机感与安全观, 从某种程度上讲需要一种灵活的、多边的安全体系来适应。因此, 美国提倡在双边联盟的基础上, 开展多边安全对话, 比如 “东盟地区论坛”和 “东北亚地区论坛”。总之,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就是要确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军事主导权, 以增强美国的全球战略态势, 维持 “冷战后唯一霸权”的地位。

二
亚太战略是美国亚太政策的理论基础,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 作为亚太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美国对华政策也相应地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实际上始于 1989 年至 1990 年间, 可分为 “制裁接触”和 “全面接触”两个阶段。1989 年 “六四事件”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六四事件”后, 布什政府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 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6 月 5日, 布什总统就中国局势发表讲话, 宣布终止美中之间的军事交流与合作, 停止向中国出售武器, 给予 6 月 5 日前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和学生延长签证一年。6 月 20 日, 美又宣布暂停美中一切高级政府官员的互访, 要求国际金融机构推迟考虑对华贷款。克林顿政府刚上台时, 也继续沿用布什的制裁政策, 借口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 M - 11 导弹而宣布对华实施禁售卫星及其零部件的贸易制裁,
同时还无端挑起 “银河号事件”, 阻挠中国申办 2000 年奥运会, 并指责中国对中美之间达成的三个经贸谅解备忘录实施不力, 扬言要实行贸易报复。但是出于美国自身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考虑, 在制裁中国的同时, 美国政府也在努力与中国保持联系与接触。1989 年 7 月, 布什总统就已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 商讨解决两国分歧的方法, 力图减少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同年 12 月, 就给将由中国火箭发射的 3 颗美国通讯卫星发放了出口许可证。1990 年 8 月和 12 月, 助理国务卿所罗门和谢夫特先后访华。1991 年 11月中旬, 贝克国务卿亲自访华。1992 年, 中美达成两个贸易和市场谅解备忘录, 同年双边贸易额比上一年增加了 33 亿美元。随着形势的变化, 克林顿政府逐渐意识到孤立中国不如与中国接触, 孤立中国不仅达不到 “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 而且对自己的经济与战略利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于是, 1993 年 9 月下旬, 克林顿政府重新审议了美中关系, 决定改变其对华的强硬态度,开始执行 “全面接触”政策。1993 年 9 月 25日, 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莱克约见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 向他通报美国准备同中国 “在广泛的问题上加强联系”。此后, 美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农业部长、国防部长助理等高级官员相继访华, 两国关系有所好转。同年 11 月, 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实现了自 1989 年 2 月以来中美两国首脑之间首次会晤。1994 年 3 月, 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时向中国领导人表示, 一个 “强大、稳定、繁荣和开放”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5 月初, 克林顿总统又在白宫会见了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 双方强调要努力克服分歧, 共同开辟中美关系的未来。5 月 26 日, 克林顿政府把人权问题同每年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 同时宣布无条件延长该年度中国的最惠国待遇。9 月,美商务部长布朗访华, 揭开中美经贸关系新的一页, 双方签署了近 60 亿美元的合同。10月, 钱其琛外长访问美国, 同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就双边关系问题举行会谈。两国外长都主张加强中美高层接触, 并认为双方经贸合作的潜力巨大。10 月 4 日, 两国签署了《关于导弹扩散问题的联合声明》, 美国同意取消对中国的卫星技术禁运。11 月14 日, 江泽民主席在雅加达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了第二次首脑会晤。江泽民表示, 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中美关系, 希望同美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原则, 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克林顿总统对此表示赞成, 并表明美方也有类似的考虑。但是, 克林顿政府对华 “全面接触”政策, 除了有联系、交往、和好的一面外, 还有对华施压、遏制的一面。联系、交往是施压、遏制的前提与条件, 以压促变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真正目的, 美国试图通过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 “引导”中国融入美国和西方主导的 “国际社会”。出于这种战略思想考虑,克林顿政府开始在中国台湾、西藏、入关、人权、领土争端等问题上制造种种障碍与麻烦。冷战后, 美国之所以如此调整对华政策,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 认为中国的战略地位下降, 中国有求于美国。1972 年尼克松总统之所以打破 20 多年的隔绝亲访中国, 从根本上说是要联华制苏,当然也有体面结束越南战争的动机。1978 年卡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较大让步, 主动同中国建交, 也是迫于当时苏联大肆扩张的压力。