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初的城市

　　法尔斯地区四季分明，山间谷地与冲积扇地区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里同时也是连接伊朗中部高原与伊朗西南部的桥梁。该地区最早有人类居住的证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00年的Haji Bahrami洞穴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化则开始于Mushki时期（公元前6300-6000年）。到了公元前6000年，法尔斯地区的人口逐渐增多，形成了特有的陶器面貌。
　　进入公元前5000年的Bakun期，法尔斯地区的人口爆发式增长，这与伊朗中部高原地区的人口猛增是同步发生的。Bakun期陶器的典型特征是以矿物为羼合料，陶色多为浅黄色，上绘黑彩，烧成温度高，纹饰多样，例如最为常见的山羊角造型、飞翔的鸟、蛇、蛙等，独具特色。此类陶器除了法尔斯地区外，在波斯湾沿岸等地均有发现，表明伊朗南部地区在公元前五千纪已经出现了较为密切的区域间交流互动。更为惊人的是，300多公里外的苏萨遗址与Tal-e Bakun遗址出土有极为相似的陶器，这说明当时的区域间互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临近区域。

Tepe Rahmatabad遗址是法尔斯地区目前已经发掘的最大一处Bankun期遗址。该遗址发现了大规模陶器生产遗迹，特别是大体量的陶窑，并在陶窑中发现大量烧毁的陶塑。类似的证据在Bolaghi平原的Darreh-ye遗址也有发现。法兹里教授认为这一时期法尔斯地区的制陶业尚处在个体作坊手工业的阶段。
　　这一时期社会复杂化相关的另一处重要发现是Tall-e Bakun遗址，这里发现了大面积的泥砖多室建筑，年代大约为公元前4500-3900年。遗址的发掘出土了金属加工、陶器生产等方面的证据，此外还发现了大量的陶筹和印章以及大约140块封泥，其中大部分来自储藏室的门栓部位，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对特定物品的控制和管理。Alizadeh认为这些印章和印泥与同时期伊拉克东北部Tepe Gawra遗址的证据一同表明了血缘系统的衰退，而精英阶层对经济与政治事务的控制越来越强，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复杂化的进一步加深。他还进一步推测，Tall-e Bakun社会的统治者，要么是控制着某些物品生产和流通的少数家庭，要么是一些地位较高的人，他们通过陶筹和印章控制着物品的流通。

伊朗西南部因其与两河流域的紧密联系，一直受到考古学家的重视。这一地区与两河流域一样，有着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水资源，从古至今都是重要的人口聚居区。游牧人群会在夏秋两季进入扎格罗斯山区，在冬季返回埃兰平原等胡齐斯坦低地地区。
　　Chogha Bonut遗址是胡齐斯坦低地的一处代表性的季节性遗址，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7200年。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石像和陶筹等都与扎格罗斯山地地区十分相似，这或许可以作为公元前8000年早期农人在山地与低地之间往返迁徙的直接证据。该遗址早于有陶新石器时代的堆积未发现任何保存较好的建筑遗迹，但是砸实的地面、火塘、柱洞、泥砖残块等的出现都可以作为这一时期建筑的重要材料。根据现有研究，胡齐斯坦低地地区的人们依靠混合经济为生，种植小麦、大麦、扁豆等农作物，饲养绵羊、山羊、猪、狗等家畜，同时还存在对野生资源的狩猎采集。
　　从地理位置上看，埃兰平原地处美索不达米亚与法尔斯等伊朗其它地区之间，同时受来自东方的伊朗高原、扎格罗斯山区以及来自西方的两河流域的影响，因此本地出土的陶器中有大量两河流域的欧贝德式（Ubaid）彩陶，也有很多法尔斯地区的Bakun期彩陶。此外，背靠扎格罗斯山的地理优势，使得埃兰平原的居民受到战乱的影响程度相对较低，当两河流域出现战争、动乱等危险形势时，人们可以很快逃入山区避难。

“苏美尔初史时期”城邦政体

苏美尔城邦政体问题是古代城邦问题的重要课题之一，自本世纪以来，国外东方史学家对苏美尔城邦政治体制的性质及特点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不少专著和论文相继发表。50年代，美国K • A魏特夫（witlfogel）著《东方专制 主义——集权国的比较研究》苏联A •!!久梅涅 夫（TBOMeHeB）和B • B *斯特鲁威（CTPYe）分别发 表了《近东和古典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等论文®。他们对古代东方社会性质的看法虽不尽 相同，但都强调地理环境决定东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即自始就是专制主义的，70年代末，我国史学 研究者所著《世界上古史纲》，提出了苏美尔城邦政 体基本上是贵族共和制。然而，总的看来，直到迄今为止，史学界关于城邦的概念、形成、政治体制及特点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的探讨尚存在分歧和相互 矛盾，仍处于探索阶段。本文拟通过对“苏美尔初史时期”城邦的三个政治机构：城邦首领、人民大会、贵族会议的权限、职能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对苏美尔城邦政体的性质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祈正于史学界专家学者。

