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防火长城束缚企业手脚

雷德里克· 伯格曼(Fredrik Bergman)遇上了一个麻烦：一家瑞典客户要向他位于北京的公司总部传文件，每传一次，公司的网络就断掉一个小时左右。

他说，在每天多次断网的情况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之后，公司终于找到了原因：文件是以客户所在城市、瑞典的法伦(Falun)命名的。伯格曼说，他的公司认为这个名称触发了中国网络审查者用于屏蔽法轮功话题的过滤器。法轮功是中国一个长期被禁的宗教团体。

改掉名称之后，文件就传得很顺利了。

伯格曼的公司迪克特(Diakrit)为房地产开发项目制作虚拟导览和三维模型。他说，我们每天都有平面图要提交，最多的时候上千幅，一天断网两三个小时、持续几个星期，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伯格曼的网络问题有增无减，于是他在2010年关门走人，把公司搬到了泰国。他说，泰国网络又快又稳，Facebook和Twitter等流行社交网站都能使用。他还说，我终于可以像本来应该的那样使用iPhone了。他说，对于一家员工热爱科技的IT公司而言，这些小事情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

专家说，不让中国网民登陆Facebook、Twitter及谷歌(Google Inc.)旗下视频网站YouTube的屏蔽措施正在对企业造成伤害。这些措施降低了它们的网络速度，并妨碍它们使用新一代云计算服务，比如谷歌提供的服务。

帮助网站提高连接速度的Akamai Technologies说，去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平均网速为世界第94位，远远落后于亚洲其他国家，比如排在第71位的马来西亚和第58位的泰国。

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去年说，在它调查的大约300家企业里面，接近四分之三表示网络不稳妨碍了效率。约40%的企业表示中国的审查措施对业务有负面影响。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监管机构。它们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分析师说，商界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每当中国境内的电脑试图连上境外的网站，中国网络审查过滤技术“防火长城”就会发生作用，导致网络速度降低。

市场咨询公司Allison+Partners负责中国事务的执行合伙人大卫· 沃尔夫(David Wolf)说，中国政府也没有建设相关基础设施来提高连接境外网站的速度。

他说，他们更希望让中国网民觉得上境外网站实在太麻烦，于是默认情况下就使用境内网站或在境内设有镜像的网站。

谷歌为规避中国内地的限制，在2010年开始将内地的搜索行为引导至香港。中国内地仍可使用谷歌，但内地的谷歌服务在过去一年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靠。专家将此归因于中国的审查。

不过登陆中国自己的网站还是足够快的，优酷土豆(Youku Tudou Inc.)和搜狐(Sohu.com Inc.)等视频网站上在线播放的电视节目都可以在境内顺畅地播放。

中国在其他方面都谋求进一步向世界开放，比如达成收购外资品牌的交易，发展自己的文化出口产业（如电影）等。但与此同时，它仍旧牢牢地控制着互联网。在其他国家，轻松登陆Facebook和谷歌等互联网服务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在中国却不能实现。专家们说，这有可能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使它在争夺高端人才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

近几个月，在10年一次的领导层换届期间，中国有关部门似乎加大了审查力度，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出现升温。咨询公司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hina Market Research Group)的雷小山(Shaun Rein)说，这完全是一场噩梦。雷小山的公司在中国雇有大约20名分析师。

过去16年，雷小山有13年都是以中国为基地开展业务的。他使用谷歌的小企业服务来存储、分享文件，并将这些服务用于内部交流。

但他说，近几个月登陆谷歌越来越不稳定，这妨碍了文件下载，并大大降低了谷歌即时通讯服务“Google Chat”的效率。由于谷歌Gmail服务不能稳定使用，雷小山不得不设立一套系统来把邮件转发给多种电子邮件服务，以确保邮件送达。

