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蒙山印象

乌蒙山的岁月静静的好，远离了历史，也远离了红尘。很多年以前，这里流放了一个少数民族，也归隐了一个少数民族，还遗留了一个少数民族。以这样的方式来到乌蒙山的少数民族，似乎刻意淡忘了记忆与叙事，让幽远的乌蒙山越发充满神秘感。
乌蒙山没有极高山峰，似乎缺乏鲜明的主题，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舒展，那全部景色都是主题。没有高海拔，就没有过分的艰难，没有低海拔，就与人潮汹涌拉开了距离。乌蒙山，在亦仙亦俗之间摇摆，找到了自己的合理和合适。

冬日的清晨，乌蒙山往往白雾茫茫，还有一点冷，这种冷让人们不愿早早的出门，四周会久久地陷入冷冷清清的滋味。中午时分，阳光很热情，似乎热情的也只有阳光自己，大山、森林、河流依然躲在一边默默地取暖。一整天的太阳过后，乌蒙山的夕阳无限好，真的无限好，好得多姿多彩，好得让人无限遐想。似乎，深夜进入梦乡、清晨天一亮、前脚刚刚离开，就开始思念乌蒙山的晚霞了。

乌蒙山的心犹如一滴泪，泪里全部是牵挂。
那滴泪叫草海，湖里全部是牵肠挂肚的柔情。有风情万种的芦苇丛，有随波荡漾的水草，有带走思念的大雁。夜色中，就在湖边支起一张油布帐篷，围着洋芋炉的火，吹着冷冷的风，想人或者被想都是极好。

欣赏乌蒙山峻岭，稍微找一个比较高的山脊，就可以掠一望无垠的起伏绵绵的苍松，感悟时光的一逝不返以及永恒，满满地转一圈，品味四周那辽阔到无边的寂静。寂静的大地中夹杂着沟壑丛林，充满了野性。
乌蒙山的野性属于传承，没有办法解读，也不需要揭秘，就如看见一个翻越城市围栏的少数民族，准备指责的时候，看见她欢欣的眼神，觉得理应如此。人家的世界，或者就不需要围栏。
乌蒙山峻岭，近观，远赏，趣味不一，亲近感和距离感并存。

乌蒙山的女生，就如乌蒙山经典的花一样，鲜艳，孤芳，野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山的花露一色的性格。
乌蒙山的女生，对于感情有种山野般的理想主义。喜欢给自己选定的意中人一副美丽的光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爱值得，可以无怨无悔。爱得难过自己至伤心欲绝也不惊扰他人，爱得缠绵浪漫让人心里不能留白，爱得奋不顾身，哪怕让自己满身是伤。可是，女生也怕岁月的苍老，不仅仅担心所爱的变心，更怕容颜老去对不住那份情。
有种感情，哪怕没有结果，也不能辜负，乌蒙山女生的情怀。

当年，我在乌蒙山遇到你；
现在，我在相似的环境想念你。
冷冷的风，清净的街道，偶尔路过的行人，还有乌蒙山特有的洋芋味道。
那时候，我在这边，你在墙的那边。这时候，我在街边，你在手机的后边。

上世纪80年代，反映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前线上平凡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为国奋战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与同名电影，点燃了无数中国人的爱国热情。或许很多人不知道，该文艺作品的主角梁三喜的主要原型，是一位来自贵州省威宁县海拉乡名叫“王发坤”的烈士；或许更多人不知道，王发坤的妻子李金花至今仍在边远山村里苦苦思念着自己的丈夫。那场离中国人最近的战争已过去30载光阴，记者刘流前往海拉乡牛栏江边探访李金花和她的故事，试图告诉读者，在胜利背后，战士妻子们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她们所承受的巨大苦难和痛苦，是没有战绩的丰碑。

“梦到他回来，就赶紧去村口望”

从威宁县城出发，汽车在破败不堪的乡村马路上重重地喘着气，时速只能维持在 15公里左右。大约8个小时后，记者终于到达了从县民政局查到的王发坤烈士的遗属地址——威宁县海拉乡新村村大坪子组。“你们是不是要找丈夫打仗死的那个？她家就在……”在村里，“丈夫打仗死了”已成为“李金花”的代名词。

