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最初的城市

原始部落聚居在一起，修建了房屋，修建了围墙，挖了护城河，就形成了城市，产生了社会。 城市在诞生之初是什么模样？我们对于早期城市的认知，可能来自于一个遗址、一片废墟、一些断壁残垣；或是史官的文字记录、历史学家的系统性爬梳；另外，更有意思的来源是——文学作品中的描述。
《吉尔伽美什史诗》（以下简称《史诗》）是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史诗，由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口头流传，最终以楔形文字成文书写于12块泥板之上。出土的各种语版数量很大，发掘于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12块泥板”包含规模最大的原文，是整部史诗全文的基础。这部史诗不仅是一部想象力奇崛、感染力强大的文学作品，其中对于两河流域早期城市乌鲁克的描写，给读者展现了在考古领域无法完整获得的生动信息。
A square mile is city, a square mile date-grove, a square mile is
clay-pit, half a square mile the temple of Ishtar:
three square miles and a half is Uruk's expanse.
一平方英里是城区，一平方英里椰枣林，一平方英里是
粘土坑，半平方英里伊什妲尔神庙：
三又半平方英里构成了广阔的乌鲁克城。
乌鲁克遗址于19世纪中期被发现，西方考古学家认为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座城市。尽管没有直接证据，学者大多认为吉尔伽美什确有其人。在苏美尔王表中，他是公元前2600年左右乌鲁克的国王。《史诗》中描写了乌鲁克城的基本组成部分：城区、椰枣林、粘土坑、神庙——是一个综合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特定空间。这看上去不就是最早的城市规划吗？

让我们先从乌鲁克城的权力中心“伊什妲尔神庙”（temple of Ishtar）说起。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认为：“人类最早的礼仪性汇聚地点，即各方人口朝觐的目标，就是城市发展最初的胚胎。”城市诞生于大河流域，原因基本有二：一是有大河的地方可以发展农业，从而养育更多人口，产生剩余粮食、剩余劳动力；二是有大河的地方必定有洪水泛滥的危险，需要人们集体协作去“治理水患”。这两件事情组合在一起，人类第一次被划分为统治阶级（垄断粮食分配、领导水患治理）和被统治阶级。然而，只有实际需求而没有精神层面的凝聚力，是无法让人们从原本封闭但却很稳定的村落生活中走出来的。
宗教是把人们集中到城市中来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宗教，没有人类对象征着自然力的神明的祭祀与抗争，治水、建城这些需要动员大量人力的集体性活动，是很难仅仅通过统治-被统治的阶级关系来实现的。城市与城市诞生之前所有类型人类聚集地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目的在于侍奉神明，从而在神明的庇护下获得更美好的生活。

早期城市中最重要的建筑物是宫殿（统治者居住）和神庙（侍奉神明的场所），两者或距离很近，或像《史诗》中描述的那样合二为一。神庙是乌鲁克的权力中心，无怪乎“神妓”要带恩启都到阿努居住的神庙里去找吉尔伽美什。乌鲁克城信仰两河多神教，崇拜的主神是阿努和他的女儿伊什妲尔（又名伊南娜，是战争、爱情与丰饶之神）。从《史诗》中可以看出，乌鲁克为他们建造的神庙是城市中最豪华的建筑。不仅如此，神庙的建造具有永久性追求的特点，建造者希望它能够流芳百世，永远庇护这座城市。
draw near to Eanna, seat of Ishtar the goddess,
that no later king could ever copy!
