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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考察青藏高原50年

级别: 新手上路
第一章   千秋苍茫高原梦

  沿着一条空中之路,我们去往西藏。1300公里航程,从成都飞到拉萨。清晨从海拔仅只500米的双流机场起飞,穿过四川盆地上空浓重的晓雾,接近青藏高原东缘,世界清澈明丽起来。朝阳初上时分,我们飞临横断山脉上空。之所以称它为横断山脉,是因为构成青藏高原骨架的喜马拉雅、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唐古拉、昆仑-喀喇昆仑、祁连山等几大山系,均为准纬度呈东西向排列,唯有东侧群山突然改道,大致南北走向。飞越横断山,可以一览三大江与三大山、山与江相间并列的地理奇观。三大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大山:芒康山、他念他翁山、伯舒拉岭。峰岭相连,苍山如海,嵯峨顶际雪光晶莹;江河细如丝线,缝缀在山基深邃的阴影中。冰峰雪岭间一泊泊天蓝色冰川湖隐约可见。而在望不见的细微处,是纵贯高山上下、呈垂直分布的自然带景致,是峡谷中郁闭的原始森林,覆盖着红杜鹃和绿草地的山原坡地,还有山梁河谷中星散的村落农田,隐藏在山褶谷丛中令人感动的人类生活--那需要在地面上行走,就近的观望和访问。
  朝阳初上时分,晴空碧蓝如水。晴空下的重山叠嶂举着冰雪之冠,苍苍茫茫。新鲜的阳光照射之处,冰雪线上升起纱样的烟云。阳光渐渐强烈起来,烟云渐渐浓密起来,云絮云朵汇聚,渐渐遮蔽了我们的视野。空中之路的北线从青藏高原东北侧开始。乘坐军用飞机,地理学家郑度从兰州起飞,执行航拍任务。因为这并非民航线路,就让我们借助地理学家的目光,一路纵贯,领略与南线迥异的高原风光。
  甘肃境内直延伸到青海长达两千多公里的祁连山脉,是青藏高原的北部边缘。从兰州起飞,溯湟水谷地西行,经过岗峦起伏、塬谷相间的黄土高原西缘进入青藏高原。我们望见了青海湖--群山环抱的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蒙语称它为"库库诺尔",藏语称它为"错温布",都是"蓝色湖泊"之意。此刻目之所见,蔚蓝色湖水映衬着湖盆东岸金黄色新月型沙丘,与湖滨阶地、环湖分布的湖岸线构成了独特的内陆湖泊地貌景观。
  从青海湖向西,地面景色越发干旱。在高原面上陷落得又深又大的柴达木盆地中央,一片闪耀洁白光芒之地,是方圆1600平方公里、我国最大的盐湖察尔汗盐湖。最厚处可达15米的湖面盐壳,不由人不感叹地球上有多少珍而不稀的资源。过盐湖,便见戈壁新城格尔木,干旱盆地南缘一片小小绿洲,它是青藏公路上首屈一指的重要城镇。飞机在此折向西南飞行,一列雪峰屏立在前,是昆仑山。若论其高其险,它远远比不过青藏高原众多山族,但若论其古史中的文化意义,它在中国的知名度则在芸芸众山之上。机外已是云雪相连。在气流中上下颠簸的飞机穿云破雾,昆仑群山一掠而过。
  辽阔坦荡、一览无余的高原面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这就是我国第一大河长江上源的通天河河源地区。谷地宽浅,河面开阔,清洌流水徘徊荡漾,时分时合,辫状水系蜿蜒畅达。这一地区分布着可可西里、风火山等几列山地。青藏公路像一条丝绸飘带迤逦在缓缓起伏的黄绿色草原上,小如甲虫的过往车队络绎不绝。目光随公路飘向著名的唐古拉雪山。唐古拉与昆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山体浑圆、高差不大,而它正是长江上源通天河与怒江的分水岭。唐古拉的辉煌之光闪烁在它的西南方:一群6000米以上的雪山簇拥着主峰格拉丹冬的冰川世界,长江之水正从这里出发。
  这里已是面积足有60多万平方公里、海拔在4500米以上的藏北-羌塘高原腹心地区。高原面割切轻微,山势起伏和缓,低洼处河滩地生长着大嵩草草甸,山坡处生长着小嵩草草甸,高寒干旱处则是荒漠半荒漠地带。藏北高原是湖泊之国。青藏高原的湖泊之多,约占全国湖泊的近一半,其中大多密布在羌塘的牧区和无人区。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纳木错、色林错、鄂错、恰规错、吴如错......天光水色,生动地荡漾在荒寒的藏北高原深处。从空中欣赏,不仅整面湖泊映入眼帘,连同湖水退缩后遗留的泻湖、环状湖岸线、周围广阔的湖成平原也都尽收眼底,那是一幅具有质感和历史沧桑感的壮阔画卷。羌塘南部,怒江河源那曲河及其支流蜿蜒曲折在宽敞的宽谷盆地之中。可见黑色牦牛、白色羊群蠕动在草原上--藏北地区是西藏的主要牧区。
  向南,越过藏北草原南方门户的念青唐古拉山,进入拉萨-藏南谷地。雅鲁藏布江像一条白净的哈达,不息地奔流在冈底斯和喜马拉雅两大山脉之间。这一条举世闻名的适应地质构造线发育的高原大河,在我国境内长达2070公里;在我们的视线不及之处,于巴昔卡附近流入印度,以布拉马普特拉河之名,经孟加拉国注入印度洋孟加拉湾。
  最后,让我们向西飞往珠穆朗玛峰。全长为2400公里的喜马拉雅山,宽约两三百公里,山峰平均海拔6200米。山脉中部,集中了6座海拔在8000米以上的高峰,山体呈巨型金字塔状的世界第一高峰--8848.13米的珠穆朗玛就侧身其中。我们终于看到了珠峰,这座由奥陶纪海相地层石灰岩构成的山峰呈现黑色的轮廓,其上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光芒,令人目眩。我们从希夏邦马峰东侧转弯,再度接近珠峰时,峰顶已冉冉升起旗云,向东方飘荡;巨大的山谷冰川从珠峰四周向外流溢,山舞银蛇,冰塔林立。这种完整的冰塔林现象目前只存在于喜马拉雅和格拉丹冬、喀喇昆仑的巨大的山谷冰川里。
  遥看喜山北麓,群山层叠起伏,湖泊碧蓝明净,山间盆地辽阔,村落房舍安恬,把珠穆朗玛衬托得壮丽无比。
  ......
  毕竟,这只是两条航线上的俯瞰,有更为细部的风景我们尚未及浏览,有更为遥远的地区尚未及到达,例如西部西藏古老神奇的阿里和古格,例如被称为"亚洲之脊"的西昆仑-喀喇昆仑。250万平方公里的大高原,作为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巨型地貌单元,独立特行,拥有着无与伦比的大壮美。它的内涵富有终极意味,生长其上的生命可谓地球上的顶极群落。迈步走向青藏,可以视为自然之旅,文化之旅,知性与悟性之旅,还有就是,是人生的一次终极体验。
  人们通常用雄伟、辽阔、壮丽之类字眼描绘青藏高原;紧跟着还有一词:"神秘"。
  作为自然界的物质实体,它存在了那么久那么久;但世界总是说,对于它的认识太迟了太迟了。正是这样的。青藏高原作为地球上的最后一块秘地,它的面纱迟至本世纪下半叶才由中国科学家徐徐揭开,它的面貌才得以补充修订在世界地图上,它的形成演化过程、它存在的意义和影响所及也才由科学家们向世界提供。至少在科学认识方面,连国人也不免感叹说,真是相识恨晚呵。
  识者自有其人。人类群体中最先得知它的存在的,当然是远古的高原先民。考古发掘确认了距今5000年的昌都卡若人;再向前追溯,则是把旧石器丢得遍地都是的那些远古人。而三、五万年前的旧石器的主人们,面目已不甚清晰,他们隐身于史前史的雾霭之中了。
  斯人不见踪迹,唯留石器遍地。千年万年后的人们凝视着这些石质的工具,发现这一技术体系如何具有整个亚洲旧石器工业的基本特征,并如何与华北地区同期文化遗物相近似;遗留在遗址和石器上的信息,诉说着青藏高原在遥远的史前时代,就曾存在着与华北华南、与印度河上游流域地区间物质文化的交流和渗透,那是令现代人感到惊奇的相互交通。这种惊奇来自于我们一向低估了原始人渴望交往的愿望和行走的能力;还来自我们对于环境气候的将今论古:事实上,全新世一万年以来,青藏地区的自然面貌发生了剧烈改变,青藏研究最新提供的资料表明,近在不到7000年前,此地还属于高温高湿期,高原湖泊还曾大水泱泱;更近的3500年前,迄已荒寒的昆仑山区还有森林分布,还有人类活动遗迹可供发掘。
  有关青藏地区的涉笔,星散于国内早期文献中,较为系统的记载,有《后汉书.西羌传》对于青藏北缘地区奇风异俗的描述;我们从古代舆地神话典籍《山海经》这类奇书中也不时望见青藏山川的踪影。那一时代通往西方、在青藏北缘和西缘擦边而过的丝绸之路大约已经开通。
  虽说由于藏文创制较晚,藏文史籍经典中有关藏区地理记载也不会早于公元7世纪,但对于本土的认识则伴随着先民的最初意识而来。表述这一地理观的第一句话恰恰是:"最初汪洋大海......"
  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中,在《西藏王统记》一类藏文经典中,我们断断续续地读出了西藏人对于本土自然地理的看法--
  最初汪洋大海,当一个名叫"贡格曲拉"的河渠出现,大水流失,藏区形状初现,松柏森林生长,禽鸟野牲繁衍;藏区位于天之中央,地之中心,世界之心脏,雪山围绕一切河流之源头,山高土洁,地域美好;藏区分为上中下三部:阿里三围麋鹿野兽洲,中部四茹虎豹猛兽洲,下部六岗飞禽鸟类洲;后来人类出现了,藏地的亚当和夏娃是一猕猴与罗刹......
  一面说是神之居地,一面又说是魔女仰卧之相。松赞干布时代修建12座神庙以镇压魔女四肢关节,是为"十二不移之钉"。
  文字记载的世界观诸多宗教的、神话的色彩。古代西藏人在科学认识方面,可能更多地体现在藏医药领域。公元八世纪时,藏族医生编著了藏医经典《四部医典》,就认识到人体与自然的关系--有关大小宇宙的朴素科学观;记录药用植物有209种,并依木本、草本和气味作以分类。发展到十九世纪,藏族喇嘛仁增加措和丹增平措采集植物,编著《晶珠草本》,已有774种植物被记载和描述过了。
  大唐盛世及其之后,由于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远嫁吐蕃,由于名僧玄奘取经西行印度,并有《大唐西域记》传之于世,更由于吐蕃铁骑对于中原腹地的深入并占据丝绸之路近两百年之久,在敦煌遗留下大量吐蕃文献......不论方式的温和或激烈,总之青藏与中原的民族文化交往空前频繁,路途仍然遥远但不再陌生。
  元代是一个转折点:西藏地区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元皇室不仅扶持了萨迦政权,设立"十三万户",还派出测绘人员走向藏地,考察山川,将之绘入中国版图--例如黄河源区正是此次考察中被确认的;清康熙年间绘制《皇舆图》,更是总揽了青藏大山川,并说"天下众山皆由此起",延用当地名称,将喜马拉雅最高峰标上了"珠穆朗玛"字样。
  贯穿整个清代,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至为密切,有关西藏的记载连篇累牍。自然科学诸如地理地貌、生物气候之类认识也在加深。本世纪初清朝驻藏大臣有泰是个有心人。经四川入藏,在藏四年,写下32册共40万字的日记,沿途物候景观和每天气象情况的记载,无意中为后来的气象和气候学家们提供了宝贵的参照;大量的藏文文书档案,也提示着上千年间有关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丰富信息。
  国内对于青藏高原科学意义上的考察,具有理性眼光的看取,似在三十年代兴起过一个热潮。一批批笃信科学救国的科学家,历尽艰辛走向青藏的边缘和腹地,堪称国内青藏研究之先驱。植物学家刘慎谔,从法国学成归来后,担任了北平植物学研究所主任。三十年代初,在完成了中法西北考察团对于新疆的考察任务后,只身前往西藏--过昆仑,越藏北,沿青藏高原西侧经克什米尔抵达印度。一路千难万险,在藏北甚至遭遇了一群杀人越货的土匪。不过,对方打量过他那一头长发、满脸胡须、破衣烂衫后,再动手翻一翻随身行囊,只见一些旧报纸和花花草草,不禁愕然;再三打量的结果,是慷慨放行。一年多杳无音信,家人与同事都以为他早已遇难,直至喜出望外地接到他从印度发来的求寄路费的电报。那一年,刘慎谔带回了两千多号标本。
  与刘慎谔从西北方向深入青藏差不多同时,中山大学组织了中外科学家前往东部横断山脉主峰贡嘎山进行地理与生物考察;同在三十年代,受当时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委托,气象学家徐近之随西藏巡礼团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专使自青海进藏,历时三月,沿途观测高程与气候。在藏三年,他在拉萨建起了第一个气象观测站,著述了《拉萨的气候状况》。然后他策马北上,去往高原第一大湖的纳木湖湖区,骑马绕湖一周28天,进行水系、成因、流域及水生资源、气候特征乃至当地人文风情的全方位考察,写下了《西藏之大天湖》等多篇论述。西藏情结就此挥之不去,后来远在南京的徐近之多方搜寻资料,将此前一个多世纪的英、德、法、意、俄多种文字的科学文献五千余条,辑成《青康藏高原及毗连地区西文文献目录》;有关青藏自然地理资料包括地质、水文、气候、植物也辑成四册,于五十年代末相继出版。这是一项为青藏研究后来人提供路标的工作。
  大漠荒野中,地质队的驼铃声响起来了。一代地质宗师孙健初先生,三十年代起就率队在青藏北缘柴达木盆地、在祁连山麓的山野中跋涉。曾有过那样的时刻:在鸣沙山下的敦煌莫高窟,孙健初与常书鸿相遇,两双巨人之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那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有这样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们存在,真乃灾难中国的一大幸事,中国的科学和艺术精神因此不泯,在黑暗的年代里熠熠生辉。终于,孙健初激动地发现了中国第一个大油田--玉门油田,为中国现代工业的初创建立了殊勋,由此赢得了中国人永世的景仰。
       那时孙健初还不曾料到,二十多年后,1961年,他的儿子、年轻的土壤学家孙鸿烈会继承自己的事业,历史性地走向青藏腹地,将新中国青藏科考事业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从七十年代西藏地区大规模考察开始,孙鸿烈就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队队长,在九十年代国家重大基础科学研究"攀登"计划青藏项目中,担任首席科学家至今--工业救国的宏愿、科教兴国的理想,在孙健初、孙鸿烈父子两代人那里交相辉映;事业与精神传之有人,我们由此看到了中国科学界青藏研究事业的一脉相承。
  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还发生过一桩令中国人切齿痛心的事件。1940年,国民政府委派吴忠信先生前往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地质学界前辈黄汲清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当即委托年轻的地质工作者曾鼎乾整装待发,作为随员进藏进行地质考察。这一代表团借道印度入藏,需向印度-英国当局申请签证。尽管曾鼎乾隐瞒了科学家身份,不料仍被英印方面察知,就这样,唯独他一人被公然拒绝签证。这一遭遇,这一国耻,不仅使当事者本人,也在整个中国科学界引起震动。几十年后谈说起来,仍觉经久不息的隐痛。
  科学事业属于全球,属于整个人类,在通常情况下,特别是当今世界,人们常说科学没有国界,那大约是指数理化之类精密科学而言吧。然而对于地球科学-地质学说来,古今中外都不属此列;岂止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质,它还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这一学科对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回首中国现代地质科学的肇始之源,这一色彩显得格外浓烈:20世纪初期,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走出一批青年学子,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满怀科学救国的热忱,远渡重洋,从西方汲取了现代科学知识的营养,借助他山之石,构筑了中国地球科学大厦。即使像鲁迅先生这样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旗手,早年也曾学习矿业。留学日本时,年仅22岁的鲁迅就在日本出版的刊物《浙江潮》上发表了中国人所作的第一篇地质论文《中国地质概论》;25岁时发表了《中国矿产志》。爱国主义精神伴随着这一科学事业的发生和发展,至今仍然是激励中国科学家奋发努力的动力,同时也贯穿在新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青藏高原研究中。
  当年进藏未遂的曾鼎乾把此前的案头工作,整理成《西藏地质调查简史》一文,并附路线图,发表在1945年的《地质论评》上。文中罗列了1880年以来数十位西方科学家和旅行家对于西藏地区的科学考察情况,而中国人的数量则少而又少。这张路线图,是中国科学界的胸中块垒。
  在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并日益强盛的今天,我们已能心平气和地去回望一部西方"发现"西藏史了。不仅心态平和,而且多所欣赏和赞叹:较之于中国本土,西方人对于青藏高原的兴趣和热望,至少在表现形式上似乎要浓烈得多。西藏之于西方,无异于一个千古诱惑。
  中国之外,得知青藏高原存在并以文字率先表现了这一存在的,恐怕首推古代印度人了。这与他们的信仰和崇拜有关。好几千年前,古印度的哲人们,伫立在炎热的印度平原上,凝神注目于北方拔地而起的冰峰雪岭;沿着他们的神圣之河恒河、印度河、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溯,在雪山丛中寻找到江河本源--于是,他们以梵语称雪山为"喜马拉雅"、称冈底斯主峰冈仁波钦为"凯拉斯";作为神圣之中最为神圣的,凯拉斯就成为至上神湿婆居住的神山,玛旁雍错就成为湿婆沐浴的神湖;翻过喜马拉雅冰封的山口,古今印度人的朝圣之旅走过了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一路上他们口诵梵文《吠陀》赞美诗,为养育了古印度文明的河流、为河流之源击节而歌。
  两千多年前,可能正是通过印度-波斯这一通商渠道,向西方辗转传递了有关西藏的消息。我们的欣赏和赞叹正在这里--古代水路陆路交通何其不发达,交通工具何其不方便,使空间距离显得何其之遥远;不过人类特别是西方欧洲人,想要认识自身之外的世界的愿望又是何其之强烈,以至于早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被称之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就以羽毛笔在他的名著《历史》中影影绰绰地写下了有关印度之北某地"蚂蚁掘金"的传闻,一个显然被传得走了形的故事。

级别: 新手上路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9-10-30
第二章   筚路蓝缕者的开拓之路

    1951年四、五月间,横断山脉迎来了灿灿烂烂的春天。杜鹃花满山遍野开成了花的海洋,寂静山野因为红红火火的争相怒放显得喧闹起来。
  有一支军人打扮的队伍穿过花丛攀向山口。那不是寻常的军人,他们是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派出的西藏科学工作队。39岁的工作队队长、地质学家李璞牵着马走在队列之前,身后是一大群选自国内各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此行前方,直指拉萨;拉萨以西,还将去往珠穆朗玛。此行使命,是从科学研究最基础处入手,进行路线考察,填补区域空白。工作队的全部装备来自部队,队员们清一色军人打扮。李璞随身携带的专业工具,是一只测距用的计步器,一只测高用的气压表,一只从英国带回来的罗盘--李璞是学成归来的留英博士;所用地图,是从前英国人手工测量的极不准确的局部草图。
  对于西藏社会以及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事业说来,本世纪五十年代仿佛一个时间地貌上的分水岭。这一分水岭把此前此后历史的终结和开端明晰断代--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边修路,边进藏,川藏公路从四川雅安开始向西延伸;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京签署,西藏和平解放。
  同年,这支由57位专家组成的西藏科学工作队随军进藏。这是新中国从事青藏研究事业的第一批。追随着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脚步和川藏公路的向西延伸,这支或骑马或徒步的科学家队伍就这样走来了。身后是新中国的灿烂朝阳,眼前是亟待开垦的科学处女地,心中涌动着单纯而热烈的激情和爱。那位在四十年代进藏受阻的地质学家曾鼎乾,作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走在了金沙江畔。面迎着雪山下徐徐吹送的清凉的风,脚踏在西藏的土地上,不禁思潮起伏。他想到了旧中国的无能和耻辱,想到了一代科学家的使命和责任,感慨万端之余,唯有全身心的投入。
  这支科学工作队的出现所显示的意义首先在于:这是西藏地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科学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多学科综合考察。它是西藏这片宗教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上所迎来的第一缕科学曙光,是现代科学以具象的方式与青藏高原的第一次对话。
  成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其意为驾着柴车,穿着旧衣,去开辟山林。这成语无疑是开拓者的同义语。此刻正是这一成语的写照:当鲜花铺就的路消失在身后,越往上走植被越稀疏;冰雪带出现了,海拔5000多米处的山口风雪肆虐。李璞望着身边刚刚倒毙的一匹马,那马曾陪伴着他走过了从甘孜以来的那么远的山路,它曾是那样的强健,仿佛永不会衰竭,而今却永远躺在这山口的雪地上了。李璞把眼光投向前方,只见群山茫茫。任重道远,他觉得内心和双肩都沉甸甸的。
  过昌都,到波密,工作队渐渐走在了进藏修路部队之前。科学工作队50多位专家分为农业、地质、社会科学三个组,兵分三路各自进行考察。地质组由李璞兼任组长,成员包括王大纯、曾鼎乾、崔克信等地质专家,其中崔克信年纪最大,43岁,加上从甘孜补充来的两位西南军政大学学员汪缉安等,地质组一共九个人。他们在昌都找到了一座几天都走不出来的大型石膏矿,又进入了雪山和森林环抱中的波密地区。
  从前的波密地区是个相对独立的土邦王国,长期不受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管辖;波密土邦与藏区时有征战,一向被认为是荒蛮之地。最近一次征战发生在三十年代,以波密土王败走境外宣告结束。所以当地质组深入到相对高差为3000米的波密幽谷中时,当地人还指点波密土王的女儿给科学家们看。不过那位公主早已落魄,衣着又脏又破,脸上涂着酥油和羊血为装饰,不见一丝的高贵气质,与当地平民妇女没什么两样了。从波密返回时大雪已经封了山,路遇被雪围困多日的几位解放军战士,大家以牦牛开道,在雪墙中拱出一条路,合力冲出了山口。那时已近午夜,雪光中李璞亲眼看到那位年轻的解放军班长冻僵在马上。第二天,地质组人马重返山口,勉强挖开冰雪冻土,掩埋了烈士遗体,用石块垒起坟茔,插一块木牌作墓碑......
  将近半个世纪前的记忆,在当年的小战士、如今的地质学家汪缉安那里,已破碎成闪闪烁烁的片断了。难以忘怀的那些非常经历,可以佐证建国初期青藏考察的与今不同。从波密到林芝的深山密林那时不太平,常有土匪出没。东来的康巴商人的骡邦驮队常遭打劫,每遇骡邦,对方都愿与工作队结伴而行。不过专家们的任务不在赶路,结伴不久又只得分开。有一次,一支骡邦分手之后走了没多远就出了事:一头驮银元的马被土匪抢夺而去。就连工作队也遇到过土匪。18岁的小战士汪缉安给崔克信当助手,一路学习地质知识,一路拿小锒头敲敲打打。一天早晨出野外,崔克信转到山沟里看不见了,汪缉安还留在原地敲打岩石。一抬头,见三个骑马挎枪的壮汉气势汹汹地奔到面前,并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汪缉安手握小锒头在口袋里作手枪状,一面用藏语回答我们人很多,一面壮着胆子向前逼近。恰在此时,一队七八个解放军从不远处骑马经过,三土匪望风而逃。
  正是在这样不太平的世道里,从1951年到1953年,地质组工作范围东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玛所在的定日县,南自中印边境的亚东,北至藏北高原的伦坡拉盆地。他们编制了所考察地区1:50万路线地质图和重点矿区详图,并编著了《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
  科学工作队农业组由土壤学家李连捷任组长,成员包括气象学家肖前椿,植物学家钟补求、崔友文,农学家庄巧生、郑丕尧,牧草学家贾慎修,以及森林、畜牧、兽医、园艺、水利等专业共17人。从1951年起的三年间,农业组先后考察了西藏东部的察雅、左贡、邦达等地的垦殖业,藏南农区、那曲牧区和亚东林区的自然条件和农林牧发展问题;以建国初期特有的热忱,协助西藏地方举办农业干部训练班,指导建立农作物和园艺试验场;编著了《西藏农业考察报告》,在系统总结本次考察资料的基础上,对进一步发展西藏高原的农、林、牧生产提出了具体建议。
  胼手胝足,开山拓荒。当我们注目于半个世纪的青藏研究之路,遥望开初,就见出一些不同的色彩。有两支队伍并驾齐驱:一支始终以地球科学的基础研究为本,另一支,在学科发展的基础上,越来越侧重于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己任。到八十年代末期,青藏研究事业开辟了两个战场,有一批“老青藏”索性做了区域规划专家。而无论做什么,都始终汇聚在青藏高原的旗帜下。
  中国知识分子们对于建国以来几十年间的历次政治运动固然难忘,而对于运动之间短暂的黄金时代尤感亲切和怀念。1956年正是这一个黄金时段。那一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首次召集大批科学家共商大计,制订了国家十二年科技发展规划。青藏高原与横断山区综合考察作为国家57项重大任务之一被郑重列入。因之五十年代初这次考察之后,其后又进行了多轮考察--
  1957年,配合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贡嘎山登山科考;
  1958年,由施雅风带队进行了祁连山冰川考察;
  1958年-1960年,为配合国家登山队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中科院组织46名科学工作者,在以珠峰为中心的7000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综合考察;
  1960年开始青藏公路多年冻土考察,稍后进行土门格拉冻土定位观测;
  1960年-1961年,组织十多个专业100余名科考人员,沿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进行路线调查,同时考察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调查地区一度延伸到东部黑昌公路和西部新藏线;
  1964年,为配合国家登山队攀登希夏邦马峰,组织了以冰川学家施雅风和地质学家刘东生为首的阵容空前的科学考察队;同时进行川藏公路波密段泥石流考察;
  1966年-1968年,刘东生和施雅风再次组织中科院西藏科考队,兵分两路:继续珠峰地区考察;在藏东南林芝地区进行以发展农业、开发资源为目的的考察。
  与中科院青藏科考工作的启动几乎同步进行的,还有兄弟单位的国家测绘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地质矿产部和石油工业部等等。兄弟单位经年累月的工作构成了这项事业的一翼,为这一地区的考察事业提供了罗盘和坐标。在许多时候,他们又走到一起,并肩战斗。就这样,不同的领域行业,共同锁定了一个目标;在青藏高原的旗帜下,集合起各路兵马。测绘成果陆续问世,到七、八十年代,他们分别完成了青藏高原1:10万航测地形图的测绘编制;1:100万地质图及重点矿区地质图的测制。在高原面上的后期考察中,这些地图就摊放在青藏队的案头,在野外的帐篷里被指指点点。每当此时,青藏队员们的心中就油然而生感念之情。除此,国家气象、水利和地震等部门也在高原面上布设了大量观测网点,系统地积累了基本数据和资料--以青藏高原的名义,相互支持,相互借鉴,各得其所并相得益彰,这一点,构成了半个世纪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一大特色。
  构成半个世纪以来青藏科考事业的另一大特色,是登山科考的传统,即登山运动+科学考察。这一传统的首倡者是贺龙元帅。这位戎马一生、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殊勋的老将军,兼任了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仍以战略家的眼光和胸怀,高瞻远瞩地部署了涵意深远的这项事业。那是1957年,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登山队攀登横断山脉主峰贡嘎山。此前的1956年,中-苏联合首次攀登西昆仑主峰慕士塔格峰,一举登顶成功。但是,对新中国心怀偏见的西方媒介,却挖苦说中国人“是被苏联人扶上去的”。如初升朝阳般的新中国生机勃勃,雄才大略的贺龙元帅雄心勃勃,面对西方的嘲弄讥笑,做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登山--志在为国争光,为中华民族争气。在中华全总组队时,贺龙元帅特别指出要吸收科学工作者参与。他说了一番实在话:如果登山仅仅作为一项运动,登上峰顶报道一下也就结束了;但如果有了科学考察的内容呢,就不会有完结,意义又大又长远。于是,登山队特邀了北京大学地质系、地理系年轻的教师和研究生崔之久(地貌)、马文甫(地质)、丁行友(地球物理与气象观测)三位随队考察。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闻讯,立即约见了崔之久。年方24岁的崔之久,两年前在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的同时,被保送为北京大学地理系研究生。由于身体好、业务棒,被登山队选中已使他心花怒放,一接到竺老的约请函,年轻的心在受宠若惊的同时,又大受感动。竺老是位德高望重的气象学家,从那时起就在关注全球气候变化,对国内将要开展的现代冰川研究有着浓厚兴趣。会见时他鼓励并特别指导了崔之久如何进行冰川考察,并送他一本英国人描写1921年珠峰登山的英文版书籍,扉页题签:之久同志将去贡嘎山,赠此书以壮其行。竺可桢。
  老一代科学家的勉励成为崔之久从事青藏科考贯穿一生的精神力量。他成为第一批中国登山科考事业的一员,成为中国现代冰川学研究的先行者,成为中国登山科考的代表人物。从那时开始的10年里,他参与登山科考转战青藏高原南北,贡嘎山(1957)-念青唐古拉(1958)-慕士塔格(1959)-珠穆朗玛(1960)-公格尔(1961),以及希夏邦马(1964)和第二次珠穆朗玛峰地区考察(1966)。七十年代中期的三年里,崔之久受中科院和国家科委委托,参与中科院兰州冰川所为青藏公路-青藏铁路选线做沿途冰缘、冻土考察研究;九十年代,已过花甲之年的崔之久风采依旧,率领着他的硕士生、博士生众弟子参与了青藏科考“攀登”项目,继续跋涉在昆仑山、黄河源......
  在1958年领导了祁连山冰川考察,接着又在兰州创建了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之后,冰川、地理学家施雅风从青藏边缘第一次走进腹地西藏是在1963年。那一年他带了一个工作组乘车沿青藏公路进藏。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所的冻土观测站,当时就设在唐古拉山脚下海拔5000米的土门格拉煤矿,施雅风前往检查工作。土门工作结束后去了拉萨。自治区公路局的总工程师找上门来,说川藏公路波密段,常有冰川爆发,冲断公路,你们搞冰川的,能否去看一下,想一个整治的办法。就这样,施雅风就在交通厅工程师杨宗辉的陪同下去了藏东的古乡,那里每年要发生几十次冰川泥石流--此前西藏人并无“泥石流”概念,只说是冰川爆发。第二年施雅风又组织由杜榕桓任队长的考察队前往古乡,在泥石流爆发现场作详细考察,并特邀上海科影厂拍摄了电影《泥石流》。--泥石流,泥石流!银幕上的泥石流滔滔而来,奔涌而下,摧毁山体,席卷山林,无坚不摧地推进,显示了大自然冷酷的威力,震撼人心;那部电影播放在六十年代中期,风靡全国;后来拿到世界电影节上,又获了一个国际金奖。从此,不仅西藏人,全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洪水、地震、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在青藏高原的一些地区,还有泥石流为害甚烈。
  就像泥石流这类的具体概念,科学家们不时地向我们的常识之库中填加。我们所获得的有关自然西藏的全部常识,从最初形成青藏高原的时空,板块碰撞,到雅鲁藏布江的缝合线,以及地球第三极众多的世界之最种种,莫不得自于包括青藏队在内的科学工作者辛勤的踏勘和研究成果。他们承担了一系列角色:自然科学知识的启蒙者,有关环境意识的教化者和生态保护的布道者。
  从西藏归来,施雅风又接受了一项任务:配合中国登山队攀登希夏邦马峰,组织一支科学考察队。施雅风找到了刘东生,询问他愿不愿去希峰考察。刘东生正在做着黄土的工作,刚刚完成一本专著的写作,下一步的工作正在拟定中,结果一拍即合,欣然愿往。刘东生就这样当上了希峰科考队的副队长,这次考察对于他的黄土研究和第四纪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希峰野外开始显示。
  施雅风、刘东生联袂主持的1964年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由于其超强的阵容、格外丰硕的业绩,至今仍为中国地学界所称道,被奉为野外工作的样板。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正逢文革前的黄金时段,而施、刘也正值盛年,45岁和47岁,早已在国内地学界盛名之下。他俩犹如地质科学界的神祗,一司冰雪,一司黄土,都已卓有建树--“中国现代冰川之父”和“中国黄土之父”。当他俩的目光一致瞄准了青藏高原并踏上了这片科学世界的高寒沃土,就为这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带来了季风暖雨,就宣示了青藏科考基础研究新纪元的肇始:这一次全方位的考察,既有描述性的填补空白,同时又有理性化的深入研究,一些新的课题随之被提出;他们所象征的科学思想的导入,使得这项事业各学科之间不再各自为战,而是交叉交流融会贯通;这两位中国科学界泰斗,一直参与指导了青藏研究事业,使它步步登高,时空拓展,一直走到不再单纯地就青藏论青藏,而是在区域考察基础上的面向全球:青藏与全球之间的相互观照和审视。
  希夏邦马峰,是当时全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中唯一的处女峰,无论登山或科考,都从未被人类涉足过。它的海拔高程,在此前的文献和地图上也很不一致。此次考察中,以交会法多点对主峰进行水平角和垂直角观测,最终确认主峰高程为海拔8012米。同时为希夏邦马峰重新定名:原地图上名为“高僧赞”,系出梵文,当地并无此称谓。沿用当地传统名称,希夏邦马在藏语中是此地高山气候严酷之意。
  施雅风、刘东生既是希峰科考的主持者,又各操己业:施与冰雪打交道,刘与地质打交道。
  施雅风和崔之久、郑本兴、季子修等一群冰川学家穿行在希夏邦马峰北坡的冰塔林中,每天置身于阳光照耀下的银白世界。冰塔林是低纬度高海拔山区特有的大陆性冰川奇异景观:因为海拔高,巨厚冰川得以形成;因为纬度低及阳光折射作用,造成冰川蒸发、消融与升华的不平衡,才形成了大规模的冰塔林奇观:冰塔相对高度自数米到30米参差错落,形态简单的如丘如堡,形态复杂的则仪态万方。穿行在晶莹闪耀的冰塔林中,宛如步入仙境。四处张望,只见冰路通幽,幽处皆冰;冰塔崖壁间,错落着明镜般的冰湖,贯穿着曲折的冰沟和幽深的冰洞,冰沟与冰洞上架设着雪桥,雪桥下悬挂着流苏般的冰钟乳。还有遍地的冰芽、冰笋、冰蘑和冰杯,冰塔环状生长处,犹如莲花瓣绽开,真正美丽而神奇。置身于仙境般的水晶园林中,全然忘怀了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大家大喘着气议论纷纷,赞不绝口,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在希夏邦马峰各种宏伟奇特的自然景象中,冰塔林是最引人入胜的。这是属于热爱冰雪世界的人们的骄傲。
  满心骄傲感的施雅风由衷赞叹:冰川事业真是一项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啊!这句话后来成为一句名言,成为中国现代冰川学界后来人的座右铭。
  希夏邦马北坡现代冰川发育,主冰川名为野博康加勒冰川,这个山谷冰川长度为13.5公里。施雅风带领冰川所的几位年青人,攀登到6200米高度,第一次领略到低纬度极高山的气候与冰川特征。每天进行冰川测图,观察冰结构、冰温度、冰川形成条件、冰塔林发育和消融形态,对于希峰地区古冰川作用也作以探讨。这些基础资料为30年后属于国际前沿的冰芯研究提供了基本依据--30年后,施雅风培养的博士姚檀栋,在希峰7000米处的达索普冰川,钻取了三根分别长达160米的冰岩芯,冰芯底部已达70万年。在高分辨率恢复古环境气候方面,冰芯研究独具优势。
  刘东生专心致志地与石头打交道。他最初的专业本来就是从师杨钟健先生研究鱼化石;1954年以来则瞄准了黄土这一中国科学界的优势资源,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果然,黄土在刘东生手里变成了黄金,多年后他的洛川黄土剖面被国际黄土学界和第四纪科学界公认为标准剖面;他破译了黄土地层中的密码,建立了黄土沉积240万年以来所经历的22个气候旋回,其丰富的古环境信息和古气候记录,使中国黄土成为可与深海沉积和极地冰芯相媲美的、研究古全球变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并以其来自大陆的信息、与人类演化史相关,而优于后者。中国的黄土高原因而成为世界黄土学者的“麦加”,刘东生为中国科学界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那都是后话了。此刻的刘东生放下正在进行的黄土研究,走在了世界高地希夏邦马的群山中。他所做的工作也是地质学家对于科学空白区所做的常规性基础工作:建立地层系统,进行地质填图,把希夏邦马从古到新的地层一一命名:希夏邦马群-港门穹群-雪拉群-野博康加勒群......
