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长超，1944年生，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1968年在上海无线电一厂工作，当过工人，搞过化学分析。1974年调往自然辩证法杂志工作。1978年调入上海社会科学院，1979年被录取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方法论专业研究生，1982年毕业后一直该院信息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91年被评为副研究员，1993年被聘为中国管理科学院思维科学研究所教授，兼任上海思维研究所所长。
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思维科学学会筹委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从事思维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主要作品有《科技革命的步伐》、《思维的历程》、《20世纪科学发现纵横谈》，《珍惜我们的家园》，《认识自我》、《开发自我》、《人生的智慧》等50余种，撰写《科学智慧》电视片40余集，已发表的各类文字在500万字以上 。其作品《月球上的足迹》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课本第7册。
朱长超性格温和而坚定，富有幽默感，同理心，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真理，人生格言是：多向世界说真话，勤为后人著文章。他曾经烧过5年大炉，曾跋涉过人生的沼泽地，也曾徘徊于孤独的无助之境，深知灵魂痛苦的滋味。
五十多年前，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演出了一幕现代版的新《焚书坑儒》大戏。这部戏的编剧是毛泽东，而导演是邓小平。
反右运动，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是后来被尊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直接领导和操作的。邓小平担任着反右运动总导演的角色。他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作动员报告的是他，作总结报告的是他，提出反右运动补课的，也是他。
反右运动，是一场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文明的运动，也是严重压制民主思想和践踏人权的专制主义运动。中国能在一九五七年春夏突然产生百万右派分子，与小平同志领导反右运动的辛劳是分不开的。直到他的晚年，他仍然坚持认为，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有缺点，缺点只是扩大化。如果真是必要的，其历史的功绩，邓小平不低于毛泽东；如果这是历史的罪恶，其历史的责任，也不低于毛泽东。
没有小平同志运筹帷幄，怎么能如此完美地贯彻伟大领袖毛主席引蛇出洞的“阳谋”？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铁血政策，怎么能创造中国的古拉格和新时代的宁古塔？
反右运动的动员报告，是邓小平作的；
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是邓小平做的；
对一些著名右派分子坐牢、关押、流放的处理意见，是邓小平写的；
毛泽东在一次发言中，曾表示右派分子在五千个左右，但是，邓小平实际制造了右派分子、中右分子共计达三百一十七万个，大大超额完成了毛泽东的指标；
并且，虽然后来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及许多深受其害的右派分子等力主全面平反右派运动和右派分子，邓小平还是坚持反右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并且拒绝对错划的右派分子以必要的赔偿。
历史有力地讲明，创造百万右派的旷世奇功，小平同志是受之无愧的。
第一，反右运动中一些重要的、著名的、高层的右派分子，都是他亲自决定的。小平同志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虽然只是称作组长，却是反右运动实际上的最高负责人。定不定右派，定谁当右派，都在他的笔下。
全国的右派分子，至少一些代表性的、上层的、有影响右派分子，都是小平同志最后决定的。名义上虽然只是组长，却是决定百万知识分子命运的关键人物。圈不圈某人是右派分子，在他只是轻轻松松的一句话，对别人的命运来说，却是进不进地狱的大问题。因此，小平同志反右运动时的角色，算不上头号阎王，至少也是阎王第二。
他与周恩来充当刘少奇专案组组长不同。周的组长还有应差的性质，小平同志当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却是货真价实的，积极主动的，苦干实干的。
他与有些领导部门反右运动的首长不同，他是全局性的，而后者是局部性的。
例如，周扬领导了文化部门的反右运动，李维汉领导了统战系统的反右运动。李、周都是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进行反右运动的，他们只主管一个系统、一个部门的反右运动。而小平同志是领导全国的、各个系统、各个部门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的进程都是贯彻执行小平的反右方略的。有些同志领导反右运动是不得不然，不然无法应付过关，而小平同志却是有意地无风起浪，有意地引蛇出洞，有意地来个一网打尽。