城邦一词源于希腊文“TOXis”，有三种含意: （一）城市;（二）国家;（三）公民公社。在古代希腊人 的想法中，一般是把三者结合为一个概念——“城市国家”，亦即城邦。从发展的观点看，城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它产生的那天起， 作为其统治中心的城市就有各种各祥的形式。城市不仅有大小的区别，也有繁荣程度的不同。有的以工商业贸易为中心，有的则不然。然而有一点则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个城市必定是该国国家机构、政治集会；宗教事物以及其它公共活动的中心，是国 家管理机构和神庙所在地，这是标志性的东西。以这样的城市为中心的国家无疑就是城邦。由这一点而论，我们认为是不能够仅仅以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城市的标准来套古代城市的，这祥就会使城邦失 去普遍意义，从而陷于偏狭。
苏联学者弗•尼•尼基甫洛夫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和埃及的一样，是从城邦时期开姶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是人类社会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早在考古学上的埃利都•欧贝特文化期（公元前4300— 前3500年，军事民主制时 期）就已开始出现城市，这些城市始建于国家产生 前，如乌鲁克，及至“苏美尔初史时期”（公元前3500 一前2700年）伴随着阶级分化，城市乃成为结合周围若干城镇、农业地区而形成的国家的中心。在苏美尔，这种以城市为主要基础和单位的国家相继产生了许多，如乌鲁克、乌尔、乌玛、基什、拉格什等数十个。史学界一般称之为“苏美尔城市国家”或“苏 美尔城邦”。考古学所揭示的这一历史过程已为中外大多数学者所公认。
无庸置疑，城邦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脱胎而来的一种最早的国家形式，这种国家的政体就必然带有 它^胎而来的那个社会的管理机关的残余和外壳。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最早的国家机关是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氏族制的旧机关而建立起来的。”《苏美尔城邦是最原始的国家，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国家，因而明显地带有军事民主制的痕迹和残余。军事民主制的机构到这时发展为国家的政治机构，即从军亊首领演化来的城邦首领;从氏族长老会演化来的贵族会议;从氏族部落成员参加的民众会议演化来的公民男子战士会议（也称人民大会）。这三个机构的力量对比对城邦的政权组织形式具有决定意义。
我们仅以乌鲁克城邦为例，对苏美尔初史时期的政体性质进行分析。苏美尔初史时期包括:公元 前3500-前3100年，乌鲁克（第12-5层）文化期; 公元前3100—前2700年，乌#克第4层和捷姆迭 特•那色（乌鲁克笫3层）文化期;早王朝初期（原 始王朝时期）和中期。
苏美尔初史时期是奴隶制城邦产生的历史时期，城邦首领称为“恩”（EN）。在苏美尔语中，“恩” 的原意是成功的经济亊物管理者。我们由此推断， 在城邦经济事物管理中，恩起着重要作用。后来，有 了“首领”和“统治者”的意思。城邦首领的职能有领 导城邦祭祀、主管神庙、水利等工程违设，掌管神庙 经济、统帅军队作战等。如乌#克出土的一块猎狮 残碑上，表现了“恩”正在用弓箭和长矛射杀狮子的情景◎。苏萨出土的一只圆筒印上，表现丁他在用弓 箭杀敌的场面％恩在生前握有国家大权，死后又有大量陪葬，甚至伴有大批人殉。然而，事实上他还不 是东方国家的专制君主，只是城邦首领，他的权力 受到贵族会议的限制。苏美尔神话中关于洪水的传 说向我们提出了这一点，其中强调“祌要毁灭人类， 降下洪水，是通过众神会议做出决定的。”不仅如 此，•‘众神会议”（可以视为城邦人民大会）还可以选 举王，也可以剥夺王权，反映了苏美尔域邦苜领的权力是受到贵族会议限制的事实。
有关苏美尔诸城邦中乌尔城陷落的一组铭文 中，有乌尔主神（可视为城邦首领）南那和其父恩利 尔（苏美尔神话中众神之父、暴风雨神）的对话，南那向其父恩利尔抱怨乌尔王权的丧失，恩利尔回答说:“这是遵照决议，遵照众神大会的决定’％
这种由众神大会推举或罢免王的神话传说，可以看作现实生活中人民大会选举城邦首领制度的生动反映。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苏美尔王表》中得 到证实。综合上述种种记述，我们很同意这样的意见，这是一种军事民主制的残余，这种制度在早期历史时期一直存在。