       恰好这一年,中尼公路正在开通之中,劈山开道,沿途封存了亿万年的岩石第一次暴露在天光下。贪婪地去观察,去抚摸,去寻找。对于地质学家来说,这真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天赐良机。刘东生时而攀上爬下,时而驻足凝神。环顾希夏邦马的山野多么壮阔,相形之下使面对它的人是多么渺小。刘东生历来强调野外考察获取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常以一位西方地质学家的话激励后来人:
  19世纪一位西方地质学家在他的中国之行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说中国学者喜欢在窗明几净的书斋中吟诗作画,不喜欢跋山涉水到野外观察大自然,若干年后其它科学领域或可发展,唯有地质学不可能有多大进展。刘东生从他的老师那里听到了这番话,又把这番话传播到整个中国地质界。以大自然为实验室就成为青藏研究的座右铭。
  但新近劈开的山崖属于危险地段,塌方时有发生。忽然,随着不远处同伴们的一声惊呼,一块巨石轰隆隆从天而降,砸向专心观察的刘东生。此时左右闪避已来不及了,别无选择的选择,是扑向山根死角。巨石擦身而过,砸垮了半边公路,滚下万丈深渊......这一惊险场面的目击者们呆傻半晌,才冲向他们的队长。还好还好,正在拍打浑身泥土的那位当事人,只不过擦伤一点皮肉而已。 常规工作就这样进行着;整个青藏科考也以常规为基本特征。但是突然,一个发现打破了这一常规,不仅使刘东生不期而遇地找到了黄土生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引发了青藏研究一个新课题的诞生,一次飞跃性进展。
  那是夏季里寻常的一天。当太阳在雪山背后隐去,出了一天野外的考察队员们就像小鸟归巢,从四面八方陆续返回驻地。北京地质学院教师张康富向刘东生出示了一块石头,说捡到了一块植物化石。说这话的时候,张康富有些不经意的样子。刘东生端详着这块化石,轮廓和叶脉清晰,是一片阔叶。忙问在哪里捡到的,回答是它就呆在海拔5900米冰川旁的岩石里。
  刘东生不禁心有所动。这样的阔叶林在藏东南海拔3000米处已是上限,它的同类化石却出现在高于上限3000米处。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如果它是几千万年前的化石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当时国际地学界认为青藏高原的高度久已存在,它的隆升时间并没有作为问题提出。但如果这块化石出现在较为晚近的年代里呢?
  一回到北京,刘东生就找到北京植物所的徐仁先生做鉴定--结果是激动人心的,这块化石是高山栎,年龄仅有两百万年!这就意味着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是晚近的事件,而且在两百万年中强烈地上升了3000米!
  这一重大发现为七十年代之后的青藏科考增加了一个新的课题:青藏高原形成演化与环境变迁。具体说来,这一枚高山栎化石引发了“青藏高原隆起时间、幅度和阶段”课题的探讨。聚焦于240万年以来的一系列现象的发生:由于青藏高原的强烈隆起,达到临界高度,深厚高原季风骤起,一举改变了北半球大气环流;第四纪冰期始现;全球气温下降;北极冰盖形成;黄土开始堆积;非洲变得干旱......更何况,两三百万年,在人类演化历程中是多么关键的一个时期。后来的继续发现证明,包括喜马拉雅在内的青藏高原经历过若干次的上升和夷平轮回,但只有这一次,历经360万年仍在隆升过程中的这一次,是地球人类亲历的伟大事件。随着这座世界上最后一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山被中国登山健儿登顶成功,希夏邦马科学考察也使青藏科考事业迈步登上一个崭新高度。 也有失望的时候,应该有所发现但未能发现的时候。但其中的一个失望和未能发现,却意味着对于喜马拉雅山脉成因的一个重大理论突破。这一时期,正值国际传统地质学的最后时代,现代地质学鸿蒙初开前那一刻暗夜之中。在旧的学说中,喜马拉雅是一个巨大地槽,由于地球内部运动而在原地升起。当地质工作者们兴冲冲地奔向希夏邦马,希望在这里一举寻找到大地槽的典型证据,但踏遍山野而不得;大量的岩石和古生物地层资料似乎说明着另外的问题--令人满意的解释注定要待几年后新理论出现之际。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等待着被新思想照亮。而国际地学新理论出现之际,中国科学家已以充分的野外工作,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与登山队员并肩战斗的那些年里,科学家们从登山队员那里得到了有益的启示。事隔30多年,刘东生的眼前仍然晃动着登山健儿向雪峰之巅一步步迈进的身影。他们的组织工作,他们的适应性行军,战胜困难,直达目标,突击登顶的单纯意志,尤其是“一根绳子、几条人命”的结组行动方式,给刘东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由得想到,登山活动生动地给出了一个实例,科学事业不也正像是在登山,一样的群体精神,一样的必胜信念,一样的没有观众无人喝彩的争夺冠军的赛事!所以他也就格外欣赏登山界那句名言--“因为它在那里”。
  希夏邦马,珠穆朗玛,青藏高原,因为它在那里,这本身就是诱惑和召唤。
  登山精神,从一开始就贯注于青藏科考队伍之中了。回首以往,五、六十年代的考察工作可谓步履艰难,不仅仅充满了初创时期的艰辛;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对于西藏地区来说很不平静:反右斗争,平息叛乱,中印自卫反击战,其后又是文革爆发,远在崇山峻岭中的科学家们也未能幸免。正在进行的珠峰科考也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但是,无论怎样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这一时期的科学考察仍是战果辉煌。就其科学研究领域来说,这是一个填补科学空白、初涉理论问题的时期,为七十年代至今、乃至自今而后中科院大规模、不间断的综合考察深入研究浇铸了坚实基础。这基础犹如巨厚的岩石圈,强而有力地托举起青藏科考事业这一中国地球科学界的造山运动。尤为重要的是,经历了这一阶段艰苦的野外考察,渐渐聚合起一个将毕生献身于这项伟大事业的相对稳定的科学家群体,铸就了这一群体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志在创新的团队精神。在这一背景下,在科学家群体和团队精神之上,有一面旗帜飘扬: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事业推举出富有感召力、凝聚力、推动力的灵魂人物--施雅风-- 刘东生-- 孙鸿烈-- 三位中科院院士。
  在这面旗帜下,在他们身后,群山般屹立着数以百计的青藏科考队的中坚,他们中的老队员两鬓已染风霜:李吉均、李文华、郑度、林振耀、李炳元、杨逸畴、潘裕生、韩裕丰、章铭陶、李渤生、邓万明、文世宣、北京大学的崔之久、南京大学的王富葆......而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姚檀栋、李世杰、秦大河、丁林、刘晓东、方小敏、欧阳华......接力棒正在传递,这个群体正像是青藏高原的化身,年轻,充满活力,正在崛起。孙鸿烈在九十年代成为国家“攀登”计划青藏项目的首席科学家。本质说来,他与生俱来地属于青藏高原。在他5岁时的1937年,他的父亲,老一代地质学家孙健初先生在青藏北部的祁连山下发现了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从小学到初中全家住酒泉,每逢暑假,小小年纪的孙鸿烈便随地质队出野外,骑马,骑骆驼--高天阔野,是少年孙鸿烈的喜悦所在,也从此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家学渊源,耳濡目染,青年孙鸿烈选择了地学中的土壤专业安身立命也就在情理之中--他本是大地之子,青藏之子。大学时代他担任学生会主席的经历,是为后来的科学组织工作所进行的适应性行军。他成为六十年代青藏科考队伍中最年轻的成员。1961年他担任科考队业务秘书,刚刚读完土壤学的副博士研究生,一步跨上西藏,自此便是一生的交付。从七十年代开始,他担任了20年的青藏队队长;1992年,“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环境变迁与生态系统研究”列入国家重大基础研究“攀登”八五、九五计划至今,他担纲该项目第一人--首席科学家。作为青藏项目的领导者,他的精神和品格是铸就青藏科考队伍团队精神的基础和核心;作为躬耕于大地的土壤学家,他和本专业的同事们立体描绘了西藏的土壤状况,考察了西藏的土地资源,为西藏的土地利用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在当代西藏发展史上,孙鸿烈和青藏科考队的名字的确应该被载入史册。毕其一生的贡献和付出,专业上的训练有素和多学科的综合实践使孙鸿烈形成了科学思想上的多向思维,这对于青藏事业是至关重要的。青藏队员们钦佩他的驾驭和统筹全局的能力,跨学科的高度综合能力,说他从来自多方面的意见中,总能敏锐而准确地抓住要领,把握方向,透过现象直达本质,由此推动青藏研究一步一个阶梯地迈步向前。大家曾说,孙鸿烈的头脑整个一个586计算机--现在该说686了。青藏队员们尤其钦佩他独具的人格魅力,无私忘我的境界,包容旷达的胸襟,是这样的魅力凝结起这样一个优秀群体。尽管孙鸿烈本人一再说,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事业。
  土壤之于孙鸿烈来说,是一个多么恰切的象征!土壤学专业本来就兼具综合性,于是孙鸿烈就像他所研究的、实际上已融为一体的土壤圈那样,连结起岩石、植物、大气和水,使得一项共同的事业在他所营造的沃土上茁壮成长。对于这位富有才华但格外谦和众望所归的青藏项目首席科学家,以往的采访者往往大加赞赏他非凡的仪表、高贵的气质和风范,虽然不免有以貌取人之嫌,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来,又不难看出,一个伟大的事业选择了一个多么适合它的代表人物,成为一个多么满含象征寓意的形象--的确,孙鸿烈已融入青藏研究中,之于这项事业,也是一个象征。因之在本书中,他也很难以个人形象出现,但他无处不在。
  以8012米高度的希夏邦马峰为形象的那一年代,是施雅风、刘东生的黄金年代,也是中国登山与科考的黄金年代。用那一年代的标准语言来形容,登山健儿与科考队员的热情足以融化万年冰雪。而真正的热情足以激发创造力。从希夏邦马峰开始,施雅风拓宽了他的冰雪领地,并由此步入高原隆起与环境变化、全球变化关系的领域,由他开创的中国现代冰川研究进入国际前沿;刘东生则以他在青藏高原的第一手材料中获得灵感,为他的黄土高原形成寻找到了源和本,由他完善的中国黄土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成为大自然博物馆的经典史书。从他们开始,中国第四纪研究为世界瞩目,中国环境科学和环境地质学发端。
  希夏邦马峰考察之后,刘东生、施雅风再度联手,组织了1966年的珠峰考察。恰在此时,政治冰期訇然来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大家总是说不提也罢。但是一来它关系到六十年代青藏科考史的真实性和连续性,二来珠峰科考成果的确成为1973年青藏科考东山再起的契机,所以还是略用笔墨,以两个人的文革遭际故事,去窥见那一晦暗年代里老青藏们的命运。
  其一是参加珠峰考察的冰川学家谢自楚两下珠峰的故事。 谢自楚第一次上珠峰,是在1966年3月间。他率领第三专题组--冰川与气象--在东绒布冰川海拔5440米处至6600米处步步为营,设立自记气象点,进行冰川观测,考察进展顺利。不想六月初,文化革命消息传来,科考队奉命提前撤队,回去搞运动。谢自楚焦急万分,一次再次找到队党委要求本专题组单独留下,从恳切请求直到发生严重争执。未果,只得忍痛放弃已建好的观测点,随大队撤回拉萨。在西藏军区第二招待所,本队的文革运动开始,谢自楚和另一位坚持留守的同事一道被打成“反党分子”,组长之职当即被撤。
  一回到兰州,政治风暴扑面而来。当晚例行的欢迎会改为批斗会,谢自楚被戴上早已糊贴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高帽子,并被勒令停职反省。第二天,有人悄悄告诉谢自楚说,不光你一个人,连所长施雅风也被从野外召回揪斗,许多专家同事被贴了大字报。顺理成章地,珠峰野外考察被搁置。
  1968年春,珠峰科考再度被提起,这一次是主持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起了决定性作用。谢自楚立即主动报名参加,再上珠峰。此番前往,是怀着把前年提前撤点的损失补回来的决心,所以热情高干劲大。与人的遭遇同样,故地重返,只见原先金碧辉煌的绒布寺废墟一片,前年布设的测量花杆全部失踪,6600米营地观测点的百叶箱已经散架,谢自楚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支最高温度表。这种表的功能,当然是记录最高温的,水银柱上的标记只要上去了就不会降下来。谢自楚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最高温度表上竟出现过47度高温!这是他无论多少年后也没弄明白的一件事儿。除非有人曾把它拿来在火上烤过,但有谁会爬到这6600米高处,还有闲心玩一个恶作剧呢?
  文革中受冲击被压抑的热情释放出来,这一天谢自楚奋不顾身地在冰川险境中攀登,在明明暗暗的冰裂隙间行走,为了帮助测绘组同事补拍几张粒雪盆照片,他让协助工作的战士先回,只身前往远东绒布冰川--静谧如死亡的冰雪世界里,只有这样一个身影,从黄昏到深夜,在冰裂隙区跳来跳去,在冰碛丘中爬上爬下,当摸索着返回营地时,已是午夜十二时。至此,这一天谢自楚已在海拔6000米上下行走了20个小时,负重20多公斤,行程30多公里,却无疲倦感和恐惧感。尤其令他喜悦的是,这一天他在观测山口雪坑时,发现了珠峰独特的渗浸冻结成冰作用。对于冰川学者来说,这是探索珠峰冰川成冰之谜的一个重要发现。
  历尽艰险并满载而归的谢自楚,再次从珠峰返回,并不指望有鲜花与笑脸相迎,但万想不到的是,这一次比上一次更惨:从兰州刚一下火车,就被等候在此的造反派直接押送到批斗会场,当晚被关进“牛棚”;同时被批斗的还有几位刚从野外“揪”回的,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就在他出生入死地进行珠峰考察的同时,所里的政治气候较之冰川世界更冷,一个新的罪名已经罗织,只等他来就范:保施(雅风)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这一回,谢自楚有了运动经验,不再像上次那样惊慌失措想不开。他把在珠峰冰川中视死如归的劲头拿来应付批斗,在牛棚里悄悄完成了此次考察资料的整理,并写下了珠峰渗浸成冰作用的论文。只是这次的冲击时间过长:整整三年,令人痛惜不已。直到施雅风东山再起,再一次发动青藏科考成功。
  其二,是施雅风投身黄河的故事。 施雅风的“西藏情结”由来已久。青年时代的施雅风就关注并阅读遥远的这一地区,1945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喇嘛教在西藏》的文章,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作为学识渊博的地理学家、冰川学家和科学工作组织者,他的一生经历可算是丰富、传奇而波折。他在本专业和跨学科的地学领域中卓有建树的同时,尤擅创意策划和组织,是青藏事业的“智多星”。1956年参与编制国家科学远景规划,他就力主对青藏高原的考察研究;身体力行,1957年他率领冰雪队,在青藏高原北部边缘的祁连山开创了中国冰川研究事业。其后不久,他被“反右倾”运动卷入政治漩涡,直到1962年这一错误批判才被撤销。次年他考察了藏东南波密古乡的冰川泥石流,随之泥石流灾害防治事业被开创;再后来又与刘东生一道组织了希夏邦马峰的科学考察,正当他兴冲冲地举步走向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走向他的事业峰巅时,文化革命开始,他被一封急电召回......
  被急电召回的施雅风一回到兰州就进了“牛棚”,作为冰川冻土沙漠所的业务领导被批斗。时值盛夏,施雅风却感到了政治盛冰期的降临。不时有坏消息从各地传来:青藏科考先驱者刘慎谔,在“群众运动”的围剿中含冤而死;新中国青藏科考第一任队长、中国同位素地质学开创人李璞,不堪羞辱,自绝于某某;刘东生,孙鸿烈,李吉均......凡青藏研究骨干几乎无一幸免地遭批斗。施雅风这位1947年的中共地下党员、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革命者和科学家,在建国后也总被历次"运动"缠绕不清。牛棚岁月里,每天随"难友"们一起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有一天忽然想起,不得了,忘记了"晚汇报"程序--"今天还没做祷告哪!"心里的话脱口而出,可就惹祸上身,一下子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被说成是国民党了,以往的科学研究被全盘否定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反分子"。施雅风难抑悲愤,难耐凌辱,真是生不如死。在1968年一个夏日午间,施雅风沿着黄河堤岸走上兰州黄河大桥,纵身跃入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的激流中。
  那些往事不提也罢。之所以在一本描写宏伟事业的著述中涉及个人遭际,皆因此人在这项事业中举足重轻的地位,这一“未遂”事件对于他个人尤其对于这项事业的深远意义。多年后,当施雅风笑谈当年时,说他判断失误--多谢这一失误--他曾想当然地以为那样高的落差入水必然使人发昏,没想到一落水骤然清醒,于是命运把他推向河心沙洲,让他沐浴在夏日的骄阳下。那一刻,他凝望着滔滔流水,曾经的一切都随波而去,一个念头升起:从此珍惜,以再生之躯全身心地投注于青藏高原和中国的科学事业。他从此了无牵挂,义无反顾。
  这一故事的尾声是:追踪而来的人群着急地下水了,施雅风朗声阻止:“这儿水大,不要过来,我会回去的--”
  那时黄河的水确实大--说这话的时候,施雅风有一点黑色幽默--现在呵,这一河段差不多已经干涸。 这一事件居然成为转折点,施雅风获得了豁免权,从此不再挨批斗,定罪也从轻:“犯严重错误的干部”。他重操旧业,召集旧部潜心整理珠峰考察总结。1972年,文化革命仍处于它所制造的令人既寒且栗的冰期中,国内科学界万马齐喑多年,但冰川学家施雅风已经看到悄悄消融的冰川融水了,预感到一个短暂的温暖期的到来--此前不久,林彪已摔死在温都尔汗,全国上下震惊之余都在反思中;周总理的地位稳固,当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向周总理汇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工作,周总理意见很明确:还等什么!科学研究要在深入实践的基础上往高里提。并批示说,不要说过了就像浮云一样过去了。这声音不啻一股暖风,使老青藏们闻风而喜,相互串连,一致呼吁。是年秋,中科院关于珠峰登山科考的总结会在兰州召开,孙鸿烈担任会议秘书,执笔此次会议拟定的有关青藏科考的十年规划,申报中科院即获通过。
  1973年,重新披挂的中科院青藏高原科考队踏上征程,从此马不下鞍。此后的几年中,国内的政治气候仍是风云变幻,冷暖交替,但青藏科考事业却如强弩之箭,一发而不可收。年复一年,青藏队员们远离漩涡中心,在荒凉而丰饶的高原面上跋涉,百感交集地聆听那些迟到的消息,例如关于邓小平复出并主持工作之类。
  1976年正是青藏队大规模西藏考察的一年,也是中国风云激荡的多事之秋,在荒天野地,他们得知了唐山大地震的消息,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最终,他们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自然界和社会界的间冰-温暖期。他们明白了,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项事业的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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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9-10-30
第三章   在藏东南的密林中

      《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
  是的,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青藏科学考察事业的一往无前了。时任中科院综考会负责人的水利专家何希吾担任了青藏队队长,与主管业务的的副队长孙鸿烈一起,意气风发地率领着这支由40多人、十几个专业组成的青藏科考队从北京出发。比车轮更快的,是心情。此刻孙鸿烈的心已急切地飞向高原。虽然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尚年轻的缘故,他没有成为批判会上的主角,不过是被冠以"修正主义苗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孝子贤孙"作为陪斗对象罢了,但业务的多年中断使他忧心如焚。正是在最近的十多年间,国际上的地学革命进行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本已落后的中国科学界由于多年的折腾更加望尘莫及。眼下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虽然更多地限于面上调查,摸清家底,但多么难得!孙鸿烈感到使命的压力和催迫,他的眉头紧踅然后又舒展开来--毕竟,已迈出了挥师青藏最为关键的第一步。
  说起1972年底青藏科学考察队的组建,委实在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引发了一场热烈的冲击波。综考会是中国科学院承担全国自然科学考察、重点区域和大型工程调查评价工作的重要机构,是一支多学科的骨干力量。但在文革中,综考会已处于准撤销状态,合并在中科院地理所待命,其中大多数业务骨干常年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这一次奉命组织青藏科学考察队,无疑使综考会绝处逢生,重见天日;那些曾在"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颠上抛下、在业务上赋闲多年的专家们也纷纷奔走相告,争相报名。一般人视为畏途的青藏高原,在他们的眼中却无异于天堂般美好。
  "青藏队是一个避风港"--差不多所有人都这样说。说这话的人怀着各样的心态,使用不同的语气:自言自语的是那些被选中的人,心中窃喜但不敢形之于色;语气中颇有些不平的人,必定来自"左"派立场:搞业务,搞基础研究在文革中理所当然被视为修正主义路线;最后,发出那些叹息般声音的,是因已确定第二年去"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因政治审查不合格的、或因专业暂不需要的,叹息般的语气里不免难以言喻的失落。
  地貌学家杨逸畴暗自庆幸,在整个文化革命中,他一直处于奔赴地震灾区的预备状态:全国各地无论哪里发生了地震,即刻出发。虽说搞地震距离自己的专业远了些,但比之政治斗争、比之"五七干校"、比之身处滚滚红尘中呢,岂不令人惬意。六十年代搞南水北调考察时,他一直在青藏高原东缘的川西北一带活动,进入青藏腹地是他多年的梦想,这一次梦想成真能不满怀喜悦!正是在1973年青藏考察的第一个秋季,他历史性地走向雅鲁藏布大峡谷,此后便是反复的走向,直到距此二十年后,中国科学家完成了本世纪末最大的地理发现:对于世界第一大峡谷的确认--这是后话了;后话中还有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他沉迷于青藏面上的考察已达三年之后,还是没能逃脱"五七干校"的末班车--1976年,他被迫去了河北的五七干校,像他所有同事所经历的那样,种庄稼,收棉花,盖房子,喂猪。关于杨逸畴,后话之后还有许多后话。
  森林生态学家李文华并非中科院在编人员,他的参与实出偶然和机缘。他本是北京林业大学的讲师,暗针叶林专家,曾有过留学苏联深造、考察西伯利亚泰加林带的经历,所以文革中被视为白专道路的典型。林大下放到云南丽江,图书馆藏书也堆放在昆明的运输站里,李文华作为留守人员驻站,当伙食采买之余,就趴在书堆上翻书,阅读了大量的英、俄文业务书籍,还在昆明一带采集了大量标本,从乔木到灌木到草本植物,就近请教昆明植物所世界级大植物学家吴征镒,那时老先生正处在被批斗、被强迫劳动后的寂寞时期,格外有闲也有心去指教他。青藏队的成立为李文华提供了当时别无选择的机遇,他想,暗中修炼多年,该出山啦。出山的契机,还得自于他与队长孙鸿烈多年的相知和友谊。
  至于其它队员,在文革中也都有着相似又不同的经历,中科院在各省的分院和研究所全部下放地方,被迫放弃基础研究,改行为地方生产服务。例如在江苏,南京地理与湖泊所的湖泊专家们奉命去洪泽湖养萍,开发猪饲料;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的古生物学家们则奉命搞沼气作燃料......诸如此类,莫名其妙,不免荒诞感。所以有朝一日能上高原,放手从事本学科研究,能不让科学家们山呼万岁,能不一如地热大爆炸般尽情发散蓄之已久的能量!
  青藏队在成都集合,整装待发。森林组副组长大韩在成都火车站左顾右盼,焦急地等待武素功的到来。39岁的大韩名叫韩裕丰,因个子大,大连人,年龄也略大些,主要还因为性格厚道,有大哥般的亲切,所以大韩的称呼陪伴了他一辈子。大韩也是植物学家,林学家。藏东南的考察显然要求植物学专业为多,所以行前仓促确定增加一个昆明植物所的名额。吴征镒得知消息,私下相告,武素功闻听召唤,如甘霖灌顶,当即打点一个小包,直奔火车站。那武素功与他的老师吴征镒是一对知名度甚高的名师高徒,文革中一同挂黑牌戴高帽,多么渴望置身山野,与他的植物们在一起。从昆明到成都,总嫌火车速度太慢,一下火车直奔驻地向孙鸿烈报到,一杯水还没喝完,奔赴西藏的汽车已经发动。
  此行何往?藏东南察隅、波密、墨脱一带高山深谷、冰川密林中。之所以选择这一地区作为西藏考察的第一站,首先在于它所处位置的引人注目:东西向的喜马拉雅和南北向的横断山脉在这一带交汇过渡,是地质地理生物等领域的重要地区;其次是察隅一带本已列入六十年代初那次考察拟议中,因中途夭折未及成行,到七十年代仍是科学考察的处女地,那里充满未知;还有附带的一个考虑则是,文革运动六年后第一次搞业务出野外,小心翼翼带有试探性质,不宜把面铺得太广。所以七十年代之后历次野外考察,本次是人数最少--不足40人,仅有地质、地理、生物、土壤、水利等十多个专业,活动面也比较集中--仅限于藏东南林区一带。
  青藏队员们乘坐封闭的大卡车沿川藏公路一路翻山越岭,当整整十天后到达海拔5000多米的德母拉山口时,察隅河谷在望。灰头土脸的队员们刚一下车,立即被扑面而来的察隅风光迷住了--冰川学家盯住了山巅的白雪,植物学家面对山腰以下苍茫的林海瞪大了眼睛,水利专家盘算着蜿蜒直下的察隅河水,农学家只看到扬花的稻田,搞动物、昆虫、真菌的则想象着密密丛林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稀世珍宝......
  察隅县地处偏远的藏东南横断山脉一角,一个较为封闭的地理单元,怒江和雅鲁藏布江流不到的地方。南面与缅甸与印度为邻,形似一面簸箕开阔地迎向南来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而北面,高耸的伯舒拉岭如屏风,阻隔了外部世界的同时,也阻隔了北来寒流,使得察隅谷地成为西藏少数生长水稻的地方之一。一壁积雪的山脉,有冰川逶迤入林海;满目青翠,大面积原始森林中是动植物王国的乐土;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生活着的藏、汉、怒、珞巴人和登人其乐也融融。农田阡陌,稻花飘香,青枝绿叶,硕果累累。好一个世外桃源,真正四季如春,美丽如歌。
  地貌和第四纪地质组由李炳元任组长,冰川组由李吉均任组长。此类专业的成员大多毕业于声名煊赫的南京大学地理系。其中李吉均和王富葆是同班同学,杨逸畴低一个年级,李炳元年轻些,低四个年级。比他们都高了年级的同系校友崔之久这次没来,他曾任六十年代希夏邦马和珠穆朗玛考察中的地貌组组长,现在正准备去藏北参加为时三年的青藏铁路考察论证工作。地貌专业综合性很强,凡属地表之上的一应景观均在考察之列。专家们初识西藏,一眼望穿察隅从5000米山地到1000米河谷,垂直排列从寒带到亚热带-热带景致,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大家由衷赞叹。及至后来工作范围由察隅扩展到波密-林芝-米林,最后是墨脱,大峡谷四县地区,大家方才会心地笑起来,说,我们先参见了"小巫"。
  这"小巫"先前已被人参见过,那人就是英国植物学家金.沃德,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他多次来过了,并成为1950年那次特大地震的目击者。由于他的描述,世界都把此次8.5级大地震的震中位置确定在察隅。当李炳元李吉均一行前往阿扎冰川考察时,杨逸畴就走访了一村又一村,听取当事人对那场地震的回忆。这一次获得的资料很重要,同一年稍后他们又在墨脱进行了地震强度烈度的访问和比较,对于后来将震中位置修改为墨脱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在藏东南如期而至的雨季里,考察人员和民工组成的庞大队列,一连好几天日冒雨徒步翻山越岭,前往阿扎冰川。冰川学家李吉均有备而来。这位新中国崭新冰川事业的第一批参加者,早在五十年代从祁连山大陆性冰川考察起,就遥想着喜马拉雅南麓特别是藏东南神奇的海洋性冰川。他久久地凝视着一帧黑白照片,心驰神往。那是1933年由英国植物学家金.沃德拍摄的察隅阿扎冰川的倩影。阿扎冰川,阿扎冰川,如同朝思暮想的梦中情人,念叨了多少年多少遍,而今青藏科考第一站就是察隅,夙愿即将得偿,美梦就要成真,怎不令李吉均激动万分!
  翻越海拔4640米的阿扎山口,但见莽莽苍苍三条冰川毕现。沿西南向的乞地冰川下行,夜宿这一冰川的冰舌末端,枕着冰川融水的喧哗和阵阵松涛甘甜入梦。清晨,沿峭壁攀过一个山嘴,阿扎冰川蓦然映入眼帘--长达20公里的阿扎冰川,一条银甲巨龙,在钢蓝色远山环抱中,在淡蓝色云雾笼罩下,从山巅冰雪的冠冕处浩荡逸出,在高山草甸间徐徐推进,穿越风光绮丽的针阔叶原始森林,直抵人类生活耕作的田野,海拔2400米的地方。冰川前缘处,茶树葱笼,木瓜、核桃果实累累。
  中国低纬度高海拔海洋性冰川只隐藏在青藏高原东南部,深山密林人迹罕至处。这一造化杰作不肯轻易示人,它只向不惮艰辛诚心造访者一现真容。在后来的许多年中,不管人们还有过多少发现的惊喜和激动,以至于冲淡了先前的许多惊喜和激动,但阿扎冰川最初予以的心醉神迷,人们永不会忘怀。
  专家们在阿扎冰川中部一个叫穷宗的地方安营扎寨,考察队员们搭起高山帐篷,民工们则砍下云杉树皮搭起小木屋。此后的22天里,人们每天忙于观察测量,而阿扎冰川给予的回报是每天的大雨如注,这正好现身说法地提供了典型的海洋性冰川如何发育补给。这种暖性冰川的表面温度仅达冰点的0℃,较之大陆性冰川它的生命力显得格外活跃,测量接近冰瀑处日运动就达1.38米,年速度在400米以上,这是当时测得的国内最大的冰川运动速度。
  冰川上繁茂生长着藻类菌类雪蚤之类低等生物,--生命力多么顽强!李吉均感叹着,一边细细察看。他信手拈起一条小小的黑色生物,哦,这是冰蚯蚓,此前只听说它生存在阿尔卑斯的冰川上。对于国内来说,这是一个新种的发现。它被命名为"中华线蚓"。
  冰川表面不易通行,冰川学家们沿原路返回,绕道前往冰舌下游。在冰川侧旁古冰碛上,那个叫作"雪当"的地方--藏语的"大树之下"--名副其实地坐落着一株堪称树中之王的冷杉树。这株冷杉胸径近3米,高度超过60米,树冠蓬勃巨大如同一座天然建筑。树龄应当在千年以上吧,李吉均伫立树下,仰望树干树冠,心想这处生长着巨树的古冰碛不会是300年前那次小冰期的遗存吧。他采集了冰碛上的朽木带回去做了碳十四测定,是3000年前的新冰期时代遗存。李吉均把这处曾经的冰川定名为"雪当冰进"。可以想见当年的阿扎冰川何等宏丽。
  阿扎冰川后来又被多番考察过。每一回前往,大家都宿营在"冷杉之王"大树下,高枕无忧在3000年前"雪当冰进"的冰川遗迹上。
  巨大和古老,壮阔和美丽,就这样和谐地相依存相交织。阿扎冰川近旁的一个小村里,一位名叫南极平措的藏族老人把李吉均们引领进他宽敞的木屋。在这个森林世界里,眼前的一切都是木制品:原木的房子,木制的家具,充满了浓郁的森林气息,连同老人,也如一株久历风雪的老树。南极平措老人又引领冰川学家们来到冰川跟前,凭着40年的记忆指点冰舌的进退--40年间阿扎冰川后退了差不多700米。
  对于雪山和森林环抱中的阿扎冰川是如此的念念不能忘怀,以至于三年后李吉均又一次旧地重游。每一回的造访,他都要准确地站在当年沃德拍照的地方,举起相机。这地方仿佛一个坐标,记录着冰川的进退变化。隔着几十年岁月,中外科学家的身影叠化在一起。只是三年后的这次来访中得知,南极平措已然仙逝,云遮雾掩中,他的灵魂安详地守护在阿扎冰川之畔。李吉均面对青山绿树,无言。人生易逝,而冰川常在,山川依旧。
  除了鱼类专家以外,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同时到达了阿扎冰川,各各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只有土壤学家李明森无缘一见。在将要翻越阿扎山口时,他患了感冒,其严重程度足可引起肺水肿、脑水肿之类可怕后果。理所当然地,他被大家或委婉或严厉地劝阻。好脾气的李明森怕连累大家,只得怏怏而回,大家也就怜悯地目送他瘦长的身影消失在山林中。不过,实在让李明森懊恼不过的是,不待回到驻地,就在漫长几天的返程中神奇痊愈。就这样,阿扎冰川就成为他的终生憾事,许多年后说起,仍不免唉声叹气。
      李明森搞土壤地理。土壤是反映景观的一面镜子。西藏所拥有的土壤类型之多、区域变化之大,在我国也是最丰富的地区。从察隅、墨脱海拔千米以下最低处高温高湿的红壤、砖红壤,随着海拔渐高气候渐干冷,到亚热带的黄壤、黄棕壤,到棕壤、暗棕壤,直到4000米以上高山草甸土、高山寒漠土。总而言之囊括了中国大陆从海南的红壤到华南的黄壤到东北的黑壤等20多个、几乎全部土壤类型,既从藏东南到藏西北随地势渐高呈水平分布,又在藏东南高山深谷间呈垂直分布。横断山脉区的许多大山脉,地处干寒,但也显现出殷红色彩,那是因为当年它曾经潮湿温暖过,例如在恐龙时代。所以土壤类型作为最保守的和最稳定的古地理证据,从古土壤中可以读出当时的气温状况,古环境信息。
  李明森和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的同事们一道,对西藏的土壤地理进行了全面调查,写下了《西藏土壤》专著;再后来,李明森又应西藏之邀,参与了有关西藏土壤资源和土地资源评价工作,参与了有关土地综合开发利用规划,全靠了从察隅开始的走遍西藏大地的考察资料。
  李明森与大韩六十年代就一起在云南从事当时国家亟需的紫胶,青藏考察并肩战斗,两人又都在30岁上各自成家,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当韩裕丰从阿扎冰川喜气洋洋地归来,李明森又递上了一封让他喜上加喜的电报。这封从北京发出、辗转了许久的电报上说,他的女儿平安降生。憨厚的大韩喜不自胜,他30岁才结婚,儿子已经6岁,早想要个女儿,终于遂愿。大韩一边接受同伴们的纷纷道贺,一边在心里挂念着产后的妻子。妻子赵献英可不是一般的女性,她与大韩同在一个研究室工作,在本书写作的当下,她正担任着国际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国委员会的秘书长。而在两个孩子降生并成长的过程中,大韩都在野外,没能尽到为夫为父的职责,如今遥望北方,心中的牵挂和歉意倍添--大韩的心境在考察队里具有普遍性。他们大都在30多岁的年纪,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负担最重的人生阶段。这样的抛家舍业,献身青藏,本身就是一种牺牲;而作为他们的亲属,那些可敬的妻子们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担当起全部家事。--对于青藏科考事业,对于科学家们自身而言,这似乎是题外的话了。之所以忍不住地从笔端流出,无非是感叹某种献身并不是单方面的,对于某种目标的朝向是共同的。
      并非题外的话是电报的辗转过程。发自北京的电报经由县政府转到边防部队,再由部队派人送到青藏队驻地。这是说明军队、地方与青藏队关系的一个小小侧面。在整个七十年代的西藏地区科学考察中,部队负责为这支科考队伍提供汽油、装备和食品,这在物资供应比较紧张的文革期间是极为重要的后勤保障。不仅如此,在像察隅、墨脱这样的边境地区,每每派出武装战士随行保卫。直到九十年代,至少地球物理学家队伍出动时,还要请上舟桥部队实施地下爆破,请上通讯部队负责数百公里测线上的联络。所以科学家们有一些准军人的感觉了:就寝于部队的帐篷,身披军用雨衣,吃的是包装有军绿色标志的罐头、脱水菜和压缩干粮;前往墨脱,就穿部队发的防御旱蚂蟥的长筒布袜。从北京的总参到西藏军区到边防哨所,都把科学家们当作最亲的亲人。如果没有部队的支持--多年之后科学家在向访问者回忆往事时,总要提及的开篇的话,发乎真心而形似套话的话--如果没有部队的支持,本就格外艰苦的考察生涯还将加上格外的艰难。
  而西藏地方,也表现出格外的热忱。那时的自治区政府秘书长乔加钦亲自负责与青藏队的联络,自治区党委书记任荣、副书记郭锡兰也不时过问工作。西藏林业局还专门派来一个林业调查队,是协助工作也是学习,后来他们都成为西藏林业战线上的骨干。不过有一个情节说来好笑,开始的几年,每当青藏队初次到达某地,出示盖有部队和地方公章的介绍信时,对方总以怀疑的眼光打量这支风尘仆仆的队伍,把介绍信反来复去看过,再仔细辨认公章真伪--那时的边境并不安定,时常有国外反华势力空投宣传品甚至空投特务。尤其重要的是,那时正值科学的冬天,甚至久已不闻科学二字,这群人的出现着实令人费解。但当疑虑冰释,即刻气氛就热烈起来。在他们到达察隅的第二天,察隅县政府就专为青藏队宰杀了一口猪,拿出珍藏的海带和木耳,满满炖了一锅做招待;县招待所全部换上了新被褥,迎接北京的客人。久居深山老林的登人百姓们更是热情有加,他们为青藏科考事业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以很少的报酬当向导,当民工,提供驮畜,在危险的山道上、在极易失足的河流中,搀扶着知识分子们安然走过......说没有当地民工的帮助就寸步难行也许并不过分,至少有一个情况说明了问题:藏东南高山深谷激流之上,传统的交通工具是以溜索为桥。初见溜索,真不知该怎样把它攀过。武素功早年曾在横断山区的门贡,人迹罕至的地区,因为没有民工相随,一向胆大妄为因此得个外号叫作"冒险家"的武素功,眼瞅着溜索到底也没敢冒险妄为。直等到第三天,才见到当地人过溜索,于是赶紧跟在后面来一个邯郸学步。
  --说到报酬,不妨顺便提一下,最初青藏队员们的野外补贴每天仅有7毛钱,包括伙食费在内。1976年分赴阿里、藏北的两个小分队也不过每天2.8元,因此被开玩笑称作"28军"。个别抽烟的人只好买最低廉的工农牌香烟,高级一点的前门和凤凰,那是招待民工的。
  此刻,这支庞大的队伍就走在越往下走越茂密的森林中,40位科学家,包括3名妇女的40位民工,8名解放军战士。一路采集标本,直走得人困马乏。说是到达目的地只有20公里,怕是20海哩吧--郑度边走边念叨--不过多走走路也好,看得更多更清楚,郑度又这样宽慰自己。地理学家郑度早在1966年就参加了珠穆朗玛地区考察。他的使命是宏观地理--青藏高原自然地域系统的划分及其分异规律的研究。他在前后三十多年间,最终完善了对这一高地的划分界定:他把它划分为两个高原温度带,10个自然地带和28个自然区。而此刻,他手持的地图还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缺乏起码的精度。宏观地理的描述使命得以完成,就凭了一双眼睛和两条腿。从参加青藏队开始,他就成为孙鸿烈的得力助手,始终是青藏科考事业的领导骨干。其时他掌管着全队的经济命脉,所有钱财都装在一只布制的标本袋里,由一位民工白天背着,晚上就作了民工的枕头。
  有时能骑马时还是要骑马,不过西藏第一年出野外,许多人都是头一回跨上马背。察隅的马不备马鞍,只系一对皮绳扣当马镫。大个子韩裕丰骑马过河,刚一上岸马就惊了,大韩翻身落马,急切中抽不出脚来,地质学家王连成见状,跳下马背,扑向惊马--此时大韩已被拖出几十米远,还好,只有衣服和手磨破了。但从此再不敢把脚伸进皮绳扣里,而且凡骑马必选走不动的老马。李文华也有类似经历。那一天骑马走到半道,遇见在察隅工作的林学院毕业生薛志厚,他是把茶树引种在察隅的功臣。见到母校老师格外亲,薛志厚兴奋得手舞足蹈,一不留神碰到马屁股,那马惊跳起来,摔到地上的李文华差一点背过气去。
  这些经历都是插曲。说到底,在科学空白地区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大量发现。参加了七十年代以来全部野外工作的老青藏、动物学家冯祚建,因为身材和相貌特像西哈努克亲王,外号就叫了"亲王"。他其实就是动物王国的亲王。在他藏东南一带深山密林的领地上,除藏北高原特有的野牦牛、藏野驴、藏羚羊和黑颈鹤等少量动物外,西藏地区的飞禽走兽差不多都荟萃藏东南:鸟类明珠藏马鸡、深山二宝白唇鹿和马鹿、珍兽之花马麝、鸟类"蜜蜂"蓝喉太阳鸟,还有牛科的鬣羚、会滑翔的鼯鼠、珍稀的羚牛,在海拔2600米以下的低山宽谷和狭谷地带,则栖息着热带、亚热带的各种狸、豹、虎、麂、长尾叶猴之类......奇花异木,珍禽异兽,南北方种群既按垂直带谱各自为政,又交相混杂在山地暖温带针阔叶混交林带中。
  但大型动物毕竟品种有限且知名度很高久闻于世,若论本学科领域的发现,动物学家的"亲王"就远远比不上昆虫学家的"大嫂"。黄复生怎样得了这一雅号很难说,也许因为长相秀气,也许因为格外细心,总之这人的工作令人羡慕。冯祚建形容说,他们搞昆虫的,伸手一抓就是一个新种,一个发现。确实,仅仅四年的西藏野外工作,黄复生和他的同事张学忠等人就采集了十几万号昆虫标本,种类数千,其中20多个新属,400多个新种。作为填补我国空白的一个目的发现--缺翅目,正是由黄复生在察隅首次发现的。
  动身进藏前,昆虫界老前辈们叮嘱说,注意生活在雪线附近林区是否有蛩蠊目。于是作了充分的准备,阅读有关这个目的全部资料,查看了来自加拿大的标本,蛩蠊目的形象已经烂熟于心,苦于几乎走遍察隅不得见。日复一日在察隅的林地间行走巡视,终有一天,忽见一虫在枯枝败叶上行走如飞,不待大脑反应过来,那只训练有素的手已将酒精泼了过去。捡起一看,从未见过的模样;后来又捕获了一只。再后来才得知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它被命名为中华缺翅虫;第二年在一山之隔的墨脱,又采集到两只它的姐妹种--只隔了一座山,它们就走了两条演化之路--被命名为墨脱缺翅虫。第三年,索性采集了几十只,分送国内各大专院校做教材标本。对于缺翅虫的发现在国际昆虫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因为这一稀有目是只在赤道分布的古老种,而今它却出现在北纬30度高地上,不免令人奇怪,尤其是它竟然在印度也未见记录。尤感兴趣的日本人在攀登南迦巴瓦峰时不失时机地赶去采集;不过,时隔二十多年后的1996年,当黄复生陪同台湾大学同行再度到来时,大约由于生境的破坏,居然空手而归。
  正应了有心栽花与无心插柳那句老话,缺翅目不期而遇,蛩蠊目终于没能发现。根据蛩蠊目昆虫的生活习性,黄复生判断它有可能在北方的吉林一带出现。果然,在八十年代,由他的中科院动物所同行在长白山发现了它--又一个中国昆虫新目记录。
  3万多平方公里的察隅土地上,在青藏队足迹所到之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丰富的林下资源使发现多多,例如菌类。不用微生物所菌类专家出动,就是出野外归来后的那一会儿功夫,西藏林调队的姚培志就拎来一桶新鲜蘑菇;而林调队十八岁的藏族小伙子桑吉,则采来足有脸盆大的猴头菌......
