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考察青藏高原50年

       冯雪华与科考队业务秘书姚建华从南坡采样返回，继续在北坡采样。５月初的一天，他俩与高登义、科考队支书郎一环、新华社摄影记者范惠琛和体育报摄影记者张小京一道，一直上到中绒布冰川６０００多米处。穿行在壮丽的冰塔林中，犹如轻飘飘步入仙境－－确实是轻飘飘，严重缺氧地段不由人不迈着"太空步"，而全力以赴于呼吸也使人思绪单纯，一无杂念。只是冰塔林中险象环生，全无规则的冰雪建筑布设起一座硕大迷宫，大家不时相互招呼，以免失散；耳边不时响起冰崩的脆响，脚下是随处可见与不可见的冰裂缝。那一天天气真不错，阳光眩目地照耀在淡蓝色的冰体上，严寒中居然感到了丝丝温暖。采样工作中午便告结束，郎一环背起冰雪样先行下山，其余几位则陪同艺术家拍照，结果这几个人就走散了。先是范惠琛说，你们就地休息，我去去就回。小张心知他要去选好镜头，也跟着走了。这一走就没了影儿。久等不至，高登义着急了，说，我去找，你们千万别动。结果又一个一去不回。眼看太阳坠落于西方山后，天色骤然黑暗，冯、姚二人面面相觑，只得动身下山。夜间难辨下脚的地方，姚建华踩在薄冰上，一下子掉进齐腰深的冰水中，冯雪华上前相救，拚尽全力用冰镐把姚建华拖出水面。
　　与冯、姚二人上路差不多同时，天刚黑时郎一环到达大本营。他从过午两点动身，九点时方才到达，背上的冰雪样品越走越沉重，到后来每走几步都要躺下来歇息。那范、张、高三位也是，分别在冰塔林的迷宫未走出多远就再也不见了归路，无法寻找同伴，只得按照大致方位，踏上归途。继郎一环之后，一个个狼狈而归。直等到半夜，还不见最后两位的影子，整个大本营营陷入不安之中，最后全体出动，沿可能的来路寻找而去。被寻找的人隔着很远的距离，望见了满山遍野的手电筒光芒闪烁，希望在前，挣扎着迎向救星，只后悔没带枪，无法马上取得联系。获救地点在５４００米营地，时已凌晨四时。冯雪华瘫倒在地，最后的一个上坡，是用绳子捆在腰间，被人硬拖上去的－－
　　冯雪华回忆起二十多年前往事的一桩桩、一件件，真是感慨万端，她说每一个数据都来之不易，都是许多忘我的人以心血、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历经那么多的困苦、那么多人的帮助，冯雪华全都铭记在心，从此矢志不渝地投身于青藏研究事业，如今人到中年的高级工程师冯雪华在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担任办公室主任，她的干练和亲切为这个研究中心增添着一道暖色的风景。
　　高登义参加了六十年代的珠峰考察，尤其１９６８年在珠峰一住六个月，发现了来自南方的一个强天气系统，名之为"孟加拉湾风暴"－－那年十月间，其势汹涌的浓重云团翻越喜马拉雅，东西长达上千公里的山脉地带普降大雪，喜马拉雅各山口提前两个月封山，并在山脉南北侧的聂拉木、定日、帕里和措那带来了百年最大降水。这一现象引起了高登义的格外注意，返回北京后，他查阅了相关资料，特别是来自印度的百年数据（西藏地区自１９５８年后方才建起正式的气象资料），发现此为百年以来第二大降水系统。本世纪二十年代这一地区出现过大降水，三天内降水２００毫米，而在印度，三天内降水６００多毫米。分析原因，珠峰的屏障作用通常可将南来印度洋暖湿气流阻挡在南坡，南北坡气候条件的显著差异由此造成；但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作用下，正像一般人视珠峰为畏途，而少数人却可登上峰顶那样，具有相当强度的云团借助风暴之力，照样可以翻越屏障，在北坡降落。这一发现对于西藏的气象预报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那之前西藏的气象工作人员注意到藏南地区时常原因不明地在秋季降雪，高登义观点发表之后，明白了，是孟加拉湾风暴作祟。从此注意它的动向，只要见它向北移来，喜山南北必有大降雪－－提高了预报的准确性。
　　此次珠峰考察中，高登义完善了对于珠峰－青藏"热岛"效应的理论－－由于高海拔地区太阳辐射强烈，山地加热，反馈到大气圈中，形成热岛。这一加热作用在春夏季表现更为强烈。这一理论在这次考察中得以量化：在珠峰东西方向各６００公里处，各选一站，将各站五年来自地面到高空所积累的资料进行比较，发现在９０００米高度，每当春季西风盛行时东面的站比西面的站温度平均高出３度；而在夏季，东风吹起之时，西面的站则比东面的站高出近１度。这是因为东风弱于西风的缘故。而高空气温直接影响地面温度，青藏高原较之两侧同纬度低山平原地区，气温也要高出０．５－１度－－不要以为不过区区１到３度，这在大气物理学家看来是一个不得了的数据－－全世界平均温度不过上升了０．６度，就足已引发有关"全球变暖"的恐慌。
　　经历了六十年代对于珠峰气候规律的熟悉过程，从１９７５年开始一直到八、九十年代有关珠峰的历次考察中，天气系统均由高登义带队。对于"背风波动"效应的发现是在１９８０年那次考察中观测到的。所谓背风波动，是指当风漫过山顶，在山的另一侧气流必然下沉。如果飞行员不具备这一常识，不小心接近了背风波动位置，后果将不堪设想－－确实，九十年代中期在珠峰附近，一架"黑鹰"直升机不幸失事，机上人员全部罹难。事后高登义奉命调查失事原因，查阅过当天气象记录，是偏西北气流经过，飞机当时正处在背风波动中。那一个非常优秀的驾驶员，只是由于缺乏这类特殊经验，当他感到气流压力时，按常规操作，结果未能拉起飞机，撞在山上了。另一个教训发生在１９９０年。日本人乘热气球横穿喜马拉雅行动中，特邀高登义做气象预报。日本人把起飞地点选在希夏邦马峰东南方向，高登义赶忙劝阻，说这正是背风波动下沉地区，应把地点改在希峰西北。那位曾保持了世界热气球飞行最高最远纪录的日本探险家不接受规劝，自信地说，高先生，气象你负责，选点我负责。结果不幸被高登义所言中，按正常情况几分钟内热气球便可升到珠峰的高度，但这一次处在下降风中，整整花费了４５分钟、耗用了一罐燃料才升了起来。这就注定了燃料与风速都不能使他按原计划到达目的地，飞行４００公里后被迫下降。由于过分加热，最终气球被烧坏，人被烧伤－－被摔伤。高登义他们立即与总参和外交部电话联系，从尼泊尔联系了两架飞机，仅用了七个小时，就把日本探险家们救到了尼泊尔。
　　这一系列教训，无不证实了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言归正传。正是由于气象组的日夜强化监测，基本上摸清了珠峰地区天气变化规律，成功地捕捉到春季最后一个好天气周期，使大本营指挥部下达了突击顶峰的命令，登顶一举成功。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当高登义他们预报了５月２６日至２８日的好天气之后，又接到来自北京的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珠峰地区今年雨季将提前，５月７日以后没有好天气，登山队务必于此前登顶。这一下可炸了锅，究竟哪个对哪个错，气象组紧急动员起来，反复研讨，并走访了当地有经验的群众和气象工作者，最终做出了一个大胆判断：根据今年气温低、温度回升晚、气压偏高以及牧草出苗返青迟等多种征候，断定今年雨季较之去年要推迟，五月下旬必会出现好天气。意见坚持正确。
　　后来在八十年代南迦巴瓦峰登山科考中，高登义独自承担了气象预报工作。对于山地气候驾轻就熟的把握，使他获得了"气象预报诸葛亮"的荣称。那一次他预报得最为成功，长、中、短期：从三个月到１０天甚至到２０分钟以内，几乎屡试不爽。听到赞许，高登义就说，这是运气好，预报准确是很难的，也许下一次就不准啦。
　　在五月下旬最后一个好天气周期里，５月２７日凌晨，当气象组报出"一等天气"时，大本营向８６００米处的突击营地发出了最后一道命令。登山队九勇士向着峰顶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那时东方天际朝霞喷薄，金字塔般的峰顶金光灿烂。下午两点三十分，中华民族九勇士－－潘多、索南罗布、罗则、侯生福、大平措、贡格巴桑、次仁多吉、桑珠、阿布钦，屹立在地球之巅，五星红旗在珠峰绝顶处高高飘扬。喜讯通过报话机传达到大本营，又从大本营传播到北京，全国上下迅速传遍了这一喜讯。举国欢腾中，九位英雄仍在珠峰顶端狭长的冰雪坡上工作着：测积雪深度（海拔高度需排除积雪厚度）、埋下三米高的红色觇标（供山下测绘用），潘多则静静地躺在雪地上，忍受着透入骨髓的严寒，为山下的高山生理组提供心电遥测－－世界第一份最高峰上登山队员心电图被成功地获得。
　　此后，凡到达世界第一高峰之巅者，必与觇标合影以作证据；而全世界的地图上全都以中国人精确测量的８８４８．１３米更换掉早先由英国人草测的８８８２米。这是中国登山界与科学界对世界所做的重大贡献。
　　为时多年的考察，珠峰地区近五亿年来的时空沧桑大致清楚了，各学科均建立了有关这一地区较为完整的框架序列。对于世界第一高峰地区认识的逐步深化，除了它在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基础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之外，另一成果，即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应用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为珠峰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奠定了雄厚基础。
　　现为国家级保护区的珠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可以追溯到１９８５年。其时尼泊尔王国已在珠峰南侧建立了萨迦玛达国家公园，并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这一年，比兰德拉国王的哈佛大学同学、美国西弗吉尼亚高山研究所所长丹尼尔．泰勒博士，应国王之请，乘坐直升飞机视察这个国家公园。当他的视野随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跨越国界，一直延伸到中国境内，不由得萌生了一个想法。对尼泊尔，他建议将该国家公园向东部扩展；对中国－－他找到当时工作在设在尼泊尔的国际山地中心的李文华教授，询问中国方面对于在中国境内建立珠峰保护区的愿望与可能。李文华教授将这一信息传达给西藏有关部门。　　第二年，泰勒应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之邀来珠峰地区进行了初步考察；１９８９年，同属于这一机构的美籍华人苏君玮女士再次来访，并与西藏方面进行了实质性接触，正式签署了为时十二年的合作协议书。同年，西藏自治区珠峰保护区工作委员会成立，日喀则地区及珠峰地区四县有关管理机构相继设立；以李渤生教授为首的专家小组在进行了为时两年的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提交了《珠峰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珠峰自然保护区各项工作开始启动。
　　陈述这一过程，旨在表明珠峰自然保护区从一开始就体现了中外合作的精神和高起点特色：政府部门的参与和支持，国际有关机构的资助，中外科学家的协作，最终由珠峰地区所在地政府和人民群众共同致力完成。
　　珠峰自然保护区南起与尼泊尔交界的国境线，北至雅鲁藏布江（吉隆县境内）和藏南分水岭（定日县境内）；东以拿当曲与哈曲分水岭、朋曲支流－雅鲁藏布江与吉布下游分水岭、彭作浦曲与拉冬扎乌河分水岭为界，西抵阿母嘎曲、瓮布曲与桑卓曲、希哟得藏布分水岭。３３８１９平方公里的保护区内，横贯喜马拉雅山脉最高部分，全世界１４座８０００米以上高峰有５座分布于本保护区：８８４８米的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８５０１米的第三高峰洛子峰、８４７０米的第四高峰马卡鲁、８１５３米的第七高峰卓奥友和８０１２米的第十四高峰希夏邦马。珠峰自然保护区行政区划为日喀则专署定日、吉隆、聂拉木、定结县四县所辖。保护区内现有农牧人口６．５万人，耕地面积１３．７万亩，林地面积１９０万亩，已利用草场６７０万亩。由中国科学院和西藏社会科学院及自治区有关部门、日喀则地区组成的专家组，所起草的２０余万字的《总体规划》，集中体现了多年来对这一地区的研究成果，是一份有关珠峰地区自然与人文相结合的重要文献。规划概述了珠峰地区的地质变迁、地理地貌和生态系统；历史沿革、社会与经济概况，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评价了珠峰自然保护区的重要价值。