苏美尔早王朝中期，有的研究者突出其时基什王麦西里姆的作用，称之为“麦西里姆时代”。亊实上，麦西里姆在苏美尔城邦中脱颖而出，曾以“霸 主”身份调解拉格什和乌玛之间的疆界纠纷，划土为疆，功不可没。然而就其吋基什国王权的性质而论，麦西里姆仍不是专制君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当时的苏美尔各邦分立，地位平等，并没有确凿 的史料证明当时存在的着中央集权制，由此也就不可能有专制君主。
苏美尔城邦的人民大会和贵族会议合称为人民组织。有的学者认为，乌鲁克的贵族会议成员原 、是大家族的家长，人民大会由武装男性公民古昝什组成。他们是城邦全权公民、农民兼战士。
关于人民大会和贵族会议的权限、职能以及他 们和城邦首领的关系迄今尚未发现可供研究的任 、何早期的直接的文献资料。于是，苏美尔神话传说 和史诗所描述的众神活动长期以来倍受研究者的 青睞，因为它直接或间接地、或多或少地反映丁当 时的社会状况，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它所描述的众神活动便是苏美尔初史时期南部美索不达米亚社会政治生活在诸神世界的投影。
在苏美尔神话中，众神之父是暴风雨神恩利尔，他的居住地在尼普尔，这里也是诸神集会之地。 雅各布森曾描述众神太会的内容:大会由天神安和恩利尔主持，会前先举行盛宴，然后诸神发誓屐行大会将做出的决议。安和恩利尔提出所要讨论之事。在大会上，诸神都可以发表目己的见解，叵是， 最终是由“决定命运的七神”归纳出一条有代表性 的意见，提交大会，众神以“就这样吧! ”的回答加以通过，大会的决议由恩利尔执行。
关于人民大会的作用，往往是研冗城邦性质的 重要一环。我们上文已经提到人民大会有选举和罢 免“王”的权利，此外，人民大会也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史诗《吉尔伽美什和阿伽》中就记述了这样的内容:基什国国王阿伽逍使向乌各克有所要求（约 公元前27世纪），乌鲁克王吉尔伽美什先召开城邦贵族会议，表示要拒绝基什的要求，进行抵抗。贵族会议反对他的主张。他又召开城邦公民会议，他的主张得到了支持。于是乌鲁克决定对基什抵抗®，神 话中也描写了众神大会还拥有司法权。例如《创世纪》中描述，众神大会曾将金古处以死刑®。从上述 内容看，人民大会拥有很大权力。但我们应注意到， 苏美尔城邦人民大会只是形式上的最高权力机关, 由人民大会选举产生城邦首领和商议城邦重大事 务只是象征性的。大会由贵族所操纵（长老神召集 大会），诸神的意见是由“决定命运的七神”裁定的， 他们掌握着最后的决定权。这说明，贵族会议高居于人民大会之上，处于核心权力地位，甚至可以在 未经人民大会商讨同意的情况下，自行决定和处理 重大事情，这在神话和史诗当中多处得到印证。以 上事实表明，贵族会议已凌架于人民大会和城邦首 领之上，实际上掌握丁城邦的最高权力。
从城邦的经济结构肴，苏美尔城邦吋期的经济 基4是古代土池所有制，在它的初史时期，小农和 小土地所有劁占优势，在此基础上,小农和小手工 败音构成城邦公民的主体，其权利得到一定保障。 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程度较低，农业和畜牧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料。氏族贵族利用其在氏族中优越的地位，剥削平民，广占田地， 在掠夺战争中掠夺土地、奴隶、财富，因而成为经济 上最强大的阶级。如上文所提及的“恩”及初史时期 文书中经常提及的“图吉” （TUG），“首脑” （SAG）, 前者是主人;后者是某种长官，每人有两名随从，他们所获得的报酬比其随从多3倍。贵族的剥削必然导致反抗，因而城邦的阶级斗争突出地表现为贵族和平民的斗争。城邦中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 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地、有时掩蔽、有时公 开的斗争……_这种对立和斗争在苏美尔城邦初 史时期是始终存在的。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苏美尔城邦初史时期的经济结构和由这种结构所决定的阶级力量对比 也决定了城邦初期的政治体制是贵族共和制。
综上所述，苏美尔城邦的三个政治机构带有浓 厚的军事民主制色彩，这是从氏族社会脱胎而来的 国家政体都具有的特点。但是，它同军事民主制时期的三个机构有着本质区别。国家政权掌握在两种 力量的手中;一是世袭的王权，一是世袭的贵族，两 者在统治平民和奴隶方面是一致的，在权利的分配上是互相斗争的。由于人民大会只是形式上的最髙 权力机关，象征性的,贵族会议操纵着城邦的实际权力，贵族会议凌架于人民大会和城邦首领之上， 是城邦三个政治机构的真正核心。总而言之，苏美尔初史时期的城邦政体是带有浓厚的军事民主制 色彩的贵族共和制。

论南部两河流域古苏美尔时期城邦政体