谷歌说，它没有发现自己的系统存在任何问题。

雷小山说，真正的问题在于下一届政府是否会继续限制外资公司对互联网的使用。他说，不管怎样企业都不太可能撤出中国，但如果说到把地区总部从新加坡和香港等地迁移至北京，它们可能就会三思。他说，它们仍将投资中国，但要看是什么规模。

近几个月更加严厉的审查措施包括对“虚拟专用网络”(VPN)的整顿。企业经常采用商用VPN服务来获取数据，同时外国人、中国的精英人士和其他精通技术的网民也会使用个人VPN来越过防火长城以使用Facebook等服务。

但据律师和官方媒体说，如果没有本地合作伙伴，外资公司在中国经营VPN业务就是非法行为。多家VPN公司也说，近几个月它们的服务被越来越多地屏蔽。和以往不一样的是，这一次在完成领导层换届之后，这些屏蔽措施仍未解除。

VPN提供商Privax Ltd.的发言人丹佛斯· 贝利厄(Danvers Bailieu)说，这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公司也已经成为中国近几个月的屏蔽目标。他还说，中国政府一直在关闭VPN使用的端口；每当旧端口关闭，公司就换用新端口，从而维持了服务。

他说，我们认为这场整顿是有破坏性的，因为消费者不喜欢。他还说，Privax Ltd.的服务对象是中国境内的商旅人士、大学教授和学生。

2012年12月，总部位于塞舌尔的另一家VPN公司Astrill Systems Corp.致信客户表示，屏蔽措施给中国境内的企业带来了很大损害。

中国审查者同样也对外媒网站加强了审视。去年这些网站刊载一系列文章，报道了一桩导致前中共政治明星薄熙来倒台的丑闻，以及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政商往来。《华尔街日报》的中文网站在过去一年数次被屏蔽，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运营的网站仍未解封。

上个月政府屏蔽GitHub的举动，激怒了中国蓬勃发展的软件行业。软件开发商在这个网站上进行编程项目的存储、编写和协作。一轮批评声浪在新浪微博上爆发，之后政府作出让步，解除了对这个网站的屏蔽。

常驻中国的创业家阿列克斯· 米勒(Alex Miller)创办了一家名为“Frogo”的网络电视公司。他说，防火长城从一个方面拦住了西方竞争对手，使中国互联网企业得以发展，对此他是支持的。但他说，屏蔽GitHub就太过分了。

他说，所有开源项目都存储在这个网站上，整个世界的源代码知识都在上面。他说，屏蔽GitHub，他们会扼杀很多创新。

PAUL MOZUR / CARLOS TEJADA

2014年09月06日

（北京综合电）一名中国男子因无法登入谷歌（Google）网站，状告中国第二大电讯运营商中国联通违反合同。
据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英文版报道，起诉人是25岁的深圳居民汪龙，他自称是法律工作者。
汪龙受访时表示，中国联通和他签下电讯服务合同，他却无法通过联通的网络访问谷歌网站及谷歌邮箱，联通应该为此负责。
他已成功向深圳福田法院申请立案，案件前天（4日）开审，法庭预计将于今年10月前做出判决。
汪龙本人也在微博上披露案件开庭审理情况，并指审理过程及代理审判员涉嫌违法。
另据法新社报道，汪龙也起诉了中国另一家国有电讯运营商——中国移动。据报道，深圳政府网站的一份文件显示，法院已在上周同意就此案展开听证，但文件没有给出具体细节。
中国对互联网的审查，一直是个受争议的话题。中国政府审查境内网络消息，并通过被网民戏称为“网络防火长城”的系统，限制国内民众登陆面簿、推特及YouTube视频网等外国网站。2010年，谷歌因不愿配合中国官方要求，对搜索内容进行过滤，最终从中国大陆撤出，将服务器移至香港。在今年六四事件25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该公司在香港的服务器曾被封锁数月。
汪龙在接受香港《明报》采访时表示，当局屏蔽境外网站影响许多人，因此本次开庭引起关注。“这次的起诉输赢并不重要，因为也不可能会赢，这你懂的。但希望这样做可以唤醒民众主张权利的意识，让更多的公民站出来。”
《环球时报》则援引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网络安全专家称，汪龙选错了起诉对象。
该专家表示：“受指责的应该是谷歌，因为它没有在中国开展业务。我呼吁像谷歌、推特或面簿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向中国提供服务，并接受适当的监管。”