更大的不同还在于，有些领导是尽可能地减少一些右派，保护一些右派，而小平同志则是狠命地打右派。
胡耀邦反右运动时正在苏联访问，一听说反右运动，迅速回国，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人，减少被打右派的数量，并创造条件，安排被打成右派的同志适当的岗位，安抚他们的情绪，发挥他们的才华，尽量让他们少遭受一些打击。
邓小平却不同，他是铁面无情的，他冷飕飕地寻找着右派，打出了右派，他似乎才有成就感。
举例来说，在延安时代就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人李慎之是党内难得的人才。他以识见、胆略受到人们的尊敬。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曾咨询过他，了解苏联批斯大林后的世界反应，他客观地介绍了匈牙利事件和各国的反应。
李还向毛主张，对儿童进行公民教育和宪法教育，同时主张，不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要还政于民，实行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李在新华社声望很高。打成右派后，吴冷西想为他求情。
邓小平是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最高负责人，求情当然也是求邓小平。这一天，邓小平主持一个会议，吴冷西想找机会顺便为李慎之说说情。邓小平不知是否猜出了吴的来意，扬扬手中的材料说，“对这样严重的右派言论，新华社还有人说李慎之是位很有才华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
小平同志对李慎之当右派分子口气冷峻，斩钉截铁，一点也没有李早年投奔延安而产生的惋惜、遗憾。
听到邓小平如此口气，吴冷西肚子里本想说的求情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
这件事情充分说明，第一，邓小平是反右运动最高、最直接的领导者，上层人物是不是右派，都是他说了算。所有著名的右派，都是邓小平最后拍板的。他对反右运动这个摧残中华民族精英的专制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他是很左的，本来幺，延安时就投奔你，那么艰苦的年代跟着你中共，再把人打成右派，于情于理都不太仁恕，你至少可以手下留情，或者网开一面吧。
小平同志却说不，李慎之在邓小平的坚持下仍然成为右派分子，尽管他所在的新华社有许多人为他说情。这多少说明，小平同志对于右派分子，宁可打得多些，宁可打得重些，不愿意打得少些，更不愿意打得轻些。
正如他二十年后面对六四的时候，又说道，“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这似乎是豪言壮语，其实是寡情残忍。这种薄情寡信，从反右运动到镇压六四学生，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邓小平残酷无情地要把一批著名右派投入牢狱。
毛泽东深知邓小平的为人，文革中曾称邓小平是钢铁公司。钢铁公司的特点是冷酷，无情。反右运动后对右派的处理，也是小平同志亲自领导的。从他对右派分子的处理结果看，小平同志很像是名副其实的钢铁公司的总经理。
反右运动后，中国全国出现了上百万右派分子。二十年后落实政策时，说有五十六万个右派分子。其实，真实的情况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是大大缩小的。有学者的估计是三百万（三百一十七万多）。这是因为，我们历来有着好大喜功、掩盖错误、文过饰非的优良传统。
反右运动二十年后的摘帽纠错平反，是羞羞答答，大前提仍然是坚持反右是必要的。这种情况下，反右运动的真相仍然相当严重地掩盖着。有相当数量的不戴右派分子帽子的右派存在，他们享受着右派分子的基本待遇，但不戴右派分子帽子。每次运动，他们都同样受到批斗，都在提心吊胆中度日，他们是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
就算是只有五十六万右派分子。对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的这些人如何处理呢？
邓小平是坚决主张严厉处理的。邓小平认为，右派就是反动派。他主张应将高层的、有影响的右派分子抓到监牢里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有关方面调查，广大人民对右派分子的看法认为，他们只有自己的思想言论，是不能作为犯罪来看待的。但是，邓小平却认为，这些右派分子不是思想意识的分歧，应当作为罪犯来处理。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日，邓小平主持过一次重要会议。此时，反右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会议的主题是要讨论对重要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
邓小平、彭真提出，这次右派分子中有一些很有影响、地位很高的人，北京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个部长，有黄绍竑、龙云两个民盟副主席，有费孝通、钱伟长等著名科学家，有知名人士陈铭枢、黄琪翔以及知名学生谭天荣、林希翎等，一共有六十四人，邓小平和彭真都主张将他们逮捕法办。