　　那位１９７０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即被下放到河北北部高原当过牧马人、参加过穿越羌塘壮举、领导过雅鲁藏布大峡谷越冬考察、参与过西昆仑－喀喇昆仑考察的当年的"牦牛"李渤生教授，代表了青藏队，以新的姿态，进入了珠峰全新意义的历史时期。作为珠峰自然保护区专家组组长，他主持了此次的考察和规划工作，为珠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立下了第一功。１９９６年，再度受命主持了《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总体规划》工作，任中外联合专家组组长。中外联合专家组中方专家除李渤生教授外，另两名国家级专家是中国旅游学院的王兴斌教授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赵炳时教授，西藏地方还选配了五名地方专家；五名外方专家为国际旅游资源咨询中心莱丝．克拉克先生和丽沙．奇奥格耶女士、美国西弗吉尼亚高山研究所的温迪．布鲁尔．郎玛女士、建筑专家威廉．森波先生，手工艺品专家肯尼斯．尼克森先生。这是一项具有国际水准的规划工作。中外专家联手，优势互补：既有外国专家所带来的来自世界的最新信息和先进经验，又有中国科学家数十年的科学考察积累，以及藏学家们对于本地历史与文化的深入了解，已经启动的珠峰自然保护区工作同时为生态旅游规划的制订提供了基础和依据。《规划》特别强调了以减轻贫困和激励自然与文化资源保护为目标，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思想，鼓励当地群众参与意识并从旅游业开发中获益。外国专家对于规划的参与制订，提供了新思路的同时，以第三世界旅游业发展的样板尼泊尔为参照，从新的角度和高度对珠峰乃至西藏的旅游业优势、现状和存在问题、对保护区内旅游业设施建设和相关产业：家庭旅馆、餐饮业、手工艺品生产和营销策略等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忠告。
　　生态旅游新概念的明确提出在１９８３年，由世界保护联盟在墨西哥主持生态旅游项目的建筑师们将生态旅游归纳为四个要素：１）生态旅游的主要对象是受人类干扰较少的大自然。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可以身临其境感受大自然，受其启迪，增长知识，从而更加热爱大自然，自觉地保护大自然并将自身的行为纳入遵循自然规律的轨道；２）生态旅游是在合理规划前提下实行严格管理的旅游。只有这样的旅游才能确保旅游目的地的自然景观不被破坏，自然生态系统保持平衡，旅游业可以得到持续发展；３）生态旅游是知性之旅，其整个旅游过程都贯穿着科学教育和生态学知识的输导，使游客在享受自然美的同时，增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提高对大自然的鉴赏能力和认识自然环境的知识水平；４）生态旅游将用各种形式将旅游收入返还于旅游目的地，用于当地群众生活的改善，以及旅游地污染的控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旅游设施的改善和生态系统的补偿。
　　珠峰保护区旅游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因此冠以"生态旅游"一词，其政策依据正是在保护好珠峰自然环境的前提下，使社会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的２１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山之隔的山地小国尼泊尔，具有一个世纪以来的登山旅游传统。正可谓靠山吃山，一个南侧珠峰，两三个国家公园，十几条航线，众多的家庭旅馆，以及鼓励旅游业增长和努力改进质量的政策，使得旅游业成为尼泊尔最大的外汇收入行业，据１９９５年的统计数字，这一年创汇超过１．１６亿美元，约接待了３６．３万名外国游客。其中面积为１１４８平方公里的萨迦玛达国家公园是尼泊尔第二大最受欢迎的徒步旅行地区和最主要的登山目的地，每年大约有１．３５万外国人来此旅游。这个国家拥有出色的夏尔巴人山地导游，并拥有良好的医疗和救援设备、通讯和基础设施。同时，尼泊尔加德满都是出售西藏手工艺品的最大市场，尼泊尔每年从中获取的外汇收入也相当可观。
　　与在旅游和手工业方面富有经验的尼泊尔人相比，珠峰自然保护区内的藏族群众的相关观念和参与意识就比较薄弱，同时也缺乏相关经验和技能。因此珠峰保护区的有关工作就在较低的水平起步－－类似改革开放的启蒙教育。以自治区珠峰办公室主任卓玛央宗和定日县珠峰保护区管理局干部为代表的新型管理者正在成长起来，一点一点地积累起管理经验和国际合作交流经验，一步一步地朝向国际水准接近。近些年来，他们在珠峰保护区选拔当地有文化青年，好几次举办导游培训班，请来外国教师教英语，请来尼泊尔厨师教烹调，学习必要的服务知识，学生中已有１０多人能够胜任导游工作了。当然，人数还不算多，起点也不算高，但在当地，这还是了不起的新事物呢。要紧的还是在观念转变方面多做工作，首先是开阔眼界的工作－－组织珠峰地区四县领导干部出访美国和尼泊尔等地参观学习。当地农民也组织起来访问了尼泊尔的社区工作队、乡村福利员建设，观摩了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扶贫的成功经验；又去国内的河南、四川、新疆等地参观学习自然保护区管理经验。这一系列的访问，使当地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定日县３０００户农民接受了国际组织小额信贷表现良好，每乡都成立了中心小组，农民联户担保，互相监督，这对培养自身发展能力是一个很不错的开端。
　　在《规划》制订的十个优先发展项目中，保护区群众优先实施了家庭手工业。１９９８年，芬兰政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扶持保护区开发传统手工业进行人员培训，投资了４０万元美金。几年来，许多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纷纷看好珠峰保护区，集中投资在定日县乡村的项目有：荷兰政府对于乡村护林员的培训及乡村发展的一系列小项目的示范性实施；美国新一代基金会推行乡村福利员的努力，对乡村卫生员培训的同时，对农民进行公共医疗保健制度的教育，进行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教育；美国关心世界发展组织在定日县的几个乡建设了饮水工程，并建立了十几所小学。这个组织尤其强调当地农民的参与：投入劳务，参与管理。并派出项目官员长驻定日，负责每一工程的实施。在参与过程中培养当地技术人才；由荷兰政府和美国高山所共同投入２５０万美元，致力于珠峰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项目定于１９９９年实施......
　　珠峰自然保护区作为西藏通向世界的窗口已经开启，一个新的增长点正在呈现。保护区富有成效的工作为全藏十多个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提供了样板，并为全藏范围内的生态旅游业的即将展开积累了经验。而李渤生教授正在继续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将把珠峰保护区的管理与生态旅游的概念运用于这一同属于国家级保护区的建设，为世界第一大峡谷制订一份规划。
　　据《北京青年周刊》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４日第１２期（总第１４２期）《霍金预言未来世界１００年》报道，被誉为"爱因斯坦以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的斯蒂芬．霍金，作为在白宫为迎接新世纪到来而举办的"千年晚会"嘉宾，以他因残疾而用计算机模拟的特别声音，为世界和人类描绘了一幅未来百年的生活图景－－大至宇宙小至牙齿，从经济状况到通信技术，太阳能发电，海洋资源开发，克隆技术的实际应用，超现代农业，对于精神生命的揭示以及对生命史的可能破译.......乐观的描述中依然存在的忧患阴影：环境的污染，成千上万物种的消失，暴力与犯罪，以及战争的威胁。
　　霍金预言：技术的发展还将使在恶劣的地球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许多问题得到解决。南极洲和北极地区的人口将不断增加，现在还难以逾越的珠穆朗玛峰在下个世纪将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峰顶上甚至可能建造豪华宾馆。
       与这一点相关的似乎是，这位科学家同时预言了２１世纪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地球村"里，人们在因特网构建的"虚拟城市"中过日子。这固然可以提高工作效率，极大地方便日常生活，但由人类的天性所注定，未来愈益数字化的生存促使人们更加向往和亲近纯粹大自然。
　　这一迹象从２０世纪的下半叶已初露端倪。在不久的未来，诚如科学家所预言的那样，地球顶极的青藏高原－珠穆朗玛将作为生态旅游的热点，格外引人注目。

　　又高又大的青藏高原，大部分荒寒干旱地区是人类生存接近极限和超越极限处。它只以有限的河谷低地和看似贫瘠的高寒牧场，养育着人类中一个坚强和耐苦的群体，一个从事农耕和游牧的民族，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
　　曾用双脚丈量过的大高原呵，以怎样魅力和亲和力，吸引着一颗颗历尽沧桑的心。是这里的山川土地，拱手相送了如此丰厚的资料信息；是这里的军、地、各族人民，旷日持久地提供着热情无私的支持。几十年间那些难以忘怀的野外考察的日日夜夜、月月年年，已化入生命，铭刻于心。一批魂系青藏的老队员们就这样选择了最佳回报方式：投身于西藏的经济建设，以多年科研成果的丰富积累奉献于西藏现代化大农业。
　　八十年代末期开始，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分赴两个主战场：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一支继续昆仑考察，并承接国家攀登计划青藏项目，向着探索自然奥秘更为深广和高峻的领域进军；另一支，以我们已经熟悉了的可敬的老青藏章铭陶、韩裕丰、张谊光、李明森、关志华、陈传友、谭福安......一群，则走向了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三江流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为横贯西藏南部的农牧区综合开发设计宏伟蓝图。
　　章铭陶教授率队走向了西藏的江河谷地，农田牧场。这位水利专家、地热专家，在青藏科考后期的身份，一方面是青藏队常务副队长，一方面是超越了具体专业的区域开发专家。而且，他最终把自己定位在区域开发事业的岗位上，定位在学科研究与生产建设相结合的实践中。这一定位，可以说是必然走向，也可以说是有意选择。追溯起因，３０岁年纪的章铭陶就做过一件令他终生为之感动并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云南省元谋县地处横断山脉云贵高原段。１９６５年的章铭陶，参加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的"南水北调"队第一次来到元谋。这个以出土过元谋古猿化石而名声昭著于全球的县份，此际缺乏的正是远古的诗意和浪漫，比比皆是的则是现实的艰难：因为缺水，土地贫瘠，人民贫困。章铭陶满目焦灼，心中叹息，开始了跋山涉水的实地踏勘，设计了全县水利改造方案，次年提交给当地县委县政府。