位于南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城邦是古代早期奴隶制国家。它们大约产生于公元前4000 年代末期，至公元前2371年阿卡德统一王国的建立，历时约1700余年。根据考古和文献资料，苏美尔城邦史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历史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代末期至公元前2800 年）和古苏美尔时期（约公元前2800—2371年）。古苏美尔时期是苏美尔城邦史上的重要 阶段。经过早期历史时期的发展，至此时苏美尔城邦已进入全盛阶段。同时，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苏美尔城邦也逐渐走向衰亡。因此，研究古苏美尔时期的城邦历史，不仅对我们了解苏美尔城邦的发展过程，而且对于认识古代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待点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仅对古苏美尔时期城邦的政治体制问题作一些粗略的讨论。
在南部两河流域，有基什、乌鲁克、乌尔、苏鲁帕克、乌玛、拉格什等数以十计的苏美尔人的城邦。这些城邦都是从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因此，氏族制的残余在城邦中长期存在。在政治制度方面，城邦的三个政治机构：城邦首领、贵族会议和人民大会分别是从军事民主制时期的军事首领、氏族长老会议和民众会议演化而来的。当然，城邦的政治机构与军事民主制时期的机构有本质的不同，它们是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工具。
早期历史时期，城邦人民大会有权推举城邦首领，决定战争与和平等重大事情。但是人民大会作为城邦最髙权力机构只是名义上的，象征性的。它实际上被贵族会议所操纵。贵族会议掌握了城邦统治大权。苏美尔城邦政治体制是贵族共和制。古苏美尔时期，城邦三个政 治机构之间的关系及其力量的对比已逐渐发生了变化。下面，我们从城邦三个政治机构的权限、职能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来探讨古苏美尔时期城邦政体形式。
古苏美尔时期，城邦首领有“恩”（en）、“恩西”（ensi）和“卢伽尔” （Lugal）三 种称号。“恩”，字义为祭司，后有最高祭司，统治者之意（《剑桥考古百科全书》，剑桥 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恩西”来自en （祭司）+ si （建筑），其意为述立（神 庙）基础的君主（A •法尔克斯腾：《苏美尔神庙城市》，载《古代近东论文集》马里布， 1974年版第1卷第1分册，第10页）。“卢伽尔”来自Lu （人）+gal （人），原意为“大人”， 指大家族家长，亦有主人（奴婢的主人）之意。当它和城市的名称连在一起使用时，才是城邦首领王的头衔（参见H •弗兰克福:《近东文明的诞生》、纽约，1962年版，苐78页；W • I’’•萨格 斯：《巴比伦之伟大》，纽约，1962年版第360页）。大概“王”是比较强大的械邦首领或城邦霸主的称号，除此之外，这三种称号并没有多大的区別。
城邦首领兼有宗教和世俗双重职能。在宗教方面，他们是城邦主神的最高祭司，居住在主神神庙内，被视为神之子。例如，基仆之王麦西里姆自称为“宁胡尔萨格，所宠爱之了”
（G • A .巴顿：《苏美尔.阿卡德王室铭文》，新哈芬，1929年版，第5页）。拉格什王安郝 吐姆说：“恩利尔叫着他的名字，宁吉尔苏给他以力量，南什心中选择了他，宁胡尔萨格喂 他以乳汁。” （S.N •克拉美尔：《苏美尔人》，芝加哥，1963年版，第309页）作为主神 的最高祭司，城邦首领除掌管祭祀事务外，还管理神庙经济和神庙的修建。例如，一件铭文说：“宁胡尔萨格，乌尔之王麦桑尼帕达之子，乌尔之王安尼帕达，为宁胡尔萨格建造了一 座神庙。”    巴顿：《苏美尔阿卡德王室铭文》，第3页）在世俗职能方面，城邦首
领管理城邦事务，其中最重要的是主持水利工程的兴修。许多铭文记载了他们这方面的活 动。例如，拉格什王安纳吐姆说：“他为宁吉尔苏加固了鲁玛吉达格（按：一条运河的墙）， 并将他作为礼物奉献给宁吉尔苏。安纳吐姆，宁吉尔苏给予他力量，建造容量 为2乌尔3600古尔的鲁玛吉达格（运河）的水库。” （S • N •克拉美尔：《苏美尔人》， 第310页）城邦统治者还是最高军事首领，许多出土文物，如“乌尔军旗”上描绘了他们率军出征的场面。
城邦首领虽然兼有宗教和世俗双重职能，但在古苏美尔时期前期（约公元前2800—2550年），其权力仍是受到限制的。据史诗《吉尔伽美什》记载、乌鲁克城邦在面临基什人入侵时，城邦首领吉尔伽美什主张抵抗。他先征求贵族会议的意见，遭到反对。但他的主张在得到人民大会的支持后实现了。可见，城邦首领并不能檀自决定战争与和平等重大事情。不过，有学者根据这首史诗，认为乌鲁克城邦人民大会是最髙权力机构，城邦政体是民主制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上册），1973年版第70页）。笔者认为，这种观 点是难以成立的。因为，结合有关乌鲁克城邦的其他史料来看，这首史诗大概反映了城邦首领利用人民大会的力量与贵族会议争夺统治权。而这正是古苏美尔时期前期，城邦三个政治 机构之间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据《苏美尔王表》，乌鲁克城邦第一王美斯基阿 加舍是埃安那（按：指埃安那神庙）的统治者。而其子恩美尔卡尔则为乌鲁克王，乌鲁克城的建造者。