他们向毛泽东报告，但他们的建议未被毛泽东采纳。毛泽东不同意邓小平和彭真将这些右派分子斩尽杀绝。
毛泽东倒并不是心慈手软。他是另有安排。他是既要将稍有自由化思想的知识分子当头一棒，又要将他们打倒在地后再拉上一把，向世界显示自己的气度和宽厚。
这一点上，邓小平没有毛泽东老到。但是足以说明，邓小平在对待右派问题上，甚至比毛泽东同志走得更远。他主张将一些著名的有影响的右派一一收监。邓小平很少有宽厚之心。
后来，确实有大批右派分子被关进牢狱之中，或者类似的监狱之中。前者如甘肃的夹边沟，后者如北大荒冰天雪地的兴凯湖农场。大批的右派分子在接踵而至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在监牢里，饿死在劳改农场里。
夹边沟，是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一个昔日的劳改农场，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底，这里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
在天寒地冻的沙漠中，他们与世隔绝，终日劳作，并且经历了罕见的大饥荒，几乎吃尽了荒漠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所有东西，最后被活活饿死——三年时间里，饿死的右派一大半。
右派们有的不得不吃有毒的晰蜴，有的吃拌了农药的麦子，结果纷纷中毒而死。
更多的右派是因长期饥饿而患浮肿病而死。有的右派分子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肿得穿不上鞋了。
“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明天是否会醒来，”由于极度饥饿和虚弱，大都在睡眠中死去，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一九六○年的冬天，夹边沟右派们陷入了生命的绝境，反右运动的余波中出现了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幸存的右派撕开死了的右派的身体，取出他们的内脏，因为这些先死者实在瘦得皮包骨头，一点肉也找不到了。
总之，小平同志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富有雄才大略的方案，部分地得到了落实。相当数量的右派分子，被关进了监牢，其中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在大饥荒中活活饿死。（以上参见《夹边沟记事》）
进入东北兴凯湖农场的右派分子的命运同样凄惨。全国政权更迭的时候，有个右派分子巫宁坤正在美国读博士，出于国内的邀请和对祖国建设的热情，他放弃了美国比较优厚的生活，回国为国家效力，结果却不断地受到怀疑、批判，最后又被打成右派，被抓进了监牢。他后来转辗到北大荒农场，侥幸活了下来，改革开放后到了美国，写过一本回忆录《一滴泪》。这本书记载了兴凯农场右派们如何在天寒地冻下沉重地劳动，大饥荒年代右派们又如何一个个饿死倒地。
作者那时也患上了浮肿病，生命如游丝。幸运的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全家，纷纷伸出了救援的手，终于使他度过了饥荒，而与他一起的许多右派就永远地长眠在那块荒凉的土地上。
全国更多的监狱里、流放地的右派纷纷饿死在那个饥饿而专制的年代。他们的凄惨的命运，与总设计师将右派收监、专政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百万民族精英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几乎各种亲属受到株连，一人受难，全家倒霉，使更多的人受到连累。造成妻离子散、家败人亡的惨剧的右派家庭，不知有多少。在世界文明史和专政史上，毛、邓领导的反右运动可以说是独占鳌头。
沙皇年代曾经发生过十二月党人事件。十二党人与右派们的主观意向不同，前者是反对沙皇的，后者则只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
二者的遭遇不同，处理他们的人的态度也不同。俄国十二月党人反对沙皇，不过，沙皇还是表现出了较大的宽容。十二月党人很少坐牢，只是流放，流放的时候，他们的妻子可以跟他们一起去。没有人强迫他们夫妻离婚，也没有人强迫他们分开，没有听说有一个十二月党人饿死。更没有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
即使后来沙皇对布尔什维克，也还有一个专政的底线。列宁在流放地照样地读书写文章。俄国沙皇似乎宽厚一些，他没有主张连百分之一的宽容也不给。
经过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国的右派分子已经够多了，受的苦已经够深了。在小平同志的主持下，据说是考虑到反右运动还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右倾保守又保护了一些右派分子，因此，一九五八年春天，反右运动进行了一次补课。有些单位规定了右派分子的数额，没有达到规定标准的，要补课增加新的右派。又有不少人在小平同志反右补课的战略安排下补充成为右派。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就是这样“补课”成了右派分子。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反右运动又进一步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与同样是将不少人打成右派的李维汉、周扬相比，小平同志的无产阶级立场似乎更加坚定。全国的右派，都是他一个巴掌打下去的。而二十年后，周扬，李维汉渐渐悟出，反右运动是错误的。周和李在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也饱受摧残。周扬坐了牢，李维汉也是九死一生。周李两个在华国锋粉碎四人帮重新工作以后，诚恳地承认了错误，真诚地向被他们打成右派的人赔礼道歉。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是从自己的经历得到的感同身受。
