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是人，不是神。

●我一样的喜欢吃香的喝辣的。过去，北京东华门有家专门做潮州菜的JNN餐厅，很好吃，我以前很喜欢，那时我在建行当行长，没少去。中纪委那时候是尉健行同志抓，他就派人在门口蹲守，拍车牌子，曝光，抄了三个月车牌以后，这个店关张了。


●八项规定先落实五年，最后设计为一个名片（业绩）向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交代。


●新年到来之前，政治局常委都成了贺卡大王，每个人得写三百多张贺卡。真烦！


●我现在下去，或者省、市委领导到我这儿来，跟我称兄道弟，唱赞歌，说现在是（吃喝）真不想了。我说你们真不想了？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真的不想了？哪儿那么简单啊！我还想吃想喝呢！


●反腐败要讲“不敢”、“不能”、“不想”。


●我们中纪委坚持一条，就是曝光，曝光，曝光。省委书记、省长跟我讲，岐山同志，你怎么处理都行，就是别给我曝光。我说，就是不处理也得曝你的光。


●有人问，反腐治标、治本，有无时间表？我就说一句话：反腐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我们现在整治的是乱作为，不作为要不要整治？要整治，但是首先要把乱作为整治了。在整治乱作为的问题上要有紧迫性。

2013年3月22日，王岐山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时，据当时新华社发出的新闻提到，王岐山“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会上，王岐山向全体政协常委生动描述了当时见面场景：
基辛格问我：“你到底管什么了？”我说，我管8300万中共党员的纪律问题。8300万是一个相当于中等偏大国家的人口规模。基辛格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我理解他的话不像是好话，而是在调侃我——伟大的工作，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做不到，管不住……

还有一个关于月饼和贺年卡的故事，王岐山说：
在今年八月份到来之前，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了月饼问题，得到总书记很好的呼应。月饼是个小事儿，但困扰我们大家很久的一个问题是，我在北京当市长的时候就发现，月饼已经和交通有联系了，从东城送西城，西城送北城，转圈儿送。而且，送来送去，发现篮子里变得无奇不有。月饼篮子里有手机、有钱、有金银首饰。我还专门去天津走访了月饼厂，他们反映，月饼越做越贵，鎏金的、包金的，里面放这放那的，越来越不像话。以后新年到来之前，我们要开抓贺卡。贺年卡也是越做越不像话，常委的压力很大，每个人得写三百多张。我在常委会说了这个事之后，下午就通过了这个决议，大家都很支持。

我现在下去，或者省、市委领导到我这儿来，跟我称兄道弟，唱赞歌，说现在是（吃喝）真不想了。我说你们真不想了？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真的不想了？哪儿那么简单啊！我还想吃想喝呢！就像戒烟戒酒一样，能一下就不抽、不喝啦？所以不要那么急着说“不想”，我觉得我们现在把“不敢”和“不能”做到就行了。我现在可以负责任地说，“不敢”这条已经初见成效。这次我到政协来，就想给大家出个题目，让大家帮我一起研究一下怎么能做到“不能”？从“不敢”阶段向“不能”阶段迈进。过去，北京东华门有家专门做潮州菜的JNN餐厅，很好吃，我以前很喜欢，那时我在建行当行长，没少去。中纪委那时候是尉健行同志抓，他就派人在门口蹲守，拍车牌子，曝光，抄了三个月车牌以后，这个店关张了。

我们叫有腐必反，有贪必查，对贪污和腐败零容忍。说句老实话，贪污的问题古往今来，哪国没有？哪个朝代没有？前段时间见一位丹麦的外国朋友，丹麦人说他们历史上就从来没有贪污，我说没有可能啊，有规则就有潜规则。当然我们有一些要求，比如说增量问题，我们要求增量的问题更要严查。什么叫增量？就是十八大以后仍不收手、继续贪污腐败的人，要严查，要从重严惩；再一个，群众反映非常强烈的，必须处理，从重严惩；第三个，重要岗位上将要提拔的干部，决不能让他们“带病”上岗，不行就得处理。

（有人说）反腐以后，基层干部不作为了，（也有人说）不干活了。我问你们，不作为和乱作为，哪个对我们党的影响更大？哪个的现实影响危害性更大？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整治的是乱作为，不作为要不要整治？要整治，但是首先要把乱作为整治了。在整治乱作为的问题上要有紧迫性。我们才开始两年，不作为的问题大家不要太急，还要靠制度解决，还要靠思想教育，但是乱作为就不行！