美国著名亚述学家T •雅各布森认为，这表明恩美尔卡尔从神庙搬到一个名叫乌鲁克的新居地，即城邦统治者的居地与神庙分开了（参见N•巴尔凯：《早期美索不达米亚 苏体的发展》，载《美国历史评论》，第72卷第4期第1216页）。又如史诗《恩美尔卡尔与恩 政库什希南那》记载，恩美尔卡尔与阿那塔城邦（按：位于伊朗地区）首领恩苏库什希南那争夺霸主地位，最后迫使阿那塔臣服。恩美尔卡尔曾髙傲地称：“我的权杖……王权威力的 象征，乌鲁克的保护伞……它驱散了一切恐惧。”（同上书，第1216页）这种坚决自信的口吻必定是出自一位掌控了城邦大权的君主之口。值得注意的是，史诗记载恩美尔卡尔曾在人民大会厅，即在城邦公民面前接见来自阿那塔的使者，而未提及贵族会议（见S.N•克拉美 尔《苏美尔人》，第269—273页）。这大概恰恰反映恩美尔卡尔是利用人民大会的力量夺取了城邦统治权的。但城邦首领所取得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在《吉尔伽美什》中，吉尔伽美什抵抗基什的建议首先要征求贵族会议的同意。《吉尔伽美什》更清楚地反映出贵族会议与城邦首领之间的矛盾以及贵族会议的强大。史诗说：
乌鲁克的贵族在（他们的房间里）忧虑着：
吉尔伽美什没有把儿子留给（他的）父亲，日日夜夜，他髙傲自大，
（这是吉尔伽美什），（设防）的乌鲁克的牧羊人吗？
这是（我们的）。（勇敢、威严、明智）的牧羊人吗？
（吉尔伽美什）没把（少女）留给（他的母亲），
勇士的女儿，贵族的配偶。
吉尔伽美什没把少女留给她的母亲，是贵族指责他犯了两性关系之罪；不把儿子留给父亲， 意指征募年青人修筑城墙。（参见P•布吕特查德:《近东古代文献》普林斯顿，19 55年版第73、78 页＞ N.巴尔凯：《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政体的发展》第121页）诗中反映出贵族对吉尔伽美什利用战争扩大自己权力的行为极为不满。有证据表明，乌鲁克的贵族采取行动，击败了吉尔伽美什，并将他处以短期流放（N •巴尔凯：《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政体的发展》，笫1217— 1218页）。由此可见，掌握乌鲁克城邦统治大权的仍是贵族会议。
苏美尔城邦贵族会议中，祭司贵族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与神庙在城邦中的地位有关。 苏美尔城邦史很长一段时间，神庙不仅是宗教中心，而且还是政治和经济中心。它实际上代表着奴隶制国家。在早期历史时期捷姆迭特•那色的神庙文书中已提到各类官员，如恩（最高祭司、统治者）、恩•萨尔（最高女祭司）、格尔•萨布（商人首领）、图格•迪（首席法官）、帕•苏尔（指挥官）等等（A.A •魏曼：《原始苏美尔文字的译读》，载《前亚文集》第2卷，莫斯科，1966年版第13 —15页）。可见，国家官吏多由祭司贵族或神庙人员充任。神庙拥有大量的土地。例如，拉格什城邦共约20余座神庙，曾占有全国土地的1/4 至1/3。城邦首领充任主神最髙祭司，祭司集团首领，其地位并不显赫。在苏鲁帕克文献中， 城邦首领亦被称为恩西•格尔（ensi—gal）,字义为由长者任命的统治者。这表明他们的地位低于诸神和贵族会议中的祭司集团•哈罗：《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王衔》纽黑文1957年版 第35—38页；N•巴尔凯《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政体的发展》，第1218页）。在神庙经济管理方面， 城邦首领的权力也是受到限制的。乌尔、苏鲁帕克早期的经济文献清楚地反映出神庙地产是由高级祭司散伽（即主持祭典的大祭司）等人掌管的（《乌鲁卡吉那的改革》，古代史译文第1号，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译，1983年，第16页）。在拉格什城邦，城邦首领也仅管理城 邦主神宁吉尔苏及其妻巴乌神庙的地产，其余的神庙地产则由各神庙的散伽掌管（A •法尔 克斯腾：《苏美尔神庙城市》，第7页）。苏鲁帕克某一统治者只拥有23公顷土地（N*M•贾 可诺夫：《古代东方史》，莫斯科，1983年版第177页）。而据苏鲁帕克土地买卖文书记载， 个体家庭一次出售土地有的竟达几公顷之多（《世界史译刊》，江西大学历史系编，1986年 合刊，第133 —131页）。可见，城邦首领的经济地位并不显著。这些事实说明，在苏帕克等邦，城邦首领也是受到以祭司为首的贵族会议控制的。
古苏美尔时期，城邦人民大会的作用和影响逐渐消失。在上引史诗《恩羌尔卡尔与恩苏 库什希南那》中，人民大会也只是在城邦首领与贵族会议争权斗争中，作为前者所凭借的一种力量才表现出它还起一定的作用。而这种作用也仅存在于古苏美尔吋期初期。这以后的文 献中，很少提到人民大会。不过，有以下两条拉格什城邦的铭文经常被引用：
当神恩利尔以神圣的统治权授予恩铁美那，从3600男子中确立他的权力（G*A* 巴顿：《苏美尔阿卡德王室铭文》，第53页）。
当神恩利尔的战士，宁吉尔苏，以拉格什的王权授予乌鲁卡古那，（并且）从3600男子中确立他的权力时……（同上书，第80—81页）
有的学者根据这两条祐文，认为古苏美尔时期后期拉格什城邦人民大会仍拥有推举城邦首 领的权力。（《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079年版第！:;8-159页）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恩铁美那的这条铭文是在尼普尔发现的，“原文似乎:说到 恩铁美那被选为尼普尔祌庙的保护者，而不是拉格什的恩西（？）” （《鸟鲁卡吉那的改 革》，