  藏东南还是花卉世界。春夏之际,漫山遍野,五彩斑斓,不管是否有人欣赏和赞美,犹自开得如醉如痴:草本的,木本的,高大的,低矮的,伏地而生的,白得冰清玉洁,红得如火如荼,蓝紫红粉,各逞其艳。其中四大名花杜鹃花、龙胆花、报春花、绿绒蒿,均为我国分布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尤其杜鹃花,植物界的名门望族,随着高原隆起过程产生了强烈分化,从低海拔高大乔木状的大叶杜鹃,一直到接近永久冰雪带的低矮的小叶杜鹃,全世界共有800多种,藏东南及其周边川滇地区就分布有600多种,成为世界杜鹃花的起源和分化中心。从前西方人把它采集去进行人工培植,如今成了欧洲名花,西方人庭园的重要装饰。还有牡丹的原生种黄牡丹,野花中高贵典雅一族,是中国西南特有种,在藏东南多有分布。
  以物候变化的春夏秋冬四季来划分藏东南地区就不尽合适,科学家们更倾向于以旱季雨季来划分。从五、六月到八、九月,青藏队出野外的黄金时段里,正是藏东南印度洋季风区的雨季。每天不分晨昏昼夜,都是雨雾茫茫。大韩他们索性不再穿橡胶的军用雨衣,内部潮气不得散发,反倒不如淋个透湿还来得痛快些。间或也有倏然晴好的时候,阳光穿过潮湿的云层和叶缝间,明亮地洒满林间空地,温和地照耀在脸上身上。原始森林明媚喧闹起来,活跃的小生灵们开始了户外活动,松鼠们在这里那里发出悉索声响,大森林宁静而充满活力,侧耳细听,植物学家们就能感应到那些乔木、灌木、草本植物们伸展生长的簌簌音响。大韩一行在湿漉漉的森林里穿行,随行小战士背负着采集来的树木圆盘,返回营地数年轮。藏东南地区针叶林的松树、暗针叶林的云杉、冷杉和铁杉,是植物王国的巨人部族,高大而且长寿。我国北方的针叶家族,在两百岁时内心就已腐朽,而这一年龄在藏东南则正值壮年期,所见大树年龄都在三、四百岁以上,几乎不见病腐情况发生。
  青藏队整个林业组的工作是搞本底调查:植物的区系分布、种类划分及资源状况。此刻森林学家大韩的具体任务是进行森林蓄积量调查。察隅及整个藏东南地区的森林面貌之良好,生长速度之快,木材蓄积量之高,可以称作世界之最,委实让人吃惊不小。云南松,过去一直以为云南是这一树种的中心,其实应该叫"察隅松"才对。在察隅的一处洪积台地上,他们仰望着那片大胸径的云南松林,想象不到在不为人知的这一世界角落,居然隐藏着这样的一个奇迹:选择最密处做了一公顷样方调查,竟然是2300立方!后来发表的较为保守的平均数字,为每公顷500立方。而在我国云南省,平均每公顷蓄积量不超过百十立方米。
  察隅之后又在波密做森林调查。那儿有一株高大通直的林芝云杉,82米高,胸径1米有余,通身无疤结,就这样一株树,成材40立方米!
  树木圆盘上就记录着在它生长期数百年间的综合信息。大韩用它来测算各阶段的生长情况,资源变化情况。而气候学家林振耀、吴祥定他们,则从中了解"为什么"的问题,那是些有关几百年间的温度湿度情况的记录,借以恢复古气候变化。正是这些数年轮之类的单调工作,最终提取出有关过往气候环境变化的重要参考。
  此前对藏东南存在了千万年的植物王国人们知之甚少,接近一无所知。人们习惯地把西藏想象成不毛之地。即使李文华这些专家,也仅从西藏林业部门提供的几页油印材料得知森林是有的,有多少,材料上也有些估算,但实地调查的数量,远远超过油印材料几十倍。也就是说,此前连西藏主管部门对自己的家底也含糊。几年调查下来,家底摸清,集中在藏东南察隅、波密、林芝、米林、墨脱一带的原始森林木材蓄积总量达13亿立方,其中麦克马洪线以南有6亿立方。就单位蓄积量来说,居全国之冠。
  从察隅开始,藏东南植物王国打开了自然奇观引人入胜的一章--森林垂直带谱。"西藏江南"的察隅,东西毗连横断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两大山系的自然面貌交相辉映在这一过渡地区。这一章的华彩乐段在雅鲁藏布大峡谷达到经典极致:从峡谷腹心地墨脱到多雄拉山口,垂直距离不足30公里,浓缩了几乎从赤道到极地的绿色植被的大千世界--最低处500米以下,是山地热带雨林;至1000米处,是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常绿半常绿以及落叶林带;1000米向上,到1800米处,则为山地亚热带阔叶林;再往上,以2400米和3100米为界,是山地温带的常绿和落叶阔叶混交林带、山地针阔叶混交林带的领地;从3100米开始直到差不多4000米高处,又是山地寒温带的暗针叶林的顶极群落了。通常冷杉林在云杉林之上,只有一种名为川西云杉的,可以越过冷杉直达4300米高度,而那里,已是高山疏林地带,乔木生存极限处。再往上有灌丛生长到4800米;继续伸延,高山草甸上方,荒漠上接永久冰雪带。
  郁郁葱葱,浩浩瀚瀚,大自然在这人迹罕至之处慷慨馈赠,鬼斧神工,井然有序,富有韵律和节奏的美感。青藏高原这部大书,值得你历尽艰辛前来阅读它。
  而且森林中下木生物是如此丰富发达,从灌木的数十种属类到木质草本的蕨类家族,到地衣苔藓、真菌蘑菇,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组成一个欣欣向荣的植物世界,一部植物世界的百科全书,一座植物类型的天然博物馆。
  若说植物的世界之最,在藏东南比比皆是。最初身为暗针叶林专家的李文华,早年就考察过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到欧亚大陆绵延数千公里、跨越十几个纬度带的泰加林带,对世界暗针叶林区了如指掌。西藏地区是北半球暗针叶林分布区的最南端,且海拔最高,云杉、冷杉建群种数量最多。越往北,海拔越低,云、冷杉林中所保存的植物就越贫瘠单调,让李文华不由得联想到那只不过是南方种冰后期向北方迁移过程中贫乏的衍生物。
  能够欣赏外在的美与和谐,是赏心悦目的欣喜;穿透表象,能够洞察到内在的结构之美、规律之美,则是如醉如痴的欣喜,是欣喜若狂。当宏观审视过北半球暗针叶林地理分布之后,李文华首次用定量的计算制定了北半球暗针叶林分布的经、纬度与海拔高度的数学模型。面对这个以线条表现的模型,连制作者本人也不禁吃惊于它如此简洁,如此规整,如此的秩序与和谐!从中所体现的自然规律揭示着自然的奥秘,:从表象看来,暗针叶林从南至北海拔逐渐降低,南缘的青藏高原在海拔4000米上下,到华北大约在2000米左右,到苏联的泰加地区,则在平地上了;从青藏向东,海拔也是逐渐降低--为什么?因为青藏高原的热岛效应!青藏高原的热岛效应在暗针叶林宏观分布研究中又一次得以证实。这一效应使得青藏高原较之同纬度、同海拔高度地区温度偏高,形同产生热源的热岛。而热量分布规律与植被分布规律两个数学模型正好吻合,李文华猛然意识到,西藏以此给出了解释自然之谜的一组或多组方程。
  森林无言,沉默如树。但在李文华的心目中,云冷杉们虽然未必具有如同人类那样的思维与灵魂,未必具有人类那样的组织和行为,但它们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所显现的组织和适应是如此严密和奇妙,尤其在地质年代中随环境变化而进行的运动和迁移,更加令人赞叹不已。于是李文华就得知了这一部族在漫长的年代里沿子午线的整体迁徙历程--
  在三百多万年前的第三纪末期,随着冰期与间冰期的交替,冰川的进退,物种在南北方之间时疾时徐地移动着脚步。缓慢地,但从不停顿地。盛冰期来临了,北方的大地冰封,南方的高山雪裹,凛冽寒风劲吹,云杉冷杉全身冰针披挂,奇寒难耐。于是,向着温暖的地方,北方生物举家南迁,南部山地生物也纷纷下行。渐渐地,两支队伍相遇了,一个既相互融合又激烈竞争的自然界的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了。当严寒过去,间冰期的温暖降临,大地复苏,南北方生物各自打道回府,阵容却有所改变--返回北方的一支关山重重,一路适应,一路精简,只有精锐的少数物种返回,返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所以暗针叶林和林下生物单调贫瘠;而南方和藏东南一带却受惠于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强烈隆升的高山封锁了北来寒流,悉数接纳南来季风,生态条件从此改善。在改善了的生态条件庇护下,创造了新的物种,成为新的分化中心;并成为古老物种的避难所--来自欧亚大陆的暗针叶林一族铁杉林,由于北方的温湿度不再相宜,索性不思回归,就在南方和西南方得其所哉,作为地质第三纪孑遗物种"活化石",被欣赏,被珍爱。铁杉之外,同属第三纪遗存的还有穗花杉、云南红豆杉、三尖杉、百日青和垂子买麻藤等针叶树种,木兰科、水青树科、樟科、五味子科等许多阔叶植物以及具有高大木质茎干的树蕨等,它们都有着数以千万年计的悠久家族史,但在世界其它地方,它们的同类不幸灭绝于第四纪大冰期,只有在藏东南暖湿的山褶间,它们才能够以古老和原始的面貌存活至今。
  追本溯源,青藏高原本是南北方冈瓦纳古陆和劳亚古陆会合碰撞的产物,以雅鲁藏布为界,交汇了两大古陆植物区系,并由此大大丰富了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南的植物区系和植被,使得长江以南广大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得以形成,还使得现在地中海区系植物在东亚的植物区系中留有蛛丝蚂迹。喜马拉雅山脉作为南北植物区系分界、汇合与植物的分化中心,是研究世界植物连续分布和间断分布的理想地区,所以吴征镒先生才说,"全世界的植物学家,眼睛都盯着这里"。
  中科院院士吴征镒先生是世界级大植物学家,他在藏东南的山林中度过了60岁生日。那是在1976年6月13日的生日"宴会"上,他自豪地向学生和科学界晚辈们说了这样一番话:"在西藏过60岁的生日,这可难得。全世界的植物学家,眼睛都盯着这里。这是世界最古老的地方,也是世界最年轻的地方"。
  素有"植物电脑"之誉的吴征镒,据说可以随口说出上万种植物的名称,包括拉丁语学名。早年他就举目于青藏并着手安排有关考察,只是该项计划因文革而搁浅。1975年开始的两年里,吴老先生终于用他的平足踏上青藏高原,一路沿川藏、青藏两条公路干线考察,到达喜马拉雅山区和藏东南地区。以60岁的年纪、以他的永远也不能适应山道的平底足,手拄木棍,步履艰难但兴致勃勃地行走在高山深谷间。在他身后是他的几代弟子们:武素功、李文华以及一群学生们。手拄木棍还不时失足摔跤,马上就会有几只手伸来,把老先生扶起。没关系--老先生习以为常地说,因为他的外号就叫"摔跤冠军";说不定一跤还摔能出新发现呢!--大家相视而笑。这里有一个典故:先前在西双版纳考察时,正是一跤摔得好,在眼皮底下发现了植物新纪录--"锡杖兰"。
  多年后回顾这一段经历,李文华还在说,每采得一个标本,总由吴先生当场口述拉丁学名,学生记录--所以,那一阶段的工作最为准确和权威。
  从山谷到山顶,不过三几十公里路,沿途所经历的植物世界,却如同从赤道到北极。站在高高的山巅,吴征镒满脸喜色,指点着眼前这植物区系垂直分布的活标本,说,植物群落的垂直分布规律和地球上植被的水平相对应的分布规律是这样的吻合呵,"站在这儿,好象有一个望远镜,再套一个放大镜,把整个世界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的植物,全部拉到你眼前来啦"。
  从西藏归来,由中科院安排武素功陪同吴征镒去青岛疗养一个月--只要看到他们是携带着一大箱西藏的材料和标本去疗养院,就知道他们的醉翁之意了。果然,一个月下来,吴先生和武素功编就了《西藏植物名录》等重要资料;此后的三年中,吴征镒又与同事们和助手们一起,整理了近8万号标本,完成了一部由吴征镒主编的五卷本《西藏植物志》煌煌巨著。这部著作固然归功于青藏队群体,但吴征镒的加盟与主持,无疑使它走上了国际水准。而它的问世,不仅系统地提供了西藏植物的种类、区系组成和演化,证明了青藏高原的隆起为古老的区系成分提供了避难所的同时,也促进了新的物种的分化和产生,而且也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和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可使今后若干代人获益的宝贵资料。
  事实上,从察隅开始--从察隅以前的五十年代以来的青藏科学考察进行的同时,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工作就在同步进行。在对藏东南原始森林的考察之后,青藏队在西藏首倡了自然保护区崭新概念,提出并通过批准建立了察隅自然保护区(一区两点:慈巴沟综合自然生态保护区、矢朱村云南松保护点和拉日弄巴沟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自然保护点)、波密岗乡云杉林自然保护区、林芝巴结巨柏自然保护点、大峡谷地区墨脱县全境的综合自然生态保护区。在喜马拉雅沿线的吉隆、珠峰等地共设立自然保护区十数个。在植物资源评价中,武素功向西藏地方传递了国外有关红景天开发利用的信息。多年后,西藏自治区科委的红景天开发成绩卓著,成为效果极佳的保健用品正在造福人类。
  从察隅开始,察隅自身也是受益者。且不说农业、水利和经济地理专家的到来所给予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指导,就这一地方来说,默默无闻千百年,一经科学家们发现,一朝名满天下--青藏队说,察隅真是西藏的江南啊,于是请来上海科影厂拍摄了纪录片《西藏的江南》,主题歌《美丽的西藏,可爱的家乡》,经由才旦卓玛百灵般的歌喉传唱全国。从此西藏也得以正名:人们得知西藏并非不毛之地,至少不完全是;人们得知西藏还有如此美丽的地方,有如此一大片浓浓的绿,在藏东南。
  也正是从察隅开始,中科院青藏队作为一个全世界罕见的科学家群体,并肩战斗在青藏高原至今。所谓罕见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国家组织对某一地区旷日持久的多学科考察举世无双,二是这一群体所表现的超乎寻常的凝聚力和团体精神无可比拟。察隅之后,他们走向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走向雅鲁藏布源头,走向喜马拉雅,走向羌塘无人区,走向西藏腹地和青藏深处,走向广阔和深入,就这样一步步登上他们共同事业的珠穆朗玛,在那一峰巅之上,青藏队的旗帜便是那片蔚为奇观的珠峰旗云。
级别: 新手上路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9-10-30
第四章   青藏大地从古海中升起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对于国际地球科学界来说是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这一时期飞速发展的工程技术带动了古地磁、古生物以及海洋学诸学科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一场地学革命。这期间证实了大陆漂移说,板块构造说,磁极倒转说,恢复了8000万年以来的气候环境,对于历次古生物灭绝及其后的生物大爆炸有了新的认识,深海勘探使得特提斯古海的遗迹--地中海的沧桑史已经大致了然;曾与喜马拉雅同为深海洋底的阿尔卑斯山的每一块石头都被摸遍......
  其中最为关键的、与青藏研究息息相关的,是板块构造理论,是大陆漂移学说。否则,对于青藏高原面上考察可以至为详尽,地理图像的描述可以至为清晰,但是,当地质学家面对从南到北那一条条裸露着深海物质的缝合线、地球物理学家们面对古地磁测定的岩石形成在赤道以南的位置、生物学家们面对雅鲁藏布江南北迥然有异的古生物区系群落......定然茫然不知所措。而有了这一学说的观照,许多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就像八十年代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的考察中,当菌类学家卯晓岚发现了生长在白蚁穴上的鸡枞菌,这一赤道附近生存之物居然出现在北纬29度处,菌类学家只有惊喜而无惊诧。他自言自语地说,噢,它们的祖先,连同它们的家园是乘坐着印度大船从南方来的呵。剩下的问题,只是解释它们何以能够继续生存在大峡谷之中罢了。
回首20世纪,科学的脚步前行得何其迅疾;板块学说的建立,被公认为这一世纪中地球科学的最大突破。
  有关大陆漂移、海底扩张以及后来的板块理论等一系列现代主流地学理论,经历了为时半个世纪的假说和验证过程。20世纪初期,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从世界地图上发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现象:他注意到南美洲东岸巴西的凸出部分与尼日利亚下方的非洲西海岸,可以天衣无缝地相拼合,好象它们曾为一体而后反向分离;南美与非洲的古动物群有相似之处;印度和澳洲南部的冰川沉积物居然一体相连,似乎共同经历了一次大陆冰川作用......在他之前已有许多前人注意到了地图上几块大陆可以拼接的现象,并为此议论纷纷,有过一些遐想;只有魏格纳大胆推论它们曾一度同为一个名叫冈瓦纳的超级古大陆,位于南极附近;在某一时期它们开始分裂,分裂成几大板块并各自漂移开来。"大陆漂移"假说就这样在1912年提出了,一些人点头说,"有道理";一些人摇头说,"怎么可能";更多的人存疑,拭目以待:毕竟科学立论需要确凿论据。经典地质理论认为,陆地由地台和地槽所组成,地台相对稳定,地槽可以运动,但绝不是东西南北的水平运动,而只会上上下下地垂直运动--大陆岂能"漂移"?
  注定要为科学而献身的魏格纳,踏上了漫漫求证之路。在北极格陵兰冰盖的冰天雪地里,魏格纳壮烈殉职。
  随着提议者的离去,这一假说一度沉寂;但是大地并未因此却步,若干年后的人们借助技术革命,忽然发现大陆正在移动,并且这种移动从来也没停止过呵。这一"忽然发现"事件发生在五十年代。美国海军为军事目的做海洋调查,惊奇地窥见了一个图像--太平洋洋底的磁性条带呈现规律性分布:从大洋中脊处向两侧展开,直到浅海大陆架,正向与反向的磁条带相间排列,有条不紊;条带宽度从几公里到上百公里不等,长度可达数千公里。太平洋之后,又相继发现了全球所有大洋之底无一例外地存在这种条带!
  深海洋底呈现规律性分布的,还不限于磁性条带,人们同时注意到大洋中脊处的海洋地壳很薄,年代很新,甚至薄到、新到几等于零;距离洋脊越远,洋壳越厚,年代越老;接近浅海大陆架,洋壳与陆壳融为一体;洋壳年龄为两亿年。这些规律分布是如此均匀,如此恒定。然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第一张海底地磁图于五十年代末出版时,只提示现象,而无从解释。
  往下的故事很精彩,可说是一个由技术革命推动思想革命的经典范例,可说是即使常规科学的进展,也不亚于诱人的天方夜谭。一张神奇的海底地磁图,引发浮想联翩,答案只有一个,看谁捷足先登。这一次不用很久,就有人率先提出了"海底扩张"说。那是归纳了海底运动现象所提出的理论:地球深部熔岩自大洋中脊处喷涌而出,在两侧固化为岩;新生的洋壳推动先成的旧洋壳,缓缓插入大洋两侧大陆地壳,重新熔融,以此维持扩张与消亡、创造与毁灭的平衡。而正反向相间的条带正是地球史上磁场倒转历史的忠实记录。过了不久,有人忽然联想到搁置有年的魏格纳假说,在"海底扩张"之后补充了一句:由于海底的扩张,推动了大陆的漂移。综合海底扩张说和大陆漂移说,联系到大陆碰撞,一个激动人心的理论--"板块构造"说脱颖而出。
  新理论不仅解释了海洋的形成、陆地的漂移,也解释了大陆碰撞的逻辑理论。这一系列新理论构成七十年代国际地学革命的核心,人类对于地球的认识因之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为此有人不无遗憾地说,可惜诺贝尔奖没设地学奖......
  从事青藏研究的科学家们由衷地感谢这一场地学革命,青藏研究无疑是这场革命的受益者。不然的话,将不知在黑暗中继续徘徊多少年。以传统地学中经典的地槽地台学说解释青藏高原成因,说的不免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雅鲁藏布以北是一巨大地台,它曾为浅海;喜马拉雅则是深海之下的地槽,有物质在其上不断地堆积,由于受到挤压而形成山脉。至于翻上地表的蛇绿岩,则被认为是地下物质体的侵入:是地幔中熔融的岩浆沿着地壳的深大裂隙侵入到地壳上部冷却而成......然而多年的考察实践,难以自圆其说,令人疑窦丛生。
  正是在这一国际地学新旧交替时代,"常板块"的故事应运而生。
  1960年,地质学家常承法参加科考队第一次进藏。他和同事们一道乘坐跃进牌大卡车,从格尔木出发,走青藏公路,到达拉萨时已是半个月之后,每个人都是半死不活的情状。此后去藏北,去雅鲁藏布沿线,用的还是原始而经典的三大件:罗盘、铁锤、放大镜,把计步器拴在马腿上数步子,换算距离......正是贯穿了六十年代的包括珠峰在内的西藏地区考察,使常承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实现理论突破的前提;直观的、感性的认识就像一层层叠加的沉积物,它们仿佛在沉睡之中,一旦被新的思想照亮,就将被激活,产生质变飞跃。
  这个"一旦"出现在六、七十年代之交。常承法从成千上万条国际地学信息中,敏锐地捕捉到正在讨论中的板块学说,顿时豁然开朗--脑海中静止的青藏大地活动起来,那些不同年代的地体,地体连接处的条带,蛇绿岩令人生疑的来历......似乎都在争相诉说起来。他就像一个面临着山重水复境地,又忽见峰回路转的旅人那样,激动地拿来作为路标的板块理论,第一次把它应用在中国,应用在青藏高原。这不是简单的套用,而是创造性的应用。1973年,他提出了青藏高原由北向南多地块、多次拼合的概念、各板块之间缝合带的概念,初步建立了青藏高原大地构造的基本框架。这个框架后经由潘裕生他们所完善,被国际地质学界普遍认可。
  这一框架--确切地说,是这一思想的确立,对于七十年代以来的多学科青藏考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仅那一时期的常承法言必称"板块",大家也都跟着"板块"、"板块"起来。按照青藏队的习惯,大家给这个始作俑者取了一个雅号叫"常板块"。
  青藏科考队就这样扬帆出海--或曰借船出海:船是国际地学研究成果之船,帆是人类科学精神之帆,海是青藏脱胎而来的特提斯古海,而驾船者,则是中国的科学家。扬帆出海,一直走过了地质沧桑数以亿万年计的时空。
  地质学家常承法初步勾勒了青藏高原形成初始的时空边界轮廓,只是一代人的足力有限,他的工作范围主要限于青藏高原中南部,在他所未能亲自走过的北部西部地区,只好借助推论,因之他的轮廓中仅有四条缝合线、四次大陆拼贴过程和大约三亿年的时间。理论及其欠缺有待后来人去验证,去补充,去完善。这情形正如瑞士登山家拉姆贝尔所说的:每个探险队都是踏着先行者的肩上前进的。
  后来的潘裕生、邓万明沿着常承法所描绘的时空边界轮廓继续行进,二十多年间在每一板块缝合处驻足凝神,倾听过往大洋的涛声,陆地相撞之际惊天动地的绝响,遥望海洋一次次消隐,陆地一片片升起,感应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召唤......排山倒海,博大雄浑,尽享天地造化的大壮大美。
  地质学家、大地构造学家潘裕生教授,自从1974年参加青藏队以来,足迹踏遍高原,东起横断山脉崇山峻岭的山川交汇处,西至阿里高原的山之巅水之源,南自喜马拉雅和冈底斯之间最晚近形成的第一条--印度河-雅鲁藏布缝合带,依次北上查找第二条--班公湖-怒江缝合带;第三条--西金乌兰-金沙江缝合带;第四条--昆仑南缘缝合带,直至新发现最北一条、也是最古老的第五条--西昆仑-阿尔金-祁连山缝合带,同时查证了五条缝合线所连接六块地体各自不同的古纬度位置和碰撞时间,将最为古老的原特提斯大洋上溯到八、九亿年前,将青藏高原北部最初形成的历史推往五亿年,并图示了青藏高原在何时、如何自北而南一块块拼合而成。
  每一条缝合带在我国境内的东西长度都在两千公里以上。这是由南及北,从东到西,整个青藏高原几乎走遍的寻找过程。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寻找缝合带,寻找古海洋的遗迹--蛇绿岩带。
  蛇绿岩是什么?蛇绿岩就是古海洋地壳的残余,在大洋扩张时期它们由深部涌出形成洋壳;在两块大陆相撞时有少量被挤出地面,年深日久后它的表面变成了绿色的蛇纹面,所以地质学家们称它为蛇绿岩。它的出现大抵意味着此地曾是古海洋中脊处。出露在雅鲁藏布江一线的蛇绿岩最为典型。这条江把从前被特提斯大洋分隔开的冈瓦纳大陆和欧亚大陆接合起来;昔日广阔的古海洋被挤压成如此之窄的一个条带,这条江就沿着这一地质构造带发育,沿江不时可见蛇绿岩出现,被称之为雅鲁藏布地缝合线。
  由于雅鲁藏布缝合带的显而易见,不存在争议,所以虽然它在最晚近的4000万年前形成,地质学家们还是把它称之为第一缝合带。第二条,第三条,...... 越往北,年代越古老,形象也就越模糊:它们往往被多番进行的地质构造运动弄得面目全非。
  回望几十年钩沉索隐的追寻之路,富有人情味的潘裕生感慨万端的不是自己所经历的苦旅,让他动情的首先是他的旅伴们--那些曾经负载过他和他的标本行囊的马、牛、驴、骆驼们。他在说到马呀、牦牛呀、驴子呀、骆驼呀,这些字眼的时候,语气格外的温存。
  地质学家们的脚下,通常是杳无人迹也不通汽车的荒山野地,驮畜就成为必备的足力脚夫。潘裕生总是羡慕那些好骑手的同伴,章铭陶、李渤生他们,无奈自己的骑术总是不见长进。最早在隆子县喜马拉雅东段,离县城70多公里处的边境丛林一线,他骑一匹白马,跃上一处峭崖陡坡,忽有树杈扑面而来,潘裕生仰翻在马背,那马意识到主人危险,即刻收步--真真一匹善解人意的好马;在阿里岗仁波齐神山下,潘裕生不幸骑了一匹争强好胜的烈马:在一群乘骑中,它出风头非要跑在第一名。结果返回驻地时控制不住的风驰电掣一般,潘裕生只得紧贴在马背,紧抱马脖颈。不幸马失前蹄,踏进鼠洞,人马重重跌倒;那马复又惊跳而起,再一次踏进鼠洞,这一回把科学家骑手越过马头掀翻在布满砾石的草坝子上--腰部受伤,浑身疼痛。第二天,当完成任务的地质组把这群马交给后来的地理组继续使用时,再没有勇士敢于跨上这匹马了。
  就是在这次阿里-冈底斯山考察中,潘裕生他们描述了著名的扎达盆地土林地貌,它怎样在上千万年间开始形成,一直堆积到最近的上百万年;壮美奇特的土林与黄土高原、与新疆的魔鬼城有类似之处,但成因区别在于前者为水成、后者为风成;描述了名震亚洲的神山冈仁波齐,一座隆起在四千万年以来的年轻的山,它何以整体抬升形成水平砾岩的层面......概述了阿里的地质地貌--是以被掀下马来摔伤了腰为代价的。
  有关于驴的故事。那是在八十年代末高原北部西昆仑,考察地处阿什库勒、被认为五十年代初爆发的火山区,从维吾尔族村庄雇用了一群驴子。翻山过河,艰险备至。沿河的路不时中断,只得涉水去走河的另一边,就这样反反复复,有一天最多渡过同一条河达六十多次。有一处水特别大,维族民工就让考察队员们骑上毛驴,他们自己则并排站在水中形成一道人墙,托住毛驴依次过河。路越走越高,在海拔5500米的大坂,克里雅冰川下,一头毛驴口吐白沫--肺水肿,率先倒下,其后沿途共倒毙了四头--以四头毛驴的代价,换取了古地中海北部边界及第五条缝合线的划定、并在时间上向前延伸了两亿年的成果。
  还有关于骆驼的故事。喀喇昆仑考察中,潘裕生他们赶着一群骆驼沿着荒凉的陡壁深谷前往主峰乔戈里。从麻扎到克勒清河要走上三四天。克勒清河水宽流急,骑在骆驼上的潘裕生眼看一头骆驼立脚不稳,被急流冲走,一直冲到百十米外的浅滩上。大家七手八脚把它抬上岸,第二天它就永远地躺在了红柳丛中。同一次旅行中,在一线天的陡崖狭路上,两头骆驼挤挤搡搡,靠外边的那一头不慎掉下80米的深谷,摔死了.....付出两头骆驼的代价,确认了乔戈里峰的花岗岩组成,以及主峰地带花岗岩的年龄为一两亿年,而此前曾被认为是十几亿年前的;当年意大利科学家穿越喀喇昆仑和昆仑山主脊线时,曾认为这两地为同一套岩石,此次考察也否定了此说。
  还有忠实的"高原之舟"牦牛,在阿里扎达,通往喜马拉雅南麓边境小村什布奇仅有一百多公里,但山道难行需徒步走上4天。一头牦牛从山道滑进山下的河里淹死了,它驮负的武汉水生所专家的鱼网等一应设备也都随水而去。
  每想起患难与共、尤其是死于非命的那些无言的旅伴们,时隔多年潘裕生仍是连声叹息,说来说去,而自己所经历的那些艰苦岁月仿佛都不值得一提。
  在狭义地质学的三个主力学科中,除潘裕生所从事的构造地质外,尚有岩石学和古生物地层学。因此要说明地质方面的问题,岩石学专家邓万明就成为潘裕生的好搭档。与潘的性格不同,邓万明激情满怀,就像他一向钟情的火山岩那样,就像潘裕生犹如厚实的大地那样--遍访参与青藏科考的老专家们,归纳出一个普遍规律:他们人品性格的修炼,与他们毕生从事的研究对象相关,例如冰川学家施雅风,自身犹如挺拔的冰山,也消融也凝结,自是岿然不动;土壤学家孙鸿烈犹如土壤圈,也吸纳也释放,联结着岩石、植被、大气和水分;大地构造学家潘裕生,其性格就如同构成大地的基本元素那样温厚可亲;地理学家杨逸畴开阔豪迈;植物学家李渤生生机勃勃,武素功几成历久弥坚的蕨类植物,菌类学家卯晓岚的外号干脆就叫"蘑菇",古生物学家文世宣封闭了热情固守古典很内向,研究飘逸动荡的大气和流水的章铭陶、陈传友、汤懋苍,常常突发异想,思绪正如行云流水,天马行空......这类例子比比皆是,令人不由得联想到佛教密宗(还有气功)的一个说法:长久地冥想某位本尊佛,久而久之至少在外观上他就修成了冥想对像的音容形象了。果真如此,自然科学家同理。
级别: 新手上路
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9-10-30
        激情满怀的邓万明1966年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晚会上,朗诵了他自己写的一首诗《绿野放歌》:"喜马拉雅山呵,你为什么拔地而起,这么年轻!"这诗就像谶语,居然从此决定了他的事业和命运--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一生的青藏岁月都在寻找这个"为什么",一直寻找到自己不再年轻。二十五年来,他就从岩石圈里寻找,花岗岩,蛇绿岩;自从1976年在藏北高原深处的巴毛穷宗发现了火山岩区之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地沉迷于火山岩之中。从巴毛穷宗开始,他寻找火山岩,南部-阿里狮泉河,北部龙木错-羊湖,库尔勒-若羌-木孜塔格以北,罗泊湖-绿叶湖,楚玛尔河-可可西里,六次考察路线穿过火山带,到达了三十多个火山区。这是激动人心的发现,那些沉寂已久的辽阔壮观的火山地貌、保存完好的火山口,平台状的桌状的山,都令他流连忘返。1988年那次与潘裕生一道去阿什库勒考察火山--亦即沿途倒毙四头毛驴那一次--尽管艰苦卓绝,尽管否定了它的近期喷发,但当他放眼莽莽苍苍这片极漂亮的火山群时,内心的热情却如同火山喷发。艰苦的行旅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直到水米不进,呕吐的血块有黄豆粒大。急送下山到冷水泉,吃几片三九胃泰,第二天到达低海拔的若羌时,立即痊愈--邓万明明白,那是高山反应造成的。1994年,中日合作联合考察可可西里火山区,向南一直突击到唐古拉山。两辆丰田车,四个日本人,五个中国人,雪夜中迷了路,越走离营地越远,走雪地,过河滩,绕了几个大圈才望见营地的灯光。营地的人也同样的心急如焚,一见面大家抱头痛哭--同行的日本NHK电视台的把这动人的一幕拍下来了。
  作为合作的回报,第二年日本方面邀请邓万明访问日本。在那里,研究火山多年的邓万明生平第一次目睹了活火山的喷发:云仙火山,浓烟滚滚,夜晚可见火光通明。日本同行说,这次火山专为你喷发。
  是的,青藏高原似已不存在活火山。中国境内在腾冲以西的整个西部已无火山的现代活动,仅有东部少数几个地区和台湾有新生代以来的火山活动。根据邓万明对火山岩以热发光法测年,认为第四纪以来的240万年中曾有过火山活动,最后一次火山爆发约在距今6900年以前。现在它们作为有生命的火山都已死去。
  岩石圈的形成、演化及其动力机制是地球科学基本问题之一。随着板块学说的兴起,至今都是国际地学研究的热点。在邓万明的眼里,地球是活的,石头是有生命的。每当他凝视一块岩石,就仿佛听到石头隐约的诉说,它的曾经和现在的故事--它来自地球深部,曾是滚烫翻腾的熔融体,当它滞留在某一部位并冷却下来,就成为深部的岩石-岩浆岩;当它具有足够的能力喷发到地表,它就成为火山岩--石头的生命历程历历在目,邓万明就得知了它所在之处的岩石组成和物质成分,结构特征,与地壳地幔的关系;测度了它的年龄,就可以进一步追寻它何时形成岩浆,为何在此时喷发;因何在青藏北部有着如此强烈复杂的火山群组合......邓万明得到的回答是,这与整个特提斯带有关。特提斯带,从藏北向西,连通中亚-阿拉伯-罗马-西班牙,这条带闭合后显现出与藏北特征相同的一套火山岩;从藏北向东,横断山-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最终与环太平洋活火山连接一起。藏北曾是特提斯带岩浆活动的重要一环,长达数亿年的地块拼接过程遗留下碰撞型的花岗岩-蛇绿岩带,是大洋的残余之物;而新生代6000万年以来的火山活动,则与青藏高原在这一时期的强烈隆升密切相关--大自然就这样半隐半显地提示着过往信息,让科学家们历尽艰辛、费尽心机去解读。
  过往信息半隐半显,吸引着科学家们历尽艰辛去解读。与潘裕生、邓万明一道在广大高原面上东奔西走、南征北战的还有从事地质学三大支柱之一地层古生物的文世宣、孙东立他们。古生物化石是地层和岩石的时间码,指证着漫长的青藏演化史中那一番番海陆沉浮,沧桑变迁。
  地质古生物这一学科发端于十九世纪初叶,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英国土地测量员史密斯发现可以用贝壳化石来确定古代地层的大致年代,建立地质史序列。后来的人们便利用化石带划分了地质时代,例如寒武纪,例如第四纪,都是依据了生物的大灭绝及其后的生物大爆炸在地层中的记录以断代。再后来由物理学家发明了一系列放射性测年法,使年代精确。青藏高原历经洋陆变迁,若按生物化石占其生命群体总量的比例为十万分之一的估算方法,如此漫长的演化史中当遗留着可观的化石。确实是这样,显生宙以来若干亿年中,历经几次大洋的、曾经充满浅海盆地的海生世家动物种群,一代代固化成石,或稀疏或密集地遗落在高原面上、岩石层中。藏族百姓把盘旋着节纹的菊石叫"羊角",把形似鸟头的腕足类贝壳叫"小鸟"。在藏北双湖附近的一座山上,这类"鸟"化石俯拾即是。
  古生物学家文世宣是1966年参与珠峰考察的老资格成员。从那一年算起的大半个世纪前,英国人曾在那里考察过,只见到少量化石,就推论那一地区地层最早在两亿多年前的二叠纪;1964年希夏邦玛峰考察时,刘东生他们发现了更早的石炭纪,而文世宣这一年的考察,则一举找到了泥盆纪、志留纪直到奥陶纪差不多五亿年前的古生物化石地层!这是青藏高原科考史上具有光彩的一笔,古典的文世宣情不自禁地为此赋诗一首:"山高梦长几亿年,机遇一朝露真颜,从此名山续新史,天下书生另眼看"。十年后,他又随藏北小分队穿越整个藏北高原,找到了侏罗系化石。而它的北界在哪里呢?待到在昆仑山口发现了二迭纪生物化石,后来又发现了三迭纪的化石,蜓类(纺缍虫);海相沉积最晚在三迭纪,那之后的均为陆上沉积了--此前因这一带岩石变质严重,不见化石,难以断代,这一发现一棰定音地明确了昆仑山的地质年代。
  古海洋的信息以古生物化石的标志广泛地遗存在高原面上。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每年选派专家四处寻访它们的踪迹。孙东立从1975年至今已十三次参与青藏考察,足迹差不多遍及整个高原面。辛辛苦苦走到藏北的申扎,在一个夕阳斜照的下午,他偶然在路边捡到了一块当地人所称的"鸟化石",当然是一种贝类,大约三厘米大小,从未见过的模样。不顾天色向晚,孙东立坚持爬上山,去寻找原生地点。在一处灰岩露头处,终于找到了这一优势种群所在。后经鉴定为我国首次发现的隼嘴贝,其生态适应为古海中的热异环境。即是说,隼嘴贝出现的地方,应该是板块碰撞带,碰撞带地壳薄弱处才有热流涌出。果然,这里正是班公湖-怒江缝合带穿过的地方。这一年是1981年。
  第二年,孙东立又走向藏南。在羊卓雍湖畔的浪卡子,县上人说我们这儿有"鸟化石"。拿来给孙东立,孙东立一看就笑了,又是隼嘴贝!它出露在名叫工布雪的泥质岩上,正是雅鲁藏布缝合带穿过的地方。
  多年的寻访首先是为填补空白,建立地层系统。西藏地层发育良好,沉积物类型多样,古生物类群丰富,仅在七十年代,就发现30多个门类,3800多种。依此将西藏地层首次划分为四个区、11个小区。青藏高原历经长期的海盆运动,古生物地层较为完整,如有缺失,一定与剧烈的构造运动有关--例如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段,由于处在深大断裂带,最老与最新地层交错叠压,在这一地球科学众多学科无不满载而归的地区,唯独地质古生物一无所获。那一年南京地质古生物所委派夏凤全随队前往,白白地被旱蚂蟥叮咬了一遭。
  三十多年来的考察研究,为寻找那些古远的信息,文世宣们走过了自己的青春。在中科院南京古生物所浓荫掩蔽的院落里,每当文世宣摩挲着那些采自青藏地区的古生物化石--节肢动物三叶虫、软体动物鹦鹉螺、腕足动物铰类以及棘皮动物海百合,遥远的喜马拉雅和更为遥远的古海涛声便澎湃而来。地层古生物学家们已基本建起了较为完整的青藏高原地层序列,在填补空白的同时,对于古生物群落、迁移、演化、生物区系与板块运动、青藏高原古地理与古环境等方面的研究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代著名的科学史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说:"科学并不是无情地探讨客观信息。科学是一种创造性的人类活动,天才的科学家更像艺术家,而不是信息的拥有者"。
  于是,我们就从地球科学-艺术家们那里得知了我们老家园地球的远古往昔图像:海洋和陆地同时生成,起初那一图像单调,只有一个泛大洋--环赤道大洋,一两块泛大陆罢了,全不似今日世界地图上七大洲四大洋的支离破碎。大陆漂移说认为,泛大陆大约自九、十亿年前开始分裂,位于南极的大陆叫冈瓦纳大陆,北半球的为劳亚大陆,南北大陆间特提斯大洋发育;三亿年前冈瓦纳大陆解体,印度板块脱离南方大陆主体如筏,朝向东北,漂洋过海而来......