但是，小平同志却心坚如磬石，志硬如钢铁。他是反右运动的第一号领导人，全国的右派，都是他一手造就的。他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歉意，也没有表示过半点遗憾。他理直气壮地宣称，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是有缺点，缺点只是扩大化了一点。
邓小平在一九八○年中共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目前和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想是不行的。（指反右派运动）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份量也太重……。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第207-208页）
根据邓小平的这个精神，中共中央的有关部门英明地留下了五个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维持原来的右派结论。这几个右派分子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北京三个，上海两个。这五个右派分子的存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它证明了实际由小平同志领导和操办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你看，不是还有五个右派分子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吗？
第二，它也同时证明了领导反右运动的邓小平同志也是正确的，不是还有五个经过二十年的实践依然证明是右派分子吗？小平同志领导的反右运动是多么必要、多么正确啊！要不是他正确地领导了反右运动，这五个大右派就有可能蒙混过关，成为漏网之鱼，这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给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给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造成多么惨重的损失啊！
也是在小平同志反右运动必要论基调的指引下，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出，“这一年，（一九五七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这是小平同志的思想。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小平同志主持和审定的。
这段话里有许多不实和不当。
第一，小平同志认为，发动群众开展整风运动，目的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正常的。这与毛、邓的初衷是相讳的。毛泽东公开说，这次运动是引蛇出洞，小平同志是具体执行了引蛇出洞方略的捉蛇人。毛、邓的目的不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是为了实行一种毛泽东后来称之为“阳谋”的中国特色的阴谋。小平同志这么说，是粉饰了反右运动引蛇打蛇的“阳谋”，是要把反右运动的本意说成是好的。这是违背反右运动的历史事实的。
再扩大了讲，邓小平后来自称当了第二代领导人的头，他一会儿反自由化，一会儿批精神污染，一会赶这个总书记下台，一会扶那个总书记上台，一会下令对天安门不惜一切代价清场……。他什么时候发扬了一点社会主义的民主呢？没有。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哪一样有半点民主的气味呢？
第二，小平同志说，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与历史事实非常不合。喜欢大鸣大放的不是右派分子，而是毛泽东。大鸣大放这个词，还是伟大领袖毛泽东老人家创造的。
当年，许多后来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在听了帮助党整风后，心存疑惑，怎么也不肯发言，是党组织再三再四地央求他们要帮助党整风，许多人禁不住大大小小的支部书记再三再四动员的盛情，不得不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意见，而这几条不痛不痒的意见，后来就被党用来把他们打成了右派分子。有的人预感到这次运动来者不善，因此，不提意见，不鸣不放，努力回避，但结果，不少这样的人也打成了右派分子。对他们定罪的时候认为，他们虽然口头上不反党，内心在反党，对运动抱着抵触的态度。