制苏因素在当时中美关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共同制苏是中美关系的战略依存基础。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 中美之间失去了这个基础, 美方认为中国这张“牌”可以丢弃了。70 年代曾参与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起草工作, 80 年代出任美中商会会长的罗杰·沙利文, 就以 “丢弃中国这张牌”为题发表文章, 认为 “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崩溃, 苏联的瓦解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使得原来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反苏基础没有意义了”。美国传统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安德鲁·B·布恩克指出: “任何把北京看作对待苏联冒险行为的抗衡力量的想法现在无疑是毫无意义的, 就象它当初曾是令人深信不疑一样。”他这种观点被称为对华政策上的主流派。另外, 由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组织的、一个有 40 名中国问题专家组成的对华政策研究委员会, 给美国政府提交一个研究报告, 他们也认为昔日培育中美两国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础是反苏, 但随着苏联的解体, 这个共同利益已基本消失了。相反, 美国认为正在迅速现代化的中国需要美国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到 1995 年,中国对美出口额已占中国对外出口总额的31%左右, 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8. 3%, 而美国对华出口额不到其总出口额的 2%。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 3 大贸易伙伴国和第 4 大投资国。因此美国方面认为, 中美关系的好坏影响最大的国家是中国, 因为中国依靠美国得到的经济上的好处比美国依靠中国的程度要大。所以, 美方认为冷战后中美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美国手中, 中国有求于美国。
第二、认为中国是未来的威胁, 要防止中国过快强大。中国是一个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与美国迥异的社会主义大国。因而美国认为, 从长远看中国可能成为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 中国将成为军事和经济上都强大的 “全面超级大国”( 俄国和日本都只是“单项超级大国”) 。美国国会认为中国将取代前苏联, 成为 “向反美政权供应军火的主要国家”, 并将在南中国海 “称霸”。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主持制定的“国家安全报告”和“东亚安全报告”中,把中国列为 “非盟非友”的有潜在威胁的敌对国家之列。另外, 当前世界经济有两个特点: 一是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西方跨国公司为主体和以西方资本对技术、市场的垄断为基础的经济体系; 二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纳入这个经济体系从而形成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目前, 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处于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境地, 而唯有中国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成功地进行了经济改革, 不但击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于中国改革模式必然失败的预言, 而且也为发展中国家指明了一条不必依附西方的发展道路。对美国来
说, 中国改革的“示范作用”不仅削弱了西方经济体制的吸引力, 而且对美国要建立以它为主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提出挑战。因此防止中国过快强大就成了美国的战略任务。然而, 中国毕竟是个大国, 其客观存在的巨大影响力是任何国家所无法回避和否认的。克林顿总统第二次当选后, 也意识到中美关系将是美国未来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 把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带入 21 世纪将是他再次任职后需要认真考虑的最重要问题。从1996 年 11 月起, 美国开始主动缓和中美关系。克里斯托弗国务卿访华, 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在马尼拉会晤后发表的 “建立伙伴关系”的宣言, 都是这种趋向的体现。随着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和拟定中的中美双方首脑的互访, 中美关系将逐渐走出由于1995 年李登辉访美而造成的两国关系的低谷, 中美关系可能向好的方面转化。

三
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必然影响中美关系,这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70 年代初以来, 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有 3 次。第一次促进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第二次促使中美正式建交, 并保持某种战略协调关系; 冷战后这次调整属于第三次, 它使中美关系出现较大的倒退。具体表现为: 政治上, 美国不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与立场, 公然提升美台实质关系, 允许李登辉访美, 致使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出现危机。此举极大地伤害了中美关系。另外, 在西藏、南沙群岛和香港等问题上, 美国给我国制造阻力, 设置障碍,粗暴干涉我国内政。经济上, 美国利用人权、保护知识产权和防止武器扩散等为借口, 在我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制造事端, 并阻挠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试图以此延缓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我国历来重视中美关系, 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全方位的交往和合作。