  海洋,地球生命之源,让我们缅怀它创世业绩的同时,注目于全球相通且循环往复不已的水之图景,海洋一族的生命轮回:地中海(特提斯之遗迹)暮色苍茫,太平洋已现老态,大西洋年轻气盛,红海学步蹒跚,未来之海在东非大裂谷那儿正躁动于母腹--大约10亿年前大陆基底形成时,最早诞生的海洋是特提斯。
  古海"特提斯"是由西方科学家徐斯于一百年前,以希腊神话中一位女性海神的名字命名的,是指"横贯欧亚大陆南缘曾经存在过一个巨大的大洋,这个大洋经受挤压,褶皱的沉积物见于高耸入云的西藏高原、喜马拉雅及阿尔卑斯山脉,我们称这个大洋为特提斯"。
  西方科学家侧重研究1.8亿年前形成的特提斯古海,在中国科学家看来只是那个大洋的最后阶段。一部青藏高原形成时空被潘裕生教授生动地勾勒为三个大洋、四次运动、五条缝合线、六块地体。那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古老故事--
  在漫长地质年代的那个"从前",现在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完全不是这幅群山连绵、白雪皑皑的景象。这个地区曾经由北向南先后生成了、而后又相继消亡过三个古海大洋。
  最初的海洋被"追认"的名字叫"原特提斯",它的遗迹位于现在西昆仑-祁连山一带。这个由陆地分裂而成的第一个海洋,它的生命从距今大约9亿年一直存在到大约4亿年左右。那时正值地球生命的孕育阶段,天地间唯有海水的潮涨潮落,激浪拍岸的轰响,陆地则一片沉寂。
  原特提斯随时间的行进渐渐消失,曾为海洋所分隔的南北两块陆地拼接在一起;而在南方,在现今青藏高原的腹地,新的大洋"古特提斯"开始形成。在3.5亿年到2亿年前的古特提斯时代,地球上开始了生命的喧响:从鱼类到两栖动物,从孢子植物到后来的裸子植物,所有的岛、陆生物在这个多岛屿的古海洋南北间相互迁移交流,欣欣向荣。
  随着古特提斯古海的衰亡,新特提斯在欧亚大陆的南缘开始诞生了。此时已是距今1.8亿前的恐龙时代,那时的印度还在遥远的南半球南部、到7100万年前,它的最南端还在南纬40度的地方呢!这块大陆以每年10厘米的速度迅速北移,近万公里的行程,到4000万年前与欧亚大陆相撞的结果,是新特提的彻底消失,只留下雅鲁藏布江这条缝合线,连接起曾远隔重洋的两块大陆;而青藏地区也就此成形。至于它在后来几千万年间的几次隆升过程,直到达到现今的高度,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三个大洋就是原特提斯、古特提斯、新特提斯的三次海洋生命历史,涵括了特提斯一生时空。这位丰腴而美丽的海之女神,足有八、九亿岁了吧。她在一个名叫"震旦纪"的日子里最初长成,至少在距今五亿年前,她的领地已贯通欧亚--从世界地图上寻找,这一大洋正好穿过欧亚大陆南部连接起当时并不存在的大西洋和太平洋。海水随岁月流逝,海之女神踏浪南行,身后留下一片又一片陆地。最后,在1.8亿年到4000万年前,是新特提斯大洋时代的最后辉煌。这位老迈女神就这样把大地时而拉开成洋,时而缝合造陆,最后,她关闭了海洋之门,回归她的神话源头,回归欧洲安享晚年。随着她蹒跚的身影远去,曾隔洋相望的两片古大陆砰然相撞,喜马拉雅-阿尔卑斯升起。
  继续述说中的青藏故事在今天有了新的内容,或者说,讲述青藏故事的人有了改变。这支地质学家队伍,半个世纪以来历经几代人:五、六十年代的李璞、尹集祥、常承法那一代之后,是潘裕生、邓万明、许荣华、郑锡澜,借用中科院地质所的形象说法,眼下这一代人现在正值60岁±一二岁年纪;接下来是一个为时20年的断层,而今在攀登计划中渐成劲旅的是一群30岁±5岁的年轻人。
  丁林和他的伙伴们在做博士生时就开始了青藏之旅。这是他们自觉的选择。从他们报考专业、选择导师那一刻起,就是献身青藏的开始。他们说,我们就是奔着青藏,奔着艰苦来的。接力棒传到了他们手中,一是继承,二是创新。他们在从前工作薄弱的地区大显身手,例如在1998年,地质组出野外,21人分为五个小分队,分赴藏北羌塘腹地、羌塘西北、高喜马拉雅、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和横断山地区,21人中仅有4位60岁左右的,其余均在30岁上下。这一年有许多振奋人心的发现--
  首先是西部玛旁雍错地区发现壮观的火山岩地貌,经测定为距今85万年时喷发;而此前国际上认定喜马拉雅地区因地壳巨厚,两千万年来不再有火山活动;而且许多外国学者还依据喜马拉雅南缘的某些沉积现象,认为青藏高原早在800万年或1400万年前就已停止隆升,那之后一直处于夷平时期。中国学者不同意这一说法,85万年时还有火山喷发,当是这一地区晚近时期剧烈抬升的新证据。
  与这一点相关的是,国外学者把南北向裂谷的形成,也认作是隆升停止的证据;丁林他们则认为是在隆升过程中,印度板块的强力挤压所致;羌塘腹地也成为考察重点,那里有许多新生代火山岩,一层层多次喷发遗迹保存完好,丁林他们正在凝神判读大自然以此给出的抬升序列。
  九十年代初,由丁林和他的导师钟大赉先生率先提出了晚新生代几千万年来青藏高原三次抬升、两次夷平的模式。目前丁林一群所做的工作,则是对哪一次隆升最为关键进行研究,是对这一模式的精细描绘。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形成与演化,两群人、两课题,相互配合,相互印证,合力攻关,最终必将殊途同归。
  年轻人有敢于向前辈、向经典挑战的勇气。1998年在"羌中隆起"--从双湖到美玛错之间大约6万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凸起高地--这一是否为古特提斯缝合线的争议地区,发现了典型的蓝片岩,对他们的导师们所提出的大地构造格局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挑战,为古特提斯研究开辟了新的契机。
  年轻人也更具有活力。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藏北高原,每天的奔波犹嫌不足,一回到宿营地就赶兔子,打老鼠,和美国同行一起踢足球......这一群年轻人中还有一位女博士生,28岁的孙宏娟,一位漂亮的女孩子,从事的竟是坚硬的火山岩研究。1998年她随导师邓万明教授第一次登临青藏高原。从小生长在东北大平原,从小就满怀着对于大山的渴望,就天真地设想未来在同事们的大帐篷里搭个小帐篷的情形,多么浪漫。这一回终于实现了。在青藏东北部的囊谦县境内,海拔4500米高处,他们找到了新生代钾质火山岩。当地藏族群众第一次见到搞地质的女性,很亲切地叫她"卓玛孙宏娟"。
......
  如果没有板块构造理论的新式武器武装,青藏高原的身世简直无从说起,至少像上文所说的那样,古生物学家们面对青藏高原南北迥异的海生、陆生古生物必定困惑难当,正像人们最早面对极地的珊瑚化石、南极的煤层、南部非洲的古冰川时的手足无措,以至于只好假想地球曾经翻转过那样。如今看来答案是如此简单,只不过是大陆从不同的气候地区漂移到现在的位置而已。
  大陆古老,海洋年轻;地壳深厚,洋壳浅薄;陆地繁复而杂乱,洋底图案简单。六、七十年代的深海钻探已使人类基本掌握了海洋生成消亡的奥秘,但对于古老陆地山脉的消长变迁却仍是茫然。举目世界各地,从非洲到北美到西伯利亚,一大片相对稳定的古陆,大多山脉一次生成,南极洲的岩石古老到40亿年,它属于最初形成的冈瓦纳古大陆相对稳定的一块吧;唯有中国,山脉密集,多期造山,大陆多次拼接,仍在运动不止。国际权威地学家可以说得清美洲的非洲的大陆,拿它来套用中国就不灵--中国,青藏,是一个多元方程;解释了最复杂的,就是最终的破题。
  同时,现有的板块说、漂移说并非无往而不胜,它是果不是因,所以应运而生的大陆地球动力学成为新的命题。换言之,究竟是一股来自何处的力量,使得大海沧桑,陆地升起,而每一次的造山运动,都导致了冰期来临,导致生物灭绝和新生--探索这一大自然的深刻奥秘,是地质科学的根本命题,也是地球科学当下热点问题之一。
  鉴于喜马拉雅-青藏高原最晚近脱海成陆的代表性,仍在强烈上升的特殊性,以裸露的深部物质足可以现身说法的典型性,无可替代地成为了地球科学的巨大的天然实验室,所以西方科学家就有了这样的话:打开地球动力学的金钥匙在青藏高原。
  由此,中国地质学家们在理论和实践中历经了两个阶段:在描述阶段,应用国际地学革命的成果解释由大陆碰撞、地块拼接形成青藏高原的过程;在深入研究其隆起机制的当下阶段,则面临着与国际共同的难题。或者说,这两个例题是同步进行的。而探知地球深处三维空间,了解岩石圈碰撞过程及其何以如此的动力机制,在九十年代以来则被强化在青藏项目的第一课题:"青藏高原深部状态、形成与隆升的动力学机制"。这一工作似乎主要由地球物理学家和地球化学家共同承担。
  宏观地质学分为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地质学三部分。地质学以地球浅部、较为直观的大地岩石为研究对象;地球物理则是向地球内部的探察;地球化学,更多的是有关物质演化和时间年龄的学问。课题是共同的,研究手段有所不同。

  因此,地球物理学家不像地质学家那样温和地叩问大地,而是大声断喝,以"武力"的方式向地下宣战--人工地震。
       从1975年起的青藏科考过程中,增加了地球物理专业队伍。那一年从藏北纳木错向南直到喜马拉雅南麓的亚东长达400公里地段湖中水下爆炸,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条人工地震剖面,运用的是国际五六十年代最新地球物理探测方法和工程技术。此后直到九十年代的当下,差不多在每一年,青藏高原的这儿那儿,都发生着自然地震之外的大地震动。这是朝向地球深部信息的探寻,对于最终解释板块运动、碰撞机制、隆升原因乃至地球动力学具有实质性意义。由于条件的限制,从前国外专家在这一地下领域无法进行,所以中国科学家的青藏地球物理成果一度在国际领先。自八十年代开始,外国科学家纷纷参与合作,向青藏深处进军。
  真正是进军,是以武力进行的一场场战役。每有地球物理出动,不仅总是兴师动众,动辄数十上百人,大小车辆满载仪器设备和炸药雷管,且因爆破专业所需,他们总要聘请西藏军区舟桥部队进行操作,聘请通讯部队负责电台联络;由近及远依次布点观测,专家们严阵以待......
  七十年代的野外工作,由地球物理学家滕吉文、熊绍柏、尹周勋等提出了雅鲁藏布江南北两侧地区地壳的初步模型,指出雅鲁藏布江为一深大断裂带,并将高原地壳与上地幔划分为北深南浅两大部分;测得雅江地区地壳巨厚,以南最厚达75公里,以北至当雄最厚为73公里--是平均为35公里厚度的地球大陆地壳的两倍还多。在对于高原巨厚地壳形成原因的讨论中,本世纪二十年代曾有外国科学家推测提出过"双层地壳说",即为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叠加原理,而熊绍柏等人则依据爆炸地震、重力和大地电磁测深所得各项数据,提出此为印度地壳"楔入"藏南下地壳,这一提法已得到公认;滕吉文提出从印度的恒河平原到雅鲁藏布江地区之间300公里为碰撞挤压过渡带,至当雄,为其北界:印度板块的物质俯冲到此为止。依据地球物理给出的资料,地质学家们比较一致地认为:青藏高原主体部分地壳厚度与驮负其上的物质已达均衡,这均衡犹如水中横木,浮出部分高下沉部分就深,亦即山有多高根有多深;但青藏边缘的喜马拉雅、横断山、昆仑山及周边帕米尔等南北受挤压地区就来不及均衡,山势高而地壳薄。
  八十年代初中法合作在藏南藏北地质关键地区进行的一系列爆炸地震试验,是进一步的量化深入。这一次瞄准的是"莫霍界面"在地壳之下的起伏,求出一个深度剖面。所谓莫霍界面,以发现者南斯拉夫学者莫霍洛维奇的名字命名,特指地壳之下、地幔之上,一个总厚度为数千米的过渡带。以当前国际最先进的技术装备,都还无法直观地看到它。早在五十年代初,曾有一批雄心勃勃的美国科学家提出海底钻探构想,想要在地壳最薄弱的海底穿透莫霍界面直达地幔,这个计划可惜中途夭折了。1981-1982年的中法合作所进行的爆炸地震探测,在南北间珠峰-那曲、东西间萨马达、浪卡子-色林错、佩枯错,穿越至少四条深大断裂带,清晰地观测到来自莫霍界面的反射波和来自下地壳的强反射波组,显现出地下几十公里处图像轮廓,证明珠峰下方地壳厚度为53-55公里;在珠峰以北仅45公里远的地方,地壳厚度突然加大到约70公里;由于地质构造带作近于东西方向的展布,地壳厚度在横向上缺乏变化,而在南北方向则变化剧烈;藏北地区下地壳结构复杂,不仅存在几条深达上地幔的断裂,并在下地壳中可能有将近20公里厚的壳-幔物质混合带,而莫霍界面的深度仍在70公里以下。
  1993-1994年,熊绍柏和刚满三十岁的地球物理学家刘宏兵西进阿里,在仅有几株乔木的改则县城,远隔300公里接收到来自藏北无人区"三个湖"的人工地震信号。这些信号提示了青藏高原西北部的地球深部结构与构造: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为一向北陡倾的岩石圈深断裂,其南侧为一莫霍界面深槽,并有地幔热物质向壳内运移;冈底斯块体向北俯冲下插,羌塘块体向南被动仰冲,整条缝合线的莫霍界面南北错断为10公里的台阶。多年间来自青藏高原地下的信息,均表明了地壳结构十分复杂,岩石圈具多层圈的结构特征。
  爆破地震提示地下结构,大地电磁进行深度测量,古地磁对于岩石古代磁性的测度,则可恢复岩石形成时的位置和纬度。地球物理与地质构造的资料相互印证,从不同侧面解释了青藏高原的形成。古地磁测试证实了印度洋板块自7100万年来,每年以5-6厘米的速度向北漂移了近5000公里;拉萨地体向北推移了差不多14个纬度。地质学家们根据地质历史分析,冈瓦纳古陆解体后,印度次大陆并不是整体向北漂移的,而是分裂成一些小块,如羌塘、拉萨、喜马拉雅等依次先后拼贴到欧亚大陆上的。雅鲁藏布江碰撞是这一系列事件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这些现象的解释,都是古地磁测定所提供的。
  大地构造主要做定性工作,地球化学则给出量化数据。地球化学家许荣华,是继开创中国同位素地质的李璞之后,属于第二代的中国同位素地质专家。六十年代的珠峰野外考察他没能赶上,只赶上了做珠峰岩石标本的室内工作。文世宣、尹集祥所采集的古生物化石,就是被他证实为奥陶纪的--"珠峰年龄接近5亿年!"许荣华如是宣布。这项工作既使他兴奋,也使他渴望亲手去采集。1974年,他终于走进了青藏队行列。20多年间,他从青藏高原采集背回的石头,足可以造一座石头宫殿了。所以他对西藏各地的岩石履历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比如说,高原边缘地区的岩石年龄可达十几二十亿年,但高原内部最老的岩石在藏北的安多和念青唐古拉一带,只有五亿多年历史,已变质,所以不见寒武纪生物化石;比如说,拉萨周围的花冈岩,是在大洋消失时,印度板块向拉萨地壳下俯冲,造成岩石重新熔化时被挤出地面的,只有4000万到5000万的年龄;再比如说,拉萨以南的花岗岩是地壳成份,最为年轻,只有一两千万年历史,那是沉积岩重熔导致的,以北冈底斯岩带则主要为地幔成份,4000万年--所以说,4000万年是一个形成的重要时期,而1500-1800万年则是抬升的重要时期。--地球化学家就从石头里读它的成份和年纪,并娓娓道来。
  多年的地下探测发现鼓舞人心,基本轮廓渐渐呈现,许多现象得到解释,那么是否就此给出了确切的结论和合理的解释?不是的。认识的深化远不等同于问题的解决,有时恰恰相反:原本的提问没有答案,新的问题又已产生;原本的许多设想推论还不及被证实就已被推翻,我们的知识面越扩大接触的未知就越多。复杂化在于青藏高原地下深部结构比以往所能想象的都复杂得多。
  关于高原隆升机制也即地球动力学问题,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有关专家们提出了不下七八个模式假说,例如双地壳模式、多地体分阶段相继拼合模式、滑动线场理论、薄粘滞体模式、注入模式、挤压模式、旋转模式等等。这些假说各有其理,也各有缺陷,迄无令人满意的解释。中外联合攻关,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攀登"计划青藏项目中,加强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与国外同行不同,中国科学家更重视地下热融的作用问题。目前野外地下探测与室内模拟研究齐头并进,试图以多学科共同论证。一旦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将使地球科学产生重大突破--往往某一学科的进展,都会带动相邻学科相应发展,因为自然界是一个整体。更何况地球动力学是地学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古人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复杂和困难,是挑战也是诱惑,不管怎样,向地下探求未知的努力还在进行中,对于地球动力学的研究还在进行中,至于何时、由谁手持那把打开地球奥秘的金钥匙,将地球内部图像及青藏高原隆起机制乃至地球内部运动的奥秘最终揭示,尚属未知。首席科学家孙鸿烈院士说,那人也许并非地质学家,也许是物理学家吧。
  曾与中国科学家并肩工作过的巴基斯坦大地构造学家塔克赫里则意味深长地说:在地质科学上没有最后的一句话。
级别: 新手上路
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2019-10-30
第五章   西藏大地走遍

  从成都到拉萨,2400公里的川藏公路像一条长长的哈达,看来随意性很强地蜿蜒飘拂在群山之中。用哈达作比,是与西藏多少有些关联的人们所乐为的,极言其吉祥美好。不过以哈达形象比喻川藏公路,未免太诗意化了。沿线风光固然壮美,其奇险程度却是世所罕见。除了常态的险峻--许多路段本来就是在峭壁上凿成的天险之道,一面峭崖,一面深谷;通过山口处无分冬夏都是冰雪铺地,还有猝不及防的雪崩、骤雨、飞石、泥石流等险阻。汽车行驶在高处,可以鸟瞰同一条路的一道道盘旋而上。有一年青藏队的行李大车出了事,向下翻滚过好几级路面,又在山腰处的路段上四轮着地;1974年进藏那一次,青藏队的车队在藏东红色山脉的雨中赶路,一辆北京212车轮打滑,刹车、方向盘失灵,斜斜地冲向路基,要不是路旁那一堆沙土--多年后想起来依然心有余悸,曾坐在那辆车里的业务秘书温景春说,达马拉山公路那一侧就是笔陡的深谷,要不是那一堆道班工人堆放的沙土,定然是车毁人亡的结局。直到车轮受阻停了下来,好半天全车人没一个开口说话的。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莫过于这条路了。
  1973年初次进藏,生平第一次见识了如此险途的青藏队的司机们,如果说有人曾内心打算临阵脱逃也不为过。当然这是丢人的事情,一般人不会说出来。作为乘客的科学家们只见他们时常很紧张的神色,只见他们在翻越雀儿山冰雪路面时,大汗湿透了鸭绒衣。就这一点来说,大家一致钦佩那些常年往返在这条线上的藏族汉族驾驶员们,真是一群勇敢的人--不过一分为二看问题的话,这些被钦佩的人也算不得全面勇敢,他们中的许多人虽然不惧险山恶水,一旦到了内地大都市,最害怕的却是人,人多的地方不敢开车,或者经常在立交桥上出洋相。
  中科院综考会组建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后勤工作方面是下了大力气的。最初的青藏队负责人冷冰,是一位资深老干部,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术之紧要,格外重视后勤保障。有关的一系列举措中,首先选择了像冯志平、王震寰这样热心精干的管理人员,选择了既大胆又谨慎的唐天贵担任司机班长。为了考察工作的长期性和驾驶人员的稳定性,特意从驻华北部队选拔了30位汽车兵,并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农转非",把他们的户口安置在兰州沙漠所名下。七十年代西藏考察轰轰烈烈,后勤工作有条不紊,这在老青藏那里有口皆碑--以后的年代里,各专业分散行动了,基本取消了专职后勤人员,由专家学者们自行负责。有的主持人擅长此道,衣食住行井井有条;有的人可就不行。近些年来出野外比较狼狈的,以年青人为主体的居多:业务上硕果累累,只是时常腹内空空。
  经过上一年的藏东南山区的考验,第二年再走川藏线,这群年轻的司机们显得沉稳自如多了。而有了上一年的考察经验,青藏队上下都更加充满信心。所以1974年的队伍一下子膨胀起来,30多台大小车辆、100多位各学科专家一路同行。青藏队员们的平均年龄--正是好年华--38岁。上一年进了干校的一些人,例如林振耀、潘裕生、倪祖彬等,也都荣幸地随队前往。乘坐着的解放牌、跃进牌大卡车是经过粗粗改装过的:加上了帆布篷,沿车厢板加了两排木板座。大家每人穿一件皮大衣相向而坐,中间则是堆放着的行李辎重。川藏公路的沙土路面经多年行驶,成了"搓板路",一路颠来簸去,一路尘土飞扬,一路把新的皮大衣后背都磨碎了。林振耀就说,原来科学家的摇篮就在川藏公路上呵。
  此语出自一个典故:文化革命前的中科院曾拥有过一个黄金时期,科学家们集中的中关村每晚灯火通明直到夜深,那是一个特别强调科学和业务的年代。1962年从南京大学气象系毕业的林振耀,也加入了夜以继日钻研业务的行列。那时他就常听人说,"中关村是科学家的摇篮"。不过好景不长,没过两年,他就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去了甘肃武威最贫穷的乡村,过了一年近乎赤贫的生活。不久后又赶上文化革命,业务停顿。他之所以较之队友们晚一年进藏,是因那一年他进了五七干校,在河南驻马店确山干校盖楼房做小工。尽管他尽了最大努力想要做好工作,实践起来却既不得心也不应手。开山搬石头,差一点儿栽下山去;在河滩地挖沙,休克昏迷过;和泥盖房,又不慎把石灰弄进眼里。总而言之别提干校那一年有多狼狈。所以当他能够走进西藏,能够重操气象专业,别提有多喜悦多欣慰。林振耀所说的川藏公路和敞篷大车是科学家的摇篮这话没错,此后20多年坚持下来的各学科专家或跨了学科的大家,后来全部成长为研究员,甚至有一批人达到了中国科学界最高果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乘车从天府之国的成都出发,向西不过两百多公里,川藏线就开始进入青藏高原。二郎山,乱云飞,山高路险;雀儿山,银装素裹,一片琼瑶。这两座山皆因当年筑路部队那一首首豪迈的歌《歌唱二郎山》、《打通雀儿山》而名闻全国。还有一首同时诞生的筑路民歌也应被人铭记:"大鹰飞来了,大鹰的翅膀展不开;大鹰要高翔,山崖快闪开吧;大鹰要低飞,江河快闪开吧......"
  拉萨是大鹰落脚之地。拉萨河畔屹立着一通"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以纪念那一个不平凡的筑路时代,纪念为修建两路而捐躯的4000余名人民解放军官兵,并激励着后来者在这条路上勇往直前--筑路时代并未终结。
  这是一条创业者之路。科学家们也与千千万万的建设者们一样,每年往返在这条充满艰险、同时也充满建功立业喜悦的山路上。尽管后来进藏可以乘坐飞机了,机型也由"伊尔-18"而为"波音737"、"波音757",最后是"空中客车A340",但川藏公路所富含的与开拓同义的象征意义,却一直贯穿在青藏队的考察历程中。
  沿川藏线继续西行,过昌都达玛拉山,渐入藏东南山林世界佳境。此时已是1974年5月上旬,山脚花时已过,大片大片红杜鹃在山腰处开得篷篷簇簇。原始森林松涛阵阵,松萝垂挂,随风拂荡。在山青水秀的波密通麦地段,正是泥石流大塌方频繁发作的地方。这一次的塌方尤为严重,半边山垮塌,直堆江边,公路踪迹全无。隔着塌方区,两端公路堵塞了数百辆大小车辆,滞留此地的人们在安全地带的山坡上搭起帐篷准备"持久战"。青藏队也依样在此安营,一面向拉萨报告困境,一面每天去现场打探情况。情况是很严峻:塌方地区很不稳定,仍随时会出现滑坡危险;上方悬着一块足有几十吨重的巨石,是否炸掉它,道班工人对此颇费踌躇,惟恐因此引起再度垮塌,保不住下方的江和桥。只得试探性修一条供徒步穿越的便道。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闻讯,立即组织了一支车队前来救援。此时已是被困的第二十天。孙鸿烈、何希吾在前,上百人的科学家队伍三人一组,挪动在刚刚修通的一脚宽的便道上,上有飞石,下临深渊,悬着心,吊着胆。林振耀感到天旋地转,几乎不能支持。在一个小小陡坎上,打颤的腿脚怎么也跨不上去了。就在这时,身后一只大手伸来,使劲托了一把,上去了!是司机班长唐天贵。林振耀心里一热,不再惊慌,脚下也稳实多了。多年后回想起那一幕幕令人感动的场面,林振耀心怀感激地说,就是有那么一些勇敢者,会在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担当全队的中流砥柱,不仅是唐天贵那样的硬汉子,即使郑度这样看来文弱的知识分子,也会奋不顾身地站在最危险处,护送队友们。这首先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舍生忘死的人们在前,还有什么可说的哪!