最新一期《凤凰周刊》披露，8月25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并作与反腐工作有关的报告时称，自己曾在去年会见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遭到基辛格的调侃，基辛格称要管好8300万中共党员“是一个伟大的工作”，王岐山认为这言外之意是说他“做不到，管不住”。
王岐山出现在政协会议上，的确让不少人感到意外。王岐山身为中纪委书记，当然是以管好中共的纪律为第一要务。政协常委会议的参会者主要是政协常委，这其中，部分是中共党员，部分不是。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既然肩负监督和参政议政职能，当然就与反腐败挂上钩了，王岐山出席此次会议，虽然有些出人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
王岐山的风格被媒体称之为“王氏作风”，此次与会，王岐山同样是在继续这种风格，不仅脱稿开讲，而且妙语连珠，并向在场的媒体和与会者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其中就包括基辛格调侃他的那一段。
王岐山与基辛格之间的这段对话，以往媒体一直未曾披露，新华社在当时的报道当中只是称王岐山“向客人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如今，王岐山自曝这段对话，并且袒露自己对基辛格话语的理解，可以说表明了他对与会者、媒体以及公众的坦诚。一般的官员根本就没有勇气把他人的质疑和调侃公之于众，王岐山敢，除了因为他坦诚之外，还因为他对纪检工作有信心，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
基辛格被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访华，并与王岐山交流，本身应该是不怀恶意的。基辛格所言，如果是从下级官员的口中吐出来，那就是溜须拍马，而从基辛格口中吐出来，就是绵里藏针，看似好听的话，实际上却饱含深意。王岐山非常清楚，基辛格不会特地跑到大洋彼岸来奉承他，基辛格所说的“伟大”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他工作的描述，而是应该视为对他工作难度的隐性表达。
基辛格是少有的“亲华”政治人物，似乎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来华访问一趟，以续前缘。他来华访问，除了肯定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之外，当然还得尽真心朋友之谊，提些意见和建议，表达一下质疑，不管他的话是否让中国人感到中听，出发点必须肯定。王岐山重提两人会面的上述细节，应该不存在对基辛格的责怪，而是要表明自己坚定的反腐信念。
中美之间的文化和语言习惯完全不同，政治制度也千差万别。基辛格为何会认为王岐山负责的工作是“一个伟大的工作”？这当然跟中美两国的制度有直接的关系。不可否认，当前美国的制度要比中国的制度完善得多，在美国虽然也不乏贪官污吏，但贪官污吏太少，而且容易被发现被处理。中国就不同了，很多官员的去留和升降不由民意来左右，在位的时候，还不容易被监督，这就容易导致腐败滋生。
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之后这接近两年的反腐败工作可谓硕果累累，被拿下的“老虎、苍蝇”不计其数。王岐山与基辛格会面是在去年3月，当时，反腐败的效果可以说还不明显，基辛格对王岐山的能力有质疑实属正常，倘若基辛格现在再度访华，估计会向王岐山翘起大拇指。不过，在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基辛格仍然不会相信单纯的反腐败能够实现一劳永逸的玉宇澄清。
当然，中共党员的数量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偏大的国家人数，仅仅靠人的力量去反腐败肯定不是长久之计。王岐山在反腐败方面竭力尽智、功不可没，这是有目共睹的，只是，就连王岐山自己也认为要彻底杜绝腐败现象，仅仅靠人治是不够的，现在的反腐败是要为将来的制度性反腐败开拓空间。习近平也曾经说过，要把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可见，“打虎拍蝇”并非执政高层的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要建立起强有力的监督制衡机制，来为中国的长治久安、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2014年9月6日

强将手下无弱兵：王岐山的四大铁杆幕僚

     北京市政府天安门地区管委会主任崔鹏，日前调任中纪委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机关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再度成为北京市老市长、中纪委新书记王岐山的部下。

从十八大至今，一批王岐山任职北京期间的老部下，纷纷从天安门、毛家湾（文献研究室）、金融街（证监会）、正义路（北京市委）等地汇聚平安里中纪委大院，有的甚至进入中南海，协助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开展工作。

在崔鹏之前，中国证监会纪委书记黎晓宏调任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董宏出任中央第十二巡视组组长，原北京市文化局局长肖培调任中纪委研究室主任。