今年初, 江泽民主席在会见美国参众两院客人时说: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 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 合作领域广阔。保持和发展中美经贸合作, 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而且有利于建立一个开放、健康的国际经济环境, 促进地区和全球经济繁荣。”同时他表示。目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 既有机遇又有挑战, 我们应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 把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 21 世纪。另一方面, 美国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也意识到恶化中美关系已影响到美国的利益,他们也表示要改善中美关系。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威廉·罗思和众议院领导人吉姆·科尔比访华时都表示, 未来 50 年内, 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中美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 “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更好地了解中国, 更好地理解美中关系, 进一步加深这一关系并推动它全面发展。”美国新任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记者招待会上也作了类似表示。从中美双方领导人的这些表态中, 我们可以预见到未来中美关系的大致走向。

博弈

2019-05-27 02:29

后冷战时期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与思考
牛  军

冷战结束后，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包括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对外政策等等的认识，而且那些看法是变动不居的，要对他们在各个问题上的看法作出准确的统计和精确的判断，是相当困难的。如果需要找到一个词来概括中国人在冷战后认识和思考美国问题的最基本和最普遍的特征，那么“疑虑”可能是最恰如其份的。不论是从思考的起点，思考的心理状态，还是目前思考所处的状态等哪一方面看，都是如此
（一）
从冷战结束后中国人认识美国的角度可以大致肯定，不论是哪些中国人从哪个方面认识美国，基本上都踩在两个出发点上，即美国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安全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安全包括主权与领土完整和政治稳定。从这种双重的坐标出发，中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形象基本上是两面的，它既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参照系，也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正在谋求世界霸权，因而有可能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
中国人用双重坐标衡量美国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它反映了近代中国人认识西方的基本的心理状态。毛泽东曾经精确地描述过，中国人在认识西方时，有一种独特的“师生情节”，即中国人真诚地将西方发达国家当作自己的先生，认真地讨教和学习，可是在历经坎坷以后终于发现，“先生总是欺负学生”。这种“师生情节”给中国的爱国主义平填了浓重的悲情色彩，因此特别能感动中国人，尤其是感动那些深怀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们。
从本世纪历史的演变看，中国人对美国的双重认识在不同的时期，是有孰轻孰重、孰主孰次、或两者并重的区别的。在本世纪的前40 年里，在中国除了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认为美国是值得中国效仿的榜样之外，大多数人对美国既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好感。在那时的统治阶层中，确实有人在搞“以夷制夷”时，将美国看作是可以利用的一支力量，但总地说来都未能如愿以偿。当然这同他们的政治地位软弱不稳定，有很大的关系。而他们的政治地位多少同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有限联系在一起。
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中美结成战略同盟，中国知识分子和广大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好感一度急剧增加。但是，随着美国在战后的国共内战中支持遭到唾弃的蒋介石政权，到中国革命胜利时，美国成了新中国的敌人，美国的形象在中国人、包括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也随之一落千丈。中国人当时认为，美国再强大，在中国也是失败者。特别是经过朝鲜战争后，美国是一只“纸老虎”的看法在中国更加深入人心。这是当时中国人中反美情绪高涨的思想根源之一。直到70年代初以前的20多年里，美国是世界上的恶霸和侵略者这种看法在中国人中是绝对的主流认识，现在看来，它已经作为“历史记忆”保留下来，其影响是深远和巨大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确是一个转折点。由于中美关系改善在起步时基础十分薄弱，以至于双方领导人都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塑造对方的好形象，以便对方在本国公众中至少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些努力在中国是很有成效的，它们使毛泽东的战略调整得到有力的支持。迄今为止，一提到尼克松、基辛格，仍然会在普通的中国人心中，唤起对那个时期中美关系戏剧性变化的美妙回忆，当时参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美国人士仍然被称作是“老朋友”。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当时塑造美国形象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塑造美国积极形象的结果与中美合作必然产生的巨大震动结合在一起，也在一些中国人中也造成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使他们误以为只要有安全战略方面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就可以万古长青。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在那以后的近十年里，大多数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不过是好奇多于好感，而且敌意仍然存在。