  从1974年起,青藏队就在拉萨西郊的格培山下盖了房,建了基地。这也是加强后勤保障和作长期打算的一个举措。格培山就像一座屏风,横贯拉萨市区以北,只在山凹处有泉水流过的地方镶嵌几株绿树,山下则是大片肥沃牧场。基地紧邻自治区第三招待所,那是一大片很像样的建筑,后来自治区党校从藏东的易贡搬迁到这里。三所有座大礼堂,经常放电影。那是1975年春夏之交,正值空中和陆路各线青藏队员集中的时节,孙鸿烈一连三个晚上在大礼堂看电影--《创业》。影片中的主人公,那位饱经忧患、矢志不渝、为中国的石油工业建立殊勋的总工程师形象,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以孙鸿烈的父亲--孙健初老先生为原型创作的。新中国诞生前夕,孙健初先生任职甘肃玉门油矿总工程师。此时正值国民党撤退之时,他谢绝了美国同行的建议,没有去国赴美,而是留在矿上和工人一道护矿护厂,迎接人民解放军到来。解放后,他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石油工业部总工程师。后来,为纪念他为中国石油工业所创建的不朽业绩,玉门油矿为孙健初先生立了一座镶有他的瓷像的纪念碑,并特邀已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孙鸿烈夫妇出席了揭幕典礼。
  电影《创业》的公映也经历了一个反复。由于影片正面刻划和颂扬了知识分子,"四人帮"很不高兴,以"宣传了唯生产力论"、"美化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由曾一度禁演。幸好毛主席为此片说了一句话"此片无大错",复又公映。孙鸿烈凝望着银幕上的父辈形象,回想着父亲的一生业绩,对自己的言传身教,不禁一次次热泪盈眶。他觉得父亲留给自己的精神遗产太多太多,那是爱国的精神,敬业的精神,在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精神。从他大学还未毕业起,就经历了国内一场又一场运动,特别是眼下的这场文化革命,痛失了多少宝贵时光!幸好有了青藏队,幸好来到了天高皇帝远的西藏,幸好自己又担任了青藏队队长。由此他格外珍惜这次实现多年理想的难得机遇,因此在下一年率队阿里考察时,明知自己可能患了"舌癌"(后被否定)也拒不回京;同时也格外爱惜这一群知识分子--老青藏们对于他们的队长全都是有口皆碑,说这位青藏科考第一人正是这项事业持之以恒的凝聚力所在。当然,谦逊的孙鸿烈不同意这一说法,只说是由于事业的魅力,青藏高原的魅力,是青藏研究的魅力凝聚起一个献身事业的优秀群体。
  1973年-1980年,对于青藏高原主体部分的西藏地区自然科学诸领域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发现时代。
  是以拉网式的、滚地毯式的方式。在科学空白地区,第一步必是原初的摸清家底、不可或缺的基础调查工作--形象说来,起初各学科的专家们手持一份空白图表,从接近于零开始,随着足迹所至、目光所及,圈圈点点逐一将它填满,完成一个形象化描述阶段。此后众多数据将被输入计算机进行数学摹拟,归纳整合,研究解释,自然界以此给出的多组方程将被一点一点破解,自然的奥秘和规律就这样徐徐呈现。整个七十年代,人们在120万平方公里的西藏大地上穿梭往返,沿雅鲁藏布2000公里上溯下行,在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中攀上攀下,东起横断山脉的昌都,西至西部高原的阿里,北上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唐古拉直到莽昆仑,穿越整个藏北高原腹地--西藏大地走遍。
  是工蜂式的劳作。1973年藏东南考察初战告捷,此后专业和专家逐年增多,1976年野外考察鼎盛时期,中科院组织了连同室内工作人员共上千人的庞大阵容,协作单位共92个,其中中科院所属研究所29个,大专院校31所,西藏地方及其它省份科研和生产部门21个;包括地球物理、地质、地理、生物和农林牧水等学科领域50多个专业共400余人的野外考察队伍。对于西藏自治区全面系统的综合考察贯穿了七十年代,历时之长、规模之大、学科之多,在我国乃至世界科学考察史上也属盛况空前。
  历经多年的考察研究,各学科纷纷建立有关西藏地区的专业框架。一笔笔的添加,西藏的自然面貌被工笔描画;一块块基石的垒砌,最终筑造起科学意义上的立体西藏。
  且让我们追随着科学家们的脚步,去青藏高原的主体西藏,探寻更多的未知。
  在质地坚硬的高原面上,有柔而韧的水从容流淌。概念中的高寒干旱西藏,其实是我国河流数量最多、水量最大的省区之一。七十年代的考察统计,西藏自治区境内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河流数以千计,仅在藏北高原,大大小小的湖泊也是一个数以千计。一个河流的世界,湖泊的国度。
  山高水也高,水从天上来。世界高极的青藏高原名副其实地成为山之巅、水之源,冰川的融水、地下的泉水,涓涓滴滴,不舍昼夜,造就了溪流与江河。中国和南亚著名的大江大河,差不多皆发源于此--长江,黄河,湄公河,萨尔温江,雅鲁藏布-布拉马普特拉河,狮泉河-印度河与恒河......条条江河归大海,众多外流河历经数千里,最终流向孟加拉湾,阿拉伯海,汇入印度洋-太平洋。它们具有着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的双重意义,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它们哺育了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亚洲文明的辉煌,迄今仍在孜孜不倦地养育着沿途国度不同民族的现代生活。
  贯穿西藏中南部的雅鲁藏布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它源于喜马拉雅和冈底斯两大山脉之间的冰峰雪岭,东向2057公里,在东喜马拉雅一个大拐弯,飞流直下,在巴昔卡流入印度平原--在那里,印度人称它为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这一条雄浑美丽的河,理所当然地被称作藏民族的"母亲河",它从荒凉之地出发,流经后藏谷地、藏南谷地、藏东南森林地区,它的中部流域和它的两条重要支流年楚河、拉萨河流域,被称为西藏最富庶的"一江两河"金三角地区。这一地区是藏民族及其文化文明发祥地。沿江一线,已迭有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大量的吐蕃古墓群发现;历史演替,王朝更迭,人口集中,寺院密集,农牧业生产较为发达,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在此投以巨资,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为"一江两河中部流域综合开发工程"--沿雅鲁藏布江,古往今来构成一道精彩的自然人文风景线。
  七十年代西藏考察,青藏队特设干流组,对全长为2057公里的雅鲁藏布江进行水量水能测量和流域考察。这是一个有史以来对于雅鲁藏布江最全面认识的过程。水资源学家关志华担任组长,领导了为时四年的野外工作,最终成果体现在由他主编的《西藏的河流与湖泊》里,也体现在今天人们有关这条江科学常识的普及程度中。野外工作从下游大峡谷开始(1973和1974)依次为中游(1975)和上游(1976)。为表述方便,让我们从源头处说起。
  1976年雅江河源区考察的重要地理成果是重新订正确认了它的正源--杰马央宗冰川。而此前则存在着双源说--库比藏布+杰马央宗;三源说--上述两处+马攸木藏布。其中比较权威的说法来自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他曾于本世纪初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库比藏布为正源。
  1907年7月间,斯文.赫定怀着"我要做到第一个进入布拉马普特拉河发源地的白人"的信念,由三位当地向导陪同,沿着先前测量的上游诸水系中水势最大的库比藏布骑马上行,直到爬上源头处海拔4864米的山巅,"全部漫游只花到百五十马克!谁不情愿这样便宜地买到发现地球上的一条最著名河流发源地的荣誉呢!"
  那之后的三十年代,有了一个不同说法。印度地理学家普拉那瓦南达踏勘了雅鲁藏布江河源区,他看到杰马央宗长于库比藏布,应为正源;对于斯文.赫定有关两条河流径流量的对比测量,普氏也认为必需有长时间的连续观测资料方能成立。这一结果发表在1939年英国地理杂志第93期上。
  又是几十年过去,中国科学家关志华他们来了。从拉孜县加加地方向西,进入上游地区,马泉河河谷。马泉河河谷在日喀则地区仲巴县境内,它的上源:北面的马攸木藏布、中间的杰马央宗、南边的库比藏布,在桑木张地方汇流成马泉河。当地牧民说,马泉河呵,是从马鼻子里流出来的。长约200公里的马泉河谷地呈辫状水系分布,湖塘点缀其间。虽然海拔高达4700米,但广阔的冲积平原上紫花针茅遍布,圆盘状的暗褐色锦鸡儿灌丛伏地而生,沙洲小岛是候鸟们的春夏乐园,水草丰茂的高寒牧场,夏季牧民游牧在此。
  干流组在杰马央宗和库比藏布汇流处驻扎下来,每天定时定点分测两河径流量,同时测量两河汇流后的总量,以检验分测数据。源于冈底斯山脉的马攸木藏布已经消失,它是一条季节河,是杰马央宗的上游支流,在上方已经汇入,在正源确认中首先被排除。
  在河流诸源中确认正源,一般遵循四项条件:一是河长,它必须是最长的;二是流量,它应该是水量最大的;三是流域面积,要宽广一些。除了这三点以外,还有一个人文因素需要参考的,那就是民族习惯,当地的传统看法。为时一周的精确测量之后,又对源区情况进行了考察,一行人骑马上行,一直走到杰马央宗冰川,流下大江第一滴水的地方。那里荒凉而壮阔,随处可见冰川退缩后的终碛垅和侧碛垅,一汪汪冰川小湖泊。杰马央宗,在藏语中是"沙子堆成的雍仲图案"之意。雍仲" ",是早期本土宗教本教的教徽,寓有永恒轮转、万世不息之意。可见自从藏族先民时代起,人们就意识到雅鲁藏布对于民族生存、对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养育之恩,是一条神圣之河,而河源处则是神圣之地。
  一路向牧民打听过来,牧民们都说,历年来杰马央宗水量最大,是雅鲁藏布的源头。流量测量结果和河长、流域面积调查,也是杰马央宗远远大于库比藏布。看来当年斯文.赫定受测量时间和次数所限,而且并未到达杰马央宗,经验和数据有误。由此,中国科学家给出的雅江源头是杰马央宗为正源。
  东西平直走向的雅鲁藏布沿着一条深大断裂带发育,它是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碰撞的产物,沿江一线有储量丰富的铬铁矿。西藏最大的罗布莎铬铁矿就坐落在雅江中游山南境内。这种超基性岩产生于地球深部,它在板块碰撞的剧烈活动中沿着裂隙被挤出地面,为板块构造提供了依据。雅江作为两个古大陆的缝合线,它的南岸喜马拉雅山脉的地壳厚度仅有50多公里,而北岸则突然增厚到70公里,证明着印度板块插向欧亚板块之下,雅江是一条沿地壳最薄弱地带发育的一条构造河。
  加加以上的雅鲁藏布上游地区是开阔的高原谷地地貌,从加加开始到米林县派乡大峡谷以西,江水宽窄相间,呈一束一放串珠状分布。它在喜马拉雅和冈底斯两条著名的山系间流过,沿途不时劈山开道,河床时而宽阔,时而狭窄;水流时而舒缓,时而湍急。从加加到拉孜百余公里远的江段远离公路,有峡谷出现。关志华他们赶着马帮沿江考察了一个多月。起初他们划着橡皮船在水中前进,一路测量。但峡谷地段狭道急流巨石,小船逐浪而去,颠簸得厉害。坚持工作了三天,第四天,一个巨浪掀翻了叶片似的小船,关志华落水,幸好穿了救生衣,才爬上岸来。尽管穿了救生衣,也还是沉入激流好几秒钟,而且冰川雪水冰冷刺骨,能够自救也是侥幸。所以后来无奈放弃船上工作。
  越过日喀则开阔的后藏谷地,雅鲁藏布在尼木和曲水一带山丛中重又变得狭窄--九十年代新开通的拉萨-日喀则黑色公路正是数百公里沿江而行,一路可见山高谷深,激流奔腾的景象,至今仍可见跨越江面的索桥。当拉萨河在曲水汇入雅江,江面在此骤然开阔,从此岸到彼岸,十几公里开阔的江面河床需放眼远望。而当雅江行至中游地带有名的桑日-加查峡谷,再一次激情澎湃。这一峡谷地区格外封闭,如同世外桃源。旧时代西藏对这一地区的居民有"达古"之称,意即"野人"、"呆傻人"。因为去往这一峡谷的道路格外艰险,除了当地人偶尔出来以猎获物交换日用品和盐巴之外,极少有外人涉足此地。这是中游地区考察中最为艰苦的一段。
  干流组雅江考察的任务,除对于水文特征--河道、流量、泥沙、水化学、洪枯水位等--的基本调查外,还负有水能资源及其合理开发利用、开发方式和工程条件的评价使命。关志华从地形图和航空照片上、从对当地的访问中得知,桑日-加查峡谷中有两条大瀑布,就带领一个小组前往探察。为确保这次探险活动的安全,专家之外,山南地方和驻军还派出了训练有素的侦察兵和藏族向导陪同。
  对于僧瀑布的考察在桑日县的张嘎村附近峡谷入口处开始。一行人乘坐牛皮船渡江到达南岸,徒步走过七、八公里山路,山势陡峭起来,小路消失。继续前进不久,已可听到江水雷鸣。忽有峭壁临江耸立,截断去路,只好无功而返。
  第二次前往僧瀑布,是骑马绕道而行。翻过藏南有名的神山俄得工实雪山,穿过海拔5000多米的切那拉山口,迎着突然而至的风雪冰雹前进,于黄昏时分到达勒布角。这是一个只有六户人家的小山村,在郁郁葱葱的山林环抱中,只见一小片一小片耕地,不见一处房舍人家,静谧中有一些神秘。不料人家却发现了这群不速之客,就在考察组搭帐篷、架灶具的时候,一位藏族村民送来了一篓鲜鱼。这篓鲜鱼让经历了一天艰苦跋涉的人们欢天喜地到深夜。
  从勒布角到僧瀑布,完全没有路,要在悬崖峭壁区整整走上一天。其中有些路段之险真是触目惊心!有一段十几米长的花岗岩陡壁,水平斜面不到一米宽,陡壁以下数百米处则是滔滔江水。矫健的侦察兵先过,在悬崖两端打牢岩石锥,把一根25米长的尼龙保险绳拴在岩石锥上。其实它的功能,说到底也不过一个精神安慰,要是勇气不够,即使拉住绳子也不敢移步的。终于有一位专家走到半道,由于腿抖得失去控制,那一步无论如何也迈不出去了。藏族民工见状,即刻返回,勇敢地趴在石壁上,硬是用手托住那人的脚,一步步挪到安全地带。
  下到谷底,循着震耳欲聋的水声,终于看到了僧瀑布!准确地说,这是一处大跌水。在峡谷中最宽段为66米的这段江面上,江中横亘着一块巨大的斜面岩块,顺江东西长23米,南北宽33米露出水面。巨石两侧各形成一个溢水口,过水宽分别为24米和9米,水头落差为4.6米。这处大跌水的形成,是由北岸山体崩塌,巨大的花岗岩块坠入江中堵塞河道所致。其余几处小跌水也出于同样原因。江北岸,山体裸露破碎,崩塌现象严重,江边大石块堆积如山。
  从僧瀑布去往涅尔喀瀑布,沿河道虽然只有20公里,但峭壁陡立无法通行。只有再绕道前行。这一绕道,需费时两天。路途仍然艰辛备至,但有了这几天翻山越岭的经历,倒也不至于太紧张。看来只有猎人来过这儿,断崖间有一根枯树的独木桥。这一条V型峡谷,顶部山峰5000多米,与谷底垂直高度在两千米上下,其上白雪皑皑,其间植被垂直分布,生长着松、桦、杜鹃和名贵的虫草贝母,不时有獐子、猴子在视线范围内跑来跑去,不为人知的地方,总有意料不到的美景。当晚宿营在丛林中的山坡上,向导派人连夜赶往龙巴堆村准备马匹。所以第二天走了三个小时到达这个村庄时,山野中竟然有嘹亮歌声从高音喇叭里传出,关志华他们闻听笑起来了,那感觉既亲切又荒诞。全村八户男女老少全部出动,欢迎此地罕见的远方来客。
  涅尔喀瀑布就在龙巴堆村东北不足一公里处。也是两处大跌水。它比僧瀑布规模更大更壮观。上千秒立方的江水奔腾而下激起几米高的浪花水雾,在阳光辐射下形成美丽彩虹。江水汹涌激荡不已,发出使整个峡谷颤动的轰轰声响。涅尔喀之意为"鱼在此被卡住",具象形容了鱼群逆水向上游动,在激流处可跃出水面一米高,接着便被急流冲下瀑布的情形。一些鱼被水浪打晕,在瀑布下游水流平缓处浮上水面。所以在当地,人爱吃鱼,牛羊也爱吃鱼,人们还有储存干鱼的习惯。
级别: 新手上路
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2019-10-30
      涅尔喀一带江面宽55米,两处跌水分别为11米和30米,落差为5.3米。涅尔喀瀑布是一条基本上垂直于河流流向的、受构造断裂所控制而发育形成的。
  在对37公里长的桑日-加查峡谷的科学探险中,发现那里的水利、水能资源极为丰富。峡谷进口处年平均流量达1000秒立方。峡谷河段最窄处只有30米,水面落差达270米,水能蕴藏充沛。关志华计算了水能储量,为未来的水资源开发和建坝修电站作了评价。类似桑日-加查峡谷的电站设想,在整个雅鲁藏布江干流上共设计了11座,均被国家列入未来水能资源开发的规划预选点。
  正是从桑日-加查峡谷开始,海拔渐低,江水奔流在山丛密林之中。到达米林县派乡境内,以一系列小拐弯开始了著名的马蹄形大拐弯,在墨脱县境内形成世所罕见的地理奇观,形成世界第一大峡谷。这是一个奇异大峡谷:它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治,是全球热带森林分布最北的地区,是全球降水最多的地区,是全球隆升最快的地区;是一个巨大的水汽通道,有可能是一个地球的"热点";它对于东亚气候的启动作用和预警作用正在被探讨之中;它剧烈的构造活动为地球打开了一扇天窗,从地表就可以观察到原本几十公里厚度的地壳、岩石圈直到上地幔部分;它还是植被生物垂直分布的活标本,是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宝库,物种起源和分化中心,第三纪孑遗物种避难所......概而言之,大峡谷的科学研究极具价值和潜力,从七十年代开始,直到九十年代当下,一直作为科学界的热点地区被关注--这一科学盛筵的情形,将在本书第十二章中详述之。
  干流组先从大拐弯起始处的派乡出发,顺江而行,一直走到白马狗熊地方,实在无路可行时方才折返;第二年,则从从派乡直下墨脱,从下游背崩村沿江而上,直到大峡谷顶端,几近全线考察了大峡谷中的水文和水资源状况。大峡谷腹地500多公里河段,是从源头处沿江全线考察中最为艰苦的行程。风光的奇丽、收获的巨大,与路途的艰险和困顿恰成两个极端。
  大峡谷腹地水资源考察成果是令人振奋的。一个被称为"世界屋脊上的宏伟设想"诞生。关志华的同事、青藏队水利组组长陈传友,参阅了国外大量引水调水工程资料,与关志华、何希吾一起,提出了在大峡谷地区以最短距离、最高落差,建一座发电量超过三峡两倍的世界最大水电站,利用它所提供的电力,将雅鲁藏布、金沙江和澜沧江的部分流水,引往干旱的大西北。这个来自大峡谷的灵感被国内外所关注,作为一个资源开发的长期战略储备,国家已将之纳入超前期研究阶段。
  走过了雅鲁藏布从源头到下游出境处全长2000多公里的行程,确定了这条江的多年平均径流量为1395亿立方米,占我国河川径流量的1/20,仅次于长江、珠江,在我国河流中居第三位;天然水能蕴藏量约为1亿千瓦,相当于全国河流水能蕴藏量的1/7,仅次于长江,在我国河流中居第二位;而它的单位河长、单位面积的水能蕴藏量极大地超过长江,居全国河流中首位。
  地理学家们注目于雅鲁藏布江,首先看到的是它的奇特性--高原面上近两千公里东西平直走向。李炳元、杨逸畴他们从源区开始一路考察下来,一个重要地理发现是确认了雅鲁藏布江是地质构造产生的先成河,而非布拉马普特拉河溯源侵蚀的袭夺河。本世纪五十年代,老一代科学家注意到雅鲁藏布江的另一些奇特现象,例如它的发源地与印度河上源狮泉河的源头相距不远,其间只隔着一条并不高峻的分水岭;中游地区主要支流如年楚河、拉萨河并非相向汇入而是逆向或直角汇入等情况,设想雅江在地质历史中相当晚近的时期,并非由西而东流入孟加拉湾,而是向西而南沿印度河汇入阿拉伯海的。后来由于布拉马特普拉河的溯源侵蚀,与雅江东源相接,雅江自此改向,形成今天的面貌。在本次考察中,地理学家们一步步揭开了这一科学之谜,否定了那一说法。
  具有重要地质意义的雅鲁藏布江闻名中外。许多外国科学家和中外游客们来西藏旅行,都要去亲眼看一看这条著名的缝合线,看一看沿江出露的深海物质蛇绿岩,他们走过雅江大桥,就是跨越了两片古大陆--这是有关时空方面漫长而辽阔的神奇体验。
  西藏境内湖泊众多。全国湖泊面积大约为8万多平方公里,有近一半的面积分布在青藏高原,其中西藏境内约为2.31万平方公里,且大多集中在藏北高原。西藏湖泊类型众多,几乎囊括了所有湖泊类型:以水系分类为外流湖、内流湖、内陆吞吐湖;以化学分类为盐湖、咸水湖、淡水湖;以成因分类为构造湖、堰塞湖、冰碛湖、风成湖等八类,应有尽有,所以湖泊专家们说,要研究湖泊必须去青藏,长江中下游地区皆为外流类型的淡水湖。
  中科院地理所和南京湖泊所负责调查西藏湖群,七十年代里走遍了藏北藏南,实际测量了50多个湖泊。他们的工作方式是以橡皮艇泛舟湖上,沿一断面测水深、水温、水质,测面积和容量,山光水色,诗情画意,看起来似乎浪漫,但在此之前,西藏的上千座湖泊仅有少数几个玛旁雍错、色林错、崩错等被斯文.赫定实地测量过,其余大多为未知。未知就意味着潜在的风险,需要历尽艰辛去探险;未知同时也意味着发现,所以也不乏喜出望外的时刻。1976年藏北小分队的无人区考察中,湖泊学家范云崎他们就多多经历了这样忽而忧虑、忽而喜悦的时刻。考察藏北的措尼湖时,在航程为9公里的湖中一口气工作了八个小时,其间波涛流滚滚,小船颠上抛下,守候在南岸的队友们一直在搜索小船的踪影不见,焦虑万分,直到忽然发现小船从水里钻了出来,又是一个惊喜万分。在措尼,范云崎他们发现了这个新构造湖奇特的水文现象:35米深水处水温竟高达摄氏18度!在马尔果茶卡考察的经历也令人啼笑皆非:小分队在湖边宿营,丝毫不觉得这个面积为70平方公里的湖有什么异样--湖周遭是一道道不断退缩的湖岸线,湖滩地上布满银白的盐碱结晶,天蓝色湖水碧波荡漾--与所有的湖泊一样的美丽壮观。考察队员们携带着超声波探测仪、半导体深水温度仪和野外简测水化学分析箱及救生设备,穿上深筒雨靴,抬上充足了气的橡皮艇准备在水深处开船工作。可是抬着船一直前进了200米远,水深仍然只有一两厘米。汗流浃背的人们只好弃船前行,开始还小心翼翼地探着路,不久就大摇大摆,自我感觉是一群踩着水面过海的八仙。用了两个小时从此岸到彼岸,湖中心最大水深不过5.5厘米!考察队员们站在湖心拍照,犹如站在巨大的镜面上,倒影格外清晰。原来这是一个大盐湖,整个湖底全都是平整而坚硬的白色盐晶,与覆盖其上的浅水同一色调,连科学家也不由得大上其当。别说人走过,就是大卡车也可以如履平地。至于盐晶厚度,在湖心处打了1.5米的深洞仍不见底,粗略估算了一下,马尔果茶卡一个盐湖的食盐储量,就够西藏人民食用一万年!当然,除了食盐,盐湖还含有芒硝、天然碱、苏打、硼砂等多种矿藏,还有稀有金属的锂、铯、铷等,是一座天然宝库。
  一部藏北湖泊发生发展消亡史,就镌刻在由高及低的那一圈圈层次分明的古湖岸线上。去往文部盆地当热雍错的几十公里路程,沿途两侧山峰都布满了清晰可见的湖水退缩遗迹,几十道湖相平台就像是巨大的露天体育场看台,最高的一级已高出湖面200多米。使人联想到自己正在当年的湖底世界遨游。而另一湖泊色林错,古湖最盛时曾是一个上万平方公里的大湖,现今已缩小了七倍还多。
  藏北湖泊群的消长盛衰无疑是青藏高原形成和演化的历史见证。上千万年前的第三纪时期,高原上海拔还仅有一千米左右,气候温暖湿润,针阔叶林遍布,森林动物活跃。沿东西构造断裂带藏北地区发育了一系列断陷湖。随着第三纪末期的高原强烈隆升,气候变得干冷,古湖发生了变化,一些消失,一些迁移,还有一些新生。这情形一直持续到地质第四纪的两百万年间,到第四纪中期的距今大约几十万年直到几万年时,是藏北古湖的最后辉煌--"大水湖"时期。从今天举目可见的湖岸线,可以遥想当年湖泊景象:湖面该有多辽阔,湖水又有多么深;从湖相地层的动植物化石看来,也可以得出水生动物和湖畔植物何等兴旺的印象。可惜胜景不再,我们无缘亲眼目睹;尤为可惜的是藏北湖泊一万年来正处于强烈的退缩中,气候越发干冷,湖水减少浓缩,盐类聚集,淡水变咸,咸水成盐,更多的成为和即将成为干涸湖盆,空留下一道道砂砾堤和一处处浪蚀崖洞供后人观想。
  如果说七十年代的湖泊考察更多地是为填补区域空白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以来的湖泊学家所从事的工作已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国际科学界在对深海沉积研究多年之后,近年间又把目光投向了陆相的湖泊沉积。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中纳入了这一国际前沿课题,提取湖泊岩芯,获取古环境古气候信息--青藏西北部甜水海的湖芯已可说明24万年;东北部若尔盖盆地的则可追溯到八、九十万年以来。这项继往开来的工作仍由南京湖泊所承担,不过是由更年轻的人来完成了。时隔二十多年,李世杰博士以与当年范云崎的同样年龄再上高原,负责湖泊岩芯的钻探工作。他的基础资料是范云崎他们七十年代考察所得。这一课题的名称是"现代湖泊沉积过程及其意义"。
  这项工作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湖泊以它的较之深海沉积更为丰富、分辨率更高、信息量更大的优势,体现着它的科学价值;二是看来已经死去的生命,以被重新发掘的方式重新活过。尤为重要的是,藏北湖泊的兴衰是一个纯自然过程,最少人为因素干扰,可以忠实反映数以百万年以来的古地理古气候环境与变迁,在科学的意义上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湖泊对于气候的反应是如此敏感,近年间全球变暖的趋势迅速在藏北湖群中得以体现。李世杰惊讶地发现,仅仅七、八年过去,当年他工作过的那些湖泊,水深变浅,浅水成为沼泽,而沼泽,已成荒漠草原。
  西藏地热也是青藏队考察内容之一。此前的西藏有关资料仅记录了30余处,而考察证实的实际数量足足高出20倍。仅在西藏境内就有600处,加上横断山脉的1036处,青藏高原的地热点至少占有全国总量的40%还多。
  1972年青藏队组队时,因为规模较小,尚未考虑地热问题,也就是说,没有章铭陶的份儿。何况他本人也并非地热方面的专家,他是地下水专业,水利专家。但章铭陶的眼前老是晃动着世界地热图上的那条虚线--世界上早已搞清了那两条地热带:环太平洋地热带和地中海地热带,它们到达中国时就变成了一条虚线,这条虚线总是牵动着他的心。而他从小就看到美国地理杂志上介绍的黄石公园的地热,那个世界最大的地热间歇喷泉让他怀想了一辈子。
  章铭陶向孙鸿烈请缨,参加青藏队,搞地热,填补空白。孙鸿烈认真听取他的陈述,表示同意的同时,特别交代了1973年还将去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请他一并兼搞工程地质。
  进行地热考察的历程是艰苦的,但多么令人振奋!地热现象也像青藏高原上的其它自然现象一样,第一个特点就是类型丰富。西藏数百个地热出露点就有20多种水热活动显示类型,它几乎包括了地球上为人所知的所有类型。第二个特点是表现强烈。虽然整个青藏高原几乎不存在现代火山运动,但地热的显示强度并不亚于地球上任何现代火山区。这是由于来自印度板块的强烈水平挤压,在高原厚地壳下部可能存在局部的地壳重新熔化所致。重熔的高温熔岩浆活动和超变质活动就成为强烈水热活动的稳定热源,它们在地下运行奔突,在强大的压力下寻找地壳薄弱处冲腾而起,不免就使表现形态显现任意性--除了常规的热泉热田形式,还有沸泉、沸喷泉、喷气孔、间歇喷泉乃至水热爆炸等极端形式。丰富而活跃的地热现象与高原的隆起密切相关,提示着当下青藏高原年轻的大地构造运动仍在剧烈进行。
  西藏地热主要集中在两大板块交接处的喜马拉雅弧形山系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的藏南谷地,从西部阿里的狮泉河河谷到东部的横断山区,呈东西向2000公里展布。当八十年代横断山脉考察结束时,章铭陶自豪地将它命名为"喜马拉雅地热带",把虚线变为实线,让它向西经克什米尔、伊朗、土耳其、意大利,连接地中海地热带;让它向东再向南,经云南西部、缅甸、台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连接环太平洋地热带--至此,世界地热的图像总算完整,章铭陶长舒一口气,内心不由得升起一种叫作成就感的感觉。
  后来章铭陶还为西藏做了许许多多事情,其中也包括地热能源的开发工作。但最初几年的野外考察经历中所饱含的艰辛和惊喜仍不时在深心里翻腾,犹如伺机而出的水热爆炸。这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人,他的父亲曾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馆长,因此他能在很小的时候就读到黄石公园。良好的教养使他酷爱外国古典音乐,也曾担任过大学时代的合唱团指挥和乐队指挥。但这类优雅嗜好并不妨碍他在最艰苦地区做一个最能吃苦的人。1975年那一年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一年内实地考察了93个点。9月间在谢通门一带活动,为了考察一个间歇喷泉,焦急地等到马匹已是过午。即刻出发,天黑时到达目的地察布,一连观察了一个昼夜,几点几分起喷,又几点几分结束,历时几分几秒,24小时内共记录了208次喷发,喷高7米--14年后的1989年,当章铭陶为"一江两河"中部流域综合开发工程搞规划,再度到达察布间歇喷泉时,发现它的喷发规律已大大改变:每天仅喷发4次,但喷高却达到十几米,而且气势宏大,震撼人心。确切地说,这一改变实为复原:据当地人讲,记忆中的察布温泉从前就是每昼夜喷发四次的,1959年的一次地震后,不仅泉口位置移动了百多米,而且喷发次数骤增;前些年,不知什么原因,它又恢复了老样子--大自然就这样迷人又这样不可思议。
  迷人而不可思议的大自然创造了西藏地热奇观。最壮丽的间歇喷泉位于昂仁县以西接近阿里的地方。那一年7月下旬,依据藏族同胞提供的线索,章铭陶一行策马来到雪山下的搭各加水热区,那里有四处大型间歇喷泉。七月末内地正值盛暑,但在这高原深处,当晚他们的帐篷就被大雪压坍了。从雪被下钻出来,就见大地银装素裹。在雪原上观看热泉腾起,云蒸霞蔚,冷与热奇妙组合,那壮美真是难以言表。四处间歇喷泉中,最勤奋者是最大的那处,它无时不在喷发,高高低低,起起落落,等它铆足了劲儿,就是一次竭尽全力的突击--第二天下午3时,章铭陶记录下它最大的一次:喷高20米。那一刻劲风裹着蒸汽团劈面而来,仪器表面模糊不清,测温探头被强大水汽流掷向半空,人们的手和脸所有暴露部分都被热暴雨烫红,但内心的激动也如眼前的气浪翻腾--这是当时、也是迄今为止在全中国所发现的最大的间歇喷泉!第二、三处较有规则,每隔五、六小时喷发一次。只有第四处喷泉惰性十足,让他们等了足足30多个小时,方才以奇异的姿态斜向喷发,呈抛物线状直指河床对岸,宛如在水面架起一座银桥。就这样,这座美丽而虚幻的银桥每隔30个小时存在25分钟。
  来自地球深部的动力,作用于来自地表的水,就这样蔚成西藏地热奇观。在人迹难到之处,它们千恣百态地自我表现,它只让不辞艰辛的人一睹尊容,欣赏赞叹并肯定它的存在价值。此后不管身处何方,章铭陶都不时想起那些壮丽情景,源自地球强大生命力的热情从未有过丝毫懈怠消歇,并表现得如此直观,那是大自然以生命与活力谱写的恢宏交响曲,既古典又现代,拨动心弦,灵魂深处的激情与之合鸣。
  这支大自然交响曲最强劲的一章,是水热爆炸。此前这一水热活动形式未见报道,为西藏所特有,也由章铭陶在西藏西南端的普兰县境内首次发现,并为之论证和定名。但水热爆炸现象极为罕见,在这样的地区,每年喷发不过几次,甚至几年十几年才喷发一次,所以走遍了西藏的章铭陶也无缘一见。或者说,他刚好错过了一次机缘:在纳木那尼峰附近的霍尔区,听区委副书记说起前不久才发生的一幕:那是1975年11月12日傍晚,这位副书记随着牧人收牧归来,行至塔格藏布河畔,忽听一声惊天动地巨响,牛羊登时四散惊逃。只见曲普方向烟雾弥漫,一股巨大烟柱腾空而起,直冲云天。"就像原子弹爆炸那样",--这位从电影上看过原子弹爆炸情形的目击者说,烟柱足有八、九百米高呢;过了一阵子才变成一团黑云飘走。随着爆炸声抛出来的石块,足有平底锅那样大,抛过一公里的距离落在了塔格藏布河对岸......
  章铭陶一行兴冲冲地奔向塔格藏布河谷。在河流注入玛旁雍措的河口附近,热气蒸腾,一片片高温水热活动区呈现眼前:泉华地貌参差起伏,圆形热水塘星罗棋布,一串串爆炸穴口彼此连接,就像一群复式火山口,看来此地频繁发生水热爆炸。在泉华丘的西北侧,章铭陶终于找见了最近这次大爆炸的新鲜遗迹--一个大约25米的圆形沸水池,在汽雾笼罩下,隐约可见池心两处翻涌不息的湍流区。沸水池周遭,是高约5米的砂卵石层,这些湖底之物,想来是被水汽的力量掀翻至此。章铭陶揭示了水热爆炸现象的机理:它与间歇喷泉在成因机制上有继承关系;出于某些复杂的原因,热水变成蒸汽,体积膨胀数百倍,它所产生的巨大膨胀压力,足以猛然掀开热储盖层,形成爆炸,成为水热活动中最为剧烈的形式。
  气质和个人兴趣接近艺术家的章铭陶虽说最具有绅士风度,但在反差很大的环境里工作,不免时常斯文扫地。他本是青藏队公认的善骑者,不想在萨迦县考察一处水热大爆炸地点返回的路上,由于路远天黑,待看到面前深沟时,吃惊的收不住脚步,仓促一跃中,骑手重重摔下。快到县城时,同行者们才发现马上无人,赶紧回头寻找,章铭陶伏在沟里已昏死半晌。县医院山东援藏的老大夫紧张地守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方才苏醒,记忆却已暂时丧失,醒来第一句话就问这是什么地方,咱们干嘛来了。
  那一次从谢通门到南木林,沿冈底斯山脉考察,换马不换人,骑马走了整整15天,有时一天要爬三座5000米以上雪山。一位向导得了雪盲,只好剪下马尾巴遮住眼睛。章铭陶生怕另一位向导也患上雪盲,就把自己的墨镜送给他,自己闭着眼睛抓住马尾巴赶路。高山缺氧,马不肯走,就用刀背捅马屁股。这一年的中秋节是在南木林的山野中度过的,为了寻找最后一个沸泉,章铭陶坚持不回。在这个月亮又大又圆的美好夜晚,四个人就露宿在一个没了房顶的屋框里。而他们的所有食物就是两个圆根。丰盛地沐浴了一夜月光,只是饥肠辘辘。最可怜的是章铭陶的助手,来自北大的工农兵学员小戴,一个大小伙子看起来饿得好苦。多年后想起来觉得清朗月光下的山野多么诗意,同时想起来的还有饥饿感。
  以喜马拉雅地热带填补世界地热图的工作只是第一步。1973年西藏考察第一年结束时,青藏队向当时的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郭锡兰汇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考察情况。郭主席注意到章铭陶谈的地热,就说,你能不能再看看其它地方有没有,比如拉萨附近。西藏啊,就缺能源,要是不能发电,哪怕洗个热水澡也是好的。
  从此章铭陶就自觉到压力和责任:从事基础研究的目的是找到自然规律即可,章铭陶的志向却不仅在此,还在能够开发利用,现实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所以从第三年起,他就存心把本底调查和开发利用同步进行。地热组的重要参与者还有北京大学地质系的佟伟教授,1975年章铭陶负责跑面的同时,青藏队与西藏地质局合作,佟伟被分工主持了羊八井地热开发的前期工作。同年,在羊八井热田诞生了中国大陆第一口湿蒸汽井,井口温度高达130℃。目前羊八井地热电站装机容量已达2.5万千瓦,年发电量6059万千瓦/小时。羊八井的地热发电给拉萨带来了光明,首功当归青藏队地热组。基于同一个愿望,后来章铭陶又应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之邀,与他的青藏队老战友韩裕丰、张谊光等人一道,主持了国家投资20亿元之巨的"一江两河"中部流域综合开发工程的规划工作,正在进行有关藏东南尼洋河流域、藏东三江流域的综合开发规划、以及三个农业综合开发区的规划设计和可行性研究等。他们的科学生命就这样与西藏不离不弃,终生相系。
  西藏的冰川!西藏历来有"雪域"之称。"雪域西藏"有仿佛被冰雪固化了的含意。当然那只是一种形容,这个冰清玉洁的国度毕竟遥居世界屋脊之巅,远离人们的日常视野。七十年代的西藏地区考察中,李吉均率领冰川组遍访了群山中的冰川,测得冰川面积4.66万平方公里,已然占去了全国现代冰川的83%。看来西藏无愧于雪域美称。
       从察隅美丽的阿扎冰川开始,几年中李吉均和他的冰川组差不多走遍了西藏,从古冰川到现代冰川,现代冰川中的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都留下了他们手持冰镐艰难攀登的身影。他们对西藏的冰川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在冰川学家的眼中,丰富多彩的冰川不是冷冰冰的无情之物,它有生命,也有性格。令人感到亲切的是海洋性冰川。中国的海洋性冰川只在藏东南分布,他依次考察过阿扎冰川、若果冰川、恰青冰川和古乡冰川。其中恰青冰川为中国冰川之最:长达35公里。海洋性冰川这种在摄氏零度上下的"暖"性冰川,以其所在环境的丰饶而美丽。它们总是从雪山之顶出发,穿越森林,到达人类生活的村庄田园。冰川上生命麇集,冰蚯蚓,雪蚤,苔藓类的"冰老鼠";在恰青冰川的冰面上,居然可以生长草本、木本植物,几年生的小柳树把根部深入了冰层,看上一眼直叫人惊叹感动。阿扎冰川之畔的村民们说到阿扎冰川,就像说起村边一棵树那样,如果牛羊走失了,就会说,去阿扎冰川找找去。相比较而言,大陆性冰川要严峻得多,纯粹冰世界,是当然的冷性冰川了。大陆性冰川以壮丽的冰塔林而名之天下,那一个不见人间烟火的地方,真是一个奇异的世界,既使人迷恋,使人肃然,又有莫名的恐怖感。而无论对哪一种冰川,李吉均都一副珍爱无比的样子;无论在何时何地说起他的西藏冰川,眼神里顿时炯炯有光。
  冰川组一行十人,乘坐一辆人货混装的解放牌卡车,行驶在西藏的大地上,奔向他们的寒冷王国。在其它学科考察的上限处,冰川学家们开始了他们的工作起点。在每一个冰川旁安营扎寨,一住一两个月,白天观测冰川水文,运动和消融,物理化学性质,晚上就以冰为床--在若果冰川,冰川组两位年轻人张文敬和单永翔同住一个帐篷,半个月后他们同时听见了令人不安的隐约流水声。四处侦察无果,最后循声找到了"床"铺下方:掀开鸭绒睡袋下的床垫,骇然发现已经被半个月的体温融化的冰槽之下,居然是一个深大冰裂隙!裂隙下流水潺潺。赶紧搬家,不过从此两个年轻人寝不安枕了,每过几天搬一次,生怕再次睡在暗裂隙上。
  施雅风先生曾有言,冰川事业是豪迈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不仅是李吉均,所有的冰川学家说起他们的冰川,眼睛都会放光。冰川考察中,他们一个个全都勇敢无畏。在西藏中南部枪勇冰川,初次进入金字塔般林立的冰塔林腹部,冰川学家们突然发现自己走入了绝境--迎面一堵数十米高的冰瀑布,在正午的阳光下,冰融水飞流之下,四周冰崩声不时传来,此时的冰塔林危机四伏,李吉均当机立断,下令原路撤回。但来路不再--浅水滩在顷刻间变成深水潭,正是刚刚崩塌的一座冰塔堵水为湖,并且小湖泊正在迅速扩大加深。危急中,张文敬一眼看到小湖右岸一块新崩塌的大冰块,灵机一动,一声不响地脱下衣服,扑通一声跳进冰水,踩着水推来了冰块,示意上来两个人。就这样,来回五次"摆渡",把全部人马送上了对岸。李吉均心疼地打量着他这位嘴唇冻得青紫的学生,心里赞许,口里却骂他太任性。要知道,这是冰水啊!