因此，3600人可能并不是拉格什的公民总教。其次铭文中提及的3600可能不是一个确定的数目，有学者就将3600译为无数或多数（S • N •克拉美尔：《苏美尔人》第318页； 《乌鲁卡吉那的改革》第46页）。第三，将这两条铭文的内容释为由人民大会推举城邦首领并不一定妥贴。按字义，也可解释为这是恩铁美那和乌鲁卡吉那标榜自已得到城邦公民的支持，表明他们的统治是合法的。第四，古苏美尔时期后期，拉格什城邦首领的世袭制已基本确立，乌尔南什王朝经父子兄弟六传。这个王朝强大的王乌尔南什等传位与其子，而软弱的 阿库尔格尔也能传位给其子。埃耐达尔吉推翻乌尔南什王朝，执政5年（或更长些）（《剑 桥古代史》第1卷第1分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笫220页），由其子卢伽尔安达继位。乌鲁卡吉那上台执政，也无任何史料证明他是由人民大会选出的。这些事实表明，拉格什城邦首领已无须由人民大会选举产生。就目前已知的材料而言，古苏美尔时期，人民大会作为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也不复存在了，它已完全沦为贵族会议或城邦首领所操纵的工具。
综上所述，苏美尔城邦以祭司为首的贵族会议是凌驾于城邦首领和人民大会之上的核心权力机构，它掌握了城邦统治大权。城邦首领企图借助人民大会的力置，夺取统治权，但因 不具备与贵族会议较量的实力，最终难免失败。据此，我们认为，古苏美尔时期前期，城郡政体是以祭司贵族为统治核心贵族制。
古苏美尔时期后期，城邦首领逐渐摆脱了贵族会议的控制，夺取了城邦统治权力。君主政体在苏美尔各邦先后形成，君主政体是苏美尔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古苏美尔时期后期，苏美尔城邦奴隶制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各邦之间的争霸战争愈演 愈烈，从而使大量平民沦为战俘奴隶。“乌尔军旗”等文物上显示出的战俘无疑是奴隶的来源之一。拉格什王恩铁美那时（约公元前25世纪上半叶），男奴值银约43舍克勒，女奴值 银约10舍克勒，而一头驴却值银20舍克勒（L •德拉波吕埃：《文明史》，纽约，1925年 販第19页）。奴隶价格与牲畜相差不大。奴隶价格便宜，表明奴隶人数是比较多的。
奴隶制的发展，必然促使城邦公民的分化。约公元前2600年，苏美尔城邦出现了土地买卖的事例。例如，阿达布的一件土地买卖文书记载，出售土地、房屋和道路面积共约6布耳 14甘（约含43公顷了）（《世界史译刊》，第133、134页）。苏鲁帕克的一件土地买卖文书记载，
出售土地2甘（约含0.7公顷）（同上书，第134、136页）。出售土地的数额大小不同，表明土地买卖已较为普遍。城邦公民失去土地，也就丧失公民身份。据一种估计，苏鲁帕克居民总数约15000—20000人，全权男公民只有约2150人（N • M •贾可诺夫，《古代东方史〉＞）。 可见，公民分化是十分严重的。丧失公民身份的平民，大多数沦为神庙或世俗贵族的依附者， 也有的沦为奴隶。在苏鲁帕克文献中，受氏族贵族奴役者被称为萨格加尔，神庙依附者被称为萨格乌鲁。神庙依附者中，一部分人上升为神庙管理人员。他们从神庙获得较大的服役份地 （约3—]8公顷）和优厚的报酬（同上书，第202页）。有的还占有奴隶，甚至兼并普通公民的土地。例如，苏食帕克的土地买卖文书中，买主有牧人，领给养者，水夫领班等等（《世界史译刊》，第136页这些人逐渐形成一个与氏族贵族对立的新兴官僚奴隶主集团。他们是城邦统治者强有力的支拄。大多数神庙依附者是一般劳动者，他们与氏族贵族也存在着尖说的 矛盾，是城邦统治者所依靠的力量之一。总之，古苏美尔时期后期，各邦内部自由民与奴隶， 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原先那种适应于小国寡民政邦，以贵族会 议为统治核心的国家机构已不能满足奴隶主阶级的需要。强化国家机构，建立强有力的君主政 体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城邦之间的争霸战争，其实质是奴隶主为争夺土地、水源、奴隶、和对外贸易控制权。但它在客观上却超出了统治阶级的愿望，促进了苏美尔地区的统一，古苏美尔时期后期，苏美尔地区形成了两大军事同盟。南方同盟（拉格什除外）以乌尔•乌鲁克为中心；北方同盟以基什为中心。两大军事同盟的形成，实际上向地域性的统一迈出了一大步。同时，城邦统治者的力量在战争中不断壮大。例如阿达布王卢伽尔安耐门都曾几乎统一整个苏美尔地区。铭文说:“他使所有的外族国家向他定期纳贡。他把和平带给各国人民。他为所有的大神建立神庙。他恢复 了苏美尔（昔日的光荣）。他执行着整个世界的王权。” （S，N•克拉美尔：《苏美尔人》，第 51页）卢伽尔安耐门都的统一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却反映了王权已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