奥巴马呼吁中国开放互联网


2014年11月10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北京亚太经合组织(APEC)论坛的一次演讲中向东道主发出挑战，呼吁中国开放互联网、保障工人建立组织的权利。
面对由商界代表组成的听众，奥巴马表示：“我们知道，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们的年轻人会要求获取更多的全球信息，而不是更少。我们知道，如果可以组织起来，我们的工人会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他们正寻求获得更强有力的劳动保障与环境保障措施。”
奥巴马承诺将延长赴美学生签证和商务签证的有效期，这一承诺得到了听众们的鼓掌欢迎。
然而，这位美国总统还没有回答听众的问题，就在其安保人员的护送下匆匆离开了会场。这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形成鲜明对照。后者在APEC演讲结束后安排了问答环节——听众在该环节中提出的问题主要涉及中国人对俄罗斯营商环境的关切。
奥巴马和普京截然不同的态度，反映出美俄两国在面对中国将自身转变为太平洋地区主导性经济体时的相对立场。俄罗斯正在寻求中国人的投资，以开发其偏远的西伯利亚地区的资源，并在俄与西方就乌克兰问题展开激烈交锋之际获得中方的支持。
相比之下，奥巴马的目标则是在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摩擦中，推动达成一项美国主导下的广泛的贸易协定，与中国主导下的类似方案相抗衡。美国已同意将中国学生赴美签证有效期从1年延长至5年，将商务旅游签证有效期延长至10年。
奥巴马表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我们两个国家。美国对一个繁荣、和平而稳定的中国的崛起表示欢迎。”这番话迎得一片掌声。
与此同时，普京则试图让中国和亚洲投资者相信，尽管卢布出现了暴跌，俄远东地区的基础建设和开发区仍然很有吸引力。上周，卢布遭遇了11年来最大幅度的单周下跌。
面对那些就俄地方保护主义、汇率担忧乃至俄木材出口政策发牢骚的中国投资者，普京为俄作了坚决辩护。
会场上还出现了一段轻松的插曲。当时，一名女性听众试图宣传她自己在俄罗斯的一个投资园区，这引来了俄罗斯总统的热情回应。普京表示：“我想当场拥吻您一下。”