　　随之而来的文化革命使百业俱废，一个小小的水利方案没了下文也在当时的情理之中。一晃许多年过去，１９８１年春节期间，即将奔赴横断山区的章铭陶，忽然从收音机里听到一则新闻：元谋的蔬菜行销北京市场！章铭陶闻言跳了起来，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能把干热河谷与远行的新鲜蔬菜联系起来。不久后他重登横断山，便一头扎进元谋县，直奔水利局老局长家，想要证实这一消息。
　　退了休的老局长笑呵呵地握着章铭陶的手：不错，正是你当年的水利方案！不错，元谋全县已实现了水利化！老局长感叹一番：当年的老县委书记拿这份方案当宝贝，文革中受冲击，遭批斗，兜里还揣着它呢！所以呵，文革后期刚一"解放"，恢复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搞"复辟"－－兴修水利。请跟我来－－老局长陪同章铭陶来到县城中心的十字路口，指点一幅彩色图画。你看－－
　　章铭陶不禁热泪盈眶：当年自己亲手绘制的水利规划图，已被放大，用油漆彩绘在一面大墙壁上。那本意无疑是为激励元谋人民艰苦创业精神，但对章铭陶来说，何尝不是同样的激励和鼓舞呢！
　　看来早期的章铭陶就已具备了这一基因：以地方需要为职责。所以后来的西藏地热考察的同时，就设想着地热的开发利用，并且为拉萨带来了光明；在阿里的热布加林沟，他完成了西藏第一个农业区域开发规划；横断山脉考察中突出了应用研究课题，造福当地；八十年代末期之后，则是全力以赴地投身于西藏的生产建设之中了。
　　说起在西藏所做的第一个农业规划，还有一段故事。阿里扎达县的热布加林沟，海拔在４０００米以上－－西藏地区也像全国一样，农作物生长上限西高东低。在藏东的昌都，青稞只生长到４１００米，在西部阿里则上升到４３００米左右。曾在古代繁盛一时的阿里，现在地广人稀，有大量闲置土地可资利用，农业开发很有潜力。１９７６年，阿里分队来到狮泉河，章铭陶承担了古格王宫遗址所在地扎达县境内热布加林沟农业开发的规划任务。起初，队长孙鸿烈给章铭陶派了三名助手，都是阿里地区支援的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后来考虑到农业组需要，打算抽去一名。这下章铭陶急了，找队长大闹一通，扬言人手不够，不干啦！此时全队人马正在整装待发，孙鸿烈也生气了，说一声不干拉倒，坐上车扬长而去。途中在噶尔县午餐时，队长主动向他打招呼，他故意视而不见。孙鸿烈笑起来了，上前拍拍那位负气者的肩膀，和蔼地说，是我不对，不该发脾气。这样吧，我去给你跑尺子（搞测量）吧。就这一句话，化解了全部怨气。章铭陶不好意思了，带着两名助手欣然前往热布加林沟。
　　章铭陶在青藏队的外号叫"骆驼"，是指他的抗旱能力强，可以一天到晚不喝水；还比喻他格外吃苦耐劳。这是一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两个助手也就跟着玩命地干，在扎达干燥的风沙中，刺目的阳光下，跑尺子，看镜子，画图纸，一干就是２０多天。两个助手之一的杨松，从大学毕业进藏第一天起就和青藏队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是，阿里分队沿黑阿公路，杨松等进藏大学生们沿新藏公路，同赴一个目标，同一天下午到达，在狮泉河城外相遇，随后又一起参加了阿里人为他们举行的同一个欢迎晚会。杨松报了到还没上班呢，就做了青藏队的编外队员，出发去热布加林沟。那一次他学会了测量和制图，成了狮泉河小有名气的专家了。后来凡有哪个单位盖房子搞工程，必请杨松去指导。后来杨松当了阿里地区计委主任，后来调拉萨担任"一江两河"中部流域综合开发办公室主任，再后来当选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主管农牧业，多年来一直请青藏队做高参，搞规划；当他兼任了昌都地区地委书记之后，把本地三江流域综合开发提上日程，规划者仍然是当年耳提面命教他搞测量的老师－－章铭陶。青藏队与杨松不离不弃的缘份，也就是青藏队与西藏息息相关的缘份，这一缘份伴随着西藏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可算是青藏研究事业的一段佳话。
　　许多年后，鬓发斑白的章铭陶教授依然走在西藏现代农业的先头部队中，走在喜马拉雅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的谷地上，走在他当年为之命名的喜马拉雅地热带上。雅鲁藏布江作为这一地带的中心，时而平缓、时而湍急地东向奔流，两条重要支流年楚河、拉萨河相继汇入，使得江面骤然开阔。这个东西直线距离长约５４０公里，南北宽约２２０公里的河谷地带，被称作西藏的"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地区，是西藏主要农区所在，一向被誉为西藏的精华地区－－金三角。这个地区平均海拔高度仅有３６００－３９００米，年平均气温在７．５℃左右。虽然总面积不足全西藏的百分之六，但人口却占西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还多。至于生产能力也很可观：约占西藏总耕地面积不足半数土地的作物，则占去全西藏粮油总产的一半以上。根据优势地区优先发展的战略决策，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经国务院批准，自１９９１年起至２０００年，国家在西藏一江两河（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中部流域地区进行农业综合开发建设，静态投资为１０亿元人民币，实际投入后来达到２２亿多元。这一综合开发工程成为西藏农牧业开发建设史上投资最多、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并涉及多部门、多行业、多学科的系统工程。
　　青藏队数十年的表现，格外令人信服和信赖。加之几十年丰富的科学积累，明智的西藏决策层选择了一条最佳途径，一条事半功倍的捷径：特邀中科院青藏科考队担任这项工程的总设计师。总体规划责任重大，关乎全局。
　　时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马李胜，抓住一个青藏队不放，他看得很明白，就像西藏待开发的资源那样，青藏队也是西藏的一笔宝贵财富。他频频与青藏队接触，找孙鸿烈谈，找章铭陶谈。每谈一次，委托一项新任务：第一次说，请帮助我们搞一个一江两河综合开发的总体方案吧；第二次又说，还有艾玛岗和江北农业开发区两个方案；第三次，再提交一个尼洋河吧，尼洋河流域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综合规划。青藏队每每应召而来，每一次都让西藏地方满意。做一江两河工程规划，队长孙鸿烈任顾问，常务副队长章铭陶、副队长韩裕丰带队，陈传友担任水利总工程师，还有关志华、李明森、谭福安一批青藏老将整装上阵。１９９１年那年，青藏队４０多人兵分三路，马不停蹄，把七十年代反复走过的雅鲁藏布中部流域再一次走过。外业调查、资料搜集、研讨咨询、学习借鉴、论证分析、综合平衡、到最后的评议审查，青藏队率领西藏区内外上千人进行了这项描绘蓝图的工作，共编写文字百余万，绘制图表上千张，整整一年的苦干，第二年，１９９２年春季，规划设计工作完成，向西藏人民交了卷。
　　此时，这批老青藏都是五十几岁的人了，但较之当年，精力不减，热情犹浓。出野外说走就走，并且和年青人一样的动手动腿。章铭陶这位大学时代的合唱团总指挥，如今指挥起山川林田的恢宏交响乐。时隔多年，章铭陶回到他当年为寻找地热，曾饥寒交迫地度过那个中秋之夜的南木林的土地上，重操旧业，在艾玛岗的荒滩上架起测量工具，亲自勘测画图－－事后有人曾调侃他，说你这位老教授呵，还亲自看镜，太掉价了吧，那都是学生和助手们干的事嘛！
　　艾玛岗在藏语中是一个感叹词－－啊！这么一大片地方呵。这么一大片地方的艾玛岗，是地处雅鲁藏布江畔的一大片荒芜之地，说寸草不生也许并不过份，因为能够稀疏生长于此的，只是格外耐旱的狼牙刺。艾玛岗作为农业综合治理开发的第一个项目，拉开了江河地区农业综合开发的序幕。第一期工程自１９９１年启动，１９９３年完工，昔日荒凉而辽阔的江边滩地，如今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实现了园田化。几年来艾玛岗开发区已进入良性发展，年年增产增收。１９９６年较之开发前的１９９０年，粮油总产、农村经济总收入和农牧民人均收入均翻了一番还多。农民盖起新房，加工业从无到有；艾玛岗盛产土豆，出现了土豆最高单产６０００公斤的奇迹。拉布村强巴家的三兄弟，那一年生产土豆５万斤，仅土豆一项年收入近两万元，购置了一台东风车。
　　作为农业综合开发的样板，艾玛岗经验正在一江两河地区推广和全西藏推广；一些国际组织的官员和专家也来艾玛岗参观，不由得称道不已。１９９４年６月间，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专家来访，询问起有关设计、建设和管理三个方面，一连用了三个"ＯＫ"表示赞许。
　　艾玛岗农业开发区的建设者们说起章铭陶他们，就像说起自家人那样亲切；在小江当地方也是。由章铭陶、韩裕丰设计的小江当农业综合开发区如今也已大见成效。这是日喀则市一个沙化较为严重的地区。明智的西藏人又邀请来中科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在小江当工作了三年，进行以治沙为主，开展沙地高效农业的试验，为一江两河地区沙漠化综合防治提供技术和创造样板。三年间共围封沙漠化土地面积１６９０亩，封育区内配套路、渠、林网，流沙结束了流浪，安静地覆被在人工的林木和灌丛之下，空前地生长起春麦、玉米之类农作物，葡萄、草莓、西瓜与花卉等经济作物。五彩缤纷的花朵紫外线作用格外鲜艳；西瓜品质高于内地，红沙瓤，蜜一样的甜，亩产可达４１００公斤。１９９７年在江当乡推广地膜西瓜１２０亩。藏族百姓第一次操作起种瓜技术。沙漠所的专家们还为当地培训了一批技术人员，先后有５００多位农民参加了示范区各项技术的训练，掌握了一定的流沙治理、草地改良、沙地高效开发的理论知识和实用技术－－在西藏工作的中科院科技人员个个都是好样的，沙漠所江当工作组被评为先进集体。
　　一江两河中部流域综合开发工程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八年过去，雅便藏布光裸的两岸披上碧绿的柽柳林带，如同美丽的翡翠项链环绕；年年呼啸而过的大风沙在新生的绿色屏障前止住了脚步；清清渠水流过干旱已久的农田，新近修建的水库和提灌站的水泥建筑上挂满经幡，表达了当地百姓由衷的感激和祝福－－祖祖辈辈的祈盼包含了新的内容，现代农业的美好前景成为新的图腾。
　　从一江两河规划工作开始，一发而不可收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接连邀请青藏队这原班人马进行了林芝地区尼洋河流域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综合规划、昌都地区三江流域农业发展综合规划。韩裕丰重新置身于尼洋河畔的深山密林中，章铭陶再一次瞄准了藏东三江流域的高山深谷。不过这一次的使命和意义与当年略有不同－－这是一个把曾经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把当年考察时曾考虑过的有关资源开发的梦想付诸实施的过程。具有３０多年区域开发经验的章铭陶教授，望着这片自六十年代开始就以自己的双脚无数次踏过的山地，满心盘算着未来蓝图：有关土地利用的、能源水利工程的、农牧林的和乡镇企业的等等综合开发的前景；从青藏队出队第一年起就与林芝地区结缘的韩裕丰教授，联想得深入细致：森林应当合理开发，采伐更新结合，杜绝短期行为；出售原木委实划不来，要搞深加工。迹地更新的速生材高山松可做造纸原料，纹理好木质硬的高山栎加工成地板格；林芝全地区年产野桃５００万斤，可惜只做牛饲料，应该作为绿色食品开发；林芝盛产核桃，应该开辟一个木本油料基地......