  青藏队这一群科学工蜂就这样年复一年在西藏大地上辛勤采集。有形的,是地质,岩石,是土壤,山川河流,植物,动物,昆虫,微生物的菌类等等。无形而有感觉的,是气象气候。
  气候学家林振耀,1974年以来,参与了七十年代至今青藏科考的全过程。那一年跑面,从川藏公路进藏开始,就一路翻阅本世纪初驻藏大臣有泰进藏日记,核对和领略沿途气候。到拉萨,一切都感到新鲜。与气候有关的,天有多么蓝,阳光多么强烈,空气如此纯净,放个鞭炮声音都比内地响亮得多。拉萨是名副其实的"日光城",全年基本无雾、无霾,日照时间长。测量数据表明,一年日照时数长达3005小时,而同纬度城市如宁波,仅有2000多个小时,重庆,1000多。后来去了日喀则,发现那里的日照时数较之拉萨又长了200多小时,再到西部的定日,更西部的噶尔,还要厉害,年平均在3370小时以上!还有拉萨的夜雨现象。确实,七十年代的夏季拉萨,几乎每夜下雨。别看傍晚前夕阳灿烂,不久便乌云密布,大雨如注。持续一夜,直到黎明,雨止风息,晴空万里。测算结果,拉萨的夜雨率高达80%以上。当然那是二十多年前的情况了。八十年代末期以来,受大尺度气候变化影响,雨季中拉萨白天夜晚随时降雨,而且气候变暖,风季时间缩短风力减小。气候学家对于气候、气温变化是敏感的。林振耀进藏不久,就搜集到一首民谚:"高原气候变无常,一日需备四季装;山上鲜花山下雪,中午烈日早上霜"。说的是高原气温昼夜温差大的情形。林振耀亲身体会到了一天内的气温变化,每到一处都记录日较差变化:藏北的日较差最大可达22度,拉萨为18度左右。这是冬季,夏季的日较差要小一些。这些气候现象,虽然是西藏的常识,但是气象学家们把它们给以量化并作出了理论上的解释。
  气象学讲究一个"测"字。当时西藏仅有十几个气象观测点,并且建站时间短,资料不足。所以每到一处,就安放简易百叶箱搞测量,作短期记录。认识现在的气候是了解过去气候的一把钥匙;过去与现在的气候又是打开未来气候的一把钥匙。对于近代几千年尺度气候的了解,树木年轮可以提供信息。西藏高大长寿的古树就成为一部部千年气候历书。林振耀和他的同事吴祥定二人,去各地就物色这样的大树,还留心被废弃了的枯木朽株之类,一点一点往前续接。1974年那年,大昭寺翻修,淘汰了据说是唐代的梁柱。林振耀闻讯大喜,急忙向西藏文物部门提出请求,经允许截取了一段。回北京做了碳十四测定,果然是1300年前唐代的。这根木柱年轮为600年,加上晚近的年轮标本,将气候年代向前推至2000年。
  亲自采集标本犹嫌不足,还要请分赴各地其它学科的队友们代劳。林振耀准备了一批当时的先进武器:树木年轮取样钻,分发给隔了行的热心人,比如说,像冰川学家张文敬、单永翔这样的年轻人就非常乐意接受这一有趣的任务。林振耀耐心指导使用方法:只须将直径0.5厘米的钻头旋入树干一半深度,一根完整的树芯标本就完成了。这样既省工,又保护了树木。但选择样树要注意,不能选择森林中间的,水土条件优越的,那样的年轮反应不出气候的冷暖干湿;要选就选在4200米森林上限附近的,或是森林与草原过渡带的,那样的年轮对气候反应敏感......大家一一领命而去。收队时各组再把采集到的树芯连同地理位置、生长环境等记录交给林、吴二人。
  由于林振耀性格热情,谈锋甚健,又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按照青藏队惯例,他得了个外号叫"气候 子"。" ",就是北方话里摆谈之意,这个外号有点儿调侃,所以这样叫他的时候就忍不住发笑。而外号只是野外的外号,一旦回到都市里,大家衣冠楚楚、为人师表,就不好乱叫了。但每当张文敬他们进京见到他,口称"林教授"时,却又忍不住地咧开了嘴。林教授心领神会,赶忙岔开:今天天气哈哈哈。
  且听林振耀教授为我们" "西藏气候--
  两三千年前,西藏地区经历过最好的一个气候时期。那时正处于新石器时代,藏北的大量石器多为那一时期所遗存;正是在距今两千年左右的气候适宜期里,吐蕃前身雅隆部落在藏南河谷兴起壮大,最终完成了统一全藏大业。那一时期拉萨河谷和年楚河谷等较低处,有森林覆盖,拉萨一带的山坡上也有树木生长.....
  近两百年来的西藏气候演变周期呈现出规律性:19世纪初期的高温低湿之后,紧接着是二十至四十年代的高温高湿期;20世纪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前期高温低湿,又紧接着短暂的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的高温高湿;虽然青藏高原大部地区的总体趋势是向干暖方向发展,九十年代的高温低湿之后,还将转入一个高温高湿阶段,此后略转冷。宏观而论,温暖期有利于人类活动和发展,目前这一变暖趋势总体而言对西藏的生产和生活应该是有利的。
  了解过去的气候,除了野外观测,还有一条途径,那便是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档案馆馆藏之丰富,在国内也属罕见。自元代以来各类档案多达300万件,内容包罗万象。其中不乏几百年间有关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以及异常天象的记录。这些记录大都并非有意识的科学记载,而是出自受灾地区请求地方政府减免徭役赋税的呈文报告。报告中对于所受风、雪、雹、水、旱、虫灾等灾情及受损情况一般均有详细描述。历史档案是座资料信息库。作为这项历史遗产、文化资源的开发者,林振耀和吴祥定兴奋地在汉文目录中查找,请来自治区气象局的藏族同事翻译。这项工作在八十年代持续了好一段时间。作为这一时期的成果,档案馆、西藏社科院、西藏农牧科学院、中科院地理所等单位联合编译出版了《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丛书》中的《灾异志-雪灾篇》、《灾异志-水灾篇》、《灾异志-雹霜虫灾篇》等等。这些来自数百年间的历史信息提供了难得而宝贵的研究资料,例如雪灾篇中对于百年来西藏地区所发生的50多次大雪灾的详细记录,对于研究古往今来气候变迁、全球变化具有相当的科学价值。
  对于西藏自治区120万平方公里面上的野外考察拟在1976年结束,此后几年间虽有各学科自行组织的补点考察,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这一年度的战略思想,所以这一年成为青藏科考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考察活动。是一场决战。继对藏东南、藏中南的全面考察之后,这一年的主战场向东、向西、向北延伸,相应地,战术上也一改以往三年的集中出击、分组活动的方式,划分为昌都、那曲、藏北、阿里四个分队各自为战,进行为时近半年的路线考察。这一次地毯式扫荡,加之其后几年的各专业补点,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西藏自治区的地理生态图像被描绘得完整清晰。而青藏队工蜂式的采集劳作也将告一段落。七十年代最后几年,进入室内总结-酿蜜阶段--
  战果至为辉煌:煌煌巨著《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西藏部分问世。一套34部40册,洋洋2000余万字--包括西藏地球物理场特征与地壳深部结构、西藏地层、西藏古生物、西藏南部的沉积岩、西藏岩浆活动与变质作用、西藏南部花岗岩类地球化学、西藏第四纪地质、西藏地热、青藏高原地质构造、西藏自然地理、西藏气候、西藏地貌、西藏冰川、西藏泥石流、西藏河流与湖泊、西藏盐湖、西藏土壤、西藏植被、西藏森林、西藏野生大麦、西藏家畜、西藏农业地理、西藏植物志、西藏孢子植物、西藏哺乳类、西藏鸟类志、西藏昆虫、西藏鱼类、西藏水生无脊椎动物、西藏农业自然资源与农业发展分区、西藏水利......西藏......西藏.......一部西藏大自然的百科全书。这项研究成果,一举为青藏队获取了中科院首届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陈嘉庚地球科学奖。青藏队集体荣获竺可桢野外工作奖。
  野外考察描述的基础之上,是各学科和青藏研究理论框架的相继建立。这一时期所提出的重要问题是,有关高原地质演化的理论,有关晚第三纪以来高原隆升的理论,以及生物方面,拟将喜马拉雅区独立为一大生物区域的理论等等。
  就像这片高寒大陆上居然存在着世所罕见的很高的生物生产量一样,严酷条件下的野外工作环境中,竟然也生长起这样一项非凡的事业,培育出一支相当优秀的科学家群体。老青藏们至今已有十几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是刘东生、施雅风、孙鸿烈、李吉均、程国栋、李文华、陈宜瑜、张新时、曹文宣等。八十年代以后,老青藏中的许多人纷纷走上国际学术舞台,走向西方大学的讲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在国际科学组织中任职,在国内外科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从西藏起步,并终生从事着青藏研究,感念着青藏事业培育之恩的同时,是毕其终生的付出--对于青藏高原和研究它的人来说,换言之,老青藏们与他们的研究对象之间,是相互的给予与回报。
级别: 新手上路
只看该作者 7楼 发表于: 2019-10-30
第六章   穿越羌塘之旅


  1976年,青藏队藏北分队艰苦卓绝的使命,是穿越羌塘大片无人区。羌塘,在藏语中是"北方空地"的意思,学名则为藏北高原。它是青藏高原主体和核心部分,面积足有60万平方公里,海拔在4500米以上。这一空旷寂寥的高寒地区极少被人类扰动。19世纪以来,曾有十数位外国人闯入这一地区,其中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于1899-1908年间三次穿越过它。本世纪三十年代,两位中国科学家刘慎谔、徐近之分别考察过这一地区的北部和南部。历史上的考察虽然积累了堪称宝贵的资料,但毕竟有限,不足以科学地、全面地描述藏北高原,所以它仍是一个科学上的准空白地区。它在日益深化的青藏高原研究中尚存许多科学之谜:藏北高原形成并抬升于何时,板块碰撞的机制在此有何表现,留下了哪些遗迹和证据?强烈抬升结果使得藏北高原的地理环境发生了哪些变化?与此相适应的动植物区系组成与演化规律是怎样的,出现了哪些新的动植物种类?因何出现大片无人区,那里究竟蕴藏着哪些重要的农业资源和矿产资源?还有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历史及未来的诸种情况,凡此等等。总之相比较其它分队,藏北分队面向的是更多的未知,更艰难的行程。
  所以这个分队的32名成员也经过了严格挑选。除了随行的上海科影厂摄影师、人民画报社记者、司机、医生、无线电台报务员外,十多位科研人员都是此前和今后青藏队的骨干。他们是地理学家李炳元、地热学家张知非、岩石学家邓万明、土壤学家李明森、湖泊学家范云崎、水生物学家陈宜瑜、动物学家冯祚建、古生物学家文世宣等等。28岁的植物学家李渤生是科研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个,外号"牦牛"--从这一称谓中可知此人特点至少是身强力壮、吃苦耐劳、埋头苦干。李渤生确实比别人更加卖力拼命,因为他参加青藏队实属不易。1970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化学专业,正逢文革,下乡在海拔上千米的内蒙古高原,当牧马人。两年后组织上照顾他在北京的烈属寡母,调回宣武区教育局,本拟安排在北师大教化学课程,但李渤生内心一百个不愿意,他着迷地热爱探求科学未知,渴望野外工作。同时风闻青藏队正在组队,他一门心思都在如何硬"挤"进去。为此他一连跑了中科院好几个所,恳求收留,去西藏。但得到的答复总是令人失望。最后,是与他的专业并不接近的北京植物所点了头,那时该所正缺年轻力壮能上高原的人。为跑一个青藏队蹉跎一年多,直到1975年他才成为青藏队的正式成员。从跑工作开始,他的牦牛精神就得以体现。他现在成为知名的植物学家、生态学家,担任着珠峰自然保护区中外专家组组长,多亏了西藏考察几年中的刻苦学习,也多亏了这股"牛"劲。
  藏北分队队长人选,也经过了反复掂量,最终确定由资深组织管理工作者王震寰出任,李炳元任业务副队长。行伍出身、曾任骑兵团长的转业军人王震寰,几年来是青藏队负责后勤保障的副队长,他分管野外工作装备、物资、食品、运输车辆驾驶员等多项工作,工作之出色有一个细节可以证明:访谈中专家们总是先提及这些无名英雄,说没有他们,我们将会怎么怎么样云云。此后就是专业范围的叙述,很少再说到后勤--这正说明了"粮草先行"的问题从此不存在问题。这次穿越藏北之行,有未卜的艰难险阻,至少已知那儿有狼有熊之类猛兽,有偶尔伤人的野牦牛,还听说有文革中流窜的土匪,所以藏北分队是一个武装分队,实行准军事化管理,王震寰担任队长再合适不过。
  适应性训练在接近无人区的色哇区进行,同时等待从附近各乡召集的民工、驮牛和马匹。王震寰指导这群秀才们射击打靶和马术训练。海拔4660米的色哇牧场成了练兵场。训练结束,专家们各操己业,把色哇盆地的方方面面了解一个透彻。当地牧民喜欢这群人,每天都来围观,当看到范云崎他们抬着橡皮艇要下其香错时,牧民们急得拉住船不让走,说祖祖辈辈没人下过这湖,比划说,湖里有湖怪,头这么大,眼睛这么大。等到船下了水,牧民们聚集湖边观望,小船划出几公里远,看不见了,就惊恐万状地说,没有啦!没有啦!湖中工作了一天,牧民们就站在湖边望了一天,直到看到小船平安归来,才惊喜万分相互告慰:回来啦!回来啦!
  附近乡村的二十多名民工赶着50匹马和107头牦牛陆续到达色哇,6月9日,小分队出发,整个色哇的牧人都来送行。王队长试图一展军威,要求大家骑马列队,但兵是秀才兵,马是民间马,乱哄哄一阵子好不容易成了队形,王队长一声威风凛凛的"出发!"惊了群马,登时大乱,人仰马翻。其中几人头破血流。送行的人本来怀着依依不舍之情前来挥手告别的,没料到这番光景,不免慌乱地一拥而上,拉住惊跳的马,扶起摔倒的人。骑手们一个个狼狈不堪,哭笑不得。王队长又低声下了一道命令,全队人马牵马而行,告别色哇。
  此后的一个多月里,直到双湖前,再也不见一顶帐篷、一缕炊烟、一位牧人。到达色哇前,班戈县特派曾去过无人区的江措副县长担任向导,这是一位好骑手、好猎手,野外生活富有经验,在藏北考察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时所能使用的,只是一份美国航拍的1:100万的地图,其粗略简易可想而知;李炳元仔细辨别着地图上的各类标志,每天在图上标下已走过的路线。就凭了这份简图,到后来就差一点儿找不到双湖。
羌塘-藏北高原这一特别的地理单元,被称为"世界屋脊"之脊,世人视为畏途的,大都特指此地。它给予考察队员们的直观感受是,这一片较早脱海成陆的高原已被时间的风雨夷平,格外的辽阔旷远,不见险峻大山,只有低矮的丘陵断续或连绵;大气稀薄使天低云也低,晴朗时天空清澈地湛蓝着,白炽的阳光灿烂,聚散无常的云朵千姿百态如同精美浮雕。然而藏北的天空风云变幻,夏季正值雨雪季,雨、雪、雹、霰不时袭击着这些远方来的造访者,令人无处躲藏。经过从6月到8月的测量,得知这一地区两个月间降水100毫米。在寒旱草原,正是这些金贵的雨水给严酷环境生存下的自然万物带来生机。
  不见帐篷和牧人的荒野上蠕动着这支庞大的队伍。牦牛每天的行进速度仅有20公里上下,百多头成群的牦牛就是吃草也需好大一片草场。队员们还要沿途考察,采集植物标本,挖掘土壤剖面,敲打敲打岩石,慢慢地走,细心地观察和发现。走过藏北的外国科学家极言其地荒凉,称它为"白漠"和"生命禁地",虽不无一定道理,即生命条件严酷的一面;但失之全面,事实上即使在无人区内,也是野生动物的王国,耐高寒干旱物种的顽强生存之地。
  外貌与西哈努克相像的冯祚建把"亲王"的外号从藏南带到了藏北。此刻他的领地和他的臣民们已经改换,藏北的大型动物群落令他心花怒放。野牦牛、藏野驴、藏羚羊、藏原羚......总之学名中凡带"藏"字头的,都是珍贵的高原特有种,有些不带"藏"字头,只要带上"高原"字样的,也是特有的,高原鼠兔、高原鼢鼠之类。虽然从1960年起他就开始了对青藏高原动物区系的调查,但踏上藏北高原还是第一次,这里高原大型动物的组成与藏东南森林地带、与东部横断山脉、与藏南谷地的森林动物面貌完全不同,属于北方区系,更属于藏北特有区系。
  虽然藏地历史上从未有过关于野生动物的数字统计,但许多藏文典籍中都有相关记载,说是在未有或少有人类活动之前,上部阿里三围是野生食草动物的王国,中部卫藏四翼是毒蛇猛兽的领地,下部朵康六岗为飞禽鸟类的乐园。而现在,大型动物的高原特有种类差不多都集中在藏北高原了,进而言之,是集中在藏北高原的无人区了。而在从前,至少上千年前,它们还在青藏高原大多地区广泛分布。敦煌吐蕃文献中发掘有一千多年前的《法律三条》,其中一则有关狩猎的法规规定,在猎取野牦牛时,猎人一旦受到反抗的野牛伤害,例如被角顶或被脚踩,其同伴若采取措施救助则予以奖励,反之若见死不救临阵逃脱则予以惩处等。这一条例制订的背景,至少说明了当时野牦牛分布广泛以及狩猎活动作为生产方式的普遍。但以野牦牛为首的大型野生动物无意与人类为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们隐居在藏北高原深处,生存条件恶劣而人迹难到之处,只与游牧的藏北牧人偶尔邂逅了。
  而藏北牧人对于同一生存环境中的野生动物,则视同伙伴,依俗将它们大致划分为(食草)野兽、(食肉)猛兽、(鸟与雀)飞禽、(鸭与鱼)水栖等四大种类,具体依形象则细分为无腿的、二腿的、四腿的、六腿和多腿的、圆蹄(奇蹄)的、偶蹄的、有尖牙的、带爪子的等等更多类别。鸟雀类也按生活习性被划分为食肉食草食泥食谷四类,并把食肉者称为"鸟",将食谷者称为"雀"。这属于朴素的科学划分,倘若考虑到大量的有关歌谣和谚语,野生动物在藏北,简直就构成了一道精采的文化风景了。
  藏北牧人像熟悉家畜一样的熟悉他们的野生动物,对它们的生活习性观察得细致入微,才有了像"不食昼草乃是野牛的特性;不饮昼水乃是白唇野驴的特性"、"草原辽阔博大,而羚羊路窄如羊肠"之类谚语。尤其对于独存于青藏高原的珍稀物种黑颈鹤,更是珍爱备至,视其为吉祥仙鹤,从不加害--而这种"吉祥的长颈鸟,行空的长翼鸟,落地的长足鸟,啄食的长嘴鸟"是如此之可人,每逢与人相遇,它们总会鞠躬致意,翩翩起舞:扇动黑白相间的硕大羽翼,婉转修长的颈,曲伸亭亭玉立的腿,长喙中则发出悦耳祥音"郭果--""郭果--",令观者听者无不心生喜悦。每逢此时,藏北牧人总会欢悦地响应--
  仙鹤仙鹤,请你张开双翅跳个舞,把你的右翅亮给我。
  ......
  藏北高原就是这样一个野生动物的乐园。动物学家冯祚建也有着牧民一样的感情,心疼心爱着这些生灵们。这一年穿越羌塘之后的十几年间,他又参加了西昆仑-喀喇昆仑、可可西里的科学考察,对于青藏高原大型哺乳动物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掌握。同时了解和掌握的还有人们几十年间对于野生动物乱捕滥杀的劣迹。按照他的统计,青藏高原特有种的野牦牛,这个从前称王称霸一族,在大高原上仅有六、七万头了;藏羚羊,大约10万只;藏野驴,7万头左右。这是青藏高原的一份宝贵财产。自八十年代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后,这些艰难存活于藏北高原的美丽生命才得以基本保障。
  但因科研需要冯祚建还承担着猎获野生动物做标本的任务(鉴于感情方面的原因,一系列猎取活动在此省略)。这项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采集和制作标本的忙碌,做动物标本的程序至少有捕猎、剥皮剔骨做标本,哪怕做一个老鼠标本也很繁琐,所以他的小帐篷的蜡烛总在午夜后最后一个熄灭。而老鼠的种类如此之多,每一种标本都是多多益善。他解释说,要归纳出一个种的特征,当然是越多越好,就像是说广东人矮,北方人高,但分别从大街上随手抓来一个就未必如此,只有一大群才能说明问题。所以大家见他一天都在捉老鼠。二是他的工作很受大家拥戴。那时虽在七十年代中期,但科学家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仿佛与生俱来,满地奔跑的野味只当不见。唯一使吃腻了罐头食品压缩干粮的胃口能够大开一下的,是处理冯祚建工作的"下脚料"--野牦牛肉和羚羊肉。
  还有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无不为青藏高原所特有的。在这个藏北的湖泊王国里,曾经有过大水泱泱的时期,曾经有过水生陆生和飞翔生物的鼎盛时期。而今湖泊正处于急剧消亡之中,看来依然清澈的湖水其实浓度很高,大都不再适宜生物幸存。可是在一些有外流水注入的湖泊,仍被生物顽强地虽然勉为其难地占据着。昂达尔错鸟岛隐藏在羌塘深处,只有当地牧民知道它的存在,经由这次科学发现,世界从此也就知道了。
  海拔4860米的昂达尔错由东西相通连的两个小湖组成。岸边十数道宽阔的同心圆湖岸线,说明了最早它们同属于一个大湖。西侧大湖已成盐湖,含盐量达357克/升,东侧小湖有小河流入,含盐量仅2克/升多一点,属咸水湖,有鱼类生长。湖中央有小小的湖心岛,湖心岛上有飞禽。岛上"居民"棕头鸥、赤麻鸭、斑头雁,分别来自喜马拉雅南麓的印度、尼泊尔、缅甸一带,每年每年,它们长途飞翔,完成两次大迁徙:春季四月由南方飞来,在此完成繁衍和哺育后代使命之后,又于秋季合家飞返南方。头顶三条黑色斑纹、一身灰羽的斑头雁,就是青藏高原特有种。随着春季来临,它们成群结队飞越喜马拉雅,按照旧制,分别栖落在雅鲁藏布之源和羌塘高原湖泽池沼地区,在绝少人迹处度过美好惬意的夏季。正值孵化季节,上百个鸟巢中,幼鸟正在破壳而出,天上地面,一片喧嚣。昂达尔错和藏北的一些湖泊鸟岛,正是候鸟们的北方乐土香巴拉。
  中科院湖北水生所的鱼类学家陈宜瑜,此刻在昂达尔错撒网捕鱼。几网下去,就是几十尾鱼。这是些高原上特有种的裸鲤、裸裂尻鱼和高原鱼,是高度特化的裂腹鱼类。迄今较为原始的裂腹鱼类还在高原四周较低海拔处生存,随着海拔渐高,它们的生活习性和外部形态开始改变:为适应而演化;海拔越高,特化现象越严重。前几年陈宜瑜和他的几位同事曹文宣、武云飞一起在藏南考察,沿雅鲁藏布上行,就发现了这一有趣现象,演化程度与海拔高程成正相关。演化特征中最明显的是身体赤裸:高原气候严寒,水温很低,长达半年的越冬蛰居,并在暖季里也为躲避白昼强烈的紫外线辐射而潜入洞穴,导致体鳞的局部乃至全部消失;触须退化:觅食时间如此之短,生活习性随之改变,因为已来不及选择食物,喜欢什么,不喜什么,正可谓饥不择食,可怜它们都成为杂食类群,在暖季摄取多多益善的营养,以供漫长的严冬消耗。而用于分辨食物的触须自然就用进废退,它的牙齿也相应减少。由此可知它们增长缓慢,是鱼类中的侏儒:几岁的年纪不过一市斤左右。生命活动的降低,也使它们的产卵量降低,不及平原地区的十分之一。生存虽属不易,但作为种群能够保存下来已是生命的奇迹--在高原急剧隆升前的千百万年间,它们本属于淡水鱼类的巴亚科,随着大地抬升,环境变化,不适应者纷纷灭绝或逃亡,只有这个属的个别种不断调整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恶劣环境,演化为原始的裂腹鱼属,这种演化从此没有停止过,直到高度特化,直到未来恶化的环境再不允许生存。
  特化的鱼群是研究高原隆升过程和地理环境变迁的重要活证据。
  湖泊专家范云崎的雅号是"马戏团长",因为他的"道具"比谁的都多:橡皮艇、各种测深测温测水质的仪器设备,满满装了几大箱。他的工作性质是脱离地面,漂浮在完全不知深浅的水面,因而危险性也最大,同伴们为他有担不完的心。对于他自己来说,每一个未知都意味着一个发现。当后来得知原来双湖就是错尼,错尼就是鱼尾湖--这个谜团总算解开时,范云崎迫不及待地在湖中荡起双浆,要看一看迷惑了他们许久的湖究竟有些什么特别之处。谁知风大浪大,王队长大喊大叫地让回来,只好返回。对于双湖的考察是在北上昆仑再返双湖时进行的。按照午后起风的经验,那一天范云崎、李炳元、陈百明三人凌晨四时即出发进湖,中午12时结束。这个构造湖果然有神秘之处:最大水深为58.7米,是藏北考察中最深的湖;但水温垂直变化却令人生疑:水深35米处温度高达18℃!横穿湖面的9公里都是如此。百思不得其解,唯一的解释是湖底有热泉存在--时隔一年半后的1978年3月,中科院兰州冰川所再次考察错尼湖,在冰盖上凿洞测温,同样发现了这一重要的湖泊物理现象。其后经湖泊学家、地热专家和盐湖专家共同探讨,结论是,地下水补充了湖泊,当含盐度达5%以上时,促使水温增高--藏北矿化程度高乃至盐湖遍布,仅仅靠淡水的蒸发退缩尚不致如此,更有来自地下的矿物质的因素使然--这一发现对于盐湖的形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有发现的欢欣鼓舞,也有享有命名权的骄傲。在此次穿越藏北之行中,他为无人区好几个无名之湖命了名,其中有一个叫"四汉湖"。为何叫四汉湖,乃因它为四条汉子所发现--范云崎、李炳元、陈宜瑜、陈百明。这是属于发现者的骄傲。
  地理学家李炳元被称为"政委",这一称号一直延用到今天。所谓政委的含义有多重,原则性较强、平时比较严肃是一个方面,或者仅是表象,所指实质则是他乐于助人的热心肠。这是个外冷内热的保温瓶式的人物,在青藏队里有些像不管部部长,业务内外的一应事务他都参与,谁的忙他都帮。更何况他的地貌第四纪专业本来也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大家的专业仿佛都与他有关系;又况且他的沉默寡言也事出有因:满口地道的苏南口音着实难懂,即使共事多年的听着也吃力,面对抱怨,他只好少说为佳。藏北行程中,艰苦的生活和气候使他的嘴唇干裂,索性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这个典型的江南人,一向对酥油茶敬而远之:实在闻不来那股子膻味。但队友们都劝告说,尝一下吧。硬着头皮喝下去,果然滋润,精神起来。从此后虽说不上格外喜爱,但也习惯了这种味道,方知当地人的传统饮料对于抗缺氧、抗干燥之功效所言不虚。
  李炳元的工作既宏观又微观,宏观到青藏高原及其中众多不同地域的划分确定,微观到每一自然地理区域中的地貌状况。在藏北,有许多此前不为人知的微地貌,例如泉冰川这种独特的水文现象。这一种唯藏北高原独有的季节性小冰川,是地下泉水在冬季的产物。涌流而出的泉水行之不远就已冰结,源源不断的水流一个冬春就可凝结为一座可观的冰川。在夏季阳光的照耀下,它们再一点点地消融,最终消失。消失了的水流滋润了干旱的原野,转换成生命的绿色。多年后藏北分队的成员们还念念不忘泉冰川,带了感情色彩:在无人区行进的那些日子里,淡水源的缺乏一直困扰着人们,而泉冰川的出现就意味着饮用水的解决。无人区之所以无人,除了其它因素之外,淡水的匮乏至为关键。粗略的地图上并未标明何处有淡水。在那么大的一片土地上,他们平均每走100多公里才可能发现一处可饮用水源。在没有淡水的地方,只好喝矿化度很高的水,只好其烦无比地去拉肚子。大家不说拉肚子,说是"打标枪",所以全队人马中拥有最不雅外号的是王震寰的"标枪队长"之称。
  古生物学家文世宣和植物学家李渤生一道去双湖驻地不远处的热觉茶卡小盐湖沿岸考察。这一天是寻常的一天,太阳无所用心地普照着荒凉的大地,一丁点儿吉祥的预兆也没有显示。但突然,他们眼睛一亮,在南岸出露的岩层中发现了异样。敲下一块,再敲下一块,石封已久的古植物化石群就这样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有关距今至少2亿年前的此地植物群落虽死犹生的石化纪录,叶片的形状,叶脉的纹理,连同它们当年所呼吸的阳光与空气的湿热仿佛都扑面而来。它们是我国古生代地层中首次发现的西藏拟卷柏,是新发现的古植物种类中的名叫栉羊齿和单网羊齿的蕨类。它们既不属于南半球冈瓦纳古陆,也不属于北半球安加拉植物群,不属于欧美,甚至也不属于我国北方的华北型华夏植物群,它属于我国南方的华南型植物群。这一发现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显而易见地说明了古地理变迁,荒凉备至的双湖一带在拟卷柏繁茂时代,一如华南地区的暖热湿润,相当于现代热带和亚热带风光;进一步的说明则是有关青藏高原形成史的,大高原并非在同一时间内整体脱离海浸,而是由北向南依次拼接而成;当藏北已成生机盎然的绿色世界,南部喜马拉雅一带还沉睡在蓝色洋底--这已成为今天的常识,而在七十年代的种种推测探索中,类似这样说明问题的发现真真是了不起的发现呢!