新华网北京3月19日电
新华社记者 李云路 王建华 颜昊

先是毫无证据地控诉遭到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攻击，后来又以“最后通牒”的蛮横姿态威胁要求中国取消依法管理否则退出网络搜索市场，继而又是美国政客们和一些政府机构纷纷跳上台面，为其“撑腰打气”，共同演出了一场闹剧。
——一个以拥有雄厚高科技和创新精神而著称的全球最大搜索引擎公司——谷歌，终于不再“遵守”在商言商的普世之道，露出一张“政治脸孔”。这不能不让人们质疑谷歌作为一个“商业公司”的独立性，及其背后支持者的真正目的。
按道理，已经在中国经营了4年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好听的中国名字的“谷歌”，不应该不知道，无论在哪个国家经商都应该尊重遵守所在国法律、制度的国际商业通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入乡随俗”，赢得丰厚的客户市场与商业利益。
网络空间也存在着主权和边疆，必须受到各国法律法规的管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允许互联网传播色情、暴力、赌博和封建迷信，发表有关颠覆政权、民族分裂、宗教极端、种族主义、恐怖主义、仇恨排外情绪的信息，甚至煽动“颜色革命”。
令人遗憾的是，从“谷歌事件”可以看出，谷歌来华的真正目的似乎并非“拓展商务”，而是充当了借助互联网输出思想，进行文化渗透、价值观渗透的工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披露，谷歌创始人之一布林，因曾“在原苏联度过童年”，所以对于与政府内容审查合作的道德困境更显突出，他多次向同事和朋友吐露其在华经营的矛盾心理。
既然互联网是自由的，那么谷歌又凭什么打着“信息自由”的旗号处心积虑地将美国的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强加于中国，并通过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建立美国的“思想霸权”“文化霸权”？！
谷歌高层与美国官方的关系可谓千丝万缕。据美国《环球政客》网站报道，谷歌是奥巴马竞选阵营的第四大赞助者，目前已有四名谷歌高管服务于美国政府，其中包括将任美国国防部副助理的前谷歌无线产品管理主管阿加瓦尔，而五角大楼还有一些安全专家来自谷歌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谷歌正在成为一个被政治化的品牌，这或许是政客们乐于见到的，但无疑也是这个已经凭借互联网技术创新赢得竞争优势的知名跨国公司的悲剧。当一个商业公司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商业道德准则，人们又凭什么相信其提供的搜索内容不带任何偏见？正如那家披露谷歌与美国政府关系的美国网站所评论的:“当想到谷歌的管理层不断跑往白宫的路上，人们有理由担心谷歌送来的东西，加上了多少美国政治的私货。”
了解谷歌历史的人知道，谷歌创始人相信谷歌有能力“通过信息自由传播民主”，并奉行一个信条“不作恶”——DON"T BE EVIL。但善恶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它不是由谷歌公司来单方界定的，更不是由美国一个国家说了算，否则对美国有利的就是所谓“善”，对美国不利的就一概冠以“恶”名。而且，也不是看它说了什么，而应该看它做了什么。
更不用说，谷歌地图上清晰地展示着各国军事及其他敏感设施，惟独将美国同类设施打上马赛克进行掩护。一些喜欢使用谷歌的中国网民也许还不知道，鉴于谷歌与美国情报部门的密切联系，谷歌用户的搜索记录都将被永久保留，以供美国情报部门掌控。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谷歌寻求美国国家安全局支持，帮助其分析据称来源于中国的网络攻击，并已与美国国家安全局达成合作协议。
中国这些年向世界开放的心态和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也会按照自己的步骤和意愿逐步完善互联网的管理，这是中国的内政。更何况，作为现实世界的延伸，互联网是不可能做到毫无障碍的绝对自由，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也未允许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放任自流。“9·11”事件后，美国为了反恐需要，规定警方有权搜索公民的电子邮件通讯，甚至可在不经允许的情况下监视公民通讯，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德国、瑞典等西方国家也有同样的法案和规定。
无论是去是留，谷歌和美国政客合演的闹剧终究随着斗转星移而被人淡忘，已拥有近4亿网民的中国互联网市场也只会日益勃兴。但随着时间推移更加清晰并发人深省的是，谷歌事件的背后，美国正在强力推行的“网络战”。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引入网络战概念的国家，美国正在把网络战作为下一个4年必须应对的现实威胁，美国国防部秘密研发的“网络武器”正企图将触角伸向网络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有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今年1月7日邀请包括谷歌CEO在内的信息与网络经营者参加的小型晚宴，讨论如何利用高科技推动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干预行动，鼓励民间运动等，称21世纪的工具诸如微博网站TWITTER、谷歌以及视频网站YOUTUBE将是关键。还有报道说，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网络战士”也已得到广泛运用。据悉，一贯以网络攻击受害者示人的美国，目前拥有“网军”近9万人，专业黑客达5000多名。
或许谷歌正在做最后撤出的准备，或许谷歌仍在犹豫。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不会因为一家商业公司提出要挟，而允许它破坏市场的规则和法治准则。一家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企图改变中国社会和法律制度的行径是狂妄和可笑的。中国不欢迎“政治的谷歌”和“谷歌的政治”。