　　规划工作使老青藏们深感荣幸和欣慰。他们所从事的专业本就与生产应用密切相关，而今那么多年千辛万苦得来的资料不再束之高阁，正当其时地被接纳，被使用，焕发出原本所具备的价值光彩和新鲜生命力，可真是苦得其所、乐在其中；对于以发展西藏为己任的科学工作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亲眼看到自己亲手设计的蓝图变为现实、成为西藏一道道壮丽的风景线更值得自豪和欣慰的呢！
　　就这样，头也不回，无怨无悔，青藏队的一支就这样收拢了曾翱翔于天际的双翼，落脚在了这片阳光与雪风下的热土，转向了现实的关怀。不是没有其它选择，属于个体的科学生命只有一个；青藏研究那么多年来提出了那么多诱人的理论问题，每一问题都使人引颈向往，都需要一生一世的交付。年逾花甲的章铭陶犹自壮心不已，他是国内研究斯文．赫定的专家，他与瑞典人合作进行的课题"斯文．赫定在西藏的大自然遗产"（该课题的文学化表述应当是"沿着斯文．赫定走过的路"）那时正在进行；他还打算研究三千年来人类活动尤其是工业革命几百年来对于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同时他对万年以来气候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荣枯兴衰之关系也深感兴趣......可是每当听闻西藏召唤，他总是毅然放弃手头的一切，立即奔赴－－有所为，必有所不为；某种选择的同时，意味着对于另一些的舍弃。
　　追本溯源，事实上，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思想，贯穿了半个世纪以来的青藏研究事业。作为一个良好传统，伴随着科学空白逐一消失、资料渐丰以及学科发展的全程。青藏队对于青藏高原自然资源评价和相关生态保护、开发利用的设想建议曾一一被提交。从土壤专业起步、最终成为青藏项目首席科学家的老队长孙鸿烈，一直以西藏发展为己任，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同时，历来倡导生产应用课题的研究，主张为西藏多做一点事情，并"务必让西藏地方满意"。身体力行，他撰写了有关西藏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文章，提供发展战略建议，并担任了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聘环境与发展首席顾问。而今他正指导着他的两位博士生承做西藏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课题，传承有人。
　　这一传统由来已久。对于国运民生的关注，来自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遗传基因。抗战时期的孙鸿烈，就随一批科学家颠沛流离在大后方的重庆"难民村"中。无论外部环境如何不堪：战乱，因战乱而来的困苦赤贫，科学家们仍未中止他们的科研，仍是一天到晚的"土壤肥料"，这给孩提时代的孙鸿烈留下了终身不泯的记忆；甚至还来自家族血缘的遗传基因。从孙健初先生所写《黄河上游之地质与人生》这一题目，足以见其关怀所至。地学与人生－－人民的生存环境，人民的生活状态－－本就息息相关。在面向大地的研究中，如何能够忽略对于人生的注视。而我们的土地又是怎样的土地，我们的人民又是怎样的人民！对于国运民生的关注，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道德基础。
　　这一传统的体现－－从五、六十年代拉萨、日喀地等地的农场建设，到七、八十年代藏东南和喜马拉雅沿线一带林区自然保护区建设，到土地利用、水能、地热、矿产和畜牧业格局及生物资源的开发，到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先期勘察，无不生动体现着着一代代青藏考察队员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心血乃至生命已渗透西藏大地，融入西藏当代生活中　　－－西藏藏族人民，青藏高原各族人民如何能够忘怀！

        这一现实关怀体现在攀登计划中，是吸纳或新建了三个野外定位观测站：
　　（西藏）拉萨农业生态试验站、（青海）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实验站、（四川）贡嘎山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八五攀登期间由李文华院士总负责，九五期间由年轻人欧阳华博士负责，属于青藏项目第四课题："青藏高原主要类型生态对全球变化的贡献与响应"。三个站承担着双重使命，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它是全球变化的、生物多样性的；在应用基础研究和指导生产方面，它又属于可持续发展范畴：作为独特的地理单元，青藏高原的光能、温度和水分条件及其组合与同纬度低海拔区域迥然有别；高原生物经过漫长的自然选择和适应，与环境形成复杂的有机统一体；高原麦类一季单产居全国之冠，林木生长速度超过大兴安林区，牧草营养物质含量丰富、热量高，家畜育肥速度快，生物分布海拔上限远高于其它地区......为什么？这一切都亟待用生物进化与适应、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和生理生态的理论和方法进行长期、深入的定位观测研究，揭示奥秘探索规律，在建立高原农牧业生态系统优化模式的同时，将基础理论与与当地生产相结合，为西藏自然资源的综合开发和持续利用，为高原农业稳定、持续和高效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青藏队老队员、农业气象专家张谊光教授承担了筹建拉萨农业生态试验站的任务。与章铭陶风格大不同，张谊光是一个不擅言谈和交往的人，只在忧郁的眼神里透露着一份殷切。这种性格禀赋，于他的研究工作倒也无妨，只是难为了需处处与人打交道的筹备工作。从拉萨到日喀则，到处寻找站址，拙于辞令的张谊光勉为其难地游说，与地方上屡谈不妥。正在犯难之际，幸有西藏军区闻讯赶来，如获至宝地把这群科学之神迎请至拉萨以东２０公里处的部队达孜农场，１９９３年３月，"中科院拉萨农业生态试验站"正式挂牌成立。
　　拉萨生态站无疑是当年白马雪山三年定点观测的扩容和深化。张谊光辛勤地躬耕在拉萨河谷的沃土上，从早春到晚秋。由农场无偿提供的试验基地，被高高低低的各种各样的庄稼、牧草和林木所分割，一抹抹青绿，一片片花海，一群群接踵而来的参观者......新落成的房舍院落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科院为之配备了５０多万美元的先进设备，具备了接待国内外合作研究者的能力。除拉萨站的十七位科研人员外，在每年的作物生长季，都有来自国内各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专家们在这里从事科学研究。国际合作刚刚起步。与拉萨站达成了合作意向的有瑞典、丹麦、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其中有些国家已开始了预研究。
　　在农作物优良品种培育、示范和推广方面，几十年间西藏地方军－－前身为七一农场、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一直是一支活跃的力量。所以在这一方面拉萨站是一个参与：优良品种的推广涉及自治区农业布局，拉萨站作为一个试验点，参与了西藏农业科学院的多点试验、联合攻关。五年来，拉萨站共引进作物品种１２７个，牧草品种近百个，优良树种３８个。西藏传统作物中，并无玉米品种，拉萨站引进了多种甜玉米，经地膜覆盖连续三年稳定成熟，籽粒亩产达到４００公斤；把新鲜的玉米棒子分送给附近的农民，数量不多，每家只分到两个。而农民如此喜欢它，尤其爱吃生玉米，给乡村增添了一种新口味。玉米的引进主要为解决河谷农牧结合问题，解决饲料问题。其中分枝玉米秸秆单产可达１．２万公斤，是理想的青贮饲料，而籽粒可作能量精饲料－－也将给家畜增添新口味。在新口味之上，更有新意义在。
　　说起春小麦高原６０２这个品种在西藏的推广，还有一段故事。建站之初，张谊光教授向全国各地兄弟单位写信求援，远在西宁的周兴民教授立即推荐并寄来这一品种。高原６０２本是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所育成的优良品种，因其蛋白质含量高、产量也高，曾获国家大奖。推广到全国各地，反映普遍很好。收到种子，当年小区试种，亩产千斤以上。第二年推荐给附近桑珠林乡两户农民试种。有心计的农民悄悄地把一部分种子磨来吃了，一尝口感相当不错，方才放心地把其余的种子播了４２亩地，产量较之其它品种提高了６０％。春小麦高原６０２，产量高又好吃，这消息不胫而走，到第三年，大家争相来到拉萨站要种子；第四年，西藏农科院决定在农区大面积推广这一春麦品种。
　　引进品种一般需要三年的试验周期以决定取舍；而优良品种、科学种田的推广工作则需要更长一些的周期，谨慎的农民迟早会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是一个潜移默化、水到渠成的过程。不限于优良品种和新品种的引进，还有科学的轮作问题、变白色休耕为绿色休耕的问题，等等。这些试验目前都在进行着，玉米、小麦、油菜的轮作示范旨在解决恢复地力问题，新近引进的黍子沉甸甸地低垂谷穗；来自国内外的牧草品种繁多，红三叶、白三叶、苇状羊茅、黑麦草、青海老芒麦等品种，高产优质；还有试栽的行道树刺槐、龙爪槐、毛叶杨等也都表现良好。不仅附近农民常来走动，指点议论，啧啧称赞一番，就是拉萨市邻近县份和山南、日喀则地区各县，也都有人主动前来参观取经；差不多每一位自治区领导都来视察过，进行一番勉励；西藏农校的农、牧、林专业的学生们也每年来这里实习。从这儿，大家看到了未来西藏农业发展的希望之光。小小的、仅有五年历史的拉萨农业生态站，已显现出研究基地、示范基地、培训基地和咨询与桥梁功能的雏形。
　　攀登计划青藏项目中，拉萨站承担了"青藏高原农田生态系统优化模式研究"。研究方向除上述高产生物物种的引进、筛选、培育及其推广之外，还有属于基础研究范围的高原农业生态系统中结构、功能、生产力及其调控机制；土壤－植物－大气间的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环境变化及其对全球变化的贡献与响应。中科院的研究人员，包括在读博士、硕士生们每年来站上做课题。其中李文华和张谊光的博士生喻朝庆等人揭示了冬小麦高产的奥秘。以往的常识认为，西藏作物高产是因大气透明度好，阳光辐射强烈，植物光合作用充分。包括中外农业专家也都这样认为。通过连续两年的田间观测所取得的大量数据－－这是一些精密而枯燥的数据，是关于光能传导、光量子能量密度、光合特性、光能利用转换效率等的数字和公式。研究结果认为，以往的常识为那么准确，太阳总辐射能量固然高于平原地区，但空气稀薄，二氧化碳密度低，严重影响了麦叶的光合效率，所谓小麦干物质积累并不高于平原地区。冬小麦高产原因则在于生长期长，约长于平原地区的三分之一；还在于温度条件适宜，平原地区小麦在高温的中午为避免消耗大于积累，中午停止光合作用，西藏小麦则无需午休。另外西藏小麦叶片直立性好，通体受光均匀也是高产因素之一。青藏高原的青稞和小麦，是全世界分布的最高上限，也分别开创了冬、春小麦和青稞单产的全国纪录。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长期的适应和演化，使高原作物创造了生命的奇迹。科学家们认为，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有潜力的低纬度高海拔农业区。
　　如今老站长张谊光已光荣退休，但退休不下岗，欣然接受拉萨站的聘请，继续担任着名誉站长，继续着从早春到晚秋农田里的躬耕和守望，忧郁眼神中的殷切之情依旧。
　　与拉萨河谷现代农神遥遥相对的，是青藏北部草原上的现代牧神。就像"定点"了的张谊光那样，周兴民教授已在草原上守望了多年。
　　从事生态系统研究的三个定位站中，资格最老的是海北草原站。它的全称为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实验站。与拉萨站以农为主相对应，海北站更多的面向草原畜牧业研究，对于青藏高原同样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海北站奇迹般地动议于文化革命尚未结束的１９７５年。这一奇迹的出现值得一提。文革中，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已"下放"在青海省，老所长夏武平作为"走资派"先是被批斗、后来就赋闲，天天在家读书查资料，当他发现国际科学界人与生物圈（ＭＡＢ）计划已经启动的消息，遂以智者的灵感萌生出一个念头。夏所长向所里、向省科委建议说，我们应该跟上国际研究趋势，加强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在六十年代进行的全省草地资源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其起源、发生发展、结构功能和动态演化进行研究，要揭示规律，必须定位研究；单学科力量薄弱，要综合研究，最好建一个能够长期进行观测研究的定位站。－－历经建国以来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国家时常根据发展需要，一时强调基础研究，一时又侧重生产应用，夏所长远见卓识，提出这个"以不变应万变"之策：建一个定位站，双管齐下，既有此，又有彼，应有尽有，各得其所。青海地方当即表示支持，１９７６年，全国第一家生态定位站，就在西宁以北１６０公里处海北州门源县境内海拔３２００米的草原上正式建立。植物、生态学家周兴民教授担任了为时２０年的第一任站长，从此年复一年地往返于西宁－海北风雪弥漫的山道上。
　　海北站作为当代科学的网络站、开放实验站，经过多年经营已具相当规模，空旷的草原上矗立起现代色彩的实验大楼，和几户牧民的红砖平房颠连一气，在嵯峨的祁连山下，组成了一个既传统、更现代的村落。藏族牧民赵豆嘎里一家承包的５０００亩草地是海北站的实验基地，高高低低的供实验用的各种设施分布其上：测气温地温的，测风向风力的，测植物光合生理的，测温度升高对植物群落和生物量影响的，测二氧化碳释放的，测纤维素分解的......在铁皮围起的封闭环境中，观察研究老鼠的社会家庭结构、食物选择和生活习性；５０亩人工草地的各类草种的试种和比较；有关全球变化的前沿课题则是与美国、瑞典合作研究的温度及紫外线增强对于植物生长的影响......