    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历史上全新的一页。结束贫穷落后的历史，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百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它一经落实为国家的根本政策，立即在中国唤起巨大的热情和动力。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中国开始推行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政策、中美共同反对苏联扩张的战略合作和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这三个因素，推动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美国的看法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不再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而是反对苏联扩张的同盟者，特别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参照系，至少也是参照系之一。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潜意识里，荡漾着朦朦胧胧的希望，以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是建成一个多少有些类似美国那样国力昌盛的国家。
    在那个时代走进大学校园的青年人，都能清楚地感觉到扑面而来的“欧风美雨”。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来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强烈的吸纳欲望使他们有时甚至是生吞活剥地照搬各种舶来的学说、经验和模式，并迫不及待地试图身体力行。从80年代初中国政府选派留学生前往美国学习开始至今，到美国留学已经成了潮流，到发达国家留学本身甚至成了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价值”。
    不仅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多数中国人在想到中国的现代化前景时，几乎立刻会自觉不自觉地联想到美国。不论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也不论是对美国了解的深浅或是真伪，相当多的人在把中国的现状和他们的憧憬，与他们心中的美国形象进行对照、比较。美国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教育和独特的文化等等，无一不成为了解和学习对象，无一不被尝试接纳或借鉴。尽管从常识上都能理解，中美两国国情不同，历史文化背景迥异，发展道路千差万别等等，但是中国人仍然指望通过向美国学习，借助美国的许多经验，包括借鉴民主政治的某些经验，最终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使中国像美国那样在当今世界上卓尔不群。
    可以肯定地说，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整个80年代里，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向美国学习，成为中国人认识美国的主流。在以往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多世纪里，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期。那期间中美之间也存在种种问题，中国人对美国的诸多不善意的行为，如限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阻止中国武器出口、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等等，进行了抵制和反抗。但是相比较而言，认为美国是先进国家，中国需要了解美国，向美国学习各种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知识和办法，是占压倒性的主流看法。
（二）
中国人的热情持续到90年代初，天平又开始向另一边倾斜。要精确地描述和揭示当今各类中国人对美国的复杂观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迄今为止能够把握的最普遍和有代表性的看法，恐怕就是“疑虑”了。
这里所谓的“疑虑”，对于那些从事政策研究的专家来说，就是怀疑美国的战略意图，特别是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的战略意图，并对中美关系的状况感到把握不定，对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深感忧虑。这种疑虑影响到他们认识美国的各个方面，包括美国亚太战略的意图、美日安全保障同盟的性质，等等。对于中国公众来说，就是担心像美国这样一个空前强大的国家越来越自行其是的话，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中国实现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和平与安宁是否还会存在？美国如果随心所欲地将中国视为敌人，中国怎么办？从“历史记忆”的层次上看，许多中国人在怀疑，将美国视为“先生”时，“美国先生”是不是还要欺负“学生”？……