15日中午过后，有人发现可以从内地顺利登录谷歌网站，经他们在互联网发帖，消息迅速扩散。可以看出，网友们对此还是蛮高兴的，一些人猜测，政府方面同谷歌或许达成了某种协议。但到了晚上，昙花一现的谷歌访问又被锁住，又有人传，下午的“开禁”是因为GFW（中国防火墙）例行升级，谷歌重回中国市场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究竟怎么回事，官方没有回应。探究昨天下午那几个小时的情况或许意义并不大，我们倒是认为，谷歌等美国网络巨头大概不会永远待在中国市场之外。我们也愿意相信，中国当下的防火墙是某种阶段性安排，如果中国内外的网上互动逐渐变得成熟，它的作用将会慢慢淡化。
对外开放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信念之一，保持互联网的开放很重要，这也是中国人普遍的一项基础认识。中国互联网应尽量与全球互联网互联互通，共享共治，我们不认为除此之外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就不会兴师动众发起举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中国互联网管理的领军者鲁炜不久前也不会去华盛顿参加中美互联网论坛，并逐个访问美国的那些世界级互联网大公司，后者大多对中国市场抱有浓厚兴趣。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会坚持在互联网治理上落实本国法律，一方面促进网络自由和繁荣，一方面建立网上秩序，确保网络空间的活动对社会来说是安全的。这是中国治理的一条原则线，也是互联网管理的底线。谷歌2010年离开中国，就是不愿意接受中国法律的约束，而坚持自己所谓“普世”的做法。事实上，谷歌在包括欧洲多国的世界很多地区都针对当地法律和习俗做了让步。
上述两个原则未必就意味着僵局，如果那样的话，中美之间就只有“墙”，而没有联和通。实际情况是，中美网上信息交换量一直在大幅增加，几个主要僵持点有的有松动迹象或希望，有的逐渐边缘化，新的信息交换活动“淹没”了它们。
说到底，中国防的就是美国及西方对华通过互联网的一些破坏性渗透，这是中国国家利益的刚性要求。在这之外，中美网络互联互通的天地十分广阔。
未来是足以令人乐观的。随着中国市场的扩大，吸引力不断增加，美国大互联网公司的对华态度大概不会一成不变。我们寄希望于它们终将采取更现实的对华策略，越来越愿意做中国市场的朋友。中国自身也在变化，我们逐渐强大，也会因此而有更多承受力，敏感信息的范围会一点点缩小。随着中国法治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网民对互联网的依法使用将更加自觉，全社会抵制网上不良信息的能力肯定是逐步增强的。
当下是个磨合期，中美作为互联网世界的两大力量会在合作交流与磕磕碰碰中重新认识很多问题，对它们的定性将不会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中国的话语权将会增加。
我们相信谷歌最终会回到中国，脸谱（Facebook）等早晚也会通过某种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但这并不取决于中国单方面的态度。它们与中国市场的关系将是今后中美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某种风向标，在这当中世界看到的中国姿态将是稳健的。