  一路顶风披雪北上,一路充满迭有发现的惊喜。前方有些什么,连向导江措时常也说不清楚,所以那些遭遇就带有突发性和随意性的性质。概略的地图上标有"巴毛穷宗"这地方,但巴毛穷宗的真切含义并未从字面上显露。所以当车队离开错尼湖营地,向北行驶差不多一天,驶过一座平地而起的圆桶状平顶山,绕过一座高高如屏风的条形方山之后,就进入了巴毛穷宗--由一群黑色锥状山丛环抱的山间盆地。巴毛穷宗在藏语中是英雄女神之意,在藏北民间传说和格萨尔史诗中,这里是魔女阿达拉姆的领地。她曾在这里射杀野牦牛无数,为的是替被野牛挑死的父亲报仇。死牛堆积成山,千百年来此地散发着腐尸的臭味云云。魔女阿达后来成为英雄格萨尔王的一员骁将并兼众妃之一,但终因杀生无数下了地狱。一部东方史诗据说《格萨尔王传》的最后部分《地狱宗》,就讲的是阿达拉姆如何在地狱中饱受苦难,英雄格萨尔前往营救的故事。
  对于这些天方夜谭可以不以为意,行前队员们得到的告诫是这儿地形和情况复杂,有食肉猛兽,也曾为土匪藏身之地,需格外小心。时值傍晚,暮色中的巴毛穷宗怪石林立,阴影重重,神秘莫测中夹杂着恐怖气氛。王队长命令停止前进,子弹上膛,隐蔽待命。由谁前去侦察?江措、李渤生、陈百明挺身愿往。王队长指示,有情况立即撤回,无情况连发三枪。
  一个多小时后,寂静山野三声枪响。有惊无险,考察队安营扎寨。
  海拔在5000米上下的巴毛穷宗是个准无人区,只偶尔有南部牧民在夏季游牧至此。这一带水草比较丰美,植物种类较之周围地区为多,是因盆地中有泉水流过,加之山群环绕,形成了一个适宜生存的小气候;后来还得知是火山灰肥沃了土地。比较丰美的草原就成为野生动物乐园,天上有鸟飞过,拟地鸦、岩鸽、沙百灵;地上有野生动物出没,包括野牦牛、藏羚羊、盘羊和岩羊。小动物中野兔居多,还有多种兔形科的高原鼠兔。生物学家们忙于采集收获,不亦乐乎。搞湖泊的、搞水生物的无所事事,就帮助别人采集动植物标本。陈宜瑜不仅是个好渔民,还是个好猎手,公认枪法最准。他就与冯祚建一起出动,不打野羊时就打兔子,它们的副产品就用于改善生活。
  地质地理学家们则在酷似石灰岩地区的喀斯特地貌的黑色玄武岩石林中流连忘返,宛如置身于云南石林。玄武岩层经长久的风吹日晒冰冻胀裂作用,使岩石沿自身的柱状节理分崩离析,千姿百态,怪眉怪眼--形似石笋石芽的,形似石桌石蘑菇的,形似鱼脊、象鼻或人头的,还有层叠堆积如同欧洲古城堡遗迹的--未来真可以将这个远离红尘之地辟为旅游胜地。
  不久,地质地理学家们又在营地以西发现了一处死火山遗迹!这座已沉寂了千百万年的死火山,寂寞中仍保持了当年活跃时的基本格局:锥状山体,锥顶中央漏斗状火山口,马蹄形状的缺口凝固了的火山熔岩流溢状,同时凝固了的还有附近地区熔岩造就的平顶山、熔岩台地和平原地貌--人们忽然明白了,营地周围的玄武岩石林也是当年火山喷发的产物!狰狞可怖的尊容显示了当年惊天动地、烈焰蒸腾的余威。有一个人如醉如痴地沉迷其中。那些形状怪异足以产生任何恐怖传说、仿佛随时使人遭遇不测的危山岩,在他的眼里都无异于绝美的艺术珍品。他爱不释手地抚摸着那些坚硬的山石,凝视着那死寂多年的生命,仿佛看到当年它们喷涌而出的壮丽场面;仿佛听到当年高原强烈隆起时来自大地深处的轰鸣。他激动万分地读懂了青藏高原这部天书中的这一页,把它写进了地质沧桑的编年史。从巴毛穷宗之后,他一心一意地皈依了火山岩,遍访了青藏高原大部分火山群。只是,它们同样沉寂了多年,而且今后也再难复活了吧--这个人就是岩石学家邓万明。巴毛穷宗之后,在藏北无人区腹地,他们又发现了两处死火山遗迹。
  巴毛穷宗典型地代表了地质年代中的地理环境变迁,当人们在营地附近捡到了古人遗落的三十多件石器,巴毛穷宗的多学科发现趋于完整。这些来自万年以来的石片,填补了考古人类学在这一地区的空白,说明了冰后期中此地宜人的自然环境--也许只是在最近的3000年新冰期之后,此地气候和环境才不再宜人了吧。
  在这支准骑兵部队行军路上的后期,主题忽然改变:寻找双湖。双湖在哪里?测绘队画地图时还没有双湖办事处这一建制呢。班戈人指错了地方,说是在马尔盖茶卡(约基台错),而双湖--错尼(错尼就是"两个湖"--双湖),在地图上标明的则是"鱼尾湖"。这就引起了混乱,向导江措虽然到过无人区,但也不曾到达过错尼。每天与双湖办事处电台联络,双湖人的指示又是错误:向北--其实应该是向西北。从色哇出发已满一月,按预定时间已超过多日,茫然不知双湖在何方位,无线电波越来越远,口粮和燃料接近告磬,不由得心慌。讨论了再讨论,有说向东走的,有说向西走的,最后几天是全力以赴的寻找。终于,双湖的"发现"者仍是不愧为向导的江措,他和李炳元骑马走出很远,爬上最高的一座山,拿望远镜四处扫瞄,终于看到了那一小片有人迹的房子,看到了房子上空飘扬的国旗!江措策马飞奔,报告喜讯,全队一片欢呼。王队长即刻命令将所有好吃的全部端上,大吃一通后,王队长身先士卒地早早躺进被窝,酣睡起来--多日的焦虑一下子消解无余。
  到达双湖真像一个历史时刻。36天的马背生涯已锻炼出一队好走马、好骑手。人也喜悦马也听话,这一回是排列成整齐的队伍,最前面的一位高举青藏队队旗,浩浩荡荡开进双湖。整个双湖的人倾巢而出--倾巢而出也不过三四十个人,其中还包括在色哇分手、在此地等候已久的青藏队七位驾驶员,他们个个养得白白胖胖;双湖办事处总共才有13顶帐篷和两幢活动板房,因而青藏队一排七辆大车小车就显得格外醒目--就这些人这场面,已使饱经风霜劳顿之苦的科学家们深感繁华到奢侈了。
  双湖的热情令人铭心刻骨。双湖人连续两个晚上招待了露天电影《第二个春天》和《侦察兵》。短暂休整后,离开双湖的前一晚,双湖人、青藏队和随行民工们全部参加了联欢晚会,喝茶,唱歌,跳舞,动情地流泪,彼此间依依不舍之情--青藏队明天就要乘车北上,与民工告别,与双湖人说再见。
  继续北上,目的地是昆仑山。但雨季里遍地泥沼,挖车不止,10个小时才前进了30公里,不仅行走甚慢,还特别耗油。这样坚持了十多天,大部队前往昆仑已不可能。在约基台错湖畔的夜晚,大家围坐在牛粪火旁边,听王队长介绍情况:汽油1000公升,刚够从此地返回双湖使用;只能派出两辆北京吉普、12个人前往昆仑--谁去,谁不去?
  会场一片寂静。人人心里都明白,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满心愿往。更明白的是,谁要是争相报名谁就未免显得太自私了。于是大家都选择了默不作声,牛粪篝火之外的黑暗更其寂静。僵持许久,有一个声音打破了寂静:"我表态,我服从支部安排"--范云崎嘴上这样说,依仗着成竹在胸。没想到王队长闻言大喜,顺水推舟地作了一番"组织安排":李炳元,李渤生,李明森,文世宣,邓万明......没有范云崎。
  满心的希望化成满腔愤懑,范云崎欲哭无泪,一个人躲在小帐篷里写了一篇长长的日记宣泄不满:抱怨支部不公正,平时对自己的赞赏表扬都是假的;抱怨那些生死相依的队友们的虚伪,他们的脑袋是削尖了的;以一种被遗弃感叹息自己的不走运,还有挫折感--现在看来,那时的人多么单纯,而且这种单纯作为青藏队风格的一个方面,保持始终。
  第二天,1976年8月9日这一天,幸运的人北上昆仑,不走运的留守等待。北上的人历尽千辛万苦,留守的人焦急不安--明知最近几天不会回来,还是忍不住地从第二天起就开始殷切地向北方遥望,站在地面不见,就爬上车顶张望,拿望远镜看来看去,连他们自己都觉得荒唐。
  北上的人们越过红色的可可西里山脉,这山脉实际看来只是一片缓坡:相对高度不过两百米,而绝对高度只有5000米左右。越过可可西里山,夜宿波涌错湖畔,这儿地处北纬35度43分,海拔高度4881米。这一天是盛夏的8月10日,李明森把温度表置于帐篷之外。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毛巾冻得硬梆梆的,李明森拿来温度表一看--好家伙!最低温度为-18℃。而与此地同纬度的东部的西安,同一天温度竟然相差38℃之多!
  继巴毛穷宗之后,这一天在波涌错湖东侧又发现了一处死火山遗迹;波涌错火山区被发现的第二天,在振泉湖畔,又是一处火山地貌。此处已届昆仑山,看来邓万明收获最大,他除了采集玄武岩、安山岩等火山岩标本以外,还把几大块花岗岩搬上了车。花岗岩属于火成岩,是南来的地壳板块向北面俯冲下插之后,在地壳深部重新熔融形成岩浆,然后再沿着俯冲带的裂隙上升冷却结晶,它们是板块碰撞和造山运动的结果。这些花岗岩标本在北京的实验室里,经同位素年龄测定,证实了昆仑山岩带形成于距今两亿年前。
  即使无人区深处,气候环境最酷劣的地方,也有紫花针茅招摇,也有伏地而生但根系发达的小灌木生长,而并非从前老外们所认定的"白漠"和"生命禁区"。当年斯文.赫定穿越藏北,只采集到植物51种;此次藏北之行,李渤生采集了植物近3000号,整理下来,有700多种。
  古生物学家文世宣一直相信自己的幸运,这一次藏北之行共采集了140多号、总数近3000块的化石标本。原先并无资料的藏北无人区的地层古生物化石资料一下子丰富起来--这条路线中的许多地方,都是当年斯文.赫定走过的,他采集了许多岩石标本,在某些点上圈出了有关古生物的问号,问号的潜台词是应该存在但苦于找不见。审慎的作者在文献发表时只好让古生物记录阙如。就是说,尤其在昆仑山一带以往并无古生物化石发现。而昆仑山的岩石已严重变质,化石真正石化。在昆仑山的两天里,文世宣满山遍野地寻找,真是欲速不达,最后连像自己的姓氏一样文质彬彬、像自己的专业一样沉静古板的文世宣也不禁发起急来,请求大家务必帮忙,帮助敲打任何可能的石头。就这样,当最后一天的工作结束,垂头丧气的文世宣下得山来,突然一个意外惊喜:奉命行事的一位驾驶员,就在营地附近用工具锤,居然就敲打出一块珍中之珍的化石来,是蜓类,纺缍虫,二迭纪的--后来的考察中,又找到了三迭纪的,距今两亿年!在此之上,已是告别海洋的陆相地层了。如此一来,昆仑山的地质年代终于被确定--经地质学家们后来分析,昆仑山经历了不止一次的造山运动,自五亿年前从原特提斯露出水面,在两三亿年前又重新为浅海所覆盖。文世宣此次在昆仑山所发现的海相化石,正说明了晚近这次的海浸情形。
       1976年的青藏科考队藏北分队:团结协作,生死相依,艰苦卓绝,功绩卓著。
  在外国探险家的笔下,穿越藏北无人区无异于炼狱之行。借用这一比方,那么昆仑之后的藏北分队就已百炼成钢。百炼成钢的这支队伍再次告别双湖后又去了同属于藏北高原的阿里专区的改则和措勤,但无疑轻松得多,不免有一系列奇迹发生。当初七辆车自色哇出发,从尼玛(现属尼玛县一个乡)到双湖用去12天,这段路被驾驶员们戏称为"鬼门关","司机俱乐部";返程中的车也像回家的马一样,再次走过时只用了一天。飞驰的车队掠过了远处伫立的野牦牛,惊逃奔命的藏羚羊,只有藏野驴,藏北野生动物中最为好奇、好事、好胜的一群,只要看见汽车,就欢腾雀跃而来--与汽车赛跑。这是一场友谊赛,车里车外一片欢腾。棕灰色的矫健野驴有着白色的唇吻、肚皮和四蹄,像戴了白口罩、白肚兜,穿了白袜子。飞奔起来全身呈流线型,着实让观众喝彩。这些长跑健将以不下60公里的时速,在头领的带领下,急起直追,与车队平行,又突然一个提速,在第一辆车前迅疾横过路面,并把得意的眼光和神情投向失败了的对手--凡是乘车到过藏北高原深处的旅人,都有类似令人难忘的经历。
  当夜住尼玛区委,人人眼中放光,四个月来他们第一次见到最诱人的东西:青菜,区干部种的小白菜。--区干部执意不收钱,全都拔了送来,眼见他们洗也不洗,像一群羊子大吃大嚼起来--区干部脸上在笑,心里在想,难怪说汉族吃草。
  改则措勤之后又返回那曲镇。这群勇士尚有余勇可沽,与那曲军分区举行篮球比赛,秀才把兵打得落花流水--以82:40的好成绩。科学家们口气大得很:那曲镇不过就4500米,我们可是从更高处下来的呵。
  牧草刚刚返青时进入藏北,离开时草原又一番黄枯,严寒冬季将临。藏北分队羌塘之行总计为3000公里。
  返程渐入佳境,路过当雄,就见到了久违的树木;进入拉萨,方知人世如此繁华呵;到了拉萨大本营,从未有过的享受是洗了一个热水澡。返家的路很长,川藏线上十多天的颠簸之后,在四川雅安城,忽然发现大标语"打倒四人帮",惊问其故,雅安人奇怪地打量着他们,像看外星人:粉碎四人帮好多天喽,你们咋个不晓得?
级别: 新手上路
只看该作者 8楼 发表于: 2019-10-30
       距此次考察14年之后,1990年,一支由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青海省政府、国家环保局组织的综合科学考察队挺进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地处北羌塘,位于青藏公路以西、唐古拉山与昆仑山之间包括长江源头在内的大片无人区,平均海拔高程5000米以上,面积大约25万平方公里。可可西里是它的蒙语名称,其意为"青色山梁",为17世纪蒙古人和硕特考察此地时所命名。想来这"青"字并非与绿同义,一定与"铁青"一类有关,与金属般的坚硬和赤裸色调有关。这一最少人类涉足之地长久寂寞,青海人称它为"神秘国土",科学界称它为"青藏高原科学考察最大的空白区"。考察这一地区由守土有责的青海人提请动议,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首肯,由中科院和青海地方联手组织。青藏队老将、地植物学家武素功受命出任队长,李炳元、张以弗、温景春等任副队长。老青藏们再次扬鞭跃马,挥师羌塘。武素功麾下,是12辆北京吉普和8辆解放牌卡车、27个专业的专家连同新闻记者、电视摄制人员共68位汉子。他的口袋里,不再是西进阿里时的万把元钱,而是合作单位四家凑集的150万元!虽然这笔用来支付为时三个月的可可西里考察全部费用的资金,还不足以购买一辆外国产的设施齐全的野外宿营车。
  但在武素功看来,比起以往任何一次青藏科考行动,这一次的条件是最好的。且不说物资装备和后勤保障,考察所必需的1:10万地形图已握在手中,还有从卫星遥感图上获知的初步信息:可可西里的晚新生代火山群、大湖泊群、野生动物群、砂金矿、盐类矿产资源等,都已有大致方位可循。更何况,为确保这次考察的顺利进行,1989年由地理学家李炳元率领的小分队已先行一步进行过预察,保险系数增加。第二年大部队出动,轻松一点儿说,就是"按图索骥"了吧。
  然而这一"索"的过程却一点儿也不轻松。人为的条件可以改善,但哪怕你武装到了牙齿,你所面对的自然条件并没有改变。你照样得忍受5000米以上的高处严重的高山缺氧,举步维艰倒也罢了,还要不时竭尽全力推挖泥泞中的陷车,每天下午必起的大风沙,夏季高原的酷寒之夜,被雪掩埋了帐篷里普遍的失眠,风雪袭击中常见的极为恐怖的滚地雷......人往高处走,只有到了高处,才体察到生命的存在,生命的脆弱;才感觉到心脏和肺的存在,还有呼吸。考察队里10多位50岁以上的老专家,大都是曾辗转青藏各地的老队员,有着长期的高海拔地区野外工作经验,但是仍有几位一度倒下:土壤学家顾国安急性高山反应,高烧不退,考虑到土壤学专业仅有自己一人,坚持不离前线;水生物学家武云飞感冒引起肺水肿,被强行送回时他发火了;冻土学家李树德昏倒了,被送往格尔木,半个月后,他又从格尔木搭便车返回,重上战场。
  被形容为"一去二三里,推车四五回"的经历,集中在前往长江源头格拉丹冬的途中。风雪交加中,冰结的路面已经消融,沼泽遍布,大地绵软。行路之难,莫过于此。为此,格拉丹冬西侧纵深处终于未能到达,西进小分队中途被迫撤回--号称"冒险家"的武素功牢记宋健同志指示: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他自己是个勇敢无畏的人,但作为一队之长,面临被风雪泥泞所困的危险,他要对全队的生命和事业负责。
  考察队在格拉丹冬东侧安营扎寨。格拉丹冬,意谓高高尖尖的山。无愧于大江之源,高达6620米的格拉丹冬壮丽威严,以它的圣洁之白,为50多条山岳冰川所簇拥,冰塔林千姿百态,银光闪耀,不息的冰川融水昼夜喧响,长江从这里出发,冰清玉洁的雪山之水横贯中国,6380公里行程东流入海,沿途它汇集了各路水流,日渐浩荡。与北方同源于青藏母腹的黄河一起,千万年来养育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和文明。格拉丹冬值得敬畏,值得历尽艰辛去探询。
  年轻的李世杰博士大喘着气,在冰雪面上迈着"太空步"。他攀援过距主峰格拉丹冬最近的六条冰川,观察和测量,再核对七十年代所拍摄的航片和绘制的地形图,发现这些冰川的末端已退后了150米。显然这是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变暖所致。除此,在冰川消融地段,他还发现了死冰--无源、独立、不活动的冰块和冰川作用的冰碛物分布很广。后来李世杰成为国家"攀登"计划青藏项目中湖泊专题负责人,参与对青藏、对全球变化的研究,这些野外考察过程中的感性认识和第一手资料,对他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
  可可西里考察总行程为12.5万公里,考察面积为7万平方公里。近100天的考察中的收获鼓舞人心。突破性的进展首先体现在对于第三条缝合线的发现,即对古特提斯北部边界的确认方面。此前对于古特提斯海洋的南界已有了较为一致的意见,而对于它的北界,我国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曾提出极有可能经过可可西里山脉南缘。这条蛇绿岩带东侧在金沙江,八十年代初潘裕生曾循迹向西把它延伸到青海的玉树地区;但它的西部边界在哪里呢?中英联合考察队曾一直追索到可可西里,遥远地望见一线绿色时,不幸甘塞尔老先生骑马摔伤了腰,只好中途折返。因此这第三条缝合线的西侧简直不知该怎样落笔。为此潘裕生特地向可可西里考察队的地质专家们作了交代,寻找并完善这条缝合线。
  这件事就成了此番考察中地质学家张以弗、边千韬和郑祥身的最大愿望。他们率领地质小组沿可可西里腹地的西金乌兰湖断裂带寻找,终于发现了西起还东河、东至移山湖一线约60公里地段的具堆晶结构的辉长岩块体和深海硅质岩、泥质岩的混杂堆积;在移山湖以西15公里处,发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蛇绿岩剖面。发现这一1.5亿年前古特提斯洋壳残余部分的意义,首先在于确切地认定了这一古海洋的北界,为可可西里地区乃至青藏高原构造分区和构造演化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使大地构造学家在青藏高原构造图上肯定地画出了第三条缝合带:西金乌兰湖-金沙江缝合带。其后这条缝合带的两端继续延伸,向西大体沿喀喇昆仑北麓进入帕米尔,向东则经苍山西坡、哀牢山南麓进入越南,大致经红河直插南海,仅在我国境内就长达3000公里。
  古生物学家也为古特提斯的存亡经历提供了确切的年代证据。古生物学家沙金庚博士,留学英国两年整,一朝回国即刻奔向可可西里。绅士风度顷刻间荡然无存。比之风景如画的英国海岸岛屿考察,可以想见的是此地之相差凡几;不过从专业发现看来,一切舒适惬意之地又焉能比得过我们的荒原!在当年古特提斯经过的地方,沙博士一举获得了从石炭纪至第四纪跨度为三亿多年的各纪地层中几乎所有代表性化石,除第四纪孢粉外,化石类包括156属283种。其中一些尚属新发现的属和种;尤其是,早石炭纪至早二迭纪的深水相放射虫动物群和晚二迭纪碳酸岩相有孔虫动物群,是青藏高原其它地方已经缺失的。而侏罗纪以来上亿年间这一地区皆为非海相沉积--它们提供着一部可可西里在古构造、古生态和沉积环境方面的编年史,曾经散落过,现在重新被装订到一起。沙金庚博士由此建立起可可西里地区大洋-浅海-陆相亚洲型生物序列和地层层序,恢复了一部古地理演化史。
  国外依据卫星图片显示的迹象,曾报道过可可西里地区于1973年火山爆发。地质工作者的另一项任务是核实这一消息。这一地区虽有多处火山群遗存,但都已死寂上千万年,不可能存在活火山。郑祥身冥思苦想,不得其解:卫片上显示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现象呢?
  在可可西里北端,位于青海-新疆交界处的海拔6860米的布喀达坂峰(新青峰),是青海境内最高峰;新青峰下的太阳湖,是青海境内最深的湖。布喀达坂冰川垂挂如练;美丽的太阳湖碧波荡漾。七十年代初进行的航测,在1:10万航测地形图上准确地描绘了雪山蓝湖的位置。但是,地形图上并未见冰川前超过1000平方米的大型温泉群。前一年的预察中,李炳元意外地发现了它,将它命名为"新青温泉"。由于毫无准备,他随身携带的温度计刻度仅有50℃,不足以测量沸泉温度。这一次,考察队又一次来到热浪翻滚的热田边,测得高温为91℃,竟然高出当地沸点10℃之多!
  温度如此之高,热田如此之大,想来地下定有丰富的高能热储之源。注意到热田内的砾石风化轻微,泉华堆积仅有几厘米厚度,郑祥身忽然想到:这个年轻的热泉在它冲出地表最初喷涌之时,一定呈水热大爆炸形式,卫星图片记录了这一惊天动地的场面,该不是被误读为火山爆发吧!看来这还是个谜团。
  另一个谜团也在地质小组考察范围之内。一年半之前的1988年,唐古拉一带发生大地震,但因宏观震中位置模糊而使地震研究人员难以确定有关参数。6月24日,在唐古拉以北的荒原上陡然发现了震中所在--一条东西长约8公里、宽约1.5米、经自然填埋后深度仍大于1米的大裂缝。地震工作者叶健青仔细地观察这条地震破裂形变带,认为只有7级以上的大地震才能造成这样的地裂。
  --新近出现的温泉群,不时发生的大地震,作为可可西里地区地壳最新活动的标志,在地质构造、第四纪新构造活动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具有重要意义的还多。地质古生物学家们在可可西里地区的岩层中,李炳元、李世杰、李树德他们在苟鲁措进行了湖泊岩芯的钻探工作,取得了两万年以来定年较准确、多指标和分辨率较高的环境变化连续纪录。
  在对于古环境方面有争议许久的一个问题:第四纪冰期中青藏高原是否有大冰盖覆盖,本世纪初外国科学家就是一个肯定的说法,本世纪五十年代,旧调重弹,从此地学界掀起了一场有关青藏高原有无统一大冰盖的争论,连同东、西西伯利亚两地是否也存在大冰盖问题一并成为数十年来国际地学界所热切关注的重要论题。在西藏及藏北考察中,第四纪地貌学家李炳元就注意考察冰碛物,得出了否定的意见;此次可可西里考察,又在关注之列。冰川学家李世杰、李树德走遍可可西里,除在格拉丹冬、乌兰乌拉、岗扎日、马兰山和新青峰山周围有冰碛物发现、仅占考察面积的2%外,其余均不见;而较大的湖盆一般都属于构造成因而非冰川侵蚀;同时发现的还有,末次冰期遗留冰缘地貌、更早些的火山地貌及第三系泥灰岩保存完好,没有被冰盖覆盖的痕迹。据此可以推断,第四纪以来,可可西里地区只发育过分散的山地冰川,不存在大冰盖。可可西里考察之后,在九十年代最后完成了对于喀喇昆仑地区的考察研究,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地理学家、冰川学家达成一致,纷纷发表文章。李炳元与李吉均等合作主编了第一幅"青藏高原第四纪冰川遗迹分布图",从整体上阐明了青藏高原第四纪冰川的类型、规模、性质、演化历史和高原隆起的关系,再次证实"第四纪冰期中青藏高原发育连续大冰盖"的观点是错误的。从此而后,国际地学界似乎不再讨论这一问题了。
  外号"老旱獭"的土壤学家顾国安,共采集了350个土壤样品,每一样品都需挖深1米,就因他一天到晚掘地三尺,挖土不止,队员们就为他取了这样一个极形象的外号。就这样,可可西里的新发现有龟裂土、碱土、盐土和风沙土四个土类。荣获"鼠兔"尊名的是气象工作者张琳。他的工作格外辛苦之处是每昼夜观测记录30多次,总在固定时间里窜进窜出小帐篷,恰似鼠兔生活习性--不时跑出来啃上几口又钻回洞穴。就这样,近百日的可可西里气候情况被首次记录在案。
  "亲王"依然是"亲王",尽管考察结束时冯祚建整整瘦了12公斤,已经瘦得脱了形,他想这样也好,减肥。但回到京城不到一月,迅速回升了5公斤;再不久,全面复辟。12公斤的代价,是获得了可可西里野生动物资源的翔实资料,为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立下了汗马功劳。1997年11月,可可西里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冒险家"不再具有匹夫之勇的含意。武素功成功地指挥了可可西里考察,在他的地植物学方面也完成得很出色。可可西里的高寒生态系统不仅在青藏高原具有代表性,即使在世界高山高原环境也可称之为代表性生态系统。在对高寒环境生物区系系统考察的结果,共发现新类群有76个,其中植物新种8个;另外还有昆虫新属2个、新种55个。昆虫新种中有一种皮蝇,被昆虫学家们命名为"武氏皮蝇",以永远铭记他们的队长,永远铭记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的草地资源、动物资源、盐湖资源、旅游资源之外,对于可可西里金矿资源的调查也卓有成效,这是对青海地方最为现实的贡献。可可西里北部已发现丰富的砂金资源,但一直未发现原生金。此次考察发现了一块含原生金的的石英斑岩,以此提供了今后寻找原生金的信息;同时发现可可西里湖泊水体中金的富集现象更为值得进一步研究。
  可可西里地处北羌塘,方圆25万平方公里,青藏高原深处的大荒地带,一直被认为是无人区--绝对无人区。但是奇迹出现了--七月的一天,一队考察队员来到乌兰乌拉湖畔,那里海拔5000多米,人们大喘着气,动作迟缓地从事着例行的考察。望远镜里出现一个黑点,"是野牦牛",大家说。但那野牛一动不动。待走到接近的距离,愕然发现那居然是一顶黑色牦牛毛编织的帐篷!听见人声,帐内走出了一老一少两位藏族妇女和两个男孩。两类人群在根本不可能有人类存在的荒野中相逢了。更使人们愕然的是,只见那老妇向少妇示意,然后双双行起跪拜大礼,以等身长头迎向这群身穿红色鸭绒衣的"天外来客"。毫无思想准备的考察队员大异,张口结舌,手足无措,不知谁先带头,全体人员以现代方式鼓起掌来--一切都这样莫名其妙。
  随后便是关切的询问,但是语言难通--考察队青海藏族的话对方听不懂,反之也是。艰难交谈一番,大致弄清了这户牧民是好几年前从西藏安多来的,据说乌兰乌拉湖畔还有从西藏来的另外两户--整个可可西里荒原上仅有、居然有三户人家!
      真是难以置信,要不是亲眼所见,考察队员们无论怎样都不会相信可可西里荒原上还会有人类生存。这是超越极限的生存。在西藏,也有海拔5000米处的最高居民点,南部长江源地区也久为西藏牧民的传统牧场,但纬度偏南,且一定有一些特别的小气候环境因素,但这儿......真令人感慨万端。
  与以往考察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随行的电视工作者同时拍摄了一部《神秘的国土》专题片;随行的摄影记者"唐老鸭"和杜泽泉拍下大量图片,随行的新华社西宁分社记者党周将考察见闻和成果随时地、连篇累牍地播发,考察队在遥远的可可西里的活动进程,同时被世界一览无余,包括与荒原深处藏族牧民的邂逅也见诸报导,一并让世界惊讶。
  由武素功、李炳元等执笔的《建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可行性论证报告》被呈送决策部门。这也是本次考察活动重要任务和成果之一。报告中列举了建立面积为8.3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意义和价值:独特而典型的高寒草原生态系统、丰富的珍稀特有物种、多种多样的自然类型、原始的生态环境及科学和生产实践上的价值等。提出保护区性质应为保护、旅游与科研相结合、具多重价值的综合性保护区。这一提案被国务院批准,1997年,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科学家的任务是完成前期论证工作,对于其规划能否实施,似乎不再起重要作用。由于经费投入困难,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规范工作迟迟未能启动。但是--这一个但是的份量之重,令人格外感到沉重的同时,又感到格外的欣慰--但是,在民间,这项可歌可泣的事业早已在进行,一直到今天。可可西里,在它原有的与荒寒与遥远有关的一应内容之上,这一名称所指向的,又增添了许许多多全新的内涵。
  可可西里自八十年代末始为国人所知,机缘来自西部淘金热,及其有关的灾难性事件:金农被风雪泥泞所困,物资供应困难,死亡多人之类;九十年代强化了对这一地区的概念,是因本次空前的科学考察。但除了以上我们已知的这几部分人的进入之外,还有一种罪恶的进入,那就是偷猎者。国际黑市昂贵的羚羊绒价格的利益驱动,诱惑着一批批见利忘义者冒死进入这一地区,每年猎取大量羚羊皮张偷运出境,牟取暴利--羚羊绒贵过黄金。其绒制品既轻又软,一条披肩可从一枚戒指中间穿过,故而被称之为"戒指披肩"。它出自克什米尔的传统工艺,"开司米"。据说一百多年前的东印度公司发现了它并传入欧洲,拿破仑曾订制过40件,作为礼物送给情人约瑟芬。最近的一二十年间,国际黑市再度流行,一条戒指披肩售价1.7万美元。作为原材料的羚羊绒,在国外的售价是7万元人民币,每只羚羊可产100克绒。如此之高的利润使加工者、销售者乃至偷猎者都疯狂了,这就是有关国际组织屡禁不止的原因。前些年,疯狂的偷猎者明火执杖地驾车驶往可可西里,大肆猎杀国家一类保护动物藏羚羊。面对这一犯罪行为,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已经觉醒的青海治多县上下无法沉默,有一个人挺身而出。1992年,在治多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的提议下,成立了由他亲自领导的、旨在制止非法淘金和偷猎现象的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县政府出资两万元予以扶持。西部工委从此踏上了可可西里的风雪之途,一年内十二次进入,多次与非法偷猎者交火,当年即抓获偷猎者20人,缴获汽车7辆。索南达杰,这位保卫可可西里的先驱者,可可西里藏羚之国的守护神,在他独自面对一群歹徒时,壮烈牺牲在丧心病狂的偷猎者枪口下。人们发现他时,可可西里的严寒已经把他冰冻成不朽的雕像;在他身边,是偷猎者仓惶出逃时未及带走的1300多张羚羊皮张......这是1994年1月18日。
  索南达杰之死,在治多县,在青海省,在全中国,引发了巨大而剧烈的反响,激起了连锁效应。他的妹夫、玉树州法制工委副主任扎巴多杰毅然接过索南达杰未竟的事业,全县青年纷纷报名参加"西部野牦牛队",在扎巴多杰的带领下奔赴可可西里。从1995年9月到1997年11月的两年间,共破获盗猎案43起,抓获盗猎分子188人,缴获枪支42支,子弹8万余发,车辆39台,2805张羚羊皮。野牦牛队威震西部,近一年来偷猎者几乎绝迹。1996年,索南达杰生前为之奔波的可可西里保护站在昆仑山脚下建立,可以有效地阻止非法者进入无人区。
  以上事迹见诸《北京青年报》1998年2月26日该报记者杨晓光文。这一天该报硕大的黑体字通栏标题为《保卫可可西里》。正是由于宣传媒介: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的大量报道,一大批具有良知和献身精神的文字与摄影记者、探险家们例如杨欣等人的关注和参与,使可可西里乃至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保护、生态保护观念深入人心。与科学家们一道,建构起多姿多彩的青藏事业宏伟建筑,竖起一座又一座丰碑。就这一意义上说来,可可西里的故事没有完结,青藏高原的故事还在继续。

级别: 新手上路
只看该作者 9楼 发表于: 2019-10-30
第七章   横断山,横断山

  乘飞机从成都前往拉萨,仿佛还没来得及过渡呢,当机翼穿云破雾而出,当笼罩在四川盆地上方的云雾从眼底消失,凭高望远,大地如同沙盘,举托着群山蜂拥而至。在缩微了的景观里,但见万山攒动,峰岭相连,冰雪披沥而下,那银白如棉如绸,给刚硬的山峦覆被上可人的柔和。面向这山族的盛大依仗,使初次见到它的那一双双眼睛流露出欣喜惊异的光芒;即使不是初次进藏的人们,也忍不住频频透过舷窗张望,让曾经被震荡过的心海再一次掀起涟漪。
  1300公里航程,约有一半飞经横断山区上空。往西,经过大峡谷地区的过渡,是喜马拉雅,是冈底斯。而在全世界山族中,横断山脉是最为独特的。独特在于它纵向分布的走向:青藏高原内部数列大型超大型山脉沿纬度带绵亘两千多公里之后,在这里几乎呈直角突然被拧转为南北走向;转向的同时山脉之间的空间距离也被压缩,在藏东南滇西北不过60公里的宽度中,可以容纳三列山脉和三条大江比肩而行--所以我们能够在空中俯瞰到高密度的山阵,相对狭窄的空间造成了横断山区的山高谷深--群山高耸,河谷深切,如此大面积的高山峡谷地区堪为绝无仅有,举世无双。
  由于横断山格外特殊的地质地貌以及它格外丰富的生物资源,早在19世纪末期以来,就不时地吸引着西方的科学家和探险家光顾此地。"横断山"概念最早出现在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中国地理讲义》中:"......迤南为岷山、为雪岭、为云岭,皆成自北而南之山脉,是谓横断山脉",但对确切范围未曾论及。长期以来,对于跨越藏、青、川、滇、甘五省区的横断山脉划界众说纷纭,依次有"三脉说"、"四脉说"、"五脉说"、"六脉说"到"七脉说"(三山夹二江、四山夹三江,依此类推),这是东西界;南北界起迄位置也同样存在有关界限讨论,特别是与云贵高原颠连一气,缺乏哪怕不很明显的标志。
  横断山区宏观地理确切概念的提出,也是青藏队此次综合科学考察内容之一。大部队出动前一年,1980年,孙鸿烈带队先行一步,进入横断山跑面预察,为来年多学科考察选点。地理学家李炳元的预察任务即是确认划定横断山区范围,根据地质构造和地貌状况,李炳元基本认可了"七脉说"--自东而西为岷山(岷江)、邛崃山(大渡河)、大雪山即贡嘎山(雅砻江)、云岭-沙鲁里山(金沙江)、宁静山即芒康山(澜沧江)、他念他翁山(怒江)、伯舒拉岭-高黎贡山。以行政区划表现,横断山区东界在四川文县-灌县-泸定-盐源一线以西;西界在西藏类乌齐-察隅-云南腾冲以东;北界在青海囊谦-色达-玛曲-南坪附近,以南则截止在云南龙陵-南涧-下关-丽江-盐源一带,囊括了滇西北的怒江州和迪庆州全部,大理州、丽江州和保山地区局部,川西阿坝州和甘孜州近于全部和凉山州、雅安地区小部,藏东昌都大部及甘、青很少部分。横断山区总面积为36.6万平方公里,其中92.3%属于青藏高原。至于青藏与云贵两高原之间的划界,大致以点苍山与洱海为界,主要依据为地貌特征、相对高度;若按地质构造,包括滇西山地在内的整个横断山区,全部为青藏高原几条巨大山系转弯东南的尾闾余脉,大约因为考虑到海拔高度和习惯认识因素,才没有把它作为青藏部分。
  不仅横断山脉,连同青藏高原边界轮廓,我们今天所知的25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面积,也都是自然地理学家李炳元教授在走遍青藏之后,在反复斟酌之后,大笔一挥勾勒的
  预察第二年,青藏队挥师横断山。这是继西藏大地走遍后青藏队的第二次大行动,为时五年。从1981年开始的三年野外中,青藏队共出动中科院地学、生物等有关研究所、北大、兰大等高校和地方生产部门共250多人,涉及40多个分支学科。队长孙鸿烈布署过考察工作并进行过预察之后,做访问学者去了美国;这一阶段实际就由森林、生态学家李文华做了队长,章铭陶、韩裕丰和王震寰任副队长,谭福安任业务秘书。考察重点在川西和滇西北,涉及藏东一带;考虑到行政区划的完整性,在云南一些地区约略超出了青藏高原范围。
  横断山脉是青藏高原的东部延伸,在地质构造上处于南亚大陆与欧亚大陆镶嵌交接带的东翼,是中国东部的太平洋带与西部的古地中海(特提斯)带间的过渡地带。当印度板块由南方俯冲而来,青藏高原难以随之向北推进,因为北方有华北地体和塔里木地体铁壁铜墙的坚固防线,它被迫向上生长的同时也向两端流逸,但东方又有扬子地块阻挡,横断山脉因此改向;由于印度板块以年速5厘米的速度北上,一刻也不曾停止,这一连接地带就集中突出了地球内部运动的矛盾,不仅地质构造复杂,三、四百万年来的新构造运动也格外活跃。地质复杂,地貌也复杂。碰撞推挤的板块在此间形成的山势高峻,峡谷深切,巨大的落差使江河奔腾而下。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峡谷作为仅次于雅鲁藏布大峡谷的第二大水汽通道,为横断山区带来了丰沛的虽然不够均衡的降水,令横断山区植物丰富多彩,堪称生物避难所、生物多样性宝库,并为重要的生物起源及分化中心之一。总而言之,横断山区是研究地学生物学并解决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关键地区。
  对于三江水汽通道的考察,是大气物理学家高登义率队进行的。虽说累计雅鲁藏布大峡谷之外所有沿喜马拉雅、沿横断山脉的山口所输送的水汽总量相加,也比不过一个大峡谷,但三江水汽通道仍是重要的。这些水汽通道以西南季风为输送动力,将来自太平洋和孟加拉湾的湿润气流向东北引领,在高原内部一直作用到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麓,向东北,则可达经度100度处。威力与影响所及,1983年7月末在陕南川北的特大暴雨,就是这一水汽通道与某些因素相遇所造成。
  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季风系统间的横断山区则是水汽通道的直接作用区。丰富多彩的气候,高差悬殊的地貌,使植被生物呈现五光十色,欣欣向荣。动植物多种区系在这里交汇共生,又因古地理气候环境变迁而重新分化,并富含古老和孑遗物种"活化石",是中国弥足珍贵的物种基因库。丰富的植被类型既集中在垂直自然地带,又使全区由高及低、从理塘高原向南过渡到滇中高原呈现水平地带变化。
  青藏队一直负责植物区系调查的植物学家武素功,在横断山考察中完成了一项壮举:穿越独龙江原始森林无人区。本来武素功就以冒险家著称,这个外号一方面说明他富有勇敢精神,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地理学家们对他的摇头,例如郑度就时常取笑这位植物学家经常不注意地理方位,虽然对这一批评武素功从来就不服气。但独龙江流域考察的确具有冒险性质,从滇西北到藏东南那一带不仅历来的科学家没能走通,就连当地百姓也没有走过。这是一个纯粹科学空白地区,几乎走遍云南和西藏的武素功抑制不住一走的强烈愿望,反复向队长孙鸿烈宣讲此行意义:填补空白之外,重要的还有此地植被类型如何丰富,对于研究植物演化问题、植物迁移通道问题的重要意义等等,说得孙鸿烈心动,就支持了他,并拨给他3万元经费--1982年7月中旬,武素功带领植物考察八人小分队,从云南贡山县出发,沿着前不久才修好的骡马驿道,翻越高黎贡山(在西藏称其为伯舒拉岭)。走过有人区历时20多天,走过无人区又历时10多天,沿途走过了独龙族、怒族、傈僳族聚居地,走过了山地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到达终点--西藏察隅的日东。
  这是武素功专业考察中值得自豪的一段经历。在未经人类扰动的原始丛林里,你将会看到什么呢?武素功说,如果云南是植物王国的话,这儿就是王国中的王宫了。在高黎贡山的森林里,他测量了一株珍贵植物秀杉,高达119米;在中缅边境线钦郎当的热带丛林中,他统计了一株大树上的附生植物达24种之多;在无人区的云冷杉林中,他看到一片新鲜的生命:树高在30米以上,胸径在1.5米左右,但林中少见腐朽之木,树干上少有寄生菌类,说明这片森林正值盛年。一路亲手采集了几千号高等低等植物标本,其中多有新种发现。
  这也是横断山考察中最为艰辛的一段经历。一路山高水低,一路藤树缠绕,一路毒蛇猛兽,一路险象丛生。5位民工手持大砍刀,一路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喜欢文学的武素功文绉绉地念起了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名作:"莫言过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他觉得这诗正是当下情境的写照。这一年,武素功已年近50,依仗着多年出野外身体素质还好,日常的行走和考察还算应付得了,但当攀援着藤条从绝壁上悬垂而下时,不免觉得有些力不从心。还有一次过河,当民工砍下一棵大树搭成独木桥,武素功小心翼翼走过桥面时,平衡没能掌握好,一屁股坐在桥上了。桥下的澎湃激流令人眼晕,冒险家也出了一身冷汗:幸亏......不然......。这样的独木桥不知走过多少,这样的"好险"也发生过多起,多亏了"幸亏",不然我们今天就听不到冒险家笑谈当年了。
  正因为无人区的艰辛备至,所以当他们翻过一座3700米的垭口,一眼望到几堆新鲜牛粪时,这群一个多月来栉风沐雨风餐露宿的人们居然欣喜若狂,在一路的发现中,牛粪当属最为亲切的发现。果然,他们不但看到了牛,还看到了远远的炊烟和原木搭成的房屋,喝上了热情的藏族人捧来的热腾腾的酥油茶,而日东的边防连队已派人在此迎候了两天。第二天到达终点站--日东。部队设宴款待,一向不喜喝酒的武素功这一次开怀畅饮,大醉酩酊。
  横断山区一向被认为是动物的避难所、博物馆和物种分化中心,一些原始动物在适应横断山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的漫长过程中,演化成新种。几年的考察中,中科院北京动物所和昆明动物所兵分两路,来自北京的专家们为北路,工作在川西一带,来自昆明的专家们为南路,工作范围在滇西北。在所有学科中,动物考察一向是最生动有趣的,虽然也危险,也艰苦。在横断山区进行更其如此。
  与上次的藏北高原动物考察犹如天壤之别,不仅是自然环境不同,考察对象面貌也迥异。动物"亲王"冯祚建这次置身于森林动物王国,在湛绿幽深的山林背景中,珍禽异兽们向他展开了五彩缤纷的画卷。山道上一路行来,但见满山遍野怒放的花朵熙熙攘攘,蜂飞蝶舞;灌丛中出没着各种美丽的雉类,成群结队,叽叽咕咕;天上飞翔的禽类发出悦耳的鸣唱。待到深入林中,红腹松鼠、长吻松鼠和花鼠们在树枝间跳跃穿梭,看见闯进他们领地的生人,好奇地盯望片刻,然后一溜烟地跑开。大森林让人心旷神怡。
  野生动物考察不光是猎获标本,重要一项是就近观察动物生活习性。冯祚建接近过机警的矮岩羊,这种矮岩羊别处未见,似乎只在金沙江中游谷地生存;打埋伏偷窥水鹿如何觅食,如何舔食水坑中的盐渍。水鹿这种热带亚热带森林动物是亚洲特产。另一特产,食肉目浣熊科动物在亚洲的唯一代表是小熊猫,全世界共有8属18种,其中7属17种分布在美洲,只有我们的小熊猫生活在亚洲南部。小熊猫很可爱,冯祚建望见大树枝杈上一只小熊猫正在午休,全身放松,后肢下垂,懒洋洋的样子。它其实是假寐,闭目养神罢了,不时还要站起来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动作表情酷似家猫。和同伴们从中午一直观察到黄昏,才见小熊猫从容不迫地下得树来,走到箭竹丛旁边,取食竹笋和竹叶,细细咀嚼,又不时擦揉脸面。看着它走走停停吃吃,一直走出视线之外。当地村民索性活捉来一只小熊猫,送给专家们。大家每天拿馒头、水果、蔬菜、奶糖和鸟肉喂它,它乖乖地什么都吃,从不挑食。一周时间养得肥肥胖胖,离开这个村时才把它放归山林。
  充满生机的山林里有一条长长的生物链-食物链,一应生命各有其生存之道。在滇西北考察的昆明动物所专家韩联宪,就细心观察到一些奇妙生动的生活方式,弱肉强食的生死之搏。在高黎贡山,他看到一种叫做"织布鸟"的鸟儿,从采集苇叶备料到编织成巢的全过程。它们的巢精美如艺术品,真是巧夺"人工"。在怒江东风吊桥侧畔,韩联宪用望远镜观察一种叫蜂虎的小鸟。教科书上说,这种佛法僧目蜂虎科鸟类嗜吃蜜蜂,所以叫蜂虎。这一次观察者可是大开眼界,了解了蜂虎捕食蜜蜂的全过程:翠绿色的蜂虎们在天空飞翔,那飞翔的姿势与燕子没有多大不同。一只枯树上的蜂虎,突然展翅冲上天空,闪电般咬住一只昆虫,然后又飞落枯树上。韩联宪连忙举起望远镜,看到受难者是只蜜蜂。蜂虎正用长而弯曲的尖喙咬住俘虏的细腰,将其头部向树干上猛撞几下,然后换一个位置,咬住对方腹部,用力在树干上磨蹭,看来是为摘除蜜蜂尾部毒针。最后,再一次衔起腰部,把人家的脑袋又撞上树干。确信蜜蜂死亡后,操作的最后程序--吞服。
  最惊险也最戏剧化的遭遇,是与眼镜王蛇的对峙。眼镜王蛇性情凶猛,巨毒无比,行动迅速,俗称"过山风"。尤其与其它毒蛇不同的是,它对人往往采取主动进攻方式,是最为可怕的爬行动物。也还是在高黎贡山的山道上,韩联宪一行考察队员与一条茶杯粗的眼镜王蛇猝然相遇。那蛇浑身布满淡白色横纹,扁平的颈部有醒目的"人"字形花纹。此刻它高昂着脑袋,充满挑衅的目光紧盯着人群。糟糕的是大家全无防备,一个个赤手空拳。当地向导见势不妙,即刻就近捡来一根木棍,准备大战一场。但奇怪的是,那毒蛇不仅没有发动攻势,对峙不久连脑袋也颓然垂下。机不可失,向导立即用木棍摁住蛇头,大家一动手,就把它给活捉了。一面行动,一面满心的疑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细心的韩联宪此时发现了问题,他看到蛇嘴里有东西,定睛一看,是条蛇尾巴!这位韩先生马上抓住蛇尾巴使劲往外拉,居然就从蛇口里拉出了一条完整的蛇!那是条黑底黄斑的王锦蛇,已经窒息而死。令人惊异的事还没完呢,已死的蛇嘴中露出两只鸟爪子。赶紧用手术刀给王锦蛇开膛破肚,刚刚吞进的小鸟还完好无损呢,是只红喉山鹧鸪。至此,大家方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可以如此轻易脱险呢,原来是眼镜王蛇贪吃过度,差一点儿撑死,丧失了进攻能力啊。多亏了是专家们捕获并测量了它,使我们有了准确概念,不然让别的什么人遇上这事儿,只会拿手比划:这条蛇有多粗,那条蛇有多长。经测量称重:眼镜王蛇身长3米,体重6公斤;腹中王锦蛇长2.04米,体重2.1公斤;王锦蛇腹中山鹧鸪重达400克。不是亲眼所见,说一条6公斤的蛇可以同时吞下2.1公斤的蛇和0.4公斤的鸟,就连专家们也难以置信。不过,那贪吃者也因此支付了生命的代价。
  亚洲南部纬度最低的玉龙、哈巴、白马、梅里等大雪山集中在横断山区云南西北部一带。南上北下的气流在此相遇,造成大面积降雪。山顶终年白雪皑皑,雪线以下森林茂密,飞瀑流泉,历来是令人神往的登山旅游胜地。白马雪山垭口大雪封山的日子每年最长可达195天。这个数据来自白马雪山定点观测站的记录。雪封期间,这个观测点与世隔绝,4位藏、汉族年轻观测员在这里坚守岗位。
  横断山区的"立体气候"早已是举世闻名,从前的中外科学家探险者大都形象描述过这一特征,但定点观测的工作此前却从未有人搞过。李文华非常重视长期连续的定点观测数据,1981年他和农业气候学家张谊光一道跑面选点,最后确定在植被垂直带分布完整的白马雪山东西坡,布设6个垂直气候剖面观测点。就这样,从1982年1月1日到1984年12月31日,整整三年时间,有40名观测员坚守在观测阵地。观测人员的组成,是应青藏队请求,云南省气象局从全省各地本系统技术人员中召集来的"志愿兵"。除常规观测外,他们还参与了对于太阳辐射分光观测、风对降水影响的试验,高山草甸牧草动态产量测定,以及山谷风无线电探空等。三年中,共获取了48万个原始数据,由此首次取得了横断山区比较完整的第一手资料,这对于横断山区气候特征、掌握规律以破解自然奥秘、为解决山区农林牧生产问题和相关应用学科研究提供了多么珍贵的依据。张谊光说,多亏了这些年轻人!