可见，整右派分子的计划在先，动员向党整风只是中共的策略，打了百万右派那是如愿以偿，根本不存在右派们利用整风向党进攻的问题。
第三，小平同志认为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发起了放肆的进攻。“放肆进攻”的人有多少呢？根据中共中央的二十年后的认真研究，一共只有五个人。一共五个人的进攻，能称得上放肆地向党进攻吗？需要去斩杀五十六万的无辜者吗？这五个人又不是天兵天将，用得着那么害怕吗？因为五个人的进攻，打了百万右派，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呢？更何况，这五个人的右派言论也不能成立。
例如，党中央查明，强加给章伯钧、罗隆基的主要罪名 章罗同盟不能成立。共产党的历史也表明，成立错案平反委员会十分必要，因为中国确实有许多冤案，共产党自己后来也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平反组织，有的叫做落实政策委员会。你可以平反，为什么罗隆基提出平反就是右派呢？
其实，小平同志这段话的核心是，“反击（指反右）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其话外之音是，领导这场反右运动的小平同志的言论和行动，“也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在小平同志的心目中，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成绩仍然是辉煌的，功劳仍然是不可抹煞的。他对自己是十分满意的。这是一种多么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啊。
需要指出的是，右派的摘帽，改正，都不是邓小平提出的。他坚守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的岗位上。进行对右派落实政策的不是邓小平，是胡耀邦。对中国现代历史上多如牛毛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都是胡耀邦在力排阻力，奔波出力。而决不是邓小平。
恰恰相反，凡是与邓小平直接有关的一些冤假错案，或者不得平反，或者平反得很不彻底。反右运动，只是个体的纠错、摘帽，而对整个运动，没有丝毫否定。而且不道歉，不赔偿。其根子，就在于邓小平的必要论在坚持着。
邓小平对反右运动的坚持，可以从他对年轻右派分子林希翎的态度上。林希翎十三岁参加革命，二十一岁在中国人民大学三年级，她要文才有文才，要口才有口才，要资历有资历。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一九五七年，她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没有想到，她中了党的“阳谋”的妙计，被邓小平打成了右派。打成右派不算，又被判刑十三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挣扎了十三年。
她的罪证包括以下一些。
一、“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肃反扩大化了，胡风的案子是冤案。”；
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把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三、“资产阶级的部长可以罢免，这我看是很好的，”
后来，胡风平反了，说明林希翎没有说错；封建社会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也说过，邓小平接受过李维汉的建议，专门讲过封建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毒害，历史证明了林希翎对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主义的批评是一语中的的；中国的部长们也有被罢免的，那个封锁非典消息而导致许多中国人不明不白地患病的卫生部长就是罢免的。从现在看来，“正确的和必要的”伟大的反右运动在林希翎身上一个也落实不了。
问题还不仅仅是邓小平把这个二十一岁、有着八年革命史的姑娘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还乘胜追击，扩大了战果，不仅人民日报大加批判，而且将听过她演讲、看过她文章、表示过同情和支持的一百七十个同志打成了右派分子，而因林希翎牵连而受处分、革职、开除，达数千人，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举例说，其中有林希翎作为法律系学生就法律问题请教过的两位法学界前辈谭惕吾（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原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黄绍纮（全国人大常委兼法案委员会委员）打成了右派；林的未婚夫、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秘书曹治雄打成了右派分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出面保护林而未果，抱病与林长谈劝慰，又托其外孙蓝其邦代为看望林，结果蓝其邦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内务部长谢觉哉（后为最高法院院长）派其秘书吉世霖代为向林表示关心，结果吉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并被开除党籍到农村改造，导致妻离子散，其母自杀；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王文（原叶剑英的秘书）因接待到中南海上访的林希翎并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农村惨遭迫害，其妻和其子自杀。