　　藏族牧民赵豆嘎里夫妇和他们的五个子女，有８００只羊、１００头牛，他家承包的草场成为海北站的实验场地，他的家庭连同他的牛羊也成为现代家庭牧场、畜群结构优化、能流物流研究的实验对象。当然，他家首先成为草场改良、科学放牧的受益者－－模仿站上的轮牧放牧制度以及相关技术，他家也盖起了塑料薄膜封顶的暖棚，冬夜室内温度要比露天棚圈高４－５度，所以他家的幼畜成活率可达９５％以上。
　　当然，受益的不仅是赵豆嘎里和当地牧民，从门源县到海北州乃至整个青海省，都得益于海北站和生物所的科研成果和先进技术；不仅牧业，还有农业。号称世界每亩小麦最高单产（２０６４斤）的青海香日德农场，就是中科院西北生物所培育的优良品种"３３８"；中科院拉萨农业生态站的春小麦高原６０２品种也正是生物所提供的。
　　海北站面向青藏高原，一向专注于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基础理论的研究，气候、植被、土壤、动物和微生物，总之是有关这一生态网络中有些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以及物质循环、相生相克之类相互关系的问题。周兴民教授对于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得尤其透彻。在海北站进行了有关高寒草甸草地畜牧业特点及对策的研究：高寒牧场最优生产结构、优化放牧、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以及虫鼠害防治等系统管理、经济生态应用课题都被列入重要研究内容，其中不少成果已被青海地方采用和推广，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当前，海北站的工作内容中格外突出了草地合理利用和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并极其重视示范与推广这一题目，而这些内容对于西藏来说也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
　　周教授认为，草地畜牧业是一项综合产业，它包括了草业、畜牧业和相配套的加工业以及社会和经济条件等，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体系。就草业来说，面临的情况很严峻。青藏高原现有大小牲畜约７０００万头只，家畜存栏数较之五十年代增长了近３倍；而青藏高原２１亿亩天然草地的１/３严重退化，其余草场也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阶段，产草量平均降低３０％－５０％。退化原因众所周知，超载过牧导致优良草种不再占据优势，而家畜厌食的毒杂草却增强了竞争能力；虫鼠害的加剧则是雪上加霜，据调查青藏高原至少有鼠兔６亿只，鼢鼠１亿只，每年消耗鲜草１５０亿公斤，相当于１０００万只羊的食量。除与牛羊争食，它们的挖掘行为从根本上破坏了高寒草地以及畜牧业赖以生存的环境。
　　对于退化草场的恢复和重建实验，海北站的经验是松耙、补播、施肥、封育等措施。以海北站附近盘坡的"黑土滩"为例，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３年，连续６年进行以灭鼠为前提的综合治理，当年即见成效，６年后这片已无利用价值的万亩荒滩成为优良牧场，鼠兔退出，其它鼠类也在控制范围之内。从可计算的效益看，６年间累计投入费用为４．６８万元，而从挽回牧草和实际畜产品产值计算约为３０余万元，投入与产出的比例约为１：７左右。海北站的多年研究和实践表明，青藏高原中部以东地区的嵩草草甸本是放牧演替的顶极群落，经封育改良后可变为更为优良的禾草草甸。
　　在海北牧区，人工草场建设起步较早。海北站５０亩人工草地的实验基地，在２０多年间曾引种过数十种中外草种，仅有披碱草、老芒麦、早熟禾、羊茅等少数几种适应，但随着时间的延续，又发现这类多年生种前期生长缓慢，当生长至三、四年刚刚茂盛又迅速开始退化－－预后不良。而一年生加拿大燕麦、丹麦４４等品种，长势好产量高；如在气候较好的地段混播箭舌豌豆，不仅产草量增加、牧草营养高，还可改善土壤成分。因而海北站建议，高寒牧区应缩小多年生、扩大一年生牧草种植面积。西藏牧区的人工种草开始不久，这一建议或许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海北站年轻的新站长赵新全博士，是从事家畜营养学、实验生态学、牧场放牧管理方面的专家。他研究了牧草营养的季节动态、藏系绵羊体重的季节和年间变化及其日增重季节变化，结论性的意见为：高寒草甸草地资源丰富，虽因自然条件原因初级生产力水平低，但牧草营养丰富，具有高蛋白、高脂肪、高无氮浸出物、纤维素含量低和热值含量较高的"四高一低"特点。其粗蛋白含量相当于精饲料的苜蓿。但牧草营养成分季节变化显著。牧草粗蛋白６月份达到最高值，含量达１５％，其后降低，１０月份降至最低，不足夏季一半，且适口性也差。与此相应的是，经一夏放牧，家畜体重最高值１０月达到最大，其后降低，１１月进行传统屠宰时已降低许多，至４月为最低值，体重损耗占增重的８０％以上。
　　为此，赵新全博士和他的同事们提出的"海北高寒草甸草场优化放牧方案"早在１９８９年即获青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其对策是确定放牧强度，利用两季牧场划区轮牧；加强季节畜牧业，夏季优势多养，冬季当年公羔、６岁以上母羊全部出栏，因当年春季出生的羔羊尚未达到１５公斤胴体重（即去除皮毛头蹄和内脏的重量）的出栏指标，还需舍饲到春节前后出栏。按照数据模式，如此运作年出栏可达３４％，牲畜周转期可减至三年，以此最大限度地减轻冬季草场压力，提高商品率，增加牧民收入。这一点作为近年间开始加强的草地畜牧业研究和推广工作的重要内容，首先在工作基础好、牧民接受能力强的青北几个地区进行，而海北州几个牧业先进县的出栏率已达２８％。
　　西北高原生物所出色的工作，带动了青海省地方有关畜牧业科研项目的同步进展。１９９７年，由青海省牧科院院长、家畜营养专家胡令浩研究员领导的研究小组经多年研制获得成功的牲畜营养舔砖投入生产，并获当年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营养舔砖的问世，为高寒牧区冬季补饲、抗灾保畜，提高防抗灾能力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从青海到西藏的草原上，鼠类横行无忌，为害甚烈，已打破了草原的生态平衡。造成这一不良现象的因素众多，归根结底来自人类活动的影响。例如超载过牧，草场退化；人为捕杀、化学药物灭鼠导致的二次中毒使天敌减少等。多年间对鼠类行为学的研究表明，各种鼠类自有其各自的生态位：分布广、数量大的高原鼠兔多在地面活动，为逃避天敌袭击，它需要放眼远望的开阔视野，因此它喜欢矮小稀疏的草地环境：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在放牧后尤其是退化草地上生活。鼠兔虽然只有两三岁的寿命，但繁殖率高，每年可生两三胎，而第一胎当年即可参与繁殖，那么一对鼠兔每年即可生育子孙５０－６０只；高原鼠兔的破坏活动加剧了草场的进一步退化，牛羊喜食的禾草类不再生长，杂草类应运而生，于是以杂草类根茎为食、营地下生活的高原鼢鼠大量迁入，推土造穴－－本所研究人员多年观察，并做过５０只鼠的追踪观测结果表明，每只鼢鼠每年挖洞的推土量可达一吨！－－这种鼢鼠的行为方式是个体活动，一只鼠即可拥有一座结构严谨的地下宫殿：仓库、卧室、厕所、育儿室等等，难怪年推土量可达一吨。鼢鼠的繁殖率虽不及鼠兔，但它的自我防卫能力强，大雪灾对于高原鼠兔可说是灭顶之灾，而对于缩在地下且拥有丰富食物储备的鼢鼠来说则秋毫无犯。
　　喜欢优良牧场的是小个子的根田鼠。一旦退化草场得到恢复（减少放牧压力或人工改良之后），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就将逃离，根田鼠迁入，但专家们认为它的存在仍属于生态平衡允许的范围之内－－正是对于老鼠们这些进化适应、活动规律的研究，最终启发了科学家们利用生态学原理综合治理鼠害的思路。
　　专家们笑说本所是全国的"老鼠中心"。原所长、也是建立海北站的倡导者夏武平先生，就是新中国第一代老鼠专家。抗美援朝时，美国使用生物武器进行细菌战，夏先生曾应国家委托，亲自鉴定了来自朝鲜的鼠类标本。自那时起，夏先生就成了国内外研究老鼠的著名专家，其后这一学科在高原生物所成为强项。
　　４０多年的观察研究，使专家们对于鼠类的认识步步深化，灭鼠方法也从单打一的化学灭鼠提高到生态学综合治理的高度。曾经有过很长一个时期，由于灭鼠药物选择不当，剧毒药物固然使老鼠猝死，但其严重的副作用不可忽视：天敌香鼬（黄鼠狼）、艾虎及大狂之类猛禽难免发生二次中毒，小鸟难免误食饵料，一度连海北站的院落里也听不到麻雀啁鸣。不当药物不仅使老鼠产生抗药性，而且毒物存在土壤中，输送到叶片上，牛羊食之发生二次中毒，通过皮肤接触也易使人中毒。为此，专家们潜心研究出一整套化学灭鼠方法：药物选择慢性的、不致产生抗药性的敌鼠纳盐；投饵方式选择地下，设计制造了假洞道投饵机，药物和死鼠在地下，不致产生二次中毒；灭鼠时间选在春季，老鼠尚未生育前数量较少时，可获事半功倍之效。生物所有专人负责饵料配方，生产加工灭鼠药，提供给青海的城镇乡村牧场，大受群众欢迎。
　　采用生态学原理综合治理鼠害，较之化学灭鼠是一大飞跃。专家们根据多年研究成果，提出以防为主，改良草场和放牧制度以调节环境抑制鼠害，根据为害系统采取以生境指数确定不同的防治措施。这是一项标本兼治的系统工程。目前这项工作仍在深入进行，去年，年青的专家苏建平申报了"西部之光"鼠害治理项目，得到了中科院的充分肯定和支持。中科院认为，为害青藏高原畜牧业的大敌主要是雪灾和鼠害，加强对于鼠害综合治理的项目尤其能够体现西部工作特色。就这样，多年的努力使青海省的灭鼠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海北站所在的门源等几个县荣获"无鼠害县"之称。就连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治鼠专家也前来海北站学习取经。