    从事情的发展过程看，中国人的疑虑最初产生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天安门事件与苏联集团的崩溃几乎同时发生。美国政府以人权问题为理由制裁中国和在国际上孤立中国，以及在历次有关中国最惠国地位的争论中，美国国内各方面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议论和攻击，在中国人中引发了这种疑问，即为什么在苏联集团崩溃前，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存在那么严重的人权问题可以置诸脑后，而在苏联东欧巨变后，却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大张挞伐？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中国人的反感和疑问导致的是被侮辱和被抛弃感，而不是怀疑美国处理对华关系的战略意图。而且基于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独特理解，他们对“老朋友”布什总统（在中国经过与美国的错误政策坚决斗争后）最终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是抱有希望的。因此中国决策层对布什政府的一些行动（包括布什在１９９２年大选期间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Ｆ－16战斗机）的反应，比较而言是相当有节制的。而这些有节制的决策也为中国公众所接受。
    １９９３年克林顿入主白宫前后的有关言行，导致中国决策层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克林顿在竞选期间严厉谴责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软弱无力，而且他领导的政府从执政伊始便公开宣布，其对华政策就是支持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并在1993年5月宣布，为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附加人权条件。
    克林顿政府的言行使中国决策层几乎断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就是“西化”、“分化”中国。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认定一经形成，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其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从那以后，中国决策层显然一直认为，有必要对美国的意图保持警惕，要警钟长鸣。挫败被认为确实存在的美国的此类政策，成为中国一些重要的内外政策的起因和动力。
    １９９３年夏季，美国根据莫须有的情报，在公海上拦截中国的“银河”号商船，并进行检查，从而引起中国公众的极大愤慨。随后美国国会的议员门以中国人权状况恶化为由，阻挠中国申办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再次点燃了中国人的反美情绪。这两起事件导致了中国公众心目中的美国形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直到海湾战争后，中国人还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是一个主持正义和敢于负责任的国家。但美国现在在他们眼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在世界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国家。
    中国人的美国形象变化并不是表面性的，它的严重后果在于引起了深层的疑问，即：美国为什么对中国采取如此霸道的、与推行民主自由没有多大关系的行为？这种疑问在本世纪初就存在，因此引起的共鸣也是巨大的。它与对美国反感的情绪相结合，成为后来那种断定美国企图阻止中国成为强国的看法的主要根源。那种看法目前在中国公众心目中即使不是占主流的，也是相当相当普遍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在中美关系方面不论作出何种积极的努力，在中国人看来都是为形势所迫或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总之决不会是出于良好的愿望。
    １９９３年中国决策层与中国公众在对美政策上开始形成共识，其契合点即在于对美国的意图的怀疑。中国决策层认为，美国的政策至少部分地包含着颠覆中国政府的企图。中国公众则相信，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很可能是不怀好意的。上上下下的怀疑导致了此后中国人对美国的敌意的增长。
    也正是从这时起，中国公众（包括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开始认同并响应一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关于反对霸权主义的号召。在那次大会上，中国决策层给霸权主义的重新定义决定了冷战后中国反霸斗争的特殊含义。按照中国决策层的解释，冷战后霸权主义的主要特征差不多就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一切言行，例如在政治制度和人权问题上“强加于人”和“双重标准”，在台湾问题上“干涉内政”，在国际事务中“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在军控问题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等等。
上述状况构成了中国人自李登辉访美后思考美国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的主要背景，后来他们对有关问题的战略思考，就是在这样充满“疑虑”的气氛中展开的。
（三）
    １９９５年夏季，由于克林顿政府允许台湾的李登辉访美，在中美两国间引起了一场大风波。1996年3月，解放军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美国派遣了两个航空母舰编队，中美之间爆发了空前紧张的危机。此后不久，美国与日本宣布重新定义它们在冷战期间建立的安全保障同盟。一系列的事态发展使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差不多从那时起，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展开了一场长时间的辩论。与此同时在中国，人们也就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展开了频繁的讨论，其实也就是辩论，只不过不像美国那样公开和激烈罢了。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和美日加强安全同盟的举动，促使中国有关方面在采取对策前急于弄清楚：美国在李登辉访美问题上出尔反尔用心何在？美国向中国发出军事威胁与美日重新定义安全保障同盟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克林顿政府到底推行的是何种对华政策？