小平同志领导的反右运动真果硕果累累，十分必要和非常正确。问题还不仅仅是邓小平从林希翎身上打出了一伙右派，而且在二十多年后历史已经十分明了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不给林平反。
一九八○年六月，林希翎上书邓小平，要求平反。林希翎在信中写道：“在北京因同我有关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一百七十人，在各地则不计其数，有我相识或接触的首长、同志、战友、作家、老师、同学和朋友，甚至还有大学的工友和医院的护士，更多的是各地素不相识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许多人读了我的文章，给报刊编辑部去信，或听了我的演讲而来信，结果竟被打成右派分子。我挨整事小，但却牵连了大批无辜者，在他们面前，我非常内疚和痛苦。”
小平同志收到了这封信，但是，就是不给这个21岁就在小平同志领导的反右战场上的牺牲的姑娘平反。并且，在小平同志身体力行的榜样的鼓舞下，第三代，第四代的领导同志，都很好地继承了小平同志的遗志，拒绝为林希翎平反、纠错或摘帽。林希翎终于成为当年最年轻的右派之一兼右派史最长的右派，她也经历了几代红朝，并且被四代领导打成右派，她不被三代领导人平反，终于修成一个国家不要她的、无国无家的女右派而永载史册。
她坐牢15年，剥夺政权权利五年，海外留亡25年。临死前，她在家乡温岭做好了一个土堆作为坟墓，想回国养老，葬在家乡，这个可怜而伟大的愿望由于小平同志反右运动的必要论和正确论而未能实现，最后客死异国他乡。
她是戴着中国特色的、由小平帽子店监制的右派分子的大帽子而去世的，她当右派时间最长的右派分子，可惜，世界吉尼斯记录似乎不登这样的世界记录，不然，我们伟大的祖国又增加了一项英明正确的世界纪录了。这实在是有点遗憾。
幸运的是，一九七六年，华国锋实际改变了解放几十年来残酷斗争的路线，使中国历史走上了新的开端。邓小平在历史的推动下，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始了经济建设为中心。胡耀邦力挽狂澜，为全国99.9999%的右派分子纠错、摘帽、平反。然而，中国人民又是不幸的，一九五七年百万人响应党的号召而不小心中了阳谋之计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直到二十多年后改正摘帽平反，二十年的炼狱不说，最后还由小平同志坚持认为打他们右派是必要的、正确的。
历史的更大的不幸在于，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他的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性格，并且走得比反右运动更远，采取的措施更残暴。这是后话了，本文接下来另加论述。
综上所述，反右运动的是是非非表明，在反右运动问题上，历史的是非颠倒、莫名其妙真是达到了指鹿为马的程度。如果将来有数学练习册上有这样一个应用题：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一个自称是人民的儿子的首长领导的反右运动将569957人打成了右派分子，一九八○年纠正了5599952人，留下了最后五个右派分子，问。
一、反右运动的准确率达到百分之几？
二、从中得出什么结论？”
标准答案该是怎样的呢？
准确率=5/5 0000=0.0000089
结论是，反右运动完全必要，非常正确，只是扩大化了一点。对于反右运动，实际领导这场运动的是邓小平。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是邓小平，作反右运动动员报告的是邓小平，作反右运动总结报告的是邓小平，提出要将一大批高层右派分子送进监狱的，是邓小平，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右派分子大约只有五千的指标扩大到三百万的，也是邓小平。嫌五七年反右运动不够左，提出要反右倾、并在五八年进行反右派补课、又增补了一大批右派分子的，也是邓小平。二十年后，不顾许多中央领导的意见、坚持反右运动必要论和正确论的，仍然是邓小平。把百万民族精英以莫须有罪名打成右派分子，把他们赶进炼狱二十多年后，还坚持是“正确的”、“必要的”，同时，他又自命为“中国人民的儿子”，自称对中国人民“怀着无限的深情”。
手下的残酷和口中的甜蜜，历史上谁能与之相比呢？唐朝的李林甫能相比吗？不能，没有一个人可以相比。小平同志实在是独步青史，独一无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水浒传里有个霹雳火秦明，有过黑旋风李逵，一个使一把狼牙棒，一个使两把板斧。在战场上，一把狼牙棒和两把板斧寒光闪闪，遇之者凶，迎之者亡。
小平同志在反右运动中，也挥舞着狼牙棒和板斧，直杀得右派大军落花流水，血流成河，尸横遍地，建立了匡世奇功，他对此是如此自豪自得，以至最后只留下了五个著名的右派和极少数几个右派分子，他还洋洋得意地宣称，反右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缺点是扩大化了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