  多亏了这些青藏队的编外队员,多亏了地方上的支持。三年来在这远离人烟的寂寞雪山上的艰难困苦不必一一述说,谁参与了青藏研究事业,谁就准备着吃苦吧,付出吧。回报是事业给予的,从金钱方面说来是没有的--谈到这群年轻人的野外补贴,连张谊光都满心的歉意和不安。有谁能够相信呢,观测员们在最初半年里,每天得到的野外补贴只有5分钱;只是后来才略好些,增加到1元5角。
  观测计算结果表明,横断山区气候垂直变化较之我国其它地方都要显著得多。就年平均气温而言,垂直递减率由下往上增大:海拔高度每上升100米,气温就将下降0.7-0.8℃。降水特征也十分明显。白马雪山距水汽来源较近,按说降水量本该丰富,但是不然。它只在高山上部降水较大,而且较之西部群山降水已大为减少。这是因为近南北走向的山脉河流几乎与西南暖湿气流迎面相遇。但大量水汽在白马雪山以西的高黎贡山、碧罗雪山迎风坡凝结降落,到云岭-白马雪山一带势头已弱,俯冲而来的气流来不及大量降落,就越山而去,在背风坡上部落下。所以白马雪山降水特征与众不同,它的最大降水量不在迎风坡而在背风坡上部;一日最大降水量不在雨季而在冬季。
  垂直高差上的多变气候,从炎热到严寒只在几十公里间。第一年出野外,普遍缺乏这类经验,地质组有一回就出了洋相。那一次潘裕生带队从川西得荣县海拔2900米的下绒村出发,向西北方向一路上坡,要去一个名叫"甲背"的山脊寻找岩石露头。在下绒村这个干热河谷里,太阳刚一上山就燥热起来,9月中旬的天气仍然酷暑难当。动身时大家就穿一件薄毛衣,心想上得山去足够了。没料到穿行在遮天蔽日的森林中时就已感到阴凉,中午时分上行到森林尽头时气温骤降,密布的乌云突然飘起雪花,渐变为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寒气袭人。大家一个个缩脑耸肩,仓惶奔走,但疏林中没有一个可以聊避风寒之处。正为难间,有人隐约听到哪里传来牛的叫声。一行人立即循声而去,还好,看见林间草地上的牛了,看见草地上的小窝棚了,还看见听到动静钻出窝棚的放牛人了。放牛人是一老一少两位藏族人,他们热情地让进这伙狼狈而来的不速之客,加旺了火,小窝棚里暖气四溢。大家脱下湿淋淋的衣服拿火烘烤。但等了很久,只见纷飞的大雪没有稍息的意思,只得踏着厚厚的新雪下山。下山走得飞快,待钻出密林时发现,那雪只下在山上,河谷地带根本无雪,夕阳灿烂辉煌。大家扫兴地说,这一天的经历,好象就为了体会严寒和寻找避雪的地方,老天爷可真会开玩笑!
  不过为第二天积累了经验,什么都可以不带,唯独鸭绒衣不可忘记。山路走得已经熟悉,半上午就到达了昨天避雪的牛场小窝棚,再往上走,在灌丛草甸中,岩石露头越来越多,原计划寻找的硅质岩在这里出现了。硅质岩中含有放射虫化石,依此可确定岩石的形成年代。潘裕生站在甲背顶峰,透过雪帘,领会了此地形象化了的地名--甲背,原来是一条古冰川鳍脊,呈鱼背脊状的一条狭窄山脊。尽管大雪飘飞如昨,但大家满面是喜,感觉从身上到心里都暖洋洋的。
  自打地质学家常承法于1973年提出青藏高原多地体、以多条缝合带多次拼合的理论框架以来,寻找证据和验证理论的工作,就成为大地构造学家潘裕生后来历次考察的重点内容之一,这是一个从错综复杂的海陆变迁遗存中钩沉索隐,做去伪存真以验明正身的工作。按照那一框架,横断山区应有第二条、第三条带通过,它们是班公湖-怒江缝合带和西金乌兰湖-金沙江缝合带。
  寻找缝合线就是寻找代表海洋地壳的蛇绿岩。这是一整套包括超基性岩、基性岩、中基性火山岩、枕状溶岩以及覆盖其上的深海相沉积物--放射虫硅质岩的组合,由此明证着深海大洋盆地在此曾经存在过。第二缝合带--西部阿里的班公湖至东部怒江的缝合带应该经过西藏丁青县境内,地质组就远行丁青,驻扎在距县城东南30公里处的沙贡区。他们要在海拔5154米的打加拉山峰进行地质剖面考察,每天上山下山,一连三天,每天都是满载而归:第一天在北坡发现了辉绿岩岩墙群,它是海洋地壳的组成部分,尤其被看作是大洋中脊扩张的证据;第二天又从山顶到山底发现了依次由辉长岩、辉石岩、橄榄岩、纯橄岩层理交互出现,它们是海洋地壳的重要标志;第三天是第二天工作的继续,计算出这一重复出现的堆积岩层出露厚度达五、六百米,宽度为上千米。三天的踏勘,完成了丁青东岩体从沙贡到打加拉北坡的经线地质调查,确认了第二条缝合线的存在,查清了打加拉蛇绿岩套的组成,进而可以恢复地质史上此地海洋的发生、发展与消亡的履历及其时自然环境。
  沿金沙江一线考察第三缝合带走过了很多地方。从云南境内的白马雪山山顶,到四川理塘县城附近,一直北上到青海的玉树,一路追踪而去,一路发现保存完好的金沙江蛇绿岩套。这条缝合线的向西延伸,至可可西里西金乌兰湖畔,之被发现,已在1990年另一次考察中了。再往西,就像其它四条缝合带一样,全都越出国境线之外。随着后来的西昆仑-喀喇昆仑考察中第四条缝合带的重新确认和第五条缝合带的被发现,到可可西里考察为止,青藏高原大地构造轮廓宣告完整清晰。
  由中科院地质所、古生物所、地球化学所共同主持的"横断山脉形成原因和地质历史",经过为时4年的工作,来自各方面的证据渐渐丰实--除了上述构造关系、沉积特征和蛇绿岩套以外,古生物地层提供了横断山区首次发现的中奥陶统距今4亿年前的古生物无脊椎时代化石、其后二迭纪箭石菊石化石标本;老第三纪古桉树化石群;发掘了包括老第三纪晚始新世到第四纪几千万年以来的脊椎动物化石群十多处......横断山区海陆沧桑的来龙去脉就此大致清楚。潘裕生教授描述了这一过程:大约4亿年前,这里不见山脉高耸,唯见广阔大陆架为不深的海水所覆盖。在这片浅海中,气候温暖,生物繁盛;日复一日,死亡者的遗体沉埋于各种砂岩、页岩和石灰岩中,变成岩石中的化石。大约从近4亿年前开始,这儿的地壳产生破裂,继而扩大形成深海槽或串珠状深水洋盆地,水深达数以千米计。它们之间被尚未露出海面的陆岛隔离。这就是特提斯第二期海洋--古特提斯阶段,现今的横断山区当时尽在海水覆盖之下。古特提斯的消亡与3亿年前的冈瓦纳大陆破裂、破裂的地体向北漂移并推挤横断山区有关。过了1亿年,距今大约两亿年前,海水向西退至怒江带,横断山区全部脱海成陆。
新大陆开始出现生机,新大陆生机勃勃。这似乎正值恐龙时代,适宜于爬行动物时代。这一温暖时代持续了上亿年之久,直到4000万年前印度板块撞上来了,此后它便与青藏高原一道经历了令它面目全非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尤其是360万年以来被命名为"青藏运动"的那次新构造运动,最终使它变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模样。
       早于"青藏运动"概念提出的,恰恰是"横断运动"。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是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其前身为成都地理所)的陈富斌教授。由于地利之便,这个所就一直作为横断山脉的守望者、研究者和建设者,他们也自豪地宣称自己为青藏研究的"独立支队"。1979年,原地理所负责人程鸿先生正式提议对横断山-贡嘎山进行研究,陈富斌第一个起而响应。当年设立了横断山研究室,钟祥浩任主任,陈富斌任副主任。老所长丁锡祉提出从气候地貌角度研究,第四纪专家陈富斌则补充了从地球内部动力角度的研究,并开列了横断山新构造专题。随后几年的野外考察,他发现了距今360万年前横断山(青藏高原)的隆起,高原边缘与高原外围断陷盆地的生成,统一夷平面的解体,三者同步进行的迹象。他所撰写的《横断事件:亚洲东部晚新生代的一次重大构造事件》在1992年的《山地研究》上发表以后,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一大理论突破,由此解决了多年来对新构造运动的下限争论,是对青藏研究的重要贡献。继后,依据青藏高原多方面证据的宏观观照,李吉均院士正式提出"青藏运动":最近一次高原整体、强烈隆升的新构造运动,始于距今360万年前。
  浩浩荡荡的横断山脉的主峰是谁?--贡嘎山。贡嘎山巍峨壮丽,以海拔7556米的高度,雄峙在川西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统领横断群山,被誉为"蜀山之王"。正像青藏高原上许多名山大川那样,贡嘎山久已为世界所注目。贡嘎山的名字进入国内外报刊的历史足有上百年。最早对贡嘎山进行科学考察的,可能是奥地利人劳策,时间在1878年;1889-1990年,英国人普拉特连续两次进入海螺沟采集植物标本;由此西方人得知了这一奇异之地,探险家登山家接踵而至,先后有英、美、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等国家的14个登山队、旅游队、考察队进入这一地区。我国中山大学也曾于1930年组织过中外科学家前往贡嘎山考察;六十年代之后,新中国地学、生物学等学科和勘测部门对贡嘎山进行了内容广泛的考察与测绘。在青藏队横断山区考察中,贡嘎山、海螺沟则是考察重点地区之一。从那时以来至今,贡嘎山一直就是地学生物学研究的热点地区。1988年,成都山地所在贡嘎山建立了"贡嘎山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后被纳入攀登计划青藏项目中,科学研究在贡嘎山成为常规工作。
  地学生物学多学科专家们都在贡嘎山敲敲打打,寻寻觅觅,其中冰川研究在这里最具特色。贡嘎山共有大大小小45条冰川,冰川面积为290平方公里,规模虽然算不得庞大,但地位特殊之处在于:它是我国最大的海洋冰川区,最接近人烟稠密地区;就像藏东南海洋性暖性冰川那样,贡嘎山最大的海螺沟冰川末端位置低达2850米,两岸已是葱郁茂密的原始森林了。
  结束了西藏境内冰川考察的李吉均,举步走向了贡嘎山,走向海螺沟的冰川世界。这一次,追随左右的是他的学生们,姚檀栋、秦大河、周尚哲,那时他们还在读硕士;随行者还有兰州冰川所苏珍等一群冰川学家们。那时西坡不通公路,从山脚千多米处开始徒步登山。山上"蹲点"两个月的给养装备全靠人力背运,一走三天。加上一批民工,一行近50人的队伍每天鱼贯行走在崎岖的林间山径上。林涛呼啸,冰川洪流拍岸有声,汇成大自然和鸣;环顾山色冰光,感觉凉湿的空气渗入肺部,与青藏腹地大陆性冰川区的考察生活真有天壤之别。
  此前一年的1980年,李吉均带着他的四位硕士生乘坐一辆敞篷大车,跑遍了横断山区选点预察,确定了海螺沟这条贡嘎山最长的冰川为第二年的工作重点。此番前来,正值雨季,雨中行人拖泥带水,第二天走到一个叫大岩窝的地方走不动了,又冒雨宿营。大岩窝是一斜立的巨大岩石,可聊避风雨,但背靠背坐着只解决了不到一半人,其余的只好另谋生路。李先生的学生们挥舞冰镐,在两块大岩石间掏出一个可容纳三人的大洞,作为寝室。三个人钻进睡袋,睡袋上覆雨衣,不大会功夫,雨衣上已是小湖泊星罗棋布,"塌方"、"泥石流"应有尽有;看来谁都无暇顾及,既凉且湿中一个个酣然入梦。
  在大冰瀑附近安下营寨,一连几天的好天气,雨后乍晴的山林格外清新,垂直高度达上千米的巨大冰瀑布在阳光下闪射着银白之光,冰瀑脚上镶嵌着冰川弧拱的美丽花环。这个清凉的冰川世界气象万千,洁净壮丽--自峰顶7556米开始了冰雪之冠的下方,规模巨大的粒雪盆发育了中国最高大的冰瀑布,气势恢宏的大冰瀑最宽处为1.1公里,高达1080米。这是一条超级伸张流,终年都有频繁的冰崩雪崩发生,夏秋季节小型冰雪崩每天平均达到几千次,在危险区外静观其变,可见一次次冰飞雪舞时的白蓝之光闪烁,声闻惊天动地的天籁轰响,气势磅礴,人心震撼。冰瀑下端的冰川舌,则在阳光与风水的雕塑下变幻着千姿百态:尖锐的角峰,峻峭的刃脊,浑圆的冰斗,冰桌、冰蘑、冰洞、冰桥,形如卧熊的,形如企鹅的,形如城堡之门的,悬挂着冰钟乳形如水晶宫殿的......犹如步入神话之地,空前的神奇感体验令人眩晕。冰川舌伸入原始森林中达6公里之遥,使人觉得神奇美丽得无以复加。

  好天气使人拥有好心情。考察第一天,大家兴致勃勃地登上冰舌,去冰瀑布测量冰雪密度,观察冰中气泡,进行常规的成冰作用考察。这一天工作得相当愉快,只是在临近黄昏收工时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年轻人依次跃过了一条冰裂隙,李先生却一跃没越过,失足掉进去了。幸好那条开裂的冰缝不算很深,被七手八脚弄了上来,李吉均站不起来了,剧痛来自膝盖和肋部。撩起衣服一看,腰部已布满"冰川擦痕",用手一摸,肋部凹陷下一片。冰天雪地里没有医生,赶几天路下山求医也不现实,而且青藏队员们历来都有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的传统。在医疗措施全无的情况下,李吉均咬紧牙关硬捱着,卧床几天疼痛略略减轻时,就起坐看冰川,琢磨起冰川运动速度问题。20多天过去,已经可以为考察归来的同事和学生们端上亲手做的油炸土豆片了。
  这一次的冰川擦痕是永久性的纪念:两个月后考察结束下得山来,拍片检查结果,膝盖骨严重损伤;肋骨折断两根。
  是向贡嘎山的献祭。尽管如此,次年李吉均又带队再次进入贡嘎山,考察海螺沟侧旁的贡巴冰川。对于蜀山之王冰川的了如指掌,一部贡嘎山冰川史话就由李吉均先生娓娓道来--
  贡嘎山这座年轻的山峰,伴随着它的强烈上升,第四纪冰期悄然降临。其时贡嘎山遍被银装,一片琼瑶。冰川最盛时代,末端从东坡一度伸向大渡河岸。后来历经气候的几番变化,在山麓附近留下了冰碛物和冰水堆积。距今上千年前,冰川再度前进,海螺沟冰川末端曾抵达大岩窝海拔2600米处;本世纪以来,贡嘎山冰川处于退缩中。
  贡嘎山冰川与西欧阿尔卑斯冰川虽同为海洋性冰川,但又各具特色。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发育在西风带海洋性气候环境中,降水集中在冬季,全年气温变化不大;而贡嘎山冰川则发育在东亚季风气候环境中,被称作季风海洋性冰川。降水集中在盛夏,这个季节同为冰川补给与消融季节,所以冰川流动性大。流动速度每年可达两百米以上,夏季冰面消融强度每天平均近10厘米--贡嘎山冰川面貌每天都是新的,贡嘎山冰川具有强盛而活跃的生命。
  对于贡嘎山故事的继续讲述,就涉及到青藏项目在此地的定点观测研究,涉及到科学工作者为贡嘎山-海螺沟旅游开发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了。
  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第四纪地质学家陈富斌教授,被四川人誉为海螺沟风景区的发现者、评价者和设计者,看来与贡嘎山结下了不解之缘。初识贡嘎山在1973年,冥冥中他感应到了奇山异水的召唤。所以当原地理所负责人程鸿提议横断山-贡嘎山研究时,陈富斌第一个报名响应。在贡嘎山的山野间研究新构造运动过程中,他每每沉醉于大自然的极致壮丽中。对于海螺沟旅游开发的构想来自一个契机:1980年,陈富斌与钟祥浩应邀前往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山考察,那儿地处阿尔卑斯山脉,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但是,目之所及,不由得感叹较之贡嘎山风景可是逊色--贡嘎山,真正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呵。此后对于贡嘎山继续科学考察的同时,又增添了一项内容:争取旅游资源的开发。这是一项动腿又动口的活儿,从省里到地区再到县上,各级领导和旅游部门,地质学家做起了有关风景区开发的游说工作:海螺沟有多么壮观美丽的现代冰川、原始森林,有多么丰富的植物群落、珍稀动物,有多么重要的审美和认知价值,在全世界多么独一无二,有着怎样的旅游开发潜力,能够创造怎样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等等。八十年代初期,旅游开发的观念刚刚兴起,人们对这一新产业还比较陌生,但对科学家言之成理的建议既感新奇又很尊重。四处奔波游说虽然辛苦,但收效巨大。只是有一位旅游局长好奇地发问:冰川是什么?
  当然我们不会取笑这位旅游局长的无知,因为冰川毕竟距离日常生活很远。那时除了科学界人士,生活在平原和一般山地的人们哪里知道世界上还有如此壮美的景观存在,它之存在对于我们有些什么意义。正因为如此,贡嘎山海螺沟以海洋性冰川为主的游览胜地才有别于一切久负盛名的风景区,才格外地令人向往。1998年,四川省政府特邀亚洲旅游协会八位世界旅游专家前来本省进行旅游资源评价,其中涉及到横断山区的两处--九寨沟和海螺沟,专家们如是评说:九寨沟,世界一流,绝无仅有,中国、世界之瑰宝;海螺沟,是容易进入的冰川,有着对情侣和家庭极具吸引力的温泉,有保存最好的原始森林,有可与澳大利亚塔次马尼亚相媲美的森林植被,有高耸的瀑布和独特的民族风情。
  在科学家们的眼中,川西九寨沟和海螺沟这两处旅游胜地各有千秋。九寨沟特色为雪山林海、海子瀑布,108个海子犹如一泊泊明镜,树在水中,根须漂浮水面--仙境一般,是一种令人为之心动赞叹的美,一般人都可以领略的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海螺沟则是冰川瀑布,绝壁峭崖,原始森林,还有著名的温泉。是壮丽,是激动人心的美。尤其在稍具地学、生物学知识的旅游者看来,海螺沟更具有审美和科学的双重价值。这两"沟"的被开发有一点相同之处在于,由科学家参加。九寨沟旅游开发事业,最初来自七十年代一位当地地方报纸的记者的呼吁;青藏队横断山考察中提出了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的设想。如今它们声名远播,每年前往九寨沟旅游的达十四、五万人,前往海螺沟的少一些,也有上万人。这与去往贡嘎山的交通条件及相应的旅游服务设施差一些有关。川藏公路二郎山地段隧道通车、130公里高速公路修通之后,相关设施有所改善之后,海螺沟必将与世人更加亲近。
  两个著名风景区被发现的同时,生态保护就被提上了日程--1984年当陈富斌教授等人有关提议被地方采纳之时,随之做出的一项决定是,停止对贡嘎山风景区的森林采伐--就这一意义而言,说科学家是贡嘎山、是九寨沟的守护神也许并不过分。
  建立贡嘎山站的设想与旅游开发的思路共生,建站过程与风景区建设同步进行。在陈富斌提交的《泸定县海螺沟旅游资源考察评价报告》中提出、经中科院成都分院同意并资助下,由泸定县人民政府海螺沟开发办公室协助,在贡嘎山3000米处修建了一座气象站。可以说,最初建站是从配合海螺沟旅游资源开发的气象站开始起步的。气象站--综合观测试验站-高山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贡嘎山站迅速成长起来,进入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被纳入"攀登"计划青藏项目,作为三个野外定位站之一,正以独具的优势为青藏研究的深化发挥着积极的功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贡嘎山站的研究方向为:以高山多层次自然生态系统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为主要内容,从环境的整体出发,多学科综合研究高山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与调控原理、高山隆起与冰川消长及其对高山生态系统的影响,监测环境动态,预测大区域环境变化趋势,为合理利用山地资源与保护环境以及青藏高原和全球变化研究,提供科学依据与资料,并通过长期观测与研究积累,建立与发展山地学。联系生产实际,贡嘎山站置身于较晚近开发的我国面积最大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责无旁贷地承担着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导游、防灾、农业综合开发等一系列生产任务。这一类特别使命,属于中国特色,在全世界那么多的高山站中,贡嘎山站是唯一承担这一角色的。
  贡嘎山海螺沟旅游开发事业体现了科学家的参与,科学家在当代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样,青藏队横断山区考察也突出了这一主题。囊括了川西、藏东、滇西北的横断山区,接近内陆较发达地区,人口相对稠密,较之开发程度较低的西藏自治区,已属于半开发地区,因之环境生态问题、资源的合理开发问题更其突出:森林过伐、草场过牧、河谷干旱沙化、水土流失、泥石流灾害较为严重等等。尤为重要的是,这儿还是长江上游金沙江流经的地方,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影响到中下游广大地区,事关全局。因之为时五年的横断山脉考察,在大量获取了这一地区宝贵的地质学、地理学、植物学、古生物化石等资料的基础上,论证了这一地区自然地理和生物区系形成演化过程的同时,着重进行了与横断山区人民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五个方面的综合专题:农业自然资源评价与综合制图的研究;地方能源综合评价与开发利用的研究;畜牧业战略布局研究;亚高山暗针叶林采伐更新研究;干旱河谷环境条件与农业资源的评价及开发利用问题的研究,等等。
  250人组成的横断山考察队伍,除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专业为基础学科研究之外--即使是基础研究,也尽其可能地考虑经济发展问题:地质工作者通过板块构造的理论与实践提出成矿预测、根据古冰帽的发育规律提出寻找砂金的方向--从事应用研究的阵容庞大,成为本次考察活动的一大特色。例如考察队的分组细致:林业、动物、鱼类、植物、土壤、农业、畜牧、水利、沼泽、地热、泥石流......等组。各有选点,各自为战,在某处一呆就是三年,路线考察与定位半定位观测相结合,则是本次考察的另一特色。更何况,从考察队主持者--李文华、章铭陶、韩裕丰、谭福安--的组成看来,突出生产应用研究这一主题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他们自横断山开始,大都走向与环境、与资源开发有关的研究和实践,尤其在西藏。所以到后来,可以不必再具体称他们为这个家那个家了,统称为区域开发专家没错。
  各组各自为战,就像白马雪山垂直气候观测站连续三年进行越冬观测那样,陈传友的水利组在云南迪庆的林场建立了一个森林水文观测站,以三年的时间观测森林采伐前后的温湿度变化及水文效应:原始森林涵养水源的作用、采伐迹地上的水土流失情况,给出量化数据。
  韩裕丰和赖世登率领的林业组在云南中甸林业和水文部门的协助下,进行了同样为时三年的林内外小气候的定位观测研究,旨在解决暗针叶林天然更新的气候因素影响问题。暗针叶林为云杉和冷杉,冷杉生长在云杉之上,它们是原始植被的顶极群落,在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中,一经破坏难再恢复。专家们看到,在原始森林阴湿的林下,云冷杉幼苗生长良好,而在采伐迹地上,早先的云冷杉领地已被高山松取而代之。看来采伐后云冷杉不能自然更新,只能人工培育。所以三年的时间里就搞人工育苗越冬实验,其中冷杉育苗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秘诀是摹仿森林生境,采取遮阴和保温措施。不过推广起来有难度,麻烦:那需要精心呵护,并要等到三年过后主干长成才能移栽到自然环境中去。
  佟伟的地热组在云南腾冲的热海热田进行的天然地震及地球化学的半定位观测,为热田开发和发展地热学研究积累资料;黄文秀的畜牧组在云南丽江进行坝区马的发展与最优畜种结构的研究;李明森所在的土壤组在川西北进行干旱河谷的生态研究;生物学家发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经济动物和植物;水资源组提出的洱海流域综合治理的跨流域调水方案正被付诸实施;泥石流组为防治泥石流山地灾害所提交的方案也被当地有关部门采纳;对于森林合理采伐更新问题、干旱河谷与沼泽湿地生态及治理问题、湖泊水产资源利用及管理问题等等,都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建议。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农业自然资源遥感和综合系列制图,是青藏队发挥多学科优势,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一次成功尝试。参加考察和制图的共有地理、土壤、植物、遥感、地图等八个专业的科技人员,野外考察加上来自卫星图像的参照,共编制了地貌、植被、森林分布、土地利用现状和农业自然分区等十八幅地图。这些地图不仅为当地制定农业区划和农业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为认识横断山区自然条件的特点和规律提供了典型区域的基础资料。理所当然地,系列制图受到了当地热情有加的欢迎--是的,与西藏人民一样,横断山区的各族人民也不会忘记。
  不能忘记的还有为横断山考察、为青藏研究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人们。横断山区山高路险,考察途中因车祸丧生的是李文华的研究生赵宪国,人民画报随队记者郑长禄;昆明动物所动物学家彭鸿绶先生已是近70岁的人了,不听劝阻非来横断山不可,结果因高山病长眠在他所钟爱的千峰万壑的横断山大地上;农业气候学家张炯远,本来因肝硬化在家全休,听说藏东的太阳辐射观测点需要人手,强烈要求参加,结果在野外观测现场,因急性肝坏死再也没能爬起来。横断山之外,在喜马拉雅山丛中还安息着一个灵魂。那年地球物理所在亚东设立了一个地震台,29岁的梁家庆负责驻站观测。八月里的一天为迎接队友们到来,他外出打柴,不幸失足落下亚东的激流中。队友们沿着河水追出很远很远,没能发现他的踪迹,直到当年冬季枯水季节,才发现卡在河心石缝中的遗体,他被安葬在亚东的烈士陵园里......那是1975年;1998年秋季,中科院拉萨生态站的试验大田里硕果累累,当地乡亲和拉萨的许多人都吃上了农学家许毓英亲手培植的甜玉米,可是,那个种植玉米的人却离我们而去,由于一个意外事故。生态站所在地部队农场的官兵们,肃立在敞篷卡车上,卡车缓缓通过金秋的原野,通过繁华的拉萨市区,把他送往西郊的拉萨公墓,把他掩埋在他多年为之呕心沥血的土地上......
  静穆群山为墓志铭,青藏高原当铭记,那些热爱它的人们,甘愿为它献身捐躯的鞠躬尽瘁的人们,那些死者和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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