    参与对美国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的讨论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包括各研究单位的国际问题专家，以及高校的教师和青年学生。他们的看法不仅影响着公众舆论，而且对决策层的影响也在加强。有关美国亚太战略的讨论比较多地集中在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及其对亚太安全形势的影响。中国国际问题专家们的主流看法充满了担忧和否定，他们认为美日重新定义安全保障同盟，是美国不肯放弃冷战思维的产物，这种依靠军事同盟维持地区安全的做法，既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肯定是居心不良的，其矛头所向值得怀疑。许多专家相信，重新定义美日安保条约既是美国炒作“中国威胁论”的目的，也是炒作的结果。正是美国的安全战略造成了这一地区“冷战不冷，缓和不热”。美国歪曲中国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其说是为了防范中国，不如说是为了维护美国在这里的霸权地位。通过散布“中国威胁论”来抬高美国的战略地位，使这一地区的人们误以为，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在这里是不可或缺的。
    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讨论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判断，即美国对华政策（１）是接触；（２）是遏制；（３）是接触与遏制并重，或曰软硬两手。这里无意详述各种观点之异同，只是想指出，不论哪一种判断，无不是以美国对华政策居心不良为前提的。“接触”也好，“遏制”也好，“软硬兼施”也好，无非都是些的手段，其目的或者是为了“搞垮中国”，或是为了“阻止中国强大”，或是为了将中国纳入“……轨道”，，总之不是为了改善中美关系。
    持不同观点的人们表现出的另一个共识是，他们都认为中美关系难以把握。如果追随讨论的过程便可以发现，他们对中美关系进程的判断，往往直接受到当时中美关系的状况的影响。通常是中美关系的持续波动导致了他们判断的波动。往复多次便产生了某种危机感，即担心中美关系会因长期动荡不定而失控。因中美关系动荡不定而感到把握不定，因把握不定而产生危机感。如此循环，最终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深切忧虑”的心理状态，并认定不确定性至少也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本质特征之一。
（四）
    国际问题研究圈子里逐步兴盛起来的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讨论，强化了对美国政策的疑虑。从战略层次上思考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与在理论层次上比较独立地思考中国的国家利益，几乎是同步开始的。特别有意义的是，研究界对中国国家利益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与中国决策层的以往看法趋同，而且客观上起着将决策层的一些看法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作用。在他们看来，中国在现阶段的主要国家利益就是发展经济、维护稳定和保持国家的统一，这些也被称为中国的“核心利益”或生存发展的“起码基础”。
    将中国国家利益的上述认定与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结合在一起观察，其结论既是严峻的，也是一目了然的。国际问题专家们普遍认为，冷战后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难题都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美利益对立已经具有“战略对立的味道了”。极而言之者甚至认为，对中国来说，当前中美之间的矛盾比冷战时期美苏矛盾都要来的复杂和严重，因为“美苏之间的危机问题绝大多数是双方境外权势争斗和国际霸权竞争，至少不直接关乎独立生存、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以及根本制度的保存，而中美之间近年所发生并仍将可能发生的危机问题都直接关系中国此类的核心利益，……”。
    在中美关系涉及的经贸、人权、安全、武器扩散等领域里，有相当多的现象可以被用来证明上述看法，其中最典型的仍然是台湾问题。当中国人说美国在打“台湾牌”时，绝不仅仅是在指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且是在揭露美国企图阻止中国强盛。在中国人看来，只有完成国家的最后统一，中国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被称为强国的国家是一个没有完全统一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在挑战中国的历史，也是在挑战中国的未来，包含着阻止中国崛起的意图。
1997年秋季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和1998年夏季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一度使中美关系峰回路转。两国政府为确保高峰会晤成功，再次努力引导公众舆论。高层互访营造的热烈气氛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媒体全面和大量地报道了中美首脑互访的全过程，中国公众为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兴奋不已，仿佛中美关系又回到了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的时刻，那一时刻在他们的记忆中还是那么美好。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赞颂中美首脑会晤和预言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前景光明的的读物，在书店和街头随处可见。
1997年秋到1998年夏的中美首脑互访对中国公众的影响是相当积极的。不过后来的发展表明，中国人的疑虑并没有如此轻易地便被抹，它只不过被淡化或暂时搁置起来。
1999年5月9日，美国空军用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许多中国人几乎立即断定，美军的行经是蓄意地挑衅。美国的种种辩护无法使他们相信，具有如此高水平的技术装备和侦察指挥系统的美国空军，会“误炸”标志如此明显的中国大使馆。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中国青年学生和广大公众掀起另外猛烈的抗议浪潮。中国媒体对北约空袭南联盟的持续不断地密集报道，对中国公众已经激扬起来的情绪无疑是火上浇油。从当时事态的发展可以想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侵略多么严重地加剧了中国人的忧虑。