长期的争霸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各邦人民要求结束战争，创造一个安宁局面以利于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而苏美尔自古以来有许多有利于统一的因素，如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以禊形文字为代表的苏美尔文化。各邦人民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以尼普尔的恩利尔为最高主神。《吐马尔铭文》记载基什王恩美巴拉格西等城邦霸主在尼普尔献祭或建庙活动，表明宗教具有吸引民族团结的向心力。因此，人民渴望统一，王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大量的考古和文献资料表明，古苏美尔时期后期，国家（王权）逐渐与神庙分离。例 如，考古学家在基什、埃利都等地发现大规模的王宫建筑。基什的王宫（A），面积达6000 平方米（《剑桥古代史》第1卷第2分册，第274—275页）。埃利都的王宫是两幢面积均为2925平方米的建筑物，有双重围墙。外墙厚2.6米，外墙和内墙之间的通道为U2米宽（同上书，第276页）。根据基什与埃利都的王宫建筑，可以推测这两个城邦的统冶者已经与神庙分离了。
城邦统治者与神庙分离后到完全确立个人的统治还经历了一段时间。这期间，他们与以祭司为代表的氏族贵族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我们可以从古苏美尔时期后期拉格什城邦的历 史来考查这种斗争的复杂性以及君主改体形成的过程。
古苏美尔时期后期见于铭文的拉格什城邦统治者有11位，列名如下：
恩克格尔 卢伽尔萨根古尔
     _    _乌尔南什
阿库尔格尔（子）
:乌尔南什王朝安纳吐姆 （子）
恩安那吐姆一世（弟）
恩铁美那（子）
    恩安那吐姆二世（子）
埃耐塔尔吉
101
卢伽尔安达（子）
乌&卡吉那
恩克格尔的铭文仅有一伴被保存下来。铭文记载他购买了690布耳（约合4381.5公顷）土地（LA•巴顿：《苏美尔阿卡德王室铭文》，第12-15页）。如果加上他原先占有的土地，他拥有的土地是相当多的。根据恩克格尔的经济实力以及他在铭文中自称为“王”等方面 判断，城邦统治者大概与神庙分离了。但是，以祭司为首的氏族贵族的力量是强人的。卢伽尔萨根古尔的头衔为“恩西•格 尔”，表明祭司集团宽新控制了国家政权。
约公元前2550年，乌尔南什执政，乌尔南什的父袓都不是王。他可能是在平民的支持下夺取政权为王的。乌尔南什自称是“听从宁那的话的人”。（G.A•巴顿《苏美尔阿卡德王室 铭文》，第16-17页）他崇奉宁那女神超过拉格什主神宁吉尔苏，表明他与宁吉尔苏祭司集团是对立的。乌尔南什是一位强大的统治者。铭文提到：“地尔姆（即波斯弯的巴林）的船 从外国带给他作为贡物的木材。” （S.N•克拉美尔：《苏美尔人》，第308页）可见他已控 制了波斯湾以外的地方，他还控制了乌尔。这些事实表明，乌尔南什已掌握了国家政权。
安纳吐姆在位时，对外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据铭文记载，他击败乌玛人，夺取拉格什最北部地区古埃迪那；战胜埃兰人，“征服以力，降服乌尔，征伐基乌吐，毁灭乌鲁阿芝， （并）杀死它的恩西；摧殷米希麦，灭亡阿都阿。”（同上书，第309页〉对外征服战争的胜利使安纳吐姆成为强大的城邦霸主。他的头衔为:“纳姆•卢伽尔”，即苏美尔诸邦之霸主。 安纳吐姆后来改称“恩西”。但他的一件铭文却说：“安纳吐姆，拉格什的恩西，（他认为、 宁吉尔苏相信他，伊南那宠爱他，给他以基什的王权和拉格什的恩西权。”（同上书，第313 页）这表明安纳吐姆将城邦霸主衔和“恩西”衔合而为一。他给“恩西”衔以最高的声誉 •哈罗：《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王衔》，第43页）。安纳吐姆之后，拉格什城邦首领的头 衔或为“王”或为“恩西”。例如，恩安那吐姆一世和恩铁美那都自称“恩西”。而恩安那吐姆一世的铭文说：“当神卢伽尔•乌鲁克斯卡尔，将拉格什的王权授予恩安那吐姆时，他把（外国）放进他的手中，（并且）使他的脚踏在反叛的诸国里。” （F.A•埃利：《新发现的 恩安那吐姆一世的文献》，找《苏美尔》，第29卷，第27-29页）恩铁美那世声称，他从南什女神那里获得拉格什的王权（W.W•哈罗：《早期美索不达米亚王衔》，第43页）。可见， 在拉格什城邦，“恩西”衔已和“王”衔等同。
恩安那吐姆一世和恩铁美那时，拉格什和乌玛发生过激烈的战争。恩铁美那先后击败乌尔鲁玛和爱尔率领的乌玛军队。恩铁美那是一位强大的统治者。铭文说：“埃里鲁的宁吉尔苏，宁吉尔苏的‘散伽’都都，从乌鲁那带来它（这块石材），（并且）用他制成权标头。都都，宁吉尔苏的最髙散伽。” （S«N•克拉美尔：《苏美尔人》，笫316页）可见恩铁美那已不担任主神神庙的最髙祭司。这说明宗教首领的职务对城邦首领来说已经不十分重要了。因为 “这一变革是根据统治者的提议而实行的。”（H•法尔克斯腾：《苏美尔神庙城市》，第12页） 而且在一件铭文中，都都被称为恩铁美那的仆人（S«N•克拉美尔：《苏美尔人》第316页）。
有的学者认为，恩铁美那不任主神的最髙祭司，表明宫廷已开始与神庙分禽了（G•罗 克斯：《古代伊拉克》伦敦，1980月版，第113页）。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如果以城邦首 领不任主神最髙祭司作为宫廷与神庙分离的标志，那么如何解释恩铁美那仍任宁吉尔苏神庙的埃耐特尔茨祭司？事实上，恩铁美那以前的乌尔南什王朝诸王已经与神庙分禽开来，王权 已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这点可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说明：
