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公司2013年开始构思《与中国开战》。
兰德公司正式成立于1948年11月。总部设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莫尼卡，在华盛顿设有办事处，负责与政府联系。二次大战期间，美国一批科学家和工程师参加军事工作，把运筹学运用于作战方面，获得成绩，颇受朝野重视。战后，为了继续这项工作，1944年11月，当时陆军航空队司令亨利·阿诺德上将提出一项关于《战后和下次大战时美国研究与发展计划》的备忘录，要求利用这批人员，成立一个“独立的、介于官民之间进客观分析的研究机构”，“以避免未来的国家灾祸，并赢得下次大战的胜利”。根据这项建议1945年底，美国陆军航空队与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签订一项1000万美元的“研究与发展”计划的合同，这就是有名的“兰德计划”。“兰德（Rand）”的名称是英文“研究与发展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两词的缩写。不久，美国陆军航空队独立成为空军。1948年5月，阿诺德在福特基金会捐赠100万美元的赞助下，“兰德计划”脱离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正式成立独立的兰德公司。
序言
美国准备与中国开战，规划时间是：2015至2025期间。
随着美国的军事优势减弱，美国对与中国的战争是否能符合其既定的计划并不自信。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特别是其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A2AD），意味着美国难以在战争爆发时掌握控制权，摧毁中国的防御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考虑到这一点，本报告将分析中美之间战争的可能形式，对双方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美国应该做好的准备，以及战争爆发后美国如何在战争目标和战争成本上取得平衡。
我们假定中美战争是常规的、区域性的，主要由水面和水下舰艇、空中战机和导弹等发动，以及空间和网络对抗。我们假设战争在东亚地区进行，包括中美之间潜在的热点地区以及所有中国部队的驻在地。而双方的远距离军队部署和不断增强的追踪打击能力会将西太平洋大部分地区都变为战场，并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双方不大可能使用核武器，即便是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双方都不会认为其损失和前景惨烈到要冒险首先使用核武器来打击报复。考虑到中国有限的军事实力，我们假设中国不会攻击美国本土，除网络战外。相反，美国对中国的非核武器打击覆盖面会很广。我们限定以2015至2025为研究时间段。
思考与中国的战争，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军事实力的发展。传感、制导、数字网络和其他用于锁定敌军的信息技术，已经先进到中国和美国的军队都能严重威胁到对方。这促使双方发展出能先于对手打击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双方互相进行猛烈的攻击，但双方都无法完全制服对方，而且双方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具有丰富的资源和持续作战的能力。
中美间的冲突不大可能会涉及大规模的陆地作战。此外，中美双方军队强大的常规反击能力，会在几个月内消耗双方的军事力量。在这之后，双方将在工业技术补给和人口动员上展开竞赛，这一结果取决于多个因素，有一点肯定的是，双方的投入会不断攀升。
尽管这份研究报告主要是提供给美国的决策机构，然而我们也希望中国的决策者能仔细思考与美国战争可能产生的结果，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破坏和对中国内部平衡与凝聚的威胁。我们在公开信息中并没有发现中国领导层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
四个战争类型案例分析
影响战争类型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变量：强度（从温和到严峻）与持续时间（从几天到一年甚至更久）。因此，我们会分析这样四个关于战争类型的案例：短期低强度型、长期低强度型、短期高强度型以及长期高强度型。关于强度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中美政治领导人在一开始就是否授权予军方为实现其计划而对敌对力量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而关于持续时间的决定因素如下：假设双方都拥有足够的物质力量来打一场持久战争，是否有一方在某一时刻丧失战斗意志或者估算继续这场战争将得不偿失。
我们将各个案例的影响分为军事、经济、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几类。军事损失包括飞机、水面舰艇、潜艇、导弹发射器和储备，以及在面对网络和反卫星战时显得日益脆弱的信息通讯指挥攻击系统（C4ISR）。经济损失包括贸易萎缩、消费以及海外投资的收入（能源通道被封锁已计入了贸易萎缩当中）。一旦网络战争从军事领域扩展到民用领域并影响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那么经济活动将进一步被扰乱。国内政治影响的范围包括从反对战争政策和威胁国内稳定。国际上的反应包括支持、反对和摇摆不定。
近年来军事科技进步的步伐，尤其是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双方的网络战与太空站水平，预示未来十年可能出现的巨大变化，使得2015年与2025年的情形截然不同。到2025年，经济领域同样会出现巨大变化：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中国海外投资持续增长以及两国经济都将比以往更加依赖计算机网络。尽管这还不足以从性质上改变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想要尝试说明十年之后战争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则需要更多的深思熟虑。因此，2025年与2015年的分析仅仅在军事领域有所差别。