到伊南娜神庙，伊什妲尔女神的住所看看，
后世哪一位国王也无法复制它！
人类和神明的关系错综复杂。英雄人物，同时作为统治者的吉尔伽美什具有“神性”，而且和神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史诗》中说，他"三分之二是神，三分之一是人"。但就因为这“三分之一是人”，造就了他和神最大的区别：神是可以永生的。《史诗》的第十一块泥板描写了吉尔伽美什试图去寻找“不死”的方法（获得和神一样永生的权利），最终得到了灵药而又被蛇所窃取，从而与永生无缘。我们在后来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看到，不论多么强大的“人”，最后的命运都是死亡。而可以永生的神明则拥有最高的权力，他们用各种方式来让人生、让人死、让人幸福、让人受苦。
另一方面，神明和人一样具有善与恶的“人性”。他们时而给人类制造麻烦，时而又帮助他们解除困境，神明内部以及他们同人类之间，一样会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喜好而争斗、妥协。人类将自然“拟神化”，侍奉神明的同时也经常同他们作斗争。比如第六块泥板的内容，就是吉尔伽美什因伊什妲尔的水性杨花和喜怒无常，而拒绝了女神的求爱，引发了女神的愤怒并让“天牛”去攻击他和恩启都，最终后者获胜——这象征着人对于战胜自然力的一种信心。

住在神庙中的吉尔伽美什，权力来自于神，但他赢得人民爱戴的原因恰恰是他与神对抗、与宿命对抗的“英雄事迹”。《史诗》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当英雄吉尔伽美什失去了挚友恩启都、失去了永生的机会，回到由他自己所创立和建设的城市，他依然为了这座伟大的城市而由衷地感到骄傲——这是人类对于自己拥有创造“文明”能力的一种自豪感。单个的人永远也成为不了神，死亡是宿命。但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却是可以通过其所创造的“文明”而延续下去，“文明”最集中的代表就是“城市”。
有趣的是，4000多年后的今天，城市与神明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城市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神明”，城市变成了“地球村”的神庙。人们像崇拜神明一样地崇拜着城市，人们所能想象到的可以向神明索取的东西，几乎都被城市所拥有；人们亦以为他们想要的东西，都可以在城市中得到。人类是靠“想象”而获得生命存续动力的一种社会性动物，乌鲁克人是这样，当代人也是一样。

椰枣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农作物，《史诗》中“椰枣林”（date-grove）是农业和村庄组织形态的象征。3.5平方英里的城市有1平方英里是农业用地，显然，乌鲁克城当时是“城乡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城市和村庄的关系并不像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那样“分裂”。
当我们试图去寻找城市能够被实实在在辨认出来的源头时，就不可避免地追溯到了大约一万两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到来前夕，在美索不达米亚黎凡特地区出现的小村庄。那些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早期村庄遗址，标志着人类十几、二十万年（以智人出现为起始时间）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到处游动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变化，而开始尝试“定居”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农耕”被发明以后，大范围在地球各个角落流行。依靠土地获得粮食，从而永久性的定居在一个地方，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一次脱胎换骨的革命。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认为，新石器时代“重点在于‘定居’，而不是‘新石器’”。