一年将尽，我的中国媒体同行如今忙着给各色人等加冕以及相互加冕，在北京严酷的冬天，一天好几场年终颁奖礼却是家常便饭，似乎抱团取暖，又似乎仅止于面子和票子的游戏，那些面目齐整、赶集般喧嚣的媒体大戏，在我的朋友圈屡屡刷屏，站在热闹之外，我时时恍然，默而惨然：大V真的消失了。
大V是谁？大V是粉丝很多且愿意针对公共事务批评建言的人。这是微博兴起几年来对公众舆论场的一个贡献。不过大V的消失不是偶然的，尽管2014来得更猛些。早在2013年，大V就经历过一连串污名化的过程。以薛蛮子的嫖娼事件为标志，在央视的直播悔罪镜头之下，大V经历了一场声势不小的污名化运动，随后大V们似乎进入了一种甩不掉的“自污模式”（看起来是这样，你懂的），有的嫖娼，有的吸毒，大V先前在网络舆论场所积蓄的道德魅力，在污名化运动中很快就被消解了。
有一阵子大V成为传统媒体隐而不发的敏感词，而基于上述种种中国式的原因，在人们的线下聚会中，大V渐渐沦为令人避之不及的词儿，当朋友们介绍谁谁谁是大V的时候，被介绍者甚至经常自嘲“你才是大V、你全家都是大V”，曾经近似于风云人物的“大V”，在词义的根儿上被朝野合力彻底地解构了。
到了2014年10月，曾因吸毒被拘的大V宁财神，以50元人民币把微博“卖”给了和菜头，“之后，此账号一切言论皆与本人无关”。在我看来，这就是一起反讽性十足的网络行为艺术，使我想起《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的名句：“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而李开复的微博也已彻底沦为一碗升级版的心灵鸡汤。
这是令人伤心的过程。一个好词的倒掉预示着在观念较量中，至少在可见的明面上，正义的一方败给了非正义的一方。实际上“大V”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屏社交时代的临时替代品，没想到它的生命周期如此之短，“公共知识分子”在纸媒介及PC时代仍是一个公共正义的代名词，但在微博时代却被简化为“公知”，进而污名化。“大V”步“公知”的后尘，倒也不算太意外。
大V和公知的污名化，与社会整体道德感的下滑相表里。道德有一内一外、一刚一柔相互渗透的二度交织结构，在外表现为公平正义的朴素的刚性结构，在内孕藏着仁慈博爱的温暖的柔性结构。譬如鸡蛋之蛋壳与壳中的幼仔。壳之不存，生命焉附？大V与公知消退了，社会道德能好吗？
大V与公知的被污名化，是社会整体阳刚正气之被慑服与中伤，舆论场原有的阴阳平衡被打破了，失调了。其势之猛，席卷而来，体现为海浪般的连锁反应。后来大家看到，有些大V在言行方面道德值颇高，自律甚严，并不容易以道德名义进行污名化，但他们也在公众视野消失了，包括许志永、浦志强、郭玉闪、夏霖、曹保印、慕容雪村、李承鹏等等，他们有的被几大平台删号了，有的则被暂时性删人（媒体的公共表述是“被带走”）。然而时至今日，还有几个人真正惦记他们的命运？他们和马航那架飞机一样在失联一刻举国震惊，随后又被选择性遗忘。
沿着这个角度问下去，一众中国媒体现在把哪些人评为年度人物？翻一翻各路媒体评出来的年度人物、年度盘点和年度热词，你恐怕只能感叹中国真的没有什么“人物”，没有什么值得盘点的，说它们是鸡肋也都算过誉了。难道不是这样么：谁配得上、当得起年度人物的冠冕，谁就戴不上这顶冠冕。
伴随着“大V”的消失，在2014的中国舆论场，“五毛”终于熬出了头，俨然登堂入室，《光明日报》刊文为“自干五”正名，表彰其为“正能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践行者”，官方媒体几年前率先册封的“正能量”一词的真正意涵，也就昭然了。五毛不仅有理论，还有实践。原《嘉兴日报》评论员王垚峰，仅仅因为在实名认证微博的一些所谓的“不当言论”，在五毛纷纷前往《嘉兴日报》官微跟帖施压的淫威之下，果然、终于被报社开除了。其实，王垚峰原本粉丝甚少，并非大V，但这并不妨碍五毛自愿将之视为大V，进而发动一场稳操胜券的网络围剿。
何止大V，便是那些大V式的媒体，也未能避免这样的命运。以“南方系”为例，《南方周末》在著名的“新年献辞”事件之后，经历了一系列人事变动，曾经作为媒体界最旗帜鲜明的一面旗帜，一度风雨飘摇，催人泪下。而2014年，变本加厉，南方系旗下的21世纪网在沈颢事件中，甚至一度被官方媒体报道要被关停，尽管言过其实，但那篇短短几句话的新闻，在当时给整个传统媒体圈带来巨大震慑，余波犹在。