　　在综合治理的同时，另一新思路也差不多同时产生：变害为宝－－变消极灭杀为积极开发利用。现任生物所所长张宝琛研究员依据生物所对高原鼢鼠的多年研究积累和它的生态生物学习惯以及藏医藏药的历史渊源，结合当地牧民用风干的鼢鼠骨熬汤治疗风湿病痛的经验，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了高原鼢鼠的药用价值。鼢鼠长年生活在既冷也湿的地下冻土层中，自然死亡率低，生命力极其顽强，解剖发现高原鼠兔等鼠类可患内脏、关节等多种疾病，而鼢鼠则除少数肠道病外，其它疾病几乎不见。与北京同仁堂进一步的合作研究和临床观察，则证实了鼢鼠骨较之虎骨更为有效的肽类成分。对于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等病症的有效率达９８％，治愈率达３１％，尤其对生存在同一高寒环境中的牧民患者有特效。于是联合开发研制、由同仁堂生产的塞隆骨风湿酒－－塞隆是鼢鼠的藏语名称－－成为新药政法颁布以来国家正式批准生产的第一个国家级一类动物新药材。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生物资源开发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在寻找濒危动物（老虎）药材代用品方面做出了贡献，不仅给风湿患者带来福音，同时也为保护草原、牧民创收诸方面带来了相关效益。去年，在海北、果洛等地共收购鼢鼠骨８吨，若按每公斤６０只纯骨计算，大约有４８万只鼢鼠为牧民捕获，每只骨架收购价为１．３元，牧民共有６０余万元的收入，鼢鼠骨的开发真可谓一石三鸟，益处多多。
　　西北高原生物所成立了"三极生物资源技术开发公司"，经理、治鼠专家王权业副研究员表示：希望把本所鼠害治理、生物资源开发的经验和技术在西藏推广。
　　综合治理，开发利用，使得海北一带高原鼢鼠数量明显减少，考虑到任何一种自然资源一经人类大量开发必然产生危机，专家们已提醒在某些地区应注意适当保护的话题了。这使得备受鼠害之苦的西藏人听来不由不羡慕不已。
　　从事青藏研究的一大批出色的科学家，在完成了填补科学空白使命之后，在基础科学领域深入研究之后，又把研究方向锁定在应用研究和资源开发领域，这本身就是一种可贵的献身精神。有所为，有所不为－－周兴民教授说，这是中科院的一个指导思想。有所为，有所不为之后还有一句话是：若干年内不考虑诺贝尔奖。
　　身后是发展中的祖国，面前是更不发达的青藏，无论能为它做些什么，需要付出些什么，我们都甘心情愿，无怨无悔。
　　五月的海北草原开始步入蓬勃的生长季。阳光铺泻在天地之间，作为海北站标志的铜塑牦牛闪烁着沉稳的金光。人们仰视着这一屹立在坚硬岩石上的形象，从那里看到了青藏精神与科学思想的闪耀。岩石的基座上，镌刻着老一代科学家夏武平先生为海北站题写的"牦牛精神"－－
　　忍处恶劣的条件，啃食低矮的青草，提供浓郁的乳汁，充当高原的船舶。不畏艰苦，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这种牦牛精神，正是科学工作者的追求。在此建站十周年之际，写数语以记之。夏武平 一九八六年春。
　　基础科学研究体现终极关怀，生产应用研究则是现实的关怀。差不多一辈子从事青藏研究，对这一地区的熟悉程度更甚于自己的家乡，感情的深厚程度也不亚于对于自己生活的地方，自称为"没有户口的西藏人"。老青藏们每个人都可以谈出对于青藏－西藏发展前景和途径的看法，什么是西藏的优势资源，如何开发利用，提倡什么，不赞成什么......
　　写进规划，写进文章，有一些参政议政的味道了。最后，最主要、最鲜明的观点是，许多人力主发展西藏生态旅游，积极主张以旅游业为西藏自治区的主导产业。
　　回想八十年代初，时任国家科学协会主席的钱学森就曾有言："要把西藏变成国家的乐园"。老青藏们听了很振奋，很受鼓舞，同时多少有些困惑：这乐园的含意是什么呢，怎样去建成呢？这一寻求答案的过程，就像某些童话里的情节－－历尽磨难走过漫长的寻找之路，终于找到了金羊毛，或者芝麻开门了。老青藏们说，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才明白，钱老说的是建立自然保护区，是旅游开发，把西藏建成国家公园啊。
　　－－青藏队在七十年代的藏东南考察之后，就向西藏最初引进了自然保护区的概念，并提出过具体的建议，后经西藏林业部门的努力和科学工作者徐凤翔、刘务林等人的积极推动，西藏已建立大大小小十多个自然保护区、点，大到珠穆朗玛、雅鲁藏布大峡谷中的墨脱、羌塘草原等整个地区，小到某一群落例如林芝的百亩巨柏。保护区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４０％，为我国各省区比例最高者。除珠峰保护区外，其余保护区尚未建立正规的管理机构，由地方政府代管，但保护区划定之后都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一方面出自当地藏族群众朴素的生态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意识，一经宣传就更为自觉；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都在当地农林畜牧部门设立了专职的林业公安，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眼见野生动物明显多起来了，虽然尚缺乏量化依据。
　　有关以生态旅游为未来西藏主导产业的建议，也具有相当的理论和实践背景。举目当今世界，旅游产业迅速兴起。历经五十年代的起步，六十年代的增长，七十年代的腾飞，在八十年代之后进入成熟阶段。目前旅游业已成为一项全球性的新兴产业。世界旅游业发展迅速，日益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支柱，其战略地位日趋重要。到１９９４年，世界旅游收入占世界贸易总额的１０．１％，超过了石油工业而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国际十几个旅游组织对旅游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定性的和定量的专门研究，结果显示，２１世纪的旅游需求将是人们生活中高速增长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旅游业向着更为可观的方向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成为世界旅游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我国国际旅游收入在全球的排名已由１９７８年的第４１位升至１９７３年的第１５位，进入世界十五强之列，成为全球第八大旅游目的地。
　　西藏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对于全世界而言，生存于斯的生命群体都是地球的顶极群落，来此一游可谓终极体验。
　　主持过珠峰自然保护区及其旅游规划的生态学家李渤生教授，充分认识到这一优势，他是力主以旅游为西藏主导产业的科学家之一。在他撰写的《试论西藏自治区旅游资源的基本特点与旅游业发展战略》中，详细论述了这一观点。
　　在这份报告中，李渤生列举了西藏旅游资源的基本特点为：以地球第三极和在人类生存极限环境下产生的高原文化为特色；极品旅游资源高度富集；旅游资源的多样性异常丰富并极具自然性......其中尤以雅鲁藏布大峡谷和珠穆朗玛峰为极品之冠。
　　西藏是我国最不发达省区，据１９９５年统计资料，全区工业企业仅有２３家，年工业总产值１亿多元。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２１５５万吨，污染物年排放量除汞较多（０．１吨）和含有少量砷、硫化物外，其它污染物如镉、六价铬、挥发酚、氰化物、石油类均为零或近于零。全区水体污染甚微，所以全区江河湖泊几乎均为清洁水体（一级水体），全区水生生态保持着自然本底状态；废气排放量也为我国各省区最低者，空气污染微不足道，是我国乃至世界空气最清新的陆地之一，展现出地球上所能看到的最自然的天穹和最自然的星空。由此而获得"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之称。这一切，对于现在及未来的生态旅游开发提供了世界最佳环境。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于八十年代起就注意到旅游业这一新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和巨大潜力，把旅游业确定为西藏自治区的五大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西藏旅游人数呈现出明显增长势头，尤其是随着"西藏热"在国内的兴起，国内游客骤然增多。旅游业在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科学家老青藏们的建议依据了自治区现行政策和本地实际及旅游业发展实际，只是更加强调突出了旅游业在诸支柱产业中的位置：作为第一位，将旅游业置于诸产业之上。看来这似乎仅是个排座次问题，其实不，这是一个全新概念，在西藏国民经济发展格局中将引起一场革命性转变。
　　倘以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首先，是上述国际国内大背景。其次是西藏的实际。以生态旅游为主的依托是几乎遍及全藏的自然保护区。除上述简略表示的极品旅游资源外，重要的文化遗产地尚有阿里古格王国遗址，及其古代以卫星城分布的多处遗址洞窟已在发掘中；藏南藏北都有一些极具自然文化价值、久为当地所知而少为外界所知的景观，例如藏北西部的本教神湖当热雍措，藏北东部的达木天葬台骷髅墙，以及深匿于雪山密林深处，一般人难于到达的神秘传奇之地那如、尼务等秘地；而在藏东南，交通也方便的措高湖，其景色丝毫不逊于素有世界花园之称的瑞士风光......