四个案例及其代价、影响等如下所示：
短期高强度型
如果中美的任一方领导人授权他们的军事指挥官为实现战略计划对敌方采取有力的军事打击，一个高强度的武装冲突将可能爆发。在2015年，美国海空军力量将会损失重大，包括受损的航母和地区内的空军基地。但中方的损失将会更大，包括内陆地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不用多久，双方都将会清楚地意识到，随着战争的持续，在战争早期就已对美军有利的战损比将会继续扩大。
到2025年，尽管美方的损失会因为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的提升而扩大，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损失会减小，但中国的损失最终还是会比美国大。届时，持续的战争最终是否还有赢家将不得而知。在经济方面，即使是短期高强度战争也会对中国的全球贸易带来巨大冲击，要知道中国的贸易绝大部分都要路经作为战场的西太平洋地区。而美国的经济损失将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国际和国内政治影响将非常有限。
长期高强度型
在2015年，高强度战争的时间拖得越长，对中国的影响会越糟。到2025年，战争前期的不确定结果可能会促使双方不计损失地投入战斗。虽然那时美军取胜的前景不如现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然会取胜。随着战争的持续深入，从黄海到南海，西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会给海运和空运带来危险，随之而来的贸易量和能源供应的大幅缩减，会严重损害中国的经济。战争的时间越长、强度越高，则越有可能将其他国家牵扯进来，特别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盟友——日本。
短期低强度型
考虑到难以迅速取得军事胜利、失去控制权的风险和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中美双方的领导人也许都不大会授权全面打击对方，因此战争将会是以最小的军事损失的形式，有限的、低强度的、零散的和没有结果的。假如双方的领导人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且都有相互妥协的倾向，那么这场冲突能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以及国内国际政治震荡之前结束。
长期低强度型
如果战争是可控的且损失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双方将会持续低强度的对抗以避免需要妥协的政治代价，由于双方都无法在军事上取得上风，这种对抗会持续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尽管双方战斗是有限的，但经济的损失会不断攀升，尤其是对于中国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压力会加剧，尽管其必然性不如长期高强度型的那么高。
这些案例表明，中美双方强大的常规反击力量将会在战争初期通过毫无约束的（尽管还是非核的）敌对行动造成主要的军事损失。一旦某一方军队得到授权可以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双方管控冲突的能力将会大打折扣。双方都会把先发制人的打击视为减少战争损失和保持优势战力的最佳方法。这凸显了双方在常规打击力量和作战概念上内在的不稳定性。
到2025年，中国强大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将会大幅降低中美间的战损比。不过届时中国的损失仍将是惨重的，而美国方面，尽管会比中国少，但必将比2015年时要惨重。即使美国取得军事胜利的可能性在降低，但中国要取得胜利却仍然遥不可及。因为双方都有能力持续重创对方，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接受失败。历史经验表明，具有极大破坏性但却陷于僵局的战争不会促使任一交战方同意停战。一个高强度、漫长且望不见尾的战争会让双方都陷于衰弱，无力应对其他威胁。
非军事因素的重要性
军事对峙的形势意味着战争可能最终由非军事因素决定。这些因素在当下和未来都有利于美国。虽然战争会损害双方的经济，但对中国的破坏可能是毁灭性的和持续的：在长达一年的战争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大约会下降25%至35%，相比之下，美国的GDP会下降大约5%至10%。即便是低强度的冲突，除非及时结束，否则依然会削弱中国的经济。一场长期和高强度的战争，可能会破坏中国的经济，拖慢它来之不易的发展，并引起广泛的困难和混乱。
这种经济损失可能会转而加剧中国的政治动荡并鼓励中国的分离主义分子。虽然其政权和国防力量可能可以承受住这样的挑战，但这样做可能会在一场非常艰难的战争中增加压力、加重生产负担并破坏中国政权的合法性。相反，美国国内的党派纷争可能会影响其作战能力，但只要是常规的冲突，不管多长时间和多严重，就不会危及社会稳定，更不会危及国家生存。不断升级的网络战，虽然对双方都有害，却可能恶化中国的经济并削弱政府控制群众不安的能力。
总的来说，在一场长期和高强度的战争中，国际反应也可能有利于美国。美国的东亚盟国的支持可能降低中国的军事把握，俄罗斯、印度和北约的反应可能影响较小，并且北约能抵消俄罗斯在欧洲的机会主义威胁。日本的卷入是可能的，如果它成为潜在争端的当事国；而假如其领土（美国军事基地所在地）被袭击，日本的加入就几乎是确定的。随着东京对宪法限制武力使用的解释更加宽松以及在日本军事能力上程序的改进，到2025年，日本的加入可能在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中都发挥作用。中东的加剧动荡对中国和美国的利益都是有害的。
这些分析强化了一个共识，即中美间战争将是灾难性的，以至于双方都应高度重视避免这种战争。对巨额代价的预期使得有预谋的战争变得不太可能，这也要求双方政府强有力的危机管控能力和对军队的政治领导。考虑到对方先发制人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战争一开始保持相互克制可能既关键又困难。实际上，它需要双方都有合作的能力，即便是在战争开始之后。因此，领导人之间紧急和直接的对话，在可能导致敌对行为的危机时期以及战争已经开始的时期都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