发明了农业、学会了盖房子、制造和使用新的工具，这些新石器时代出现的新现象，比起“定居”来说，都只是小小的成就。“定居”给人类带来的是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剧变，自此以后，人类所要解决的真正难题是：共同生活在一个规模庞大、空间密集的社区中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和社会矛盾。若非因为“定居”的蔓延，村庄的产生和脱胎于村庄的城市文明的出现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城市和村庄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生产和技术方式的继承。村庄最大的物质生活特点，是各种各样的“容器”的发明和使用。“容器”最重要的功能是“未雨绸缪”，有了容器，人类才可能在今天为明天做打算，比如把丰年的余粮储存在“粮仓”用于应付歉收时的粮食短缺。村庄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容器，用以储存水和食物的瓶、罐、瓮、钵，用以储存集体物资需要的谷仓、水池，还有用以储存人本身的房屋等等，甚至村庄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容器。城市出现以后，容器功能更加强大，成为刘易斯·芒福德所说的“一个容纳容器的巨型容器。”一方面，城市作为巨型容器，本身就脱胎于村庄的容器功能；另一方面城市所容纳的各种更先进的容器——粮库、银行、武器库、图书馆、商店等等——无非是村庄那些朴素、初级容器的高级版变体，本质上都是用于储存物质资料和容纳人的活动。
除了物质层面的继承，城市依靠宗教凝聚力而成为“人类大型协作共同体”的运作机制，也并非从天而降，亦是在村庄阶段已经慢慢孕育。除了农业革命，新石器时代的村庄中还发生了一场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的“宗教革命”。在“狩猎—采集”阶段，人类的宗教形式只有“萨满宗教”，它是一种小范围内可以进行宗教活动的个体直接体验型宗教，通过音乐、舞蹈在一块空地上就可以举行仪式，在人的身上产生迷幻效果，从而释放心理压力。而“定居”后，“教义宗教”出现了，它与“萨满宗教”的区别在于，人类可以通过代理人——神职人员——来间接与神交流，并且这种仪式性的活动空间从空地挪到了“神庙”中。
“教义宗教”的出现简单说是因为人口密度的增大和人对神明需求的增多。本来五六个人每个月围着火堆转圈跳舞，就能被神明所安抚；现在五六十个，甚至五六百个人需要同时得到安抚，还想让神明帮忙一起建设沟渠、运河，手拉手一起转圈的形式就显得很难组织和操作了。于是，宗教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专门的神职人员来“替代”普通教众与神明直接对话，而普通教众只需要每个礼拜到神庙去，“聆听”神职人员所传达的来自神明的信息就可以了。宗教活动的强度变小了——萨满式的宗教活动通常真的可以致幻——但是频率提高了。更为关键的是，更多的人可以参与到宗教活动中来。从此，人类彻底突破了血缘关系的限制，通过共同信奉一样的“教义”，分享同一个世界观，从而扩大群体合作的范围。“教义宗教”是城市之所以能够从村庄中脱胎而出所依赖的社会心理基础，它让城市作为“人类大型协作共同体”成为可能。
伊什妲尔神庙一定在乌鲁克城建城之前就出现在“乌鲁克村”里了，尽管当时的样子没有后来重建的那么宏伟。城市是围绕着神庙而慢慢扩张起来的，椰枣林作为村庄和农业的象征，并不是被后来的“规划”放到了神庙的边上，它们本来就是连着的。这种“自然长成”的城市组成部分，关系着城市生活的物质和精神根基。
我们现在所想要捡拾的“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盲目丢弃的传统。人类对村庄熟人社会所提供的道德和情感纽带的依赖，并不能被城市文明的发展所取代。即便生活在物质生活极大丰盛的城市中，人们依然会不断努力地去形成各种各样的熟人组织和社团，本质上是试图在疏离的城市生活中重建村庄民风淳朴、邻里互助的社会关系，从而找到归属感和安全感。

早期城市不一定都有城墙，但是城墙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非常普遍（与该处的地理和气候环境有关），以至于城市的创立者常常就等同于城墙的建设者。根据考古资料，吉尔伽美什并不是乌鲁克城城墙的建设者（至少不是最早的）。乌鲁克城的考古地质分层为18层，而城墙始建于乌鲁克III期，即杰姆德·那瑟时代（公元前3100–2900年），长9公里。史诗是一种将时空高度浓缩的文学形式，好几代人，甚至成百上千年发生的事儿都可以浓缩在一个人身上，所以吉尔伽美什被描绘成为乌鲁克城墙的建设者，甚至乌鲁克城的创立者都不足为奇。
Climb Uruk's wall and walk back and forth!
Survey its foundations, examine the brickwork!
Were its bricks not fired in an oven?
Did the Seven Sages not lay its foundations?