　　西藏大自然已为我们布设完备。踏上西藏高原，就意味着开始了自然之旅、文化之旅和知性之旅－－还是心灵之旅。
　　之所以可行还在于它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多年来的实践足以证明农牧产业发展固然尚有潜力，但其局限性无疑，而现代工业发展则是一个不可取性；亟待寻找变输血经济为造血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旅游业作为第一产业的提出，实际上是应运而生的吧。
　　如果说八十年代中期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曾提出过"以旅游为纲"时条件尚未成熟的话，历经最近十几年来对旅游资源的持续发现，自然保护区的相继建立，旅游部门的经验积累以及国际国内旅游产业的迅猛飚升，重新审视西藏的资源、环境、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和未来趋势，那么，重新将旅游业摆在第一位问题的提出，似乎是时候了。
　　未来西藏，一个旅游西藏的形象，一个"国家的乐园"。

第十五章   终极关怀：青藏高原研究的未来

　　在青藏高原所拥有的科学资源中，除了我们已知的曾被罗列过的地球第三极这些领域同属于地球科学范畴。但是，青藏高原的科学资源远不止这些，它还是使从事宇宙科学的人们极为满意的观测地所。拉萨以西９０公里处有个名叫羊八井的地方，在国内它享有知名度，是因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地热田，有一个大型的地热发电站；在国外它享有知名度，则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宇宙射线观测站。它属于近些年才出现的前沿学科－－超高能天体物理研究范畴。
　　羊八井宇宙射线观测站设在念青唐古拉南麓山脚，当雄盆地南端，南北可遥望终年积雪的山峰。那是根据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协议，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亦即参与了地球人在宇宙间寻找反物质行动的那个研究所－－与东京大学宇宙射线研究所合作开展宇宙射线的观测研究场所，于１９９０年创建的。中国方面，除高能物理所外，还有西藏大学等５所高校参与，日本方面则有２０多所大学。观测对象是超高能宇宙伽玛射线，寻找伽玛射线源点。这项研究是八十年代才兴起的一个高能物理国际前沿热点，这样的观测点在全世界设有十多处，例如日本富士山，例如玻利维亚的安第斯山。在所有观测点中，唯独羊八井地理环境优越，得天独厚：纬度适宜，海拔较高，大气透明度好极，少雨雪，少干扰，观测时间长，取得数据就多；高能粒子衰减少，精度就高。即使在冬季的羊八井，通常也是晴空万里，风和日丽的大好天气。相比较而言，富士山需要乘坐雪橇，安第斯山大雪封山长达半年。所以羊八井站八年来的成果令世界瞩目，国际高能物理学界为世界各地观测点综合评分时，羊八井站名列第一；因宇宙射线研究而获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Ｃronin教授认定羊八井陈列的品质位居世界第一，美国科学杂志也将羊八井站列为中国２５个科研基地之一、六大最有希望出成果的基础科学研究工程之一。
　　中日长期合作之外，意大利也参与进来。中日合作是"蜂窝式"接收装置布点，中意合作则是扩大接收面积的"地毯式"。日本、意大利之后，还有美国等一些国家表示了合作意向，纷纷向天体物理这一基础研究的制高点进发。
　　收集伽玛射线的专家们偶然发现了"太阳阴影"－－宇宙射线穿过时在地球上留下的阴影。这阴影据说有助于研究太阳的活动、太阳磁场的变化。宇宙科学家们说，这个发现极为重要。
　　超高能天体物理的确有些超现实，就像寻找反物质那样，伽玛射线之类宇宙学研究毕竟离现实世界遥远，借用一个科学术语表示，它们与地球和人类只是"遥相关"。当代一般人只是似是而非地知道那么一点点，知道有一些人正在忙于地球以外的事情。相比较而言，青藏高原的地球科学研究距离我们更亲近一些。且让我们把眼光从遥远天际收回，重新投向地球和青藏高原。
　　回望一部地球演化时空履历，大陆分分合合，海洋此消彼长，物种生生灭灭，冰期来而复往，直到人类从混沌中蹒跚走来。我们的地球充满活力，维持着毁灭与再生的平衡，一刻也没停止过运动；而全球的大洋中脊相连，全球的海水相通，分居于各大陆地板块上的多种族多民族的人群，生息繁衍在漂浮的岩石圈上，必将走向一个共同的未来和命运。
　　只是一个写意的回望。走出蒙昧不久的地球人类－－或者说，在未来人类看来此时的我们仍处于蒙昧时代－－目前仍不足以对我们唯一家园的时空履历了如指掌，我们所能认识到的只是一些"这样的"表象，还不足以回答为什么会是"这样"，更遑论未来将会怎样。上溯的线索不时中断，越是古旧越迷茫；许多信息隐藏过深以至湮灭，无从判读。来自多方的资料不失丰富，仍不足以让具有实验色彩的现代科学将地球的过去与未来加以模拟。
　　环顾当今世界，我们眼见发达国家鉴于环境问题的严峻和紧迫，正在对科学技术及其后果重新审视和反思，有人甚至已断然宣布"科学的终结"。而发展中国家则正忙于借助科学技术的利器武装自己，去努力接近发达。纷繁表象体现了世界的多样性。在青藏高原，我们就这样看到，历经半个世纪的科学考察，作为基础工作的大发现时代迹近结束，今后在"发现"方面也许只是一个补缺拾遗的差事。但在深化研究方面，无疑序幕刚刚拉开。除了地球动力学这个古老课题之外，当今国际学术前沿中三大热点领域－－（过去与未来）全球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青藏高原都是理想的研究之地，攀登计划青藏项目中的各课题也多有对应。是否可以说，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体现了科学界对于地球和人类的终极关怀。
　　青藏高原的科学地位得以确认和强化，它所独具的科学认知价值成为中外科学家的共识，成为共同面对：一个全球独特生态系统类型分布区，高山生物物种的基因库；一个中国气候变化的预警区，亚洲季风的启动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一个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天然实验室；一个打开地球动力学大门的金钥匙......
　　经历了几十年面上考察和形象描述阶段，当青藏研究积累科学资料的第一期结束，该项目于２０世纪九十年代被纳入攀登计划，进入面向全球、科学研究的第二期，青藏研究进入佳境。最佳期首先是宏观背景的"最佳"－－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２０世纪末叶的地球科学研究已扩展到全球规模；卫星遥感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对全球尺度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全球构造和全球变化的理论，提供了行星规模地学研究的思想方式。在国内，作为地球科学的总体也早已从描述现象上升到以探索机理为目标的新阶段。这一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全球视野与地方特色；是理论探索与野外实践；是学科交叉与合作研究。
　　在这一宏观背景下，首席科学家孙鸿烈院士把青藏项目提到了科学问题的高度。鉴于青藏高原在固体地球科学中，所提供的大陆动力学研究的最为典型的研究对象；在全球变化研究中，所提供的影响到全球环境变迁的固体地球过程的最佳样本，中外科学家对于青藏高原的浓厚兴趣，已不再仅限于它本身，而是通过青藏高原去阐明普遍规律的问题，例如地球动力学，过去全球变化等等。孙鸿烈认为，青藏研究想要拿出国内领先水平不存在问题，但那毫无意义；我们的理想是接近国际领先水平，虽然难度很大，但它是我们的目标。近期的未来可望达到国际前沿先进水平的，有可能是在青藏高原古环境恢复方面，冰芯，天然剖面，还有湖泊岩芯，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但毋庸置疑的是，青藏研究正在成为２１世纪地球科学系统知识创新的生长点。
　　正如所期待的那样，九十年代的青藏研究业绩斐然，使得这项事业具有足够的实力和竞争力，一步跨入国家令人瞩目的重大基础研究前列－－２０世纪最后一年，在中国，开始实施名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９７３计划）的重大项目，青藏项目以"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环境、资源效应"的题目，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推荐，再经多轮激烈角逐，最终成为该项规划首批十五个项目之一。
　　这一进入，意味着国家重视程度的加强，资金扶持强度的增加，阵容和规模的改观，意味着青藏研究开始了更新和更高级的研究阶段。
　　是以往青藏事业的接续。这项事业，不仅仅青藏队的，中科院的；为时近半个世纪的青藏研究，中科院之外还有兄弟的地质科学院、国家气象局、国家地震局、国家测绘总局等一支支劲旅。未来的青藏研究将在集以往一应成果之大成基础上腾飞；作为一个整体，曾各自为战的一支支劲旅将集结为一个精锐之师；研究内容也将进一步深化与扩展。本书竣稿的当下，新的队伍正在重组中，有关课题正在拟定中，一个更加激动人心的新篇章正待被掀开。
　　作为使青藏研究进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的主要建议人，孙鸿烈院士因为年龄的关系，告别了多年的青藏队队长、首席科学家的位置，担任了这一项目的盛况；年轻于他的郑度教授接任首席科学家之职。数以百计的老青藏队员们早已告别了四分之一世纪前平均３７岁的年华，连年来陆续退出队列，迄已几乎总体退役。目送着继续前进的年轻的青藏大军，老青藏们满心是深深的眷恋，满脸是含泪的微笑......