    中国公众的抗议浪潮毋宁说是一段时间以来中美积累的矛盾的大爆发，它的背后反映出中国人在一系列问题上，与美国人的看法存在重大的分歧。在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看来，国家之间相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和互不侵犯，通过合作与对话来缓和紧张局势和解决分歧，是冷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确保各国经济和社会在稳定的国际环境中不断取得进步的根本途径。但是美国在解决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的行为与上述原则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
例如美国与英国不顾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表决结果，空袭伊拉克；美国在违反有关国际协议的情况下，决定增加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美国扩大美日军事同盟的覆盖范围，不肯就美日同盟不染指台湾问题的解决，作出明确的承诺；北约撇开联合国，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进行军事打击，并企图以此为契机，对至关重要的国家关系准则进行根本性的修改。
美国的这些行动在中国人看来，就是在谋求世界霸权，特别严重的是美国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空军同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促使政策研究圈子中相当多的人相信，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美国的安全战略和中美关系的未来。迄今为止，有关的争论还在时起时伏地进行着。
（五）
    疑虑所产生的影响与反感、愤慨等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后者营造了情绪化的气氛，前者则是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独特的外交观念和外交政策。它不会推动对美国行为的过激和非理性的反应，但却引导出一种强烈的防范意识和诸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世界向多极格局发展”和在中国周边建立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等的政策。从维护国家安全和处理对美关系的角度看，它们结合在一起，可以被称为是“预防性反遏制”（它当然不是中国对美政策的全部内容），其目的在于削弱美国将来有可能用于“遏制”中国的能力，最终迫使美国彻底地和永远地放弃“遏制中国”的企图。
“疑虑”作为冷战后中国人思考中美关系的最基本的特征，虽不像反感、愤慨和敌视那样情绪化和容易被感觉到，但对中国对美政策的影响，甚至于对中国外交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刻的。这种疑虑的存在，使美国那些“愿意看到一个安定、繁荣和强大的中国”等一类言辞，听起来有些像卓别林的喜剧，既滑稽又酸涩。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当中美之间的一些分歧（如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时，不仅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美国甚至不肯对其态度做基本的调整。
客观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疑虑的确产生于多方面的原因，但总的看来，主要还是对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特别是与中国有关的事务）的态度和行为的一种反应。同样，中国公众的反美情绪总的说来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没有特别深厚的社会根基。他们仍然认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需要也应该继续向美国学习。中国人认为，他们对美国的要求其实也不复杂。中美关系中的分歧并不像美苏对抗那样，产生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境外权势争夺。中国不打算也没有精力去管别人的事，他们只是希望美国不要无端干预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要在台湾、西藏一类问题上向中国的核心利益挑战。或许中国人的疑虑也就在于，他们不大相信美国真的会那样做。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国内有关“中国威胁论”的种种议论表明，美国人对中国同样存在着深刻的疑虑，即怀疑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否继续，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和未来的对外政策感到担忧，担心崛起的中国将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这种疑虑反映在行为上，则表现为越来越多地针对中国的戒备和遏制。例如美国一面鼓励和怂恿它的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加强军备，一面对中国部署每一枚导弹神经过敏。这很难说是一种正常的心态。
相比较而言，美国人的“疑虑”更为复杂和严重，它是多种非历史与现实、政治文化与社会因素等等的复合体。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指出的，其中包括了文化上的优越感、优势地位带来的傲慢、种族上潜在的排他意识、与非西方大国正常交往的经验的欠缺、意识形态的对立，等等。这些因素从根本上影响着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这样一个非西方大国的基本态度和思考，使他们难以合理的对待中国的一些基本利益和基本感情，而相互尊重对方的基本利益和基本感情，是类似中美这样的国家交往中不可或缺的。显然，要消除美国的“疑虑”和防止这种“疑虑”演变成错误的政策，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
在90年代初期，中国曾经为改善中美关系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这个方针有可能经常被误解为是官样文章或政治谋略，现在看来它是入木三分的和有远见的，它的确是发展中美关系的箴言，因为它产生于中国人当时面临的特殊环境，包含着中国人对有关问题的理解和切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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