登上乌鲁克的城墙来回走走！
察察那基石，验验那砌砖！
砖难道不是烈火所炼？
基石难道不是七位圣贤所奠？
粘土坑是用于提取粘土的采石场或者矿山，通常用于制造陶器和砖。乌鲁克城拥有1平方英里的粘土坑，说明当时的陶器制造和烧砖已经是规模化的生产了。陶器作为一种容器，是城市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器皿，而砖的规模化生产是用于建筑的建造。在《史诗》中我们看到，城市劳动力烧制大量的砖，来建设乌鲁克城墙。在当时，一般用的砖并不是烧制的，而是从河道取出淤泥后用芦苇绑定放在太阳下烤干而成，工艺简单但不耐用。乌鲁克城墙建造所使用的烧制砖对技术有更高的要求，成品更加经久耐用，建造出来的城墙让统治者和臣民都倍感自豪。
《史诗》第一块泥板上说吉尔伽美什修筑了乌鲁克的城墙，英文译本中的“环城”以“rampart”表示，“rampart”的意思是“a high wide wall of stone or earth with a path on the top, built around a castle, town, etc. to defend it”——材料为石材或泥土，顶部有道路，修筑于城堡周围或城镇周围，功能是防御。

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同城墙的起源有关系的事件：亚述人统治了亚细亚500多年后，臣民掀起暴动，其中的米底人在代奥凯斯的领导下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米底人当时散居在村庄里，没有中央权力，雄心勃勃的代奥凯斯通过扮演一个诚实而正直的乡村纠纷仲裁者的角色，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而被推举为国王。取得统治权以后，他首先要求人民为他修建一座宫殿，并建立国王卫队，人民就建造了一座宏伟坚固的宫殿。而后，代奥凯斯进而要求米底人为他修建一座单独的大城市，要求人民离开以前居住的小城镇，搬到新建的城市居住。于是，在宫殿的周围，人们建造起了一圈套着一圈的城墙，共有七圈，最外面城墙长约8英里。
这个故事是统治者从村庄正义的主持者转变为城市之王的历史过程浓缩。在故事里，城墙的建设首先是为了保护统治者本人，而防范的对象是其统治下的人民——亚述的颠覆让代奥凯斯深谙内部暴乱的可怕。虽然这个故事要晚于《吉尔伽美什史诗》很多年，发生在古希腊的城邦时代，但其关于城墙起源的线索却具有很普遍的意义。城墙的防御功能是双重性的，对内防止暴乱和对外抵御侵略都很重要。代奥凯斯宫殿外的内城墙显然是用于保护自己的，而最外面的城墙是抵抗敌人入侵的第一道屏障。我国东汉《吴越春秋》中亦有类似说法：“鲧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此城廓之始也。”
He built the rampart of Uruk-the-Sheepfold,
of holy Eanna, the sacred storehouse.
他建造了乌鲁克城的城墙，
神圣的储备仓库，伊南娜神庙的围墙。
从《史诗》的文本本身看，似乎两种类型的城墙都是存在的。伊什妲尔神庙外的城墙除了保护在内居住的吉尔伽美什，还要保护里面的粮食（神庙早期是粮食仓库，以便统治者掌握粮食分配的权力）。《史诗》中对城墙的双重作用亦有所暗指。第一块泥板的内容讲述了吉尔伽美什与人民之间非常紧张的关系，人民对他的残暴和无休止的劳动力征用十分不满。他们向神明抱怨，于是神明创造了在力量上可以同吉尔伽美什抗衡，然而性格淳朴而仁慈的英雄恩启都。恩启都和吉尔伽美什，其实是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的一个想象化成的两个个体，他们希望统治者对外作战像吉尔伽美什那样残酷不留情，对内统治则像恩启都那样宽容仁慈。如果没有恩启都的出现，可想而知人民暴动已经迫在眉睫。第三至六块泥板，讲述吉尔伽美什和恩启都讨伐森林怪兽芬巴巴，最终赢得胜利并取得了物资资源（杉树）的故事，这应当是乌鲁克同其他城市之间发生过的一场战争的文学化描述。

从公元前2900年开始，苏美尔城邦进入一个“诸国争霸”的时代。所有苏美尔人都敬奉相同的神灵，但每个城市分别有自己的保护神。为了争夺水源和有利的商业点，城市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原本村庄模式下，发展没有那么迅速，不同村庄的生活模式和生产力水平相差无几。人类一旦进入了城市文明阶段，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组织水平都开始迅速发展，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开始产生并加剧。城市要发展壮大，或通过贸易，或通过战争掠夺。战争的最大好处是：统治者可以借由战争，将内部矛盾转化为同其他统治集团的外部矛盾。吉尔伽美什打败芬巴巴凯旋后，重新赢得了人民的拥戴和政权的稳固，可见战争之于统治者的重要性。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说：“每座城市与其它城市都是处于自然的战争状态。”在城市常规化战争时代，城墙抵御外敌的作用逐渐变得非常重要。所以，城墙是否规模宏大和坚固代表了一座城市的综合实力，成为一座城市的象征。