一座没有围墙的土房，破旧不堪，能够和周围漂亮房子相比的，只有门前还没有脱落颜色的对联。57岁的李金花站在门口，瘦小、驼背、腰有点弯，一头白发轻轻挽起，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青布衣裳。她和气地把记者引进家门，抬来一张一坐就会塌坑的沙发椅，然后自己坐在小板凳上。

听记者提起丈夫“王发坤”的名字，李金花愣了一下，接着开始轻声地哭，儿子王远碧和媳妇就在一旁静静看着，很长时间没人有说话的欲望……

“现在偶尔还会梦到他，总以为他没死，天一亮就跑到村口坐着望。”在李金花心中，丈夫是个铁铮铮的男子汉，为家，能撑起重担，为国，能浴血杀敌。她说自己很难想象出战争的残酷，怎么可以这么轻易就让年轻的生命变成了黄土堆堆。

舍不得脱下军装的战士

1974年初，22岁的李金花经父母介绍，与28岁的同村军人王发坤结为夫妇。“我没文化，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他。可他却说我善良、贤惠，是个好妻子。”李金花说，结婚时王发坤已入伍6年多，他们打算好等王发坤满15年军龄就全家随军，让孩子以后继承父业，也做光荣的军人。

大儿子王远碧与小儿子王远昌分别在74年底和76年初出生，王发坤常年随部队在四川省内江市训练，李金花就自己在威宁老家抚养孩子，照顾老人。“我每天干农活时都在盼，盼可以早点带着孩子随军，或者丈夫早点转业，总之不用再两地分居了。”

李金花的愿望原本是可以提早实现的。据王发坤昔日战友周光翔回忆，王发坤1968年入伍，两年后提干，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115团二营机炮连副连长，1978年初就确定了转业，并已联系好地方工作。然而就在他即将脱下军装的时刻，中越边境风烟骤起，部队转入战备。组织向王发坤征求意见：“老王，现在要打仗，部队扩编需要大量军官，特别是炮兵干部缺乏。希望你能够放弃转业，留下来参加打仗。” 王发坤毫不犹豫表态：“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是参军多年的老兵，上战场义不容辞！”

“他是舍不得这身军装啊。”战友周光翔感慨道，当时就有不少与王发坤情况类似的战士从小家庭的角度考虑，没有赶赴前线。可王发坤坚持上了战场，并不幸在战争首日就被敌军的炮弹炸死牺牲。

化掉的红糖就像丈夫的鲜血

王发坤上前线的消息，李金花毫不知情，她还满心欢喜地等待着丈夫转业归来。“哪晓得等来的是他牺牲的消息。”1979年5月，一位战士翻山越岭出现在李金花家里，留下了王发坤被追认为烈士的证明书，以及部队、县民政局和县武装部送来的1000元抚恤金。李金花“相夫教子”的生活梦想，在这一天轰然倒塌。

“我怎么也不相信当家人就这样走了，不是说好要转业的吗？”李金花难以接受丈夫牺牲的现实，她固执地想，丈夫只是被越南军队俘虏了，很快就会被战友们救出，然后光荣转业回家，跟她和儿子过平凡日子。于是李金花每天带2个儿子坐在村口眺望，祈盼着丈夫突然就从土路的转角处大步走出。“我们连着望了1个多月，只见青山转，不见亲人归……”

3个月后，县邮政局通知李金花去领包裹。“那是他上战场前寄回家的10斤红糖啊！咋会这么晚才有通知。”李金花说她取到包裹时，红糖已化了不少，把装糖的口袋都染成暗红色，“就好像他在战场上流的鲜血，我一路哭喊着他的名字，把糖背回家。一点也舍不得吃。”

1980年的某日，部队把王发坤的遗物——一块手表寄到李金花手中，她终于彻底相信丈夫已经不在人世。李金花清楚地记得那天，自己去邻居家借钱买来肥皂，把表带里的泥土全部洗净，“这是他留下唯一的东西，也是我要一辈子保存好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