如今，人们庆幸于21世纪网没有被解散，此前媒体同仁普遍愤懑的沈颢事件，似乎因此就变得可接受了。就是这样，有些原本并不适合讨价还价的事情，在强势一方突然大涨其价随后有所减价之后，人们就愿意（只能）在讨价还价中满足了，而这，似乎也是有历史和现实这两条经纬线索可资映射的。
持续数月的香港占中及其衍生事件，在绝大多数中国媒体这里，要么没有发生，要么只剩下先验的刻板印象。新晋台北市长柯文哲的胜选，在大陆媒体也只有一两天的热度。中国媒体版面被各种所谓新自贸区的数字大饼吸引着。哦，活下去。似乎无可厚非，这就是中国媒体不得不采取的生存逻辑。
而网信办，这个试图全面接管互联网舆论的政府宣传管制机构，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游说，先是乌镇的所谓世界级互联网大会，继之以鲁炜主任的硅谷之旅。当我看到鲁炜搓着手考察硅谷的官方照片，联想到的不是什么严肃的考察工作，而是即将展开怎样一场饕餮盛宴？鲁炜坐在Facebook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的座位上，发现了习近平的著作。扎克伯格说：“这本书我也给同事买了，我要让他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在中国内地，使用Facebook目前还需要翻墙。
这是多么真实而怪诞的一幕，网信办的影响力似乎大有溢出中国延及全球的远志，准确的说或许是，欲望。谷歌的退出中国与其他几家被屏蔽的国际知名网站相类似，结果都是“养”大了中国的山寨或同类公司。而这被网民称为“局域网化”的互联网产业格局，反过来又给了监管者雄视天下的底气：你们来不来无所谓，反正你们有的我们都拷贝走了。
现在我们把视线拉回来再看大V，在屏世界读秒刷屏的节奏里，大V的消失，迅雷何须掩耳，如今不过是内容平台静默中的一个删除键。2014年3月中旬，微信公众平台对时政公号批量删号，公号作者们哀号宛在。当时我写了《微信封号事件得失》一文，认为微信此举暴露了平台治理的极权模式，也给自媒体鼓吹者当头浇下一盆冷水：“用户与互联网公司的关系究竟如何？有没有可能或者说应不应该是相对独立而平等的？造成今日之尴尬局面的，除了所谓的政治原因，难道不应该从企业及用户两个最真切的角度进行反思吗？暴君式的管理者与奴才式的用户，都是怎样走到今天的？”时隔数月回头来看，比之失联大V的“危害国家安全”，封号又算得了什么呢。
尽管作家和律师这类书生无力颠覆什么，但“颠覆”在时政上绝对是一类敏感词。奇怪的是，如此敏感的“颠覆”在商业上却成了当仁不让的第一热词。在互联网创业热潮的喧嚣里，似乎不颠覆既成的商业格局，都不算成功，正如似乎不扯上不知所云的“互联网思维”，都不像是在谈论互联网。网络新秀口气之大，能不能颠覆行业尚未可知，但大V明显只有几款屏社交的麦克风，且命根子都捏在商业平台的手里，断然颠覆不了什么。在写手们经常要靠金庸武侠来隐喻时局，暗语、密码、拼音、空格等反审查痕迹满屏的时代，大V作为一个反抗的概念，早已被瓦解和颠覆了。
世界依然乱，战争未停歇，小范围的各种社会冲突仍然很多。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还难称快乐。以色列当红作家埃特加•凯雷特仍不断地就“巴以问题”发言，他坚持认为，“这是我作为一个人的责任，而非作为作家的责任”。或许，人人都来做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大V的工，就不需要大V，亦不需要有哪位大V因此付出什么代价了。遗憾在于，目前大V仍只是屌丝所呼喊的代言人，远非同道，当大V为公义发言，屌丝们鼓掌欢呼，当大V被失联，屌丝是沉默的大多数，迷途的羔羊一般等着下一个大V出现。而商业上，屌丝又是商业大V们自我上位的棋子，绝非平等意义上的朋友。在这样一个时代，真正的大V是尴尬的。大V怎能不死。
对于即将逝去的2014，我没有什么煞有介事的总结陈词和浮夸骗人的颁奖词，只有悼词。我哀悼大V的消失，庆幸于大V的不死，幸亏只是在网上象征性地“被死亡”，否则他们死得也太不值当了。