第一，乌尔南什王朝诸王的头衔显然是独立的城邦统治者才享有的称号。乌尔南什等人对

外征服所取得的胜利，表明他们已拥有强大的实力。恩铁美那在位时，为缓和当时尖锐的 社会矛盾，颁布了轻徭薄赋，释放债奴等政令。例如，铭文说，他“允许乌鲁克的、拉尔萨的，巴德提比拉的儿子们回到母亲那里”，让他们复归于各城之神和女神手里（转引自《世 界上古史纲》上册，第154页）。这些事实证明，城邦统治者已掌握了国家政权。
第二，王宫已成为国家的统治中心。据较后的文献，拉格什的统治者是居住在“大屋” （e-ga，即王宫）中（A•洁尔克斯腾：《苏美尔神庙城市》，笫12页），乌尔南什王朝是否已有王宫，目前尚无材料证实。但根据乌尔南什崇奉宁那女神，与宁吉尔苏祭司集团对立等事实来推断，城邦统治者不可能居住在主神神庙内。此外，诸王之下已有一个世俗官僚机构。 见于铭文的官吏有：苏卡尔（即城邦统治者的助手）、萨格苏格（大概是地方首脑的称号）、 持杯者、书吏等等。乌鲁卡吉那时期的文献中，还出现一些世俗官员的名称，如阿布加勒（即 宫廷管事）、马斯基姆（即管理税务官员）等等。如果考虑到埃耐塔尔吉和卢伽尔安达在位仅12年（或略长些），这几种官员在乌尔南什王朝时可能已经存在。这些官吏在城邦事务管 理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王室经济基础已逐渐形成。一件铭文记载安纳吐姆购买了一个面积800沙尔（约 合2.8公顷）的园圃（LA•巴顿：《苏美尔阿卡德王室铭文》，第45页）。另一组铭文提到，恩安那吐姆一世之子卢马尔图购买了总数约39甘（约合13.6公顷）的土地（《世界史译刊〉〉 第136页）。这些数字虽然不大，但如果考虑到恩克格尔购买的土地达4000余公顷•那么府尔南什王朝诸王购买的土地大概也是相当多的。王室地产主要来源于神庙土地，据一种估 计，城邦首领的份地约几十平方公里（N.M•贾可诺夫：《古代东方史》，第加1页）。如果 加上王室其他人员的份地，王室肯定占有大量的神庙土地。此外，神庙依附者，特别是上层 中的一些人是城邦统治者手下的官吏。他们的份地也可看成是王室经济的一部分。所以，乌 尔南什王朝时，神庙经济实际上已逐渐向王室经济转化了。
以上事实说明，乌尔南什王朝诸王已经确立了个人统治。拉格什城邦政体是君主制。
但是，以祭司为首的氏族贵族的力量仍是比较强大的。他们为恢复已失去的权力与城邦 首领展开激烈的斗争。恩安那吐姆二世执政仅四年，被祭司贵族埃耐埃尔吉推翻。埃耐塔尔吉是宁吉尔苏神庙的最高祭司。他是在祭司集团支持下上台的。但他和他的儿子卢伽尔安达显然背叛了祭司集团的利益，而成为专横的君主。
《乌鲁卡吉那改革铭文》记载，埃耐塔尔吉和卢伽尔安达将神庙土地据为己有：“恩西的 房屋（和）田地，后宫的房屋和田地，王子的房屋和田地比邻相连”；“神的公牛耕着恩西的洋葱地，（而）恩西的洋葱地（和）黄瓜地就在神最好的田里。” （S*N•克拉美尔：《苏 美尔人》，第317页）神庙经济已转变为王室经济。
《乌鲁卡吉那改革铭文》还记载，“恩西的随从分了散伽的大麦（而使散伽受到损失）。 散伽的服装（……）作为税被拿（到恩西的宫廷）去了。” （同上书，第317页）恩西及其 手下官吏对总级祭司散伽的掠夺，不仅表明宫廷和祭司集团是完全对立的，而且也说明宫廷凌驾于祭司集团之上。
卢伽尔安达统治时期，拉格仆城邦内部矛盾十分尖锐。长期的对外战争，奴隶主贵族的掠 夺，使大量公民失地砘产。据一种估计，当时拉格什自由民总数为10万人，奴隶约为33500 人。自由民与奴隶之比约为3：1。奴隶制的发展必然引起激烈的阶级斗争。在这种形势下， 贵族出身的乌鲁卡吉那乘机推翻了卢伽尔安达，夺取城邦统治权。
乌鲁卡吉那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缓和平民与贵族之间的 矛盾，以加强城邦政权对奴隶实行专政的职能。乌鲁卡吉那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平民的措施， 但大多是以不触动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为前提的。例如，他禁止贵族贱价强买乎民的房屋、牲畜等，实际上还是容许兼并。平民最根本的土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另一方面， 乌鲁卡吉那废除向祭司征收的重税，制定给予祭司的口粮和开支的新定额，特別是把神庙地产归还神庙，从而增强了祭司贵族的力量，削弱了王权。这就说明，改革的实质是以祭司为首的氏族贵族与城邦君主的斗争。当然，乌鲁卡告那采取的某些措施（如减轻平民负担，兴 修水利等等）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应该肯定的。
当时，在苏美尔城邦君主制取代以祭司为为统治核心的贵族制，已是大势所趋。乌鲁卡吉那执政仅8年，乌玛王卢伽尔扎吉西就串军入侵拉格什。乌鲁卡吉那的改革彻底失败。卢伽尔扎吉西又战胜了其他一些苏美尔城邦。不久，阿卡德王萨尔责击败卢伽尔扎吉西，并统 一南部两河流域，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