城市之间的战争，后续演变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从城市诞生之初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直到核武器的发明为人类带来了核威慑之下的局部“和平”。于是城墙终于可以卸下防备，成为纯观赏性的历史遗址。但是，“掠夺”依然无处不在，只不过方式从军事直接打击变为了经济、文化的渗透。
结语
《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描写的乌鲁克的城市形态，提供了关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早期城市“起源”的诸多线索。从神庙在城市中的地位、城市与村庄的关系、城墙之于城市的重要性这几点可以看出，早期城市是在“自然长成”与“统治者规划”两个因素同时作用下发展而来的。再看城市后续的发展，好的“城市规划”，无非也就是能够在这两者之间取得平衡。除了本文所提及的城市规划角度外，《史诗》中关于早期城市的描写，还涉及到了权力制度、行业划分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隐藏在优美诗句中的有趣资料，在4000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闪着金子般的光彩。

具体包括：
(1)聚落形态，包括聚落面积、聚落内部空间布局以及有宗教、管理、贸易等特殊功能的建筑类型的出现等；(2)丧葬习俗，包括自然环境、分布位置、葬式及随葬品等；(3)物质文化与图像资料,包括威望物品或材料（prestige goods and materials）的出现，个人和家户财富、等级与权力的积累与表达；(4)经济方面，动植物物遗存所反映的农业集约化的出现，以提供复杂社会所必需的大量农产品；(5)书写系统的出现。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我们通常认为社会复杂化的出现与所谓的酋邦或国家阶段相关，对于这两个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人类学家曾给出了一系列的界定，而这些特征大多在考古学中有所表现。譬如，社会分层现象通常表现为纪念性建筑与威望物品的出现；区域内部的聚落等级可以通过聚落形态观察和研究得到印证；专门化活动通常表现为遗址内部和遗址间的手工业专门化；宗教和仪式活动表现为神庙与宗教用品的出现；社会的不稳定性乃至崩溃则体现在一个社会在发展、变迁到崩溃的各个阶段遗留下来的考古证据中。
　　对于社会复杂化出现的原因，研究者曾给出过不同的解释，如环境因素（Environmental factors）、个人野心（Personal ambition）、合作（Cooperation）、竞争（Competition）、人口增长（Population growth）亦或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斯卡里（Chris Scarre）在《人类的过去》（The Human Past）一书中提出了社会复杂化的多重原因解释（本书第一次出版于2005年）。他提到单一原因的各种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很流行，但近年来的研究认为任何一个单一原因都不必然导致国家形成和政治、社会复杂化的出现，因此倾向于寻求更为复杂的多种原因共同解释的理论。这些可能的原因包括：从事交易的权力使得精英阶层的统治通过对于原材料的控制而加强，同时也进一步彰显其身份地位；灌溉系统实现了精英阶层和国家对于水资源乃至于农业的控制；战争与冲突的重要性在公元前四千纪中叶之后愈发突显；家户、亲族、社群、城市长者、城邦社会等不同层面社会支持机制和政治决策体系的形成；此外，个人特别是一些重要人物的影响近来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口增长、农业集约化、社会竞争与分化等也需要关注，但每个复杂社会都是自身独有的发展机制和背景的产物，需要逐一分析。
　　在上述讨论涉及的诸多因素中，法兹里教授特别强调了手工业专门化的重要性。他认为，手工业专门化可分为三类：(1)地点专门化，即一处地点专门从事一种特定的手工业生产活动；(2)资源专门化，某种特定原材料的产地往往也从事该材料制品的生产；(3)功能专门化，特定的生产技术应用于特定产品。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依附型工匠（attached specialist）的出现及其在探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与更早期的独立型工匠（independent specialists）在手工业之外还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不同，依附型工匠完全依附于地位更高的精英阶层或国王本人，无需从事农业生产，只为其依附者进行特定的手工业生产活动。