如果梳理这批官员的背景，就会发现他们都与王岐山有着密切交集，都曾是王岐山在不同岗位的“秘书长”。

2003年春季SARS疫情爆发，王岐山临危受命，由海南省委书记入京，接替孟学农担任北京市市长，并兼任北京奥组委执行主席，直至2007年十七大之后卸任。在此期间，崔鹏担任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后升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经过SARS的考验，加之奥运会的工作需要，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在北京市整体工作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崔鹏需要面对大量事务性工作。王岐山任内，北京保持了社会局面总体稳定，崔鹏可谓有功劳有苦劳。

肖培长期在新闻宣传系统工作，曾任北京青年报社总编辑、北京晚报总编辑、北京日报副总编辑、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在奥运会筹备阶段担任北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副秘书长。作为执行主席，王岐山负责北京奥运会的大量具体工作，而肖培负责新闻宣传又是奥运会的重头之一，陪同王岐山出席了不少外事场合。

而黎晓宏长期在北京市属国企从事管理工作。历任北京玻璃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北京第一轻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北京一轻集团副董事长、北京鸿运置业公司总经理、京泰实业集团常务副总经理，2004年转入金融系统，历任华夏证券董事长、中信建投证券董事长。

2006年5月，他被同样出身金融系统的市长王岐山选中，调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并兼任市金融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10个月之后又升任市政府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此时崔鹏担任办公厅副主任，二人系搭档。按照金融专家的王岐山运筹，北京依托拥有众多金融机构总部及跨国金融公司的优势，展开了打造金融中心的战略布局，黎晓宏在其中出力颇多。

2010年，57的黎晓宏被增选为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从年龄来看，这次退居二线几乎是仕途终点站。孰料一年半之后，黎晓宏调任中国证监会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此时，王岐山是主管金融工作的副总理，其中脉络不言自明。并且按照干部任职规定，各部委的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可以任职到63岁，比普通副部级干部可以多干3年。

2012年十八大，黎晓宏又顺理成章当选中纪委委员。2013年11月，黎晓宏调任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再度成为该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的大管家。

十八大之后，巡视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在重拳反腐中，依靠巡视组发展的线索骚乱了大批省部级老虎，三中全会又明确将巡视改革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环。这令巡视办成为中纪委职权最重的部门之一。这都体现了王岐山对黎晓宏的器重。

在这批人中，董宏与王岐山的渊源可谓最深。

与黎晓宏同龄的董宏，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毕业后进入当时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机关，后担任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秘书。

1992年，中顾委结束使命，董宏短期赴广东挂职佛山市市长助理。随后不久，1993年，负责编撰共和国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李力安出任首任所长，史学科班出身的董宏调任该所副局长、局长。1998年，董宏再度外放广东，担任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而同一时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岐山也从北京来到南粤，出任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董宏自此开始在王岐山身边工作。

进入新世纪，王岐山职务调动频繁，屡膺要选。

2000年调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2002年外放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3年出任北京市市长。而董宏一路跟随，历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产业体制司司长、海南省委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

2006年6月，董宏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党史领域，升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在经过天南海北的多个正局级岗位之后跻身部级高官行列，直至2013年年满60岁退休。在文献研究室任内，董宏参与了包括《习仲勋传》在内的多部传记文献的工作。2013年8月26日，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在西安会见出席《习仲勋传》出版座谈会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董宏和习仲勋之子习远平。

在去年的第二轮中央巡视中，董宏就出任第二组副组长，进驻新华社。2014年全国两会之后，第三轮中央巡视启动，中央巡视组数量由10个增加到13个，董宏又受命出任中央第十二巡视组组长，进驻复旦大学，这也是中央首次启动专项巡视。花甲之年的董宏成为老首长王岐山属下的纪检新兵。

本文来源 香港《经济导报》

王是一个明白人

在许多人看来，王岐山是神秘的；但梳理2014年王岐山的一举一动，又会发现王岐山却是透明的，他几乎从不隐瞒中央纪委反腐将推出的任何举措，相反，他每次公开表态后，紧跟着的就是与其表态紧密契合的系列举措。
解读王岐山的只言片语，已经成为理解反腐走向的一大重要风向标。伴随着这一风向，2014年，近40名省部级及以上高官落马，3000余名各级官员因违纪违法案件被点名曝光，400余名海外经济案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回国……利剑之下，风气正渐好转。从不敢贪到不能贪和不想贪，神秘老王的透明反腐在他为数不多的公开露面中已经初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