防火墙带给中国互联网哪些影响

近日由于部分外国VPN服务在中国受到屏蔽，防火墙的事情再次成为焦点。工信部官员昨天就VPN受屏蔽回答记者提问，强调中国发展互联网一定要按照本国法律法规来进行，一些不良信息应该按照中国法律加以管理。
VPN指的是代理服务器，也就是网民俗称的“翻墙软件”，而它要翻的那个墙就是“防火墙”。防火墙是中国实现互联网管理一整套技术系统的民间叫法，官方在正式场合从不这么叫它。
防火墙并非是把中国互联网同境外互联网隔开，而是对境外个别网站及具体网页施行定点屏蔽。网络与网络是通的，但中国网络与境外网络个别点的联系受到拦截。需要指出的是，在境外互联网的浩瀚海洋中，这些被拦截点加起来只占很少的部分。
由于有的被屏蔽网站和网页在中国部分网民中很有影响，比如谷歌、脸谱、推特等是美国的主流网站，因此在国内外都有人把对它们的屏蔽看得很重。西方舆论一直把这件事当成中国“没有网络自由”的突出例证。
然而对于没兴趣上这些被屏蔽网站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又几乎不存在。实际情形是，这两种感受都在各自的方向上不断深化或扩大。
如果我们跳出是非的争论，来看中国互联网发展的总体面貌，那么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它们是，中国的防火墙实际上已经“成功”，造就了中国今天互联网发展的基本现实。比如中国出现了BAT这样的网络巨头，它们满足了中国网民的绝大多数需求，并得以向境外扩张。这或许是防火墙的“意外成果”，因为如果没有它和相应的其他管理，中国今天说不定会是“谷歌中国”、“雅虎中国”、“脸谱中国”的天下。
在政治上，一些极端言论虽然不时出没互联网，中国网络还造就了少数像是“舆论反对派”的网上大V，但这些力量始终没能形成机制化的政治及舆论动员能力，最近两年的情况尤其显示，国家对网络的调控力十分强大。
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没有受到防火墙的什么影响。中国内外的信息交流总体畅通，人员的网上正常接触和沟通也无实质障碍。物流所需的网络帮助更不是问题。一些特殊需求因为防火墙会遇到些麻烦，但很容易找到替代办法。
总结起来就是：防火墙有效阻止了境外被屏蔽点对中国网民的“大众传播”，那些一定要访问它们的人，都能找到实现目的的具体办法。防火墙塑造了大多数中国人在信息方面更依赖本国网站的习惯，那些必须或热衷于访问被屏蔽点的人在逆着管理坚持他们的习惯。实情就是这样。
那么防火墙是阶段性措施，还是会长期存在下去呢？这似乎更是争论的焦点。然而这不像是一个现在能为未来做回答的问题。而且防火墙其实不是一个原则，而是很多具体需求的解决办法总汇。实际解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也将分解成对具体被屏蔽点的具体对策。
但是我们希望，中国屏蔽境外网站及网页的动因能够逐步减少，而不是越来越多。我们这样说的原因，是希望中国社会对信息的承受力会变得越来越强。这是中国社会在全球化时代的健康之本。不能总让中国的年轻人“看不到什么”，而是要培养他们“看到了什么也没事”的能力。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变得愈发强大和自信，国家治理及互联网治理对防火墙的需求将呈下降的趋势。我们很希望这个进程来得更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