　　科教兴国，知识创新，未来的青藏研究将大展宏图。中科院资深院士刘东生指出，今后１０年，将是青藏研究的最佳期、关键期、重要的科学创新期。他认为，科学创新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是继承性。所谓科学创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基于深厚传统。根底越厚、积累越多、创新的可能性越大；其二是研究对象必须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其三是有一个活跃的科学思想。看法不同，存在争论，是学术思想活跃的表现；争论本身正是酝酿和产生新思想的前奏－－青藏研究正符合上述三条件。在几十年间的研究基础上，未来１０年应当是更大的知识创新时期。
　　青藏研究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除继续指向多年间所致力解决的地球动力、全球变化、大气物理、生态系统等基础课题之外，有关未来青藏研究的讨论中，科学家们认为还需增加有关生物圈的研究，尤其是地球各圈层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这一前沿领域，青藏高原同样是独具优势的典型地区，一个有望产生理论突破的领域。
　　地球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早在七十年代就由英国著名化学家和发明家詹姆斯．拉弗洛克提出过著名的"该亚假说"。该亚是古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的名字。最初假说认为地球是一个巨大的活的超级有机体，里面的生物与地球上的物理和化学的演化进程相互协调，以便保持适于生存的条件，并且地球的活动是有目的性的。假说还认为，如果地球的生物圈紊乱，则地球的环境便不适于生命生存，由此提示科学家必须找出生命调节气候和空气的实际方式－－拉弗洛克认为这件事变得越来越紧迫，例如热带森林的毁坏正威胁着全体生命，而人类完全不知道哪一些生物是为我们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
　　拟人化的隐喻和诗意的表述，曾一度引起科学界许多知名人士的争论甚至嘲弄，被斥之为伪科学，以至于连提出者本人后来也打算放弃了；而支持他的人则对这一假说作了修正补充，使之"科学"化，让理性能够接受。认同者肯定的是它的思想方法，它在环境科学方面的价值：该亚假说的核心观念是指由地球上所有生命构成的生物圈，与其环境构成一种稳定的共生关系；把生物与无生命的力量纳入一个统一体之中，通过对整个体系的关注，使海洋生物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学融为一体；科学家面对生态破坏甚至群体灭绝的后果，必须克服心理障碍，即超越各自的专业领域－－自然界并不理会各学科所设立的武断界限－－地球大自然同属于一个系统，无论它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
　　回想起近几十年来，自然气候的任何变化都曾引起人类的恐慌。五、六十年代偏冷，到七十年代初，由日本科学家最先惊呼"小冰河时代来临"；为时不久又发现地球转暖的趋势，而且越来越热，于是八十年代初又由美国科学家率先提出"温室效应"的忧虑，有关全球变化的研究随之提上日程。尽管包括青藏研究专家在内的中外许多科学家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即认为目前全球变暖的程度并未超过工业革命前的十六世纪，人类活动仍不足以对宏观大气圈造成大的影响；但鉴于温室效应之类提法在本质上的警醒作用，值得认可值得研究并值得考虑相应对策。
　　因此，作为国家大项的未来青藏研究，就将资源和环境效应一并提上日程。它既是科学问题，也是面对当代的应用基础研究；是为造福青藏高原自身，又不单单如此－－作为长江和黄河的上源，作为流向南亚诸国众多的江河之源，青藏高原的环境问题指向得更为辽阔和久远。
　　环境科学－现代生态学历经一个时期的发展，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地球科学界。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不仅是科学家们的研究范畴，也是政府首脑和全体民众所关心所从事的工作。八五攀登计划青藏项目中第五课题－－"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资源、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即包含了这个主题，这一课题由自然地理学家郑度教授主持。
　　青藏高原由于地理和历史诸多因素，社会发展迟缓，开发程度较低，川、滇、甘、青等青藏边缘地区也仅处于半开发状态，腹地西藏更在其后，的确应当加大发展力度。但拿现代科学眼光看取，这种低开发程度又不啻幸事一桩－－借鉴发达地区发展历程中的经验教训，科学地规划发展战略，可以有效地避免可能付出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高昂代价，譬如堆薪，后来居上。为时四年的攀登计划这一课题的考察研究，以发展和动态的观点阐明了高原隆升过程中资源的形成、贮存和分布规律，给予定量评价，重点研究了各类资源的空间组合关系，为资源合理配置与生产力布局奠定了基础。对高原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人口增长速度、资源承载力、经济发展速率、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链的延伸以及环境治理对策等进行宏观调控。根据优势资源、优势区位、优先启动来带动高原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除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以外，这一课题主要集中在四川省西部的甘孜、阿坝、甘肃的甘南、青海省的玉树、海西、海南、海北、西宁等地，进行区域特征发展问题的调研，明确了青海河湟谷地、柴达木盆地及甘孜州东四县等地区的发展优势和存在问题，深入探讨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群落的形成，提出解决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关键问题的途径和方案。
       此外，初步论证包括雅鲁藏布大峡谷水电站群、西线南水北调工程建设、进藏铁路的线路选择、三江流域水源涵养林的建设以及盐湖资源系列开发等重大工程的前景及关键问题，也在这一课题的议程上。
　　郑度教授从５０年代末走向青藏高原开始，从一位普通的科学工作者成长为青藏研究的实际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把传统的自然地理学推向了现代地理学，使这一学科在青藏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同时，也使自身得以更新发展。所谓现代地理学的概念，李吉均院士对此有所归纳。他指出：我很赞同钱学森先生关于地理建设的观点，应把地理学改造成为对国家建设大有俾益的科学。我认为地理学在中国正面临着大发展的良机。现代地理学应是融自然与人文为一体的统一地理学，把全球作为整体并研究其变化趋势的全球地理学；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准则的建设地理学，以及用高技术如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先进实验手段武装起来的高技术地理学。
　　九五攀登中，这一课题得以强化，更加突出。分列为两个课题－－"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和"青藏高原环境变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综合研究"。可持续发展这一崭新概念，被鲜明地提上了青藏研究的重要议程。
　　朴素的持续发展观念由来已久，传统的农林业实践中可以遥见这一概念的雏形。它作为当代科学术语明确提出在１９８０年发表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定义为"改进人类的生活质量，同时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随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于持续发展的概念形成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组织于１９８７年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名为"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又称布鲁特兰报告，因该组织当时由前挪威首相布鲁特兰女士任主席）。在这一报告中，贯穿了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出生态与经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互相紧密地联结在一个互为因果的网络之中。而第一次将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的，是１９９２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这是一次人类社会与环境问题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参加会议的包括１８３个国家的和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会议在众多紧迫的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面向２１世纪，确定了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作为重要成员参与其中。提到这一过程，不能不提到李文华院士。
　　当年在西伯利亚考察泰加林带暗针叶林的那位留苏学生，当年随北京农业大学下放昆明、骑上搭着两个筐的自行车上街买菜、买菜之余去野外采标本、采了标本去请教吴征镒先生的那位讲师，当年那位几乎走遍青藏南部东南部森林地区、主持了横断山脉考察的那位老青藏队员，李文华正是从青藏的高起点起步，走上了中国的、世界的学术舞台。１９８２年，李文华作为国家代表，在设在尼泊尔的国际组织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连任理事、副主席，任职届满后又做专家理事。后来在这一地区，应联合国粮农组织邀请，李文华担任了亚洲流域治理高级培训顾问兼尼泊尔流域综合治理首席顾问，为亚洲十个国家培训了一大批山地综合开发治理方面的人才，建立了亚洲流域治理的网络系统，编著了一系列流域治理专著及论文集，系统介绍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及我国自然资源综合开发的模式和复合生态系统在流域治理中的经验，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他的表现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高效和出色工作"的赞誉。正是由于他的才干和努力，使他走向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层次－－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李文华担任了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委员会主席，同时兼任世界资源保护联盟理事。在任期间，正是国际上可持续发展观念形成时期，他把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圈保护区确定为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核心。目前全球环境生态学界三个热点：全球变化、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正是在李文华院士的参与和主持下形成的。
　　１９８９年６月中旬，巴黎，联合国教科文总部。人与生物圈国际委员会主席李文华主持关于陆地生态系统的会议。按照国际惯例，会议由专家坐在台上讨论，宽敞的会议厅里坐满听众。李文华与来自法国的、人与生物圈的实际倡导人迪卡斯特、来自欧共体的环境部主任比尔．朗、欧洲环境政策所所长威萨克尔，就未来的科学与技术发表意见，最终形成了全球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三个议题。直接与世界对话和交流，并在国际科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体现了中国科学界的开放姿态和成长进步，以及对于世界的参与并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不过几年时间，这一类现代观念就迅速普及，连西藏的县乡干部乃至百姓群众，都拥有了关于生态环境、自然保护区的基本观念，考虑制定本地发展规划，言必称可持续发展。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当然，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西藏发展刚刚起步，是一个发展问题，还谈不上"持续"问题，那也不过是见解问题罢了。总之，西藏的发展历经最初的"慎重稳进"，后来的"稳定压倒一切"之后，以１９９４年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座谈会为标志，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大规模的改革开放，以更快的速度推动社会发展。
　　有关青藏高原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研究，西藏地方在做，攀登计划中中科院青藏项目的自然科学家在做，社会学界也在做；自然科学家与藏学家联手一起做。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勒博士带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课题组在青藏高原进行了为时三年的考察研究；这一中心同时设立"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课题，孙鸿烈、刘东生与费孝通等专家共同担任了课题顾问，在藏学出版社出版的《青藏高原环境与发展概论》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各章执笔人中熟悉的名字：郑度、林振耀、冯雪华、李明森、何希吾等，他们与藏学家们共同完成了同一本书。
　　一个共识是，发展是硬道理，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造福当地社会，既是发展需要，也具有深厚的道德基础。但现有的西方和祖国沿海内陆的发展模式显然不适合西藏，西藏需要另辟蹊径。
　　人类活动加剧所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加之大众媒体的强调渲染，使人们普遍意识到生态环境的严峻；随之而来的错觉是，自然状态是最好的，人为作用势必对自然产生负面影响，人类有足够的破坏力足以把整个地球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但在科学家们看来，人类既可以是大自然最凶恶的杀手，也可以像工蜂那样，通过辛勤劳作将自然之花酿制成蜜。人类活动的正面影响，远一些的例子在墨西哥－美国边境的索罗那荒漠中的两个绿洲可作比较：在墨西哥境内，农耕的人们为土地增加了生物多样性；而美国一侧则因实施了土地不得被使用的保护政策而使得几十年来生物品种大为减少。就近的例子是雅鲁藏布江畔的艾玛岗，这个新开辟的农业综合开发区农作物丰产，人工种植的牧草青青，田间林地树木成荫。有心的艾玛岗人特意在江边保留了一块开发前的荒滩沙地，那上面寸草不生，只稀疏分布着耐干旱的小灌木狼牙刺。艾玛岗人向每个前来参观开发区的人们说，从前艾玛岗就是这个样子。
　　统观西藏，多年来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虽有相当进展，但仍处于富饶的贫困之中－－它自身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自然与人文的价值、旅游开发价值与这片土地上的不发达状态、与生活质量的低下反差过大，不成比例。且让我们以崭新的概念重新起步。
　　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提出其实任重道远。较之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就其难度来说更甚之。这是一项需要上下一大批具有现代观念的管理者来从事的系统工程。在较低的起点上起步，软硬件建设都非一蹴而就，更何况还有旅游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系列负面效应的出现，如何引导和防止的问题。但是如果这一问题至今仍未被提上日程而有待未来提出，则西藏的高速高效发展又将不知顺延何时。
　　毕竟，一百多年前，美国总统与人民一道共建黄石国家公园被传为佳话；半个多世纪前，罗斯福就以新政名义设立了工程兴办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农业电气化管理局等等。其中被认为最重要的是民间资源守护队。１９３２年，美国森林学家巴．贝克在详细考察了美国的森林后，向当时还任州长的罗斯福建议：派２５万名失业青年去植树造林。罗斯福却立即回答说："能增加到３０万人吗？"后来，在１９３３至１９３９年间，至少有３００万人在守护队工作过。他们为美国人做了几千件大好事，使美国在三十年代后期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美国被认为是历史上能够在做到在打一场大战的同时，又提高了生活水平的唯一国家，其中原因之一就与罗斯福推行新政有关。这一类历史经验值得研究借鉴。
　　变输血经济为造血经济，需要科学规划指导，尤需西藏人民特别是决策者的高瞻远瞩加踏实苦干。
　　一部《青藏苍茫》，在试图再现半个世纪青藏研究辛勤踏勘之后，在苍茫青藏形成演化的亿万年时空中飞翔之后，落脚在了资源－环境－发展的坚实大地上。这里有我们的土地，我们的人民。
　　青藏高原，让我们再一次走向你－－
　　行走在高山大川间，让几百万年来的深厚高原季风扑面而来，让曾经照耀过特提斯古海但依然灿烂的阳光穿透身心；
　　青藏高原，让我们再一次回望你－－
　　古海中的陆地平原缓缓升起，渐渐高耸为亚洲和地球之脊、之巅、之高极，那一人类的眼睛所能欣赏到的最为激越的壮丽；
　　青藏高原，让我们借助卫星的角度，再一次俯瞰你－－
　　小小寰球一枚耀眼的徽章――冰雪的南北极隐向两侧，美洲大陆在看不见的另一方，被强调了的青藏高原格外醒目在欧亚大陆南部，沉着而艳丽的棕红色调仿佛透射着金属的质地和光泽......

1998年10月13日初稿于拉萨
1999年1月31日二稿于拉萨
1999年4月8日三稿于山东日照-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