　　与手工业专门化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生产组织（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涉及生产模式（mode of production）、生产规模（scale of production）和生产标准化（Standardization of production）三个方面。按照时间序列可将生产模式分为四种形式，即新石器时代的家户生产（household production）和家户手工业(household industry)，前者指每个家庭的成员为自己的生产生活所需从事各类生产活动，不存在分工，后者则指村落内部已经出现不同生产活动的分工，部分人群开始专门从事某些手工业生产。到了铜石并用时代，个体作坊手工业（individual workshop industry）开始出现，其表现形式是在村落附近或周边出现相对独立的专门的小型手工业作坊。其后在青铜时代社会和国家社会，核心作坊（nucleated workshop）出现，这种手工业生产通常占地1-2公顷，是可以进行大规模生产活动的大型作坊。生产规模方面，可以分为兼职专门化生产（part-time specialization）和全职专门化生产（full-time specialization），前者只在一年中的某些时间从事专门化生产，当对物质文化的需求及人口逐渐增长，会催生兼职专门化生产向全职专门化生产转化。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成功驯化了特定的植物和动物，为后续的社会变化垫定了经济基础。到了铜石并用时代，人类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重新构建的过程，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变化，人类开始真正“创造自己”，而促成这一系列变革的关键因素正是以冶金术为代表的各类技术革新。　　

　　 铜石并用时代过渡期（Transitional Chalcolithic period，公元前5200-4300年）
　　自新石器时代始，伊朗中部高原地区就是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因为地理环境的限制，大部分遗址都分布在北部山地与南部沙漠之间的地带，特别是河流冲积扇地区，因其充足的水资源、肥沃的土壤，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聚居于此，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大致从公元前6000年开始，这一地区出现了很多重要的土墩遗址（mound site），如Tepe Sialk遗址的北侧土墩地层堆积厚达16米，年代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铜石并用时代，时间长达1500年。
　　伊朗中部高原地区新石器晚期至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灌溉系统的出现，根据现有证据，当地最早的灌溉水渠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200年。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农业生产为当地其他生产活动，特别是手工业生产的专门化提供了必需的食物和剩余财富。这一点与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所强调的水利系统对于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劳动力组织和因为分配水资源等而出现的政府组织管控能力的发展，是十分一致的。
　　公元前5000年伊朗中部高原北部地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陶器生产方面。这一时期的陶器生产经历了一系列技术变革，具体而言包括：陶土的选择从以植物为羼合料的黏土（vegetal-tempered clays）变为使用钙质黏土（calcareous clays）；简单的轮制技术已经出现；陶器纹饰方面，黑色纹饰取代了早期的双色纹饰（bi-chrome painted decoration）；陶器烧成温度提升至850-1000℃，这意味着当时已经开始使用封闭式窑炉。这些特点都表明这一时期的陶器生产专业化水平不断增强。此外，大体量陶器的出现，也间接说明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粮食剩余的增加促成了大型存储陶器的生产和使用。
这一时期的陶器制作精美，纹饰以山羊、人物舞蹈纹等图案为主，德黑兰平原地区（Tehran Plains）是此类陶器的集中分布区。根据已有的考古发现，位于德黑兰市东南方向的Tepe Pardis遗址，便是当时一处非常重要的陶器生产中心。该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陶窑和其它陶器生产的工具和相关设施，其中年代为公元前4800年的慢轮是当时制陶技术发展的重要证据。遗址出土的很多陶器表面磨光且有彩绘，制作十分精美。从目前的发现来看，Tepe Pardis遗址生产的陶器应该是供给周边很多聚落使用的，按照之前提及的生产组织形式划分，应属于个体作坊手工业模式。
在德黑兰市以西的Tepe Zagheh遗址，同样发现了陶窑和大量陶器生产相关的证据，其年代为公元前5300-4300年。该遗址的南部发现有非常厚的灰烬层，其中出土大量烧毁的陶塑、陶筹和陶球，其中陶筹的发现格外重要。根据Schmandt-Besserat的研究陶筹可能是抽象数字出现之前的一种实物计数体系，在早期的交换活动中不同的陶筹用于指代不同的产品及其数量，因此，陶筹的出现和使用是当时社会运行体系发展的重要证据。
这一时期手工业生产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考古遗址内开始大量出现纺轮，这表明当时的纺织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以羊毛为主要原材料的纺织业使得精致衣物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此外，早期冶金技术萌芽的相关证据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遗址都有所发现。
铜石并用时代过渡期社会结构的变化还表现在特殊装饰品的使用、葬俗及特殊功能建筑的出现等方面。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使用舶来品等珍贵物品来展示个人身份。这或许表明当时社会内部的等级分化已经比较明显，高等级人群可以通过某些特殊物品的使用来表征和强调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葬俗方面，伊朗中部高原的墓葬中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精致随葬品，如贝壳、青金石等需要通过与阿富汗、伊朗东部的长途贸易才可获得的稀有物品。与新石器时代相同的火葬和居室葬都有所发现，红色赭石粉的使用仍较常见，大多数墓葬都随葬有陶器、石质的化妆调色板和串珠等装饰品。
　　这一时期的特殊功能建筑以Tepe Zagheh遗址的“着色建筑（Painted Building）”最为著名，其年代大约为公元前5200年。主殿为一座台基建筑，四壁涂朱并绘有白色和黑色的装饰，墙上悬挂有18个带角山羊头骨，殿内的圆形火塘建在洁净的沙地之上，主殿入口和殿外出土有约30个女性形象的陶塑。这座建筑的南部还发现有8个女性墓葬。有研究者根据相关发现认为这座神殿或许与女性生产有关。

相比于铜石并用时代过渡期，这一时期的手工业生产和社会发展有如下四个主要特征：(1)铜器与陶器的全职专门化生产；(2)出现了Tepe Ghabristan和Arisman等专门从事大规模铜合金生产的大型遗址；(3)与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西南部的社会经济互动，特别是苏萨第二期（Susa II period）所谓乌鲁克现象的出现；(4)书写系统的萌芽。
伊朗是冶金术早期发展的核心地区之一，是探索冶金术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关键区域。得益于砷铜、锡和黄金的生产，公元前四千纪的伊朗社会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就生产流程而言，铜器的生产可分为矿石的获取、冶炼、铜锭或铜器的铸造、运输与消费等五个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原料的获取可能比后期的生产涉及更多的区域间和人群之间的协调，从而促成了某种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组织或关系网络的形成。家畜在这一时期也可能比之前更为重要，因为矿石的运输或许意味着对畜力的使用，当时可以使用的家畜有驴和牛，而从运输效率来看，驴显然比牛更为重要。此外，技术本身的进展也是这一时期冶金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铜的冶炼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技术，需要在冶炼过程中将杂质以炼渣形式排出，从而获得纯净的金属铜。
伊朗早期铜器制作和使用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七千纪至五千纪，Ali Kosh、Sialk、Mushki、Jari、Yhaya等遗址都有最早利用铜资源的证据。这些遗址出土的铜器大多为小型的工具或装饰品，制作技术均为冷锻处理（cold-making）。
到了公元前4000年，伊朗中部高原北部地区的金属利用在规模和范围上均有显著扩张，精美的铜、银、铅、金制品层出不穷。Tepe Ghabristan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冶铸遗址之一，其面积达4万平方米，出土了丰富的矿石、铜锭、坩埚、铜器铸模等遗物。Sialk遗址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铜器生产证据，出土有超过50千克的炼渣及铜斧等工具和一些铜容器。对该遗址出土炼渣的分析结果显示，当时冶铜和锡的技术还停留在相对低效的本地生产阶段。Tepe Ghabristan与Sialk遗址或许可以作为铜器生产的村落手工业（cottage